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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建军，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作家文汇报》执行主编，著有诗集《纯情的微风》《善良的孩子》《时间之岛》《孙建军诗选》，评论集《临近诗神的道路》，长篇小说《疯人独语》《大命运》《非常朋友》等。
摘要：泸州作家肖大齐和刘盛源在《1911·合江围城》中，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传奇故事的层面，还较好地塑造了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各色人物，不仅展现了他们命运的挣扎，并且剖析了他们漂泊的灵魂。
关键词：《1911·合江围城》；纪念；革命；历史
《1911·合江围城》是一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乡土纪事，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的合江历史，也是作为合江人不应该忘记的乡土故事。泸州作家肖大齐和刘盛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历史，再现了百年之前，位于川渝黔结合部，长江出川第一港上下所凝聚的中国风云、乡土激情和人物命运。是一部在选材上就很给力的作品。首先祝贺两位作家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题材的创作，因为对于两位本土作家，这是一个值得一写并不得不写的创作题材。这也正如两位作家的创作愿望：此书是为了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献给革命先驱和乡土的先辈们。
辛亥革命发生整整一百年了，对于世界舞台，对于历史和人生，个体生命不能是时间断开的角色，更不该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地登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需要乡土和历史的记忆，它是我们成长和存在的文化之根。
因此笔者联想到了儿时的记忆，那是刚刚记事时从外婆嘴里听来的故事。外婆讲的是她刚刚记事时印象最深的故事。那时的四川荣县小城里，外婆的父亲以中医师谋生计。他交有两个好友，一个抓抓匠（中药师），一个教书匠。每有闲暇，外婆父亲的好友必到家里来。只要抓抓匠和教书匠一来，中医师便关了医馆不再接诊，必然会让还是小小姑娘的外婆提着小竹篮和大葫芦上街去，去称两斤沙胡豆，打三斤苞谷酒。然后三个人就海阔天空地“冲壳子”。在外婆的记忆里，每当三个人酒吃到脸红筋胀的时候，总是会拍桌子打板凳地吵起嘴来。而每次吵嘴情势都一样，中医师和抓抓匠总会站到一头，斥责教书匠，结论是：你赶紧收手，要不然迟早要把脑壳耍飞！
后来笔者还知道，这个教书匠叫吴玉章，他不仅没有把脑壳耍飞，还因婚姻跟两个诤友成了亲戚。后来他在成都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1911年9月回荣县，组织民军北上会攻成都，并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再后来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远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家培养人才。1917年又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二千余名学生留法。吴玉章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
那是一段天翻地覆的历史，那年月的时代情势定然和荣县小城中的故事一样，时局的动荡和前途的追忆间，早已躁动了中国大地上每一颗年轻的心。而合江地处长江出川第一县，兵家必争之地，辛亥前后的时代鲜活故事和人物沉浮命运注定会在这里精彩上演。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比较巧妙地截取了革命从武昌点燃全国并正处于焦灼、拉锯时期的历史断面，以合江围城为核心事件讲述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时，同时梳理了事件中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教育背景各色人物的人生命运，结构出了一部传奇可读性和史实思想性较好融合的长篇小说。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对于事件中袍哥文化和袍哥人物的讲述。由于辛亥革命过后的复杂历史原因，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涉及袍哥时，更多的是写其江湖行帮或绿林响马的一面，而对其在百年前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进行理性的定位和深入的解读作得较少。就吴玉章领导的保路运动而言，不是以全川袍哥为主力军的话，是不可能形成后来的声势，进而推动辛亥革命的。因此，《1911·合江围城》中的袍哥笔墨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为开掘这个题材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因为珍视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热爱故乡，我们记忆历史。作者在这部书中，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传奇故事的层面，还较好地塑造了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各色人物，不仅展现了他们命运的挣扎，并且剖析了他们漂泊的灵魂。这是文学作品思想性的要点所在。正如不能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一样，文学作品也和其他诸多形式的纪念一样，目的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让今天和未来与我们一起，来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寻找、追问、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命运和前途。《1911·合江围城》中，黄方、任大容、王锐、杨兆蓉、温筱泉等十几位文学化了的真实人物，无不带有悲剧色彩，而这些人物身上应该暗示着更多的历史思考：他们的人生结局，是机缘、运数，还是文化的基因成为了最终的推手？这些都是这部书给我们贡献的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个人命运所折射的无不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读罢《1911·合江围城》再一次感到，不能忘却的历史实在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实在太多，不容抹去的伤痛也实在太多。10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100年过去了，新旧两重天。其间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今天，当我们个人怡然地品尝物质日渐富有的生活成果的时候，当我们的国家自信而优雅地在国际舞台上“华丽转身”的时候，当我们谨慎而认真地倾听“中国奇迹”“北京共识”“金砖四国”等西方制造的新名词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告慰自1840年以来为中华民族自由、独立、富强而奋斗过的先辈们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制度选择总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还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的逻辑在于，当历史选择一种制度时，该制度必须能够改变历史、刷新历史、创造历史，唯有如此，这个制度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让我们一起坚守文学的责任吧，让我们一起倾听、期待、共同不懈努力吧，这是对先贤、先驱和先辈们最好的纪念。
摘要：泸州作家肖大齐和刘盛源在《1911·合江围城》中，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传奇故事的层面，还较好地塑造了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各色人物，不仅展现了他们命运的挣扎，并且剖析了他们漂泊的灵魂。
关键词：《1911·合江围城》；纪念；革命；历史
《1911·合江围城》是一部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乡土纪事，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一段真实的合江历史，也是作为合江人不应该忘记的乡土故事。泸州作家肖大齐和刘盛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再现了这段历史，再现了百年之前，位于川渝黔结合部，长江出川第一港上下所凝聚的中国风云、乡土激情和人物命运。是一部在选材上就很给力的作品。首先祝贺两位作家成功地完成了这个题材的创作，因为对于两位本土作家，这是一个值得一写并不得不写的创作题材。这也正如两位作家的创作愿望：此书是为了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献给革命先驱和乡土的先辈们。
辛亥革命发生整整一百年了，对于世界舞台，对于历史和人生，个体生命不能是时间断开的角色，更不该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地登场。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我们需要乡土和历史的记忆，它是我们成长和存在的文化之根。
因此笔者联想到了儿时的记忆，那是刚刚记事时从外婆嘴里听来的故事。外婆讲的是她刚刚记事时印象最深的故事。那时的四川荣县小城里，外婆的父亲以中医师谋生计。他交有两个好友，一个抓抓匠（中药师），一个教书匠。每有闲暇，外婆父亲的好友必到家里来。只要抓抓匠和教书匠一来，中医师便关了医馆不再接诊，必然会让还是小小姑娘的外婆提着小竹篮和大葫芦上街去，去称两斤沙胡豆，打三斤苞谷酒。然后三个人就海阔天空地“冲壳子”。在外婆的记忆里，每当三个人酒吃到脸红筋胀的时候，总是会拍桌子打板凳地吵起嘴来。而每次吵嘴情势都一样，中医师和抓抓匠总会站到一头，斥责教书匠，结论是：你赶紧收手，要不然迟早要把脑壳耍飞！
后来笔者还知道，这个教书匠叫吴玉章，他不仅没有把脑壳耍飞，还因婚姻跟两个诤友成了亲戚。后来他在成都领导了四川的保路运动，1911年9月回荣县，组织民军北上会攻成都，并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在全国率先脱离清王朝建立军政府，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再后来袁世凯篡国，吴玉章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远走法国，在法组建华法教育会，为国家培养人才。1917年又回国，在北京创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选送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陈毅、聂荣臻、赵世炎、蔡和森、张申府等二千余名学生留法。吴玉章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
那是一段天翻地覆的历史，那年月的时代情势定然和荣县小城中的故事一样，时局的动荡和前途的追忆间，早已躁动了中国大地上每一颗年轻的心。而合江地处长江出川第一县，兵家必争之地，辛亥前后的时代鲜活故事和人物沉浮命运注定会在这里精彩上演。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比较巧妙地截取了革命从武昌点燃全国并正处于焦灼、拉锯时期的历史断面，以合江围城为核心事件讲述惊心动魄的战争故事时，同时梳理了事件中不同社会出身、不同教育背景各色人物的人生命运，结构出了一部传奇可读性和史实思想性较好融合的长篇小说。值得提到的是作者对于事件中袍哥文化和袍哥人物的讲述。由于辛亥革命过后的复杂历史原因，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涉及袍哥时，更多的是写其江湖行帮或绿林响马的一面，而对其在百年前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作用，进行理性的定位和深入的解读作得较少。就吴玉章领导的保路运动而言，不是以全川袍哥为主力军的话，是不可能形成后来的声势，进而推动辛亥革命的。因此，《1911·合江围城》中的袍哥笔墨是值得肯定的，同时也为开掘这个题材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因为珍视和平，我们回首战争；因为热爱故乡，我们记忆历史。作者在这部书中，没有把笔墨仅仅停留在传奇故事的层面，还较好地塑造了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各色人物，不仅展现了他们命运的挣扎，并且剖析了他们漂泊的灵魂。这是文学作品思想性的要点所在。正如不能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一样，文学作品也和其他诸多形式的纪念一样，目的是让历史告诉未来，让今天和未来与我们一起，来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寻找、追问、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命运和前途。《1911·合江围城》中，黄方、任大容、王锐、杨兆蓉、温筱泉等十几位文学化了的真实人物，无不带有悲剧色彩，而这些人物身上应该暗示着更多的历史思考：他们的人生结局，是机缘、运数，还是文化的基因成为了最终的推手？这些都是这部书给我们贡献的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个人命运所折射的无不是国家民族的命运。
读罢《1911·合江围城》再一次感到，不能忘却的历史实在太多，不堪回首的记忆实在太多，不容抹去的伤痛也实在太多。100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100年过去了，新旧两重天。其间新中国60年，改革开放30年。今天，当我们个人怡然地品尝物质日渐富有的生活成果的时候，当我们的国家自信而优雅地在国际舞台上“华丽转身”的时候，当我们谨慎而认真地倾听“中国奇迹”“北京共识”“金砖四国”等西方制造的新名词的时候，我们不仅可以告慰自1840年以来为中华民族自由、独立、富强而奋斗过的先辈们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任何一种制度选择总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情境。还是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的逻辑在于，当历史选择一种制度时，该制度必须能够改变历史、刷新历史、创造历史，唯有如此，这个制度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让我们一起坚守文学的责任吧，让我们一起倾听、期待、共同不懈努力吧，这是对先贤、先驱和先辈们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