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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罚款/乱收费与各级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由来已久，有关部门也不可谓不重视，多次进行了专项整治。如为杜绝公路“三乱”现象，山西省今年已举办130多期执勤执法规范化培训班，分四批在全省国省道、高速公路进行明察暗访。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盂县、岚县发生的交警违规拦车收费问题。
无独有偶，从今年开始，财政部每月都会对全国各省市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地方支出进度排名，并进行通报，以激励各地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避免年底突击花钱。但即便如此，全国各地财政支出还是没有按照预算进度花出去，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愈演愈烈。
可见，光靠政府的行政指令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好这两大顽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制度改革与法制完善。
呼吁《行政收费法》出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各执法机关和事业单位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久治不愈，与当前行政收费机制的“逆激励”有关。比如有些地方将罚款数额作为考核干警的重要依据，竟然规定将罚款的10％返还给个人，20％奖给执行罚款的单位。导致一些干警千方百计抓罚款，一来这是工作指标，二来也可以给自己创收。
而要改变这种“逆激励”，除了需要强化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管力度和自我约束外，还必须对当前各种收费项目和规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归税、费改税的改革，禁止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同时加大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强化人大对于乱收费现象的检查与监督力度。
而从法理上说，行政收费权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公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给行政机关。然而当下正在执行着的各种行政收费项目，不但缺失一部专门的行政收费法，就连规定了单项行政收费的其他法律也少之又少。为了从根本上将行政乱收费的监督和处罚制度化，就需要尽快出台《行政收费法》。
“逆激励”效应亟待改革
“天价采购”的屡禁不绝，同样也源于当前财政分配体制的“逆激励”。由于政府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GDP和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别无他用。更糟糕的是，我国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这样一来，地方各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把钱花掉，而不会从“替纳税人理好财”的角度理性合理地进行政府采购。
最典型的案例是，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的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亿元，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我有花钱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花钱，你就是蠢材！”可见要杜绝“天价采购”等政府突击乱花钱现象，光靠财政部的三令五申并不解决问题，同样需要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对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及其他一些财税专家一直呼吁采取“零基预算”的新模式，即每年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为零作为出发点。
理顺法律关系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法制不健全，落实乏力，我国虽然已出台了《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但由于法律条文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操作性，在实际的操作中严重变形。相似的是，我国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了将近20年，它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蔡琛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预算法》修订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将它列入必须审议且完成的59件法律案之一。但最终，2006年的修订稿在征求意见中因分歧太大而被搁置了下来。
他提议，修订后的《预算法》应该制定对各地方、部门节约下来的预算，给予奖励措施的条款，比如“一半上缴，一半留在本单位”。最重要的是把一切都公开地放在预算平台上，这样才能避免制度“走样”。
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尽快修改修订《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还要理顺这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建立并落实人大对预算超收收入的“审批制”，同时将各级预算对外公开制度化，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系统修改，从而形成法律制度上的“正激励”效应。
短评
收钱与花钱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这两个事件看似独立，但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作为全体纳税人的大管家，没有尽到一个好管家应尽的理财责任；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也是相通的——都在于当前财政收支体制的“逆激励”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要杜绝各类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高价采购的现象，关键在于完善立法，加快实行财政收支与预算的细化公开，做到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已有90多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而且11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预算法》修订案，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和透明度。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预算、决算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
我们相信，以法制建设为契机，政府在“为民理好财”的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好。
无独有偶，从今年开始，财政部每月都会对全国各省市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地方支出进度排名，并进行通报，以激励各地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避免年底突击花钱。但即便如此，全国各地财政支出还是没有按照预算进度花出去，年底突击花钱现象愈演愈烈。
可见，光靠政府的行政指令难以从根本上治理好这两大顽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制度改革与法制完善。
呼吁《行政收费法》出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认为，各执法机关和事业单位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的久治不愈，与当前行政收费机制的“逆激励”有关。比如有些地方将罚款数额作为考核干警的重要依据，竟然规定将罚款的10％返还给个人，20％奖给执行罚款的单位。导致一些干警千方百计抓罚款，一来这是工作指标，二来也可以给自己创收。
而要改变这种“逆激励”，除了需要强化行政系统内部自上而下的监管力度和自我约束外，还必须对当前各种收费项目和规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归税、费改税的改革，禁止对一些政府部门的超收奖励和罚款分成体制，改为专门税务机构的收税和财政拨款体制。同时加大审计部门的审计力度，强化人大对于乱收费现象的检查与监督力度。
而从法理上说，行政收费权唯一的来源只能是公民通过立法的形式授予给行政机关。然而当下正在执行着的各种行政收费项目，不但缺失一部专门的行政收费法，就连规定了单项行政收费的其他法律也少之又少。为了从根本上将行政乱收费的监督和处罚制度化，就需要尽快出台《行政收费法》。
“逆激励”效应亟待改革
“天价采购”的屡禁不绝，同样也源于当前财政分配体制的“逆激励”。由于政府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GDP和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别无他用。更糟糕的是，我国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这样一来，地方各级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自然会想尽办法把钱花掉，而不会从“替纳税人理好财”的角度理性合理地进行政府采购。
最典型的案例是，广州地铁2号线实际建设的花销比原本预算节约了18亿元，可负责人卢光霖不仅没得到奖励，反而因为“钱没花完、绩效不好”挨了批评。“我有花钱结余，你还来怪我，这是逼着我大手大脚花钱。”卢光霖说，“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不花钱，你就是蠢材！”可见要杜绝“天价采购”等政府突击乱花钱现象，光靠财政部的三令五申并不解决问题，同样需要从制度上堵住漏洞。
对此，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及其他一些财税专家一直呼吁采取“零基预算”的新模式，即每年编制成本费用预算时，不考虑以往会计期间所发生的费用项目或费用数额，而是以所有的预算支出为零作为出发点。
理顺法律关系
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法制不健全，落实乏力，我国虽然已出台了《政府采购法》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但由于法律条文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操作性，在实际的操作中严重变形。相似的是，我国现行《预算法》已经实施了将近20年，它的部分条款已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需要。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马蔡琛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预算法》修订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大型会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将它列入必须审议且完成的59件法律案之一。但最终，2006年的修订稿在征求意见中因分歧太大而被搁置了下来。
他提议，修订后的《预算法》应该制定对各地方、部门节约下来的预算，给予奖励措施的条款，比如“一半上缴，一半留在本单位”。最重要的是把一切都公开地放在预算平台上，这样才能避免制度“走样”。
由此可见，当务之急是尽快修改修订《政府采购法》和《预算法》，还要理顺这两部法律之间的关系，建立并落实人大对预算超收收入的“审批制”，同时将各级预算对外公开制度化，从制度设计上进行系统修改，从而形成法律制度上的“正激励”效应。
短评
收钱与花钱
文 本刊记者/邢 力
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这两个事件看似独立，但暴露的是同一个问题——有些地方政府作为全体纳税人的大管家，没有尽到一个好管家应尽的理财责任；而这两个问题的根源也是相通的——都在于当前财政收支体制的“逆激励”与法制建设的不完善。
要杜绝各类行政乱收费与突击花钱高价采购的现象，关键在于完善立法，加快实行财政收支与预算的细化公开，做到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让人民知道政府花了多少钱，办了什么事”。令人欣喜的是，今年已有90多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而且11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了《预算法》修订案，其中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增强预算的科学性、完整性和透明度。规定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要纳入预算。除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外，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预算、决算都要依法向社会公开。
我们相信，以法制建设为契机，政府在“为民理好财”的道路上一定会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