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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新颖看来，他的前半在书写湘西世界的山水和男女，后半生转而关注日常世界的坛子和缎子
他的家乡凤凰，旧称镇篁（音同甘），地处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300年前，满人为镇抚苗民，在此屯丁驻扎，留下暴虐屠杀的血腥印记。沈从文出生时，镇箪已名“凤凰厅”，社会规矩平和，兵卒土匪、平民商人各本其分。这里水网密集，河流环绕，苗汉杂处，礼俗仪式丰富多样，得现代风气之先又超出一股人想象。总之，按照沈从文的说法：“真是一个古怪地方！”
在这个“古怪地方”，沈从文成长为一个逃学、游荡的顽童。他的心总是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辨别起来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割（音同团）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刺的微声”，也记得清清楚楚。
他最着迷的是各种小铺面、小作坊和民间手艺：针铺门前的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细细磨针；皮靴店的胖皮匠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用夹板上鞋；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一面轻声唱歌，一面用铜勺舀取豆浆；铁匠铺里的小伙计舞动着细柄铁锤，火花四溅地打出一把刀、一件农具……
高小毕业后，15岁的沈从文离家当兵。此后5年，从辰州、怀化、常德到保靖、茶峒、龙潭，他还是永不厌倦地“看”一切：看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里的小贩、水手、妓女们“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也看现世的恐怖与沉痛——部队除了杀人无事可作，兵士们也司空见惯地“鉴赏”杀人。以至匪夷所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常常是他的父亲或叔伯。
作为军中的书记，沈从文最初被承认的才华，在书法方面。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值6块钱的《云摩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
后来。沈从文调到箪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负责保管、整理大量古书、字画、碑帖、文物。无事可作时，他就把旧画一轴轴取出独自鉴赏；或翻看《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那十来箱旧书也被他成天翻来覆去，慢慢地看懂了。
生命流转至此，这个高小毕业的军中小兵，进入了一个更为悠长、阔大的世界。1923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波及湘西一隅，沈从文痴痴呆呆想了4天，决定“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他沿着沅水，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再回故乡，已是10年后。1934年1月7日，沈从文从北平启程回家乡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坐在沅水的小船上，他把所闻所见所感所想写成一封封长信。报告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
这10年的前一半，“乡下人”沈从文过得牢骚满腹、穷愁不已。在北平，他报考各个学校都不被录取。食不果腹，无衣御寒；后去上海，流着鼻血，像机器一样疯狂生产着各种文学产品，以每本100元的价格卖给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他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登台讲课的情形，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传说：呆呆站了近十分钟才开口，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将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随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到了1934年返湘前，沈从文已成为被书店恭维为天才的小说家，主持着著名的京派文学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入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粱思成、林徽因的居所——北平著名的文艺沙龙，与教授、学者们座谈聚餐。
然而，在沅水的小船上，他卻恍惚重新做回了“乡下人”。1月18日下午，沈从文到达了自己第一次出门离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看着山头的夕阳和水底的圆石，开始思考何为历史——历史并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是水里的石头和砂子，河上的船和船夫，岸边的码头、河街和居民。
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张新颖说，“沈从文的这番感悟，颠倒了知识者与民众的关系。来自底层的愚夫愚妇不再是承受批判与改造的对象，他们呈现出自然自在的人性，感动、教育、改造着知识者。”
这次行程回返后，沈从文完成了小说《边城》，写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的故事，借此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长期以来，人们欣赏于这个作品的清浅单纯、美丽精致，但在这首“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背后，却隐伏着沈从文有关“民族复兴大业”的思考。
在《边城》题记的结尾，他这样写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在张新颖看来，这意味着沈从文的转变：从一个经营个人文学事业的写作者，变为一个关注新文学、以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想者。
抗战爆发后，南下昆明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眼见湘西社会在巨变中的断裂与堕落，“预备写一本大书”。这本“大书”就是《长河》。
《长河》书写了一个更加“现实”的湘西世界。“现代”来了，裹挟着空洞的理论、高蹈的政治、膨胀的权力与步步紧逼的战争，将辰河两岸的民众笼罩在无边的危险之下。沈从文将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投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自抗战以来，沈从文愈发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他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在思在想，反对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侵蚀，批判作家依附于组织或集团，和各种主流的“时代精神”争论、辩难，甚至不顾时政大局，在内战如火如荼之时。宣称以艺术和文化洗刷灵魂、重造社会。
“他的嘶喊，常常又像是絮叨。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在书中，张新颖把这些抽象、纠缠的思想，一一铺展开来。“我知道这些不好看，但很重要，甚至比他前半生的文学成就还重要。这个人这么痛苦，又这么倔强。”
时间到了1949年。沈从文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桃红色文学的代表”，被完全孤立在时代的分水岭上，一度绝望痛苦至“精神失常”。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状态由激烈转为静谧。他觉得自己“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试图恢复。8月，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他写信给张兆和，说自己已从自毁与疯狂中醒来，“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
在张新颖看来，这只掉头的船，依旧漂流在原来的生命之河上。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杂文物”研究，关心的是绸子缎子、坛子罐子、扇子马鞍、酒杯茶杯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日用杂物。在很多“内行”的专家看来，这些东西杂乱无章、琐碎无用，算不算得上文物、有没有价值都值得怀疑；但于他眼中却相互勾连、生气勃勃。从中可以触摸到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正是他在前半生反复书写的“水边的故事”，那个坚韧淳朴、元气淋漓的文学世界，在此悄然复活。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成了一个时代难以挥去的意象。旧日的同行，丁玲、茅盾、巴金、老舍“赫赫煊煊，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沈从文则本本分分地在历史博物馆上班，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把参观的人送走后，他就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
这个沧桑的背影令人唏嘘，但张新颖从中看到的却是生命的坚韧、强悍。“一个知识分子，在苦难与绝境中仍抱持着信念，创造一份事业，以此安身立命。这就是这个人特殊的本事。”
这个历史博物馆里的老人，血压总在200以上，一天还有一两个小时心脏发痛，却整日在库房转悠，用漂亮的章草规规矩矩地抄卡片。他也去做讲解员，上到学生、干部，下到小脚老太太，都接待过，有时一个展柜讲两三个小时，“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汪曾祺语）。
“文革”期间，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千校。他住在山坡上的小学校里，屋顶破漏。太阳暴晒，有如蒸笼；暴雨来袭，房里又淹成了河。他随身带着《服饰资料》的手稿，身边没有任何书和资料，完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风雨泥泞中，他甚至作起了诗——以旧体诗的形式写历史文化的发展。写诗期间，他生活的一般情景是：“日间执雨伞在室中来回走动工作，晚上则床下一片蛙鸣，与窗外田蛙相呼应，间以身长二米之锦纹蛇咯咯鸣声，共同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 1981年，拖延了约17年，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著作。在沈从文79岁那年终于问世。他用30年拓开了另一片天地，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上，以学术的方式做了另一种“水边的抒情诗人”。
此前一年，他应傅汉思、张充和的邀请，去了一趟美国，自嘲为“如‘熊猫’给人看看”。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美国汉学家、沈从文研究学者金介甫也坐在台下，他说，沈从文的语调既有中国传统学者的谦逊，又流露出欢欢喜喜的精神，“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上世纪80年代是沈从文“重新出土”的时刻。从反动作家到文学大师，从摆弄废品破烂的无用外行到备受推崇的学科奠基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历了巨大的身份颠倒，收获着迟来的声誉。
然而，这尊欢欢喜喜的“弥勒佛”，却越来越爱流泪了。回乡听到久违的傩堂戏，“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来访的记者听了他“文革”中扫女厕所的经历，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他抱着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是沈从文19岁时所写。他拿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他的性格中有很多相反的要素，敏感脆弱，固执强悍，单纯温厚、深沉复杂……这样一来，他的生命幅度就被拉开了，特别丰富、宽广。”
从1985年初读沈从文，到2018年完成沈从文前、后半生的传记，张新颖自称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并未将自己的解读注入研究对象。相反，“是我不断从沈从文那里收获营养和启发，去思考更复杂、更根本的问题。”
“不论写前半生还是后半生，我想呈现的都不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个人与时代如何相处的问题。”张新颖说。如果说同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或者做了时代的弄潮儿随波逐流，或者做了时代的受难者销声匿迹，“沈从文就是他这一个，特殊的一个”。他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在时代潮流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绝境中拯救自我，顽强工作，做出一份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1957年“五一”勞动节的深夜，沈从文在信中向张兆和抒发他投射到艒艒船上的情怀：“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
他的家乡凤凰，旧称镇篁（音同甘），地处黔北、川东、湘西间极偏僻的角隅上。300年前，满人为镇抚苗民，在此屯丁驻扎，留下暴虐屠杀的血腥印记。沈从文出生时，镇箪已名“凤凰厅”，社会规矩平和，兵卒土匪、平民商人各本其分。这里水网密集，河流环绕，苗汉杂处，礼俗仪式丰富多样，得现代风气之先又超出一股人想象。总之，按照沈从文的说法：“真是一个古怪地方！”
在这个“古怪地方”，沈从文成长为一个逃学、游荡的顽童。他的心总是为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辨别起来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割（音同团）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泼刺的微声”，也记得清清楚楚。
他最着迷的是各种小铺面、小作坊和民间手艺：针铺门前的老人戴了极大的眼镜细细磨针；皮靴店的胖皮匠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用夹板上鞋；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一面轻声唱歌，一面用铜勺舀取豆浆；铁匠铺里的小伙计舞动着细柄铁锤，火花四溅地打出一把刀、一件农具……
高小毕业后，15岁的沈从文离家当兵。此后5年，从辰州、怀化、常德到保靖、茶峒、龙潭，他还是永不厌倦地“看”一切：看膏药铺、豆腐坊、南货铺、烟馆里的小贩、水手、妓女们“如何快乐又如何忧愁”，也看现世的恐怖与沉痛——部队除了杀人无事可作，兵士们也司空见惯地“鉴赏”杀人。以至匪夷所思——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常常是他的父亲或叔伯。
作为军中的书记，沈从文最初被承认的才华，在书法方面。这个一个月挣不了几块钱的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值6块钱的《云摩碑》，值5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5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
后来。沈从文调到箪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书记，负责保管、整理大量古书、字画、碑帖、文物。无事可作时，他就把旧画一轴轴取出独自鉴赏；或翻看《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那十来箱旧书也被他成天翻来覆去，慢慢地看懂了。
生命流转至此，这个高小毕业的军中小兵，进入了一个更为悠长、阔大的世界。1923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波及湘西一隅，沈从文痴痴呆呆想了4天，决定“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他沿着沅水，出湖南，经汉口，到郑州，转徐州，又转天津，19天后，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真的历史是一条河
再回故乡，已是10年后。1934年1月7日，沈从文从北平启程回家乡凤凰，探望病危的母亲。坐在沅水的小船上，他把所闻所见所感所想写成一封封长信。报告给新婚不久的妻子张兆和。
这10年的前一半，“乡下人”沈从文过得牢骚满腹、穷愁不已。在北平，他报考各个学校都不被录取。食不果腹，无衣御寒；后去上海，流着鼻血，像机器一样疯狂生产着各种文学产品，以每本100元的价格卖给街头新兴的小书店。他第一次在中国公学登台讲课的情形，已成为广为人知的传说：呆呆站了近十分钟才开口，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将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随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到了1934年返湘前，沈从文已成为被书店恭维为天才的小说家，主持着著名的京派文学阵地《大公报·文艺副刊》，出入东城北总布胡同三号粱思成、林徽因的居所——北平著名的文艺沙龙，与教授、学者们座谈聚餐。
然而，在沅水的小船上，他卻恍惚重新做回了“乡下人”。1月18日下午，沈从文到达了自己第一次出门离家“混日子”的辰州河段，看着山头的夕阳和水底的圆石，开始思考何为历史——历史并不是用文字写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杀的宏大故事；真的历史是一条河，是水里的石头和砂子，河上的船和船夫，岸边的码头、河街和居民。
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这样写道：“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分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
“如果没有遇到这段文字，我就可能走不进沈从文的世界。”张新颖说，“沈从文的这番感悟，颠倒了知识者与民众的关系。来自底层的愚夫愚妇不再是承受批判与改造的对象，他们呈现出自然自在的人性，感动、教育、改造着知识者。”
这次行程回返后，沈从文完成了小说《边城》，写一个名为茶峒的小山城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的故事，借此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长期以来，人们欣赏于这个作品的清浅单纯、美丽精致，但在这首“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背后，却隐伏着沈从文有关“民族复兴大业”的思考。
在《边城》题记的结尾，他这样写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在张新颖看来，这意味着沈从文的转变：从一个经营个人文学事业的写作者，变为一个关注新文学、以至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思想者。
抗战爆发后，南下昆明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眼见湘西社会在巨变中的断裂与堕落，“预备写一本大书”。这本“大书”就是《长河》。
《长河》书写了一个更加“现实”的湘西世界。“现代”来了，裹挟着空洞的理论、高蹈的政治、膨胀的权力与步步紧逼的战争，将辰河两岸的民众笼罩在无边的危险之下。沈从文将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投注其中，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自抗战以来，沈从文愈发敏感于个人与时代之间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他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在思在想，反对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侵蚀，批判作家依附于组织或集团，和各种主流的“时代精神”争论、辩难，甚至不顾时政大局，在内战如火如荼之时。宣称以艺术和文化洗刷灵魂、重造社会。
“他的嘶喊，常常又像是絮叨。荒唐滑稽，犹如痴人说梦。”在书中，张新颖把这些抽象、纠缠的思想，一一铺展开来。“我知道这些不好看，但很重要，甚至比他前半生的文学成就还重要。这个人这么痛苦，又这么倔强。”
时间到了1949年。沈从文作为“地主阶级的弄臣”“桃红色文学的代表”，被完全孤立在时代的分水岭上，一度绝望痛苦至“精神失常”。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
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状态由激烈转为静谧。他觉得自己“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但同时也一直挣扎着试图恢复。8月，沈从文到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转攻古代工艺美术史。他写信给张兆和，说自己已从自毁与疯狂中醒来，“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
在张新颖看来，这只掉头的船，依旧漂流在原来的生命之河上。沈从文把他的研究叫“杂文物”研究，关心的是绸子缎子、坛子罐子、扇子马鞍、酒杯茶杯等等“不登大雅之堂”的日用杂物。在很多“内行”的专家看来，这些东西杂乱无章、琐碎无用，算不算得上文物、有没有价值都值得怀疑；但于他眼中却相互勾连、生气勃勃。从中可以触摸到千百年来普通人民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这正是他在前半生反复书写的“水边的故事”，那个坚韧淳朴、元气淋漓的文学世界，在此悄然复活。
“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成了一个时代难以挥去的意象。旧日的同行，丁玲、茅盾、巴金、老舍“赫赫煊煊，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沈从文则本本分分地在历史博物馆上班，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工作结束已是暮色苍茫，把参观的人送走后，他就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
这个沧桑的背影令人唏嘘，但张新颖从中看到的却是生命的坚韧、强悍。“一个知识分子，在苦难与绝境中仍抱持着信念，创造一份事业，以此安身立命。这就是这个人特殊的本事。”
这个历史博物馆里的老人，血压总在200以上，一天还有一两个小时心脏发痛，却整日在库房转悠，用漂亮的章草规规矩矩地抄卡片。他也去做讲解员，上到学生、干部，下到小脚老太太，都接待过，有时一个展柜讲两三个小时，“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汪曾祺语）。
“文革”期间，沈从文被下放到湖北千校。他住在山坡上的小学校里，屋顶破漏。太阳暴晒，有如蒸笼；暴雨来袭，房里又淹成了河。他随身带着《服饰资料》的手稿，身边没有任何书和资料，完全凭记忆把想到的修改补充处，用签条记下来备忘。
风雨泥泞中，他甚至作起了诗——以旧体诗的形式写历史文化的发展。写诗期间，他生活的一般情景是：“日间执雨伞在室中来回走动工作，晚上则床下一片蛙鸣，与窗外田蛙相呼应，间以身长二米之锦纹蛇咯咯鸣声，共同形成一生少经的崭新环境。” 1981年，拖延了约17年，更名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著作。在沈从文79岁那年终于问世。他用30年拓开了另一片天地，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上，以学术的方式做了另一种“水边的抒情诗人”。
此前一年，他应傅汉思、张充和的邀请，去了一趟美国，自嘲为“如‘熊猫’给人看看”。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美国汉学家、沈从文研究学者金介甫也坐在台下，他说，沈从文的语调既有中国传统学者的谦逊，又流露出欢欢喜喜的精神，“活像一尊‘小佛爷’，一尊‘弥勒佛”’。
上世纪80年代是沈从文“重新出土”的时刻。从反动作家到文学大师，从摆弄废品破烂的无用外行到备受推崇的学科奠基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历了巨大的身份颠倒，收获着迟来的声誉。
然而，这尊欢欢喜喜的“弥勒佛”，却越来越爱流泪了。回乡听到久违的傩堂戏，“眼睛里流满泪水，又滴在手背上”；来访的记者听了他“文革”中扫女厕所的经历，说了句“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他抱着记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1987年，黄永玉得到一张碑文拓片，是沈从文19岁时所写。他拿给表叔看，沈从文注视了好一会儿，静静地哭了。黄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你19岁就写得那么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气！永玉六十多岁也写不出……”
“他的性格中有很多相反的要素，敏感脆弱，固执强悍，单纯温厚、深沉复杂……这样一来，他的生命幅度就被拉开了，特别丰富、宽广。”
从1985年初读沈从文，到2018年完成沈从文前、后半生的传记，张新颖自称不是一个“合格”的研究者，并未将自己的解读注入研究对象。相反，“是我不断从沈从文那里收获营养和启发，去思考更复杂、更根本的问题。”
“不论写前半生还是后半生，我想呈现的都不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个人与时代如何相处的问题。”张新颖说。如果说同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或者做了时代的弄潮儿随波逐流，或者做了时代的受难者销声匿迹，“沈从文就是他这一个，特殊的一个”。他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在时代潮流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在绝境中拯救自我，顽强工作，做出一份有益于人类的事业。
1957年“五一”勞动节的深夜，沈从文在信中向张兆和抒发他投射到艒艒船上的情怀：“这些艒艒船是何人创造的？虽那么小，那么跳动——平时没有行走，只要有小小波浪也动荡不止，可是即到大浪中也不会翻沉。因为照式样看来，是绝不至于翻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