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所说的“西方”，主要指欧洲，也包括18世纪以后的北美洲的美国和加拿大，而“文化”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哲学、思想、文学、艺术、科学、习俗等等。“西方”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欧洲人从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出发，将地中海东岸一带和亚洲西部称为近东，将亚洲东部则称为远东，他们自己所处的位置自然成了西方。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已包含了太多的历史、文化、政治的内涵。譬如，“西方”曾经一度就等于资本主义列强；而“东方”则大体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代名词。
　　所谓“他者”（the other），就是“指主导性主体以外的一个不熟悉的对立面或否定因素，因为它的存在，主体的权威才得以界定。西方之所以自视优越，正是因为它把殖民地人民看作是没有力量、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思考和统治的能力的结果。”英国当代学者艾勒克·博埃默说：“对欧洲的中心地位、技术成就以及发展模式的笃信，把对于异域的好奇心和兴趣中性化，这些都是很难改变的。西方的准则就是人类通行的常规，世界就该是这种样子。因此T·S·艾略特在《荒原》中，把支离破碎的社会图景和多国语言的呓语不是安排在恒河平原，而是安排在伦敦，不是没有道理的。一般说来，欧洲在引用外国文化时所表达的是对自己的关怀。殖民地的文化只是宗主国在自我质询时使用的催化剂。”
　　当代著名理论家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引用了欧洲中世纪神学家圣维克多的雨果一段话：“发现世上只有家乡好的人只是一个稚嫩的雏儿；认为每一块土地都像自己的家乡一样好的人已经强壮；但只有当认识到整个世界都不属于自己时一个人才最终走向完善。”萨义德接着说道：“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这两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首先，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具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其次，西方文化只有在与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的比较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认识；再次，学习西方文化无疑可以使我们反观自身的文化，使我们对中国文化获得更深入、甚至是更独到的理解和认识。
　　西方文化是相对于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而言的。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用自己的眼光，凭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知识和文化积累去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或学者，无论你借鉴和运用了多少西方的思想和方法，你的研究必然首先是中国的。对于西方文化，你永远是一个“他者”，正如对于中国文化，外国学者也永远只是“他者”一样。对于自我的认识不能仅仅通过自我来完成，必须借助于一个参照，一个不同于自我的“他者”形象来完成。只有在与“他者”的比较中，“我”才能知道自己是“谁”；只有通过“他者”的眼光，“我”才能确认自己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因此，我们在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化之前，应当约略地知道什么是东方文化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与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西北深入亚洲内陆，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天下”是由四海之内的诸夏和“四夷”共同构成。《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古代历史上由于历代王朝总是以大国自居，并不重视在海洋的发展，在清朝时更是实施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半封闭型的大河内陆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东部为农业区，西北部主要是游牧区，也由此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又相互补充。东部的农耕经济又占优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中国古代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在宏观上主要强调“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从而也形成了辉煌的农业文明。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来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我们正是在此基础上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有其共同的源头，共同的发展规律和轨迹，以及共同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影响。因此，总体上概括和描述西方文化还是有可能的。但是，西方文化内部又存在十分惊人的差异性、多样性，甚至矛盾性，这使得我们又必须注重对个别的、具体的、特殊的文化现象的把握和分析。
　　西方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混合体，它代表着先前多种文明成就的融合。其中有三种文化，即古典文化、希伯莱文化和哥特文化，似乎特别显著地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发展。这里的古典文化指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西方学者认为，“古典文化发端于希腊，并在古罗马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人们通常所指的生活的世俗方面。我们的教育体系、民政机构、科学以及许多艺术和手工艺，都可溯源于古典文化……古希腊人和罗马人试图创造一个秩序井然的理智社会，使人类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类的成就最终得到鼓励……那种将人视为崇高的理性动物的观点，便是古典文化的最终成就。”“希伯莱文化的特点却在于它对纯洁心灵的赞美，而不在于对敏捷思维的强调。”哥特人则被认为是日尔曼部落中最凶暴、最活跃的一支。哥特人的主要特点是躁动不安和激情好动。他们没有在书面文学、艺术形式以及文化装饰品方面作出贡献，但是，“他们对个人自由理想的强调、对怪诞事物的迷恋、对妇女的神秘态度以及个人对首领的忠诚等观念，在创造中世纪和后来的欧洲生活形态过程中也颇有影响力。”
　　西方文化大致包括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世纪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19世纪西方文化、20世纪西方文化等内容。
　　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其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地理和历史原因。我们知道，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中北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希腊。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东达小亚细亚、叙利亚，南达埃及、北非，西达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北达黑海。它三面临海，海岸线曲折而漫长，有利于文学的吸收和传播。希腊文化发源于克里特岛，并可以上溯到古埃及。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当欧洲中部部落入侵爱琴海区域时，并未带来任何形式的文化。相反，当他们向南进入伯罗奔尼撒时，却发现一个文化正等待着他们，即迈锡尼人的丰富文化遗产。他们在征服土地的同时，文化上却被反征服了。这种情形就如同中国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汉民族一样。
　　关于爱琴海名称的来历，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雅典王埃勾斯之子忒修斯作为七对童男童女中的一员，献祭给南海（克里特）的牛怪弥洛陶洛斯。忒修斯借助于克里特公主阿里阿德涅赠送的两件宝物魔剑和金线团杀死了怪兽，逃出了迷宫。但在逃离追兵时忘记了将黑帆换成白帆。埃勾斯以为儿子必死无疑，纵身跳进了这片蓝色的大海。后人为了纪念这位雅典王，便将这片大海取名为埃勾斯海，即爱琴海。
　　希腊是海洋国家，在这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商业和交通，商业的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润，这样商业的发展必定会刺激人们的各种私欲的发展，这种精神品格以后又成了西方人本主义传统的文化精神源头。希腊人生活在一个夏季炎热、干燥，冬季短暂的国度里，这里一年四季几乎都适宜于庄稼的生长。他们无须准备御冬的食物、温暖的住房。他们的社交活动一般都在户外进行。他们生活简朴，不必采取复杂的生活方式。中国则属大陆国家，这里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农业。农业的根本在于土地，土地搬不走，所以要定居，定居后繁衍，故有大家族，有家族崇拜，有“家邦社会”，于是也就有了儒家学说，强调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自强不息”的精神。农业的关键还在于勤劳节俭、团结合作，以及与各种自然灾害作不懈斗争，所以中国神话赞美一砖一石的劳动，歌颂坚韧不拔的意志，崇尚温柔敦厚的恬静美。同时，古代希腊由于商业、交通的发展，人民向往整一、系统的生活，其神话与此吻合，也渐渐被编撰得体系完整、丰富多彩；中国过早发展起来的定居农耕生活，是一种原始的“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一个个分散的氏族部落，犹如一处处“世外桃园”，虽“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愚公宁肯子子孙孙搬山不止，也不愿搬家迁徙。这种封闭自足、与世隔绝的农耕生活自然不利于文化的整合，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神话也只能是零散的、缺乏联系的、自生自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先生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当然，西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人类其他文化的影响下，在与人类其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源头是古希腊文化，而古希腊文化并非横空出世，它是在接受了西亚两河流域和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的影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督教文化则是古代希伯莱文化与希腊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西方文化丰富而复杂，新颖而富有变化，就像浩瀚的大海，经常改变着它的颜色，孕育着无限的生命。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又叫爱琴海文化，或爱琴海文明，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下海”，去大海里游泳，或去大海里学习游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