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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是一种极具发展潜力的新的经济形态，目前仍处于早期，GDP在数字经济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需要新的衡量标准。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数字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它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络化提高配置效率，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已成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数字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发展速度、新的全球化、新的公民素质、新的衡量标准八个方面（见表1）。
一、数字技术是新的通用目的技术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一类技术至关重要，它是推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对人类经济社会转型会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Bresnahan 和Trajtenberg （1995）认为，通用目的技术具有三个基本特性：1.普遍性（pervasiveness）;2.持续改进（Improvement）;3.催生创新（Innovation spawning）。
驱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以及驱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和内燃机，是历史上最典型、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是数字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最新、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典型代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最新的时代特征。
二、信息网络系统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基础设施就是用来传输这三大要素的社会系统。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和能量是主要的传输对象，基础设施主要有交通运输、管道运输和电网三大类型，即以“铁公机”和“水电气”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比特）成为重要的传输对象。作为传输信息的通道，通信网络是数字世界的“高速公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设施。于是，存储能力、计算能力与传输能力共同构成了信息网络系统，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也在加快数字化升级，如智能电网、安装传感器的高速公路等，它们成为具有数字化组件的混合基础设施，具有了更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总之，信息网络系统和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共同构成了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三、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人们从事商品和劳务生产所必备的基本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元素。生产要素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构成、不同的作用机理。
（一）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和劳动。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机器设备这一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下半叶，以电气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资本作用进一步强化的同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即“经理革命”，企业家才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
（二）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与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人类社会正在被网络化连接、数据化描绘和融合化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人们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信息和数据的总量迅猛增加。数据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了资源、资本、人才全要素生产率，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推动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数据成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见表2）。
（三）生产要素的五元论
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生产要素四元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个“四位一体”公式概括了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中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普遍接受。现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四元论，我们可称之为“五元论”（见表3）。预计未来数据所有者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参与到生产分配过程中。
四、大规模定制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流水线是20世纪最主流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生产的代名词，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高效率和个性化是生产制造中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流水线作业通过牺牲个性化来提高效率，促进了20世纪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进入21世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更加追求个性化产品，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同时实现高效率和个性化具备了可能。
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制造范式，它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效率，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其产业组织方式向模块化、网络化和生态化发展，研发、设计的社会化参与特征明显。
数字经济时代，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借助丰富的产品设计程序和模板，搭配社区网络媒体的扩散效应以及用户之间的互动机制，创新者转变为制造者的成本迅速降低，工厂化生产开始转向社会化生产。（见表4）
五、持续的指数增长谱写新的发展速度
新石器时代历经一万年的漫长演进才进入青铜时代，又经4000年的发展迈入铁器时代，3000年后迎来工业时代。二百年的工业文明已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又进入数字时代，人们迎来一股更加波澜壮阔的发展浪潮。 在工业时代，电、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在美国的普及应用分别用了46年、35年、31年和26年。数字时代，PC、移动电话、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仅分别用了16年、13年、7年和5年，技术普及速度越来越快（见图）。
数字技术一日千里，数字产品日新月异。QQ同时在线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11年，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6年，微信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433天，摩拜单车日订单量突破2000万仅用1年。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构传统产业链，不断创造新的发展神话。
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技术进步由线性增长进入指数增长，人类社会呈加速发展状态。根据OpenAI在2018年5月发布的《AI与计算》报告，从2012年开始人工智能训练所用的计算量呈现指数增长，平均每3.43个月便会翻倍。自2012年以来，AI算力增长了超过 30万倍，增长速度甚至大大超越了摩尔定律。然而，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持续不断的指数增长，尤其会严重低估最后数据的规模。
六、数字素养成为公民的基本素质
在数字时代，知识经济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形式，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世界主要国家十分重视公民数字素养的培育。美国把数字素养作为“21世纪技能”中三大必备技能之一。欧盟将数字素养作为公民核心素养予以强调，提出了包含5个素养域的数字素养框架：
1.信息域（Information），即识别、定位、检索、存储、组织和分析数字信息，判断信息相关性的能力;2.交流域（Communication），即通过网络数字工具共享资源、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参与网络社区互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简言之为数字环境中交流的能力;3.内容创建域（Content Creation），即从文字处理到图形图像、视频等的创建和编辑新内容的能力，重新整合先前知识和内容，产生信息的创意式表达以及媒体输出和编程，并合理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4.安全意识域（Safety），即个人防护、数据维护、数字身份保护、安全措施、可持续利用的能力;5.问题解决域（Problem Solving），即确定数字信息需求，根据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数字工具，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问题，创新性使用技术，并能解决技术问题。
七、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新的经济衡量标准
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用人口数量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业经济时代，特别是二战之后，GDP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其历史贡献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前，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过渡，而GDP是针对工业经济设计的指标，在数字经济时代则力不从心。
（一）免费：原先需要付费的产品和服务变成免费提供
由于GDP仅以市场价格记录交易，它完全无视人们可能获得的免费服务。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哈尔·范里安曾指出：“GDP难以处理免费问题”，并敦促政府研究衡量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其他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免费的服务触手可及。电子邮件、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在线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服務的边际成本为零，用户往往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就可以使用，这部分价值难以纳入GDP核算中。谷歌、Facebook、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在GDP核算中的价值仅在于它们所销售的广告，对人类的重要贡献远未得到体现。
在流媒体崛起前，最痴迷的音乐爱好者所拥有的歌曲数量也只能占到当今一个孩子通过QQ音乐所免费获得的千万曲库中的一小部分。数字经济使每个人欣赏更多的音乐，变得更加富有。而音乐的市场规模则在下降，美国的音乐支出从1999年的209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75.7亿美元 。从GDP角度看，流媒体音乐的兴起反而使人们变得贫穷。实际上，音乐的价值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价格。
（二）自助服务：使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其价值不被核算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活动不仅可变成免费的，自助服务也可使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免费，这部分价值就不在GDP中体现。
当前自助服务日益盛行，如银行ATM机、自助点餐、无人超市、在线预订机票和酒店等。人们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也直接参与了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了“生产者”。这部分由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原本是由服务方全部负责并计入GDP核算，变成自助服务后就不再计入。自助服务使市场活动变成了非市场活动，减少了GDP的核算内容。
（三）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价格统计是一种挑战
价格是GDP核算的灵魂。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挑战价格统计。
1.对不变价GDP核算带来挑战。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相当一部分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却不断下降。网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苹果公司每发布一款新智能手机，其性能都会得到极大提升，而价格却相对稳定。2011年美国人花费749美元就可购买一部iPhone 4S（32GB），2017年则可以花费更低的价格（699美元）购买一部性能更加强大的iPhone 8（64GB）。这种情况不仅对价格指数编制是挑战，对不变价GDP核算也是一种挑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2017年）指出：“现行的不变价GDP核算以价格指数缩减法为主，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属于物量增长。在价格指数的编制中，如果不能准确地度量这种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客观地反映出纯粹的价格变化，那么不变价GDP核算也就难以体现出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个性化定制使得可比价格测度更加困难。数字经济为满足个性化需求、创造个性化供给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市场供求的个性化程度要远大于以往，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使得不同时期、不同类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加不可比。随着各类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独特，不同质量产品的估价也变得更加复杂。 3.会员包月服务加大了单位价格的核算难度。在许多互联网服务的定价模型中，基本版可以免费使用，增强版只提供给付费用户使用并且大多没有数量限制。包月服务和订阅服务就是典型的代表。例如，对于订阅了无限下载音乐服务的消费者来说，下载5首还是10首歌曲在支付价格上是无差异的。这意味着货币交易即使记录下来也无法反映数字产品的数量，也就是说无法对单位价格进行观测。
（四）分享经济给GDP统计方法带来挑战
分享经济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在购买和长租之后，高频的短租成为人们获取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方式。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给GDP的统计带来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1.现行统计方法难以涵盖居民个人。国家统计局采用生产法来统计GDP，即通过三大产业增加值汇总得出。其数据依据是规模以上企业直报数据，规模以下企业采取调查估算数据。分享经济模式下，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统计上称为“生产者”）多是居民个人，而现行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从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来获取生产数据，难以覆盖居民个人，因此现行GDP统计把这部分分享经济排除在外，造成对GDP的低估。
2.分享经济对GDP 核算时如何划分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挑战。在现行GDP 核算中，居民购买的轿车属于消费品，但如果将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这些轿车就已不是纯粹的消费品，它们被投入到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回报，这实际上是发挥了投资品的作用。这就对GDP 核算时将这些轿车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处理，或多大比例作为消费品、多大比例作为投资品处理带来挑战。
3.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分享闲置日用品带来挑战。在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在购买时计入居民消费支出，在销售出去时以负值计入居民消费支出。这种处理方法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居民的闲置日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把日用消费品分享给其他人和作为垃圾扔掉在GDP核算上是没有区别的。
（五）知识产权跨境流动带来“搭便车”问题
数字产品的主要投入是知识和技术，每一样数字产品都包含着大量的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的虚拟性、便捷流动性、高附加值性，未被监管到的知识产权跨境流动会造成其附加值在各国的错误统计，也就造成了国际上的GDP核算误差。
由于公司内部的信息和资源共享、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等原因，知识产权资产在全球多个国家跨境流动并产生高附加值，并且往往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研发者）和实际使用者（产品生产者）并不属于同一国家。被“转移”的知识产权资产的附加值会被纳入各国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但并未被记录在跨境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这会造成产品研发部门所在国的GDP被低估，而生产部门所在国的GDP被高估。
（六）小结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试图利用计量技术对计算机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却得到了大跌眼镜的结论——统计显示，计算机几乎对生产率没有贡献，对GDP的贡献也很小。索洛（1987）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这就是著名的“索罗悖论”（Solow Paradox），也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
GDP统计的是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和，只有被统计指标纳入到“市场”的经济活动，才计入GDP。如黑市交易、私人海外代购、部分家政服务就属于“未观测经济”，虽然真实发生，但难以纳入统计;只有支付“价格”，才有可能纳入统计，而像家庭勞动、用微信发信息、浏览网络新闻，这些免费服务就不被纳入。
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评估标准也要改变。GDP在数字经济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新的衡量标准。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非货币指标成为人们衡量经济发展的参考指标。
电驱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基于电的基础作用和通用意义，“用电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推出“克强指数”，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即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分析经济运行状况。“耗电量”位列三大核心指标之一。
云是驱动数字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云将重新定义智慧，开启从解放体力劳动到解放脑力劳动的转变，促进数字红利的充分释放。“用云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新指标。正如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指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云化程度。工业时代，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就是用电量、耗电量，工业用多少电、民用多少电。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大家通过计算云的数量，来衡量发展程度。”
八、人类还处于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最近三十年，人类世界已被数字经济极大改变。长远来看，我们还处于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未来将会有更多产品“连上网”、“接入云”，而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7年信息经济报告》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仍处于数字经济的早期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也指出：“上世纪90年代发明万维网以后，信息领域虽然不断冒出新的热词，但一直没有出现称得上基本创新的重大发明。” “信息技术的前景十分光明，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8%的美国经济发挥出了其所拥有的‘数字科技潜力’。有些专家断言，对信息时代而言，人类现在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只是相当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时代。”
数字经济的未来，未知远大于已知。我们有幸经历并见证一场伟大的数字革命，有幸创造并谱写一个伟大的数字时代。
参考文献：
1.马化腾，孟昭莉，闫德利，王花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05.
2.黄群慧，贺俊等.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3.闫德利，高晓雨.数字经济：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J].互联网天地，2017（07）.
4.闫德利.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N].人民邮电报，2017-07-07.
5.高晓雨，王涛，闫德利.数字经济时代GDP核算问题研究[J].电信技术，2017（12）.
6.许宪春.新经济的作用及其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J].经济纵横，2016 （09）.
（作者系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部主任）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是数字革命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它以数字化丰富要素供给，以网络化提高配置效率，以智能化提升产出效能，已成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数字经济之新，主要体现在新的通用目的技术、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生产要素、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发展速度、新的全球化、新的公民素质、新的衡量标准八个方面（见表1）。
一、数字技术是新的通用目的技术
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一类技术至关重要，它是推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对人类经济社会转型会产生深远影响，经济学家称之为通用目的技术。Bresnahan 和Trajtenberg （1995）认为，通用目的技术具有三个基本特性：1.普遍性（pervasiveness）;2.持续改进（Improvement）;3.催生创新（Innovation spawning）。
驱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机以及驱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和内燃机，是历史上最典型、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当前，数字技术蓬勃发展，是数字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是最新、最重要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典型代表，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是最新的时代特征。
二、信息网络系统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客观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大要素构成，基础设施就是用来传输这三大要素的社会系统。在工业经济时代，物质和能量是主要的传输对象，基础设施主要有交通运输、管道运输和电网三大类型，即以“铁公机”和“水电气”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比特）成为重要的传输对象。作为传输信息的通道，通信网络是数字世界的“高速公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基础设施。于是，存储能力、计算能力与传输能力共同构成了信息网络系统，成为新的基础设施。
传统物理基础设施也在加快数字化升级，如智能电网、安装传感器的高速公路等，它们成为具有数字化组件的混合基础设施，具有了更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总之，信息网络系统和物理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共同构成了数字世界的基础设施，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
三、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是人们从事商品和劳务生产所必备的基本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元素。生产要素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构成、不同的作用机理。
（一）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
在长达数千年的农业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土地和劳动。18世纪60年代，以蒸汽机的改良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机器设备这一物质资本成为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19世纪下半叶，以电气化为基本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德、美两国率先发生。资本作用进一步强化的同时，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日益分离，企业家从劳动大军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即“经理革命”，企业家才开始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
（二）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并与经济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交汇融合，人类社会正在被网络化连接、数据化描绘和融合化发展。在这一进程中，人们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大提高，信息和数据的总量迅猛增加。数据的充分挖掘和有效利用，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了资源、资本、人才全要素生产率，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推动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数据成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全新的数字经济时代（见表2）。
（三）生产要素的五元论
1890年，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生产要素四元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个“四位一体”公式概括了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的中心，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普遍接受。现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突破了生产要素的四元论，我们可称之为“五元论”（见表3）。预计未来数据所有者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参与到生产分配过程中。
四、大规模定制成为新的生产方式
流水线是20世纪最主流的生产方式，是大规模生产的代名词，也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高效率和个性化是生产制造中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流水线作业通过牺牲个性化来提高效率，促进了20世纪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进入21世紀，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更加追求个性化产品，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同时实现高效率和个性化具备了可能。
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制造范式，它是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效率，为客户提供多样化和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其产业组织方式向模块化、网络化和生态化发展，研发、设计的社会化参与特征明显。
数字经济时代，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可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重要特征。借助丰富的产品设计程序和模板，搭配社区网络媒体的扩散效应以及用户之间的互动机制，创新者转变为制造者的成本迅速降低，工厂化生产开始转向社会化生产。（见表4）
五、持续的指数增长谱写新的发展速度
新石器时代历经一万年的漫长演进才进入青铜时代，又经4000年的发展迈入铁器时代，3000年后迎来工业时代。二百年的工业文明已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又进入数字时代，人们迎来一股更加波澜壮阔的发展浪潮。 在工业时代，电、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在美国的普及应用分别用了46年、35年、31年和26年。数字时代，PC、移动电话、互联网、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仅分别用了16年、13年、7年和5年，技术普及速度越来越快（见图）。
数字技术一日千里，数字产品日新月异。QQ同时在线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11年，新浪微博日活跃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6年，微信用户数达到1亿用了433天，摩拜单车日订单量突破2000万仅用1年。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以摧枯拉朽之势重构传统产业链，不断创造新的发展神话。
在摩尔定律的驱动下，技术进步由线性增长进入指数增长，人类社会呈加速发展状态。根据OpenAI在2018年5月发布的《AI与计算》报告，从2012年开始人工智能训练所用的计算量呈现指数增长，平均每3.43个月便会翻倍。自2012年以来，AI算力增长了超过 30万倍，增长速度甚至大大超越了摩尔定律。然而，人们很难理解这种持续不断的指数增长，尤其会严重低估最后数据的规模。
六、数字素养成为公民的基本素质
在数字时代，知识经济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增长形式，数字素养成为对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世界主要国家十分重视公民数字素养的培育。美国把数字素养作为“21世纪技能”中三大必备技能之一。欧盟将数字素养作为公民核心素养予以强调，提出了包含5个素养域的数字素养框架：
1.信息域（Information），即识别、定位、检索、存储、组织和分析数字信息，判断信息相关性的能力;2.交流域（Communication），即通过网络数字工具共享资源、与他人进行交流合作，参与网络社区互动，具有跨文化意识，简言之为数字环境中交流的能力;3.内容创建域（Content Creation），即从文字处理到图形图像、视频等的创建和编辑新内容的能力，重新整合先前知识和内容，产生信息的创意式表达以及媒体输出和编程，并合理应用知识产权的能力;4.安全意识域（Safety），即个人防护、数据维护、数字身份保护、安全措施、可持续利用的能力;5.问题解决域（Problem Solving），即确定数字信息需求，根据需要选择最合适的数字工具，通过数字化手段解决问题，创新性使用技术，并能解决技术问题。
七、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新的经济衡量标准
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用人口数量衡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工业经济时代，特别是二战之后，GDP成为衡量发展的核心指标。GDP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其历史贡献和重要性毋庸置疑。当前，工业经济加速向数字经济过渡，而GDP是针对工业经济设计的指标，在数字经济时代则力不从心。
（一）免费：原先需要付费的产品和服务变成免费提供
由于GDP仅以市场价格记录交易，它完全无视人们可能获得的免费服务。谷歌首席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名誉教授哈尔·范里安曾指出：“GDP难以处理免费问题”，并敦促政府研究衡量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其他方法。
数字经济时代，免费的服务触手可及。电子邮件、网络新闻、搜索引擎、即时通讯、在线音乐、网络视频等数字服務的边际成本为零，用户往往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就可以使用，这部分价值难以纳入GDP核算中。谷歌、Facebook、百度等互联网公司在GDP核算中的价值仅在于它们所销售的广告，对人类的重要贡献远未得到体现。
在流媒体崛起前，最痴迷的音乐爱好者所拥有的歌曲数量也只能占到当今一个孩子通过QQ音乐所免费获得的千万曲库中的一小部分。数字经济使每个人欣赏更多的音乐，变得更加富有。而音乐的市场规模则在下降，美国的音乐支出从1999年的209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75.7亿美元 。从GDP角度看，流媒体音乐的兴起反而使人们变得贫穷。实际上，音乐的价值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价格。
（二）自助服务：使消费者变成“生产者”，其价值不被核算
数字经济时代，消费活动不仅可变成免费的，自助服务也可使生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免费，这部分价值就不在GDP中体现。
当前自助服务日益盛行，如银行ATM机、自助点餐、无人超市、在线预订机票和酒店等。人们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也直接参与了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了“生产者”。这部分由消费者创造的价值原本是由服务方全部负责并计入GDP核算，变成自助服务后就不再计入。自助服务使市场活动变成了非市场活动，减少了GDP的核算内容。
（三）技术进步和创新对价格统计是一种挑战
价格是GDP核算的灵魂。数字技术的进步和创新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挑战价格统计。
1.对不变价GDP核算带来挑战。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相当一部分产品功能不断增强，质量不断提升，但是价格却不断下降。网吧、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就体现得非常明显。苹果公司每发布一款新智能手机，其性能都会得到极大提升，而价格却相对稳定。2011年美国人花费749美元就可购买一部iPhone 4S（32GB），2017年则可以花费更低的价格（699美元）购买一部性能更加强大的iPhone 8（64GB）。这种情况不仅对价格指数编制是挑战，对不变价GDP核算也是一种挑战。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2017年）指出：“现行的不变价GDP核算以价格指数缩减法为主，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属于物量增长。在价格指数的编制中，如果不能准确地度量这种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客观地反映出纯粹的价格变化，那么不变价GDP核算也就难以体现出产品功能的增强和质量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个性化定制使得可比价格测度更加困难。数字经济为满足个性化需求、创造个性化供给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市场供求的个性化程度要远大于以往，产品和服务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使得不同时期、不同类别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更加不可比。随着各类产品和服务越来越独特，不同质量产品的估价也变得更加复杂。 3.会员包月服务加大了单位价格的核算难度。在许多互联网服务的定价模型中，基本版可以免费使用，增强版只提供给付费用户使用并且大多没有数量限制。包月服务和订阅服务就是典型的代表。例如，对于订阅了无限下载音乐服务的消费者来说，下载5首还是10首歌曲在支付价格上是无差异的。这意味着货币交易即使记录下来也无法反映数字产品的数量，也就是说无法对单位价格进行观测。
（四）分享经济给GDP统计方法带来挑战
分享经济是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交易模式。在购买和长租之后，高频的短租成为人们获取商品和服务的重要方式。分享经济的蓬勃发展，给GDP的统计带来以下三方面的挑战。
1.现行统计方法难以涵盖居民个人。国家统计局采用生产法来统计GDP，即通过三大产业增加值汇总得出。其数据依据是规模以上企业直报数据，规模以下企业采取调查估算数据。分享经济模式下，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统计上称为“生产者”）多是居民个人，而现行的统计调查方法是从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来获取生产数据，难以覆盖居民个人，因此现行GDP统计把这部分分享经济排除在外，造成对GDP的低估。
2.分享经济对GDP 核算时如何划分消费品和投资品带来挑战。在现行GDP 核算中，居民购买的轿车属于消费品，但如果将轿车分享出去获得租金收入，这些轿车就已不是纯粹的消费品，它们被投入到生产活动，并获得相应的收入回报，这实际上是发挥了投资品的作用。这就对GDP 核算时将这些轿车作为消费品处理还是作为投资品处理，或多大比例作为消费品、多大比例作为投资品处理带来挑战。
3.分享经济对GDP核算如何处理居民关于分享闲置日用品带来挑战。在现行GDP核算中，居民购买的日用品，在购买时计入居民消费支出，在销售出去时以负值计入居民消费支出。这种处理方法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利用一部分居民的闲置日用品对另一部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没有反映出分享经济的作用，把日用消费品分享给其他人和作为垃圾扔掉在GDP核算上是没有区别的。
（五）知识产权跨境流动带来“搭便车”问题
数字产品的主要投入是知识和技术，每一样数字产品都包含着大量的知识产权。由于知识产权的虚拟性、便捷流动性、高附加值性，未被监管到的知识产权跨境流动会造成其附加值在各国的错误统计，也就造成了国际上的GDP核算误差。
由于公司内部的信息和资源共享、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等原因，知识产权资产在全球多个国家跨境流动并产生高附加值，并且往往知识产权的所有者（研发者）和实际使用者（产品生产者）并不属于同一国家。被“转移”的知识产权资产的附加值会被纳入各国各自的国民经济核算，但并未被记录在跨境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中。这会造成产品研发部门所在国的GDP被低估，而生产部门所在国的GDP被高估。
（六）小结
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产业蓬勃发展，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改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试图利用计量技术对计算机的经济贡献进行测算，却得到了大跌眼镜的结论——统计显示，计算机几乎对生产率没有贡献，对GDP的贡献也很小。索洛（1987）不禁感叹到：“计算机带来的改变无处不在，只有在统计数据中例外！”这就是著名的“索罗悖论”（Solow Paradox），也称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
GDP统计的是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之和，只有被统计指标纳入到“市场”的经济活动，才计入GDP。如黑市交易、私人海外代购、部分家政服务就属于“未观测经济”，虽然真实发生，但难以纳入统计;只有支付“价格”，才有可能纳入统计，而像家庭勞动、用微信发信息、浏览网络新闻，这些免费服务就不被纳入。
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评估标准也要改变。GDP在数字经济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新的衡量标准。在数字经济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关注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非货币指标成为人们衡量经济发展的参考指标。
电驱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正是基于电的基础作用和通用意义，“用电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经济学人》杂志在2010年推出“克强指数”，用于评估中国GDP增长量，即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分析经济运行状况。“耗电量”位列三大核心指标之一。
云是驱动数字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云将重新定义智慧，开启从解放体力劳动到解放脑力劳动的转变，促进数字红利的充分释放。“用云量”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新指标。正如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指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云化程度。工业时代，衡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指标就是用电量、耗电量，工业用多少电、民用多少电。未来数字经济时代，大家通过计算云的数量，来衡量发展程度。”
八、人类还处于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
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最近三十年，人类世界已被数字经济极大改变。长远来看，我们还处于数字文明的初级阶段，未来将会有更多产品“连上网”、“接入云”，而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7年信息经济报告》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仍处于数字经济的早期阶段”。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在《人民日报》署名文章中也指出：“上世纪90年代发明万维网以后，信息领域虽然不断冒出新的热词，但一直没有出现称得上基本创新的重大发明。” “信息技术的前景十分光明，真正伟大的产品还没有出现，信息技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发布的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目前只有18%的美国经济发挥出了其所拥有的‘数字科技潜力’。有些专家断言，对信息时代而言，人类现在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只是相当于工业革命的蒸汽机时代。”
数字经济的未来，未知远大于已知。我们有幸经历并见证一场伟大的数字革命，有幸创造并谱写一个伟大的数字时代。
参考文献：
1.马化腾，孟昭莉，闫德利，王花蕾.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05.
2.黄群慧，贺俊等.新工业革命：理论逻辑与战略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1.
3.闫德利，高晓雨.数字经济：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J].互联网天地，2017（07）.
4.闫德利.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生产要素[N].人民邮电报，2017-07-07.
5.高晓雨，王涛，闫德利.数字经济时代GDP核算问题研究[J].电信技术，2017（12）.
6.许宪春.新经济的作用及其给政府统计工作带来的挑战[J].经济纵横，2016 （09）.
（作者系腾讯研究院数字经济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