近期，在国内知名度很高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因十余亿问题贷款等受到官方调查；相关涉案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前负责人等一干人，已因经济罪嫌被捕。而细察黄氏兄弟贷款环节，系为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罪”及其延伸。黄氏及其企业的个人命运沉浮自当继续观察，与此同时，前几年曾在国内广泛议论却又不了了之的民营企业“原罪”话题，必将再度引起高度关注。
　　早在2003年，随着多位《福布斯》上榜富豪的落马，国内掀起了一场民营资本“原罪”的大讨论。很多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尽管讨论深化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对于资本“原罪”问题的讨论涉及了更深层次的权衡，即公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最终仍无法得出共识。
　　从目前所知黄氏兄弟案例的基本轮廓和悬疑，以及已为人知晓的其他一些涉及民企“原罪”的公开或半公开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中国部分民营企业的“原罪”，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去20余年中，法治及相应的金融制度、市场环境渐次完善，民营企业则是在这个过程中沉沉浮浮，现在还能活跃在舞台上的企业家情况各不相同：最终，有些靠自身的努力和勤奋积累财富，获得成功；有些是通过特权和寻租致富；有些则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通过特权、寻租或制度内在缺陷，获得企业发展稀缺的资本、土地、原料等等资源，再加上自已捕捉到住了迅速发展的商业机会，从而迅速积累财富。
　　后两种情况，构成了现存“原罪现象”的主体；具体分析其“原罪”之内涵及延续性，情形亦大异：就“原罪”类型之内涵而言，可以观察到的至少包括了“金融型”、“走私型”、“官商勾结型”（金融特权可包括在内但不止于此）、“逼良为娼型”等等；就“原罪”之延续性而言，即包括了抹平旧账、“金盆洗手”、“觉今是而昨非”的群体，竭力抹平旧账、步入健康发展途径却“有心无力”的群体，以及得意忘形、重复“原罪”模式的“罪上加罪”群体。
　　很显然，因为“原罪”情形各异，如一些善意的境外学者所建议，以一次性的“登记补税”来统一解决问题，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很容易激起巨大的道德争议。然而，“原罪”问题不可回避，也是中国经济转型走到今天不可忽视的基本事实。黄氏兄弟受调查事件及其必然的透明化，其实正把这一问题再度提到我们面前。
　　目前一些政府机构和部分官员及司法机构对“原罪”采取内心宽容、表面含混的策略，显然越来越难以为继。以笔者之见，主动有效的做法，应当是以专业方式对此问题进行严谨分类，确定不同的解决原则，在公义和务实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进而以法律或法规的方式寻求一组可行的解决方案。启动这一过程并不容易，但或迟或早，频繁的“原罪”拷问将逼使我们直面现实。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本刊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