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腐败默契的集体氛围下，每个置身其中的人似乎都为“平庸之恶”找到了充足的辩护理由。结果便是公共道德水准整体沉降，社会利益沦为人人都想伸手揩油的公共物品。
　　
　　今年高考已经落幕，各地惯常地开始了对高考状元的大肆炒作，几件轰动全国的高考弊案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在这些看似个案化、地方性的事件背后，实际上却暴露出当前社会秩序和治理结构的痼疾。
　　首先是一系列不公正的加分迷局。在重庆，虽然有学校被怀疑为了提高知名度而把民族加分作为尖子生奖励手段的调查结果至今尚未公布，但某县副县长已承认考前子女改变民族身份的事实，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也涉嫌造假。
　　当然，最大看点还要数以吉林松原为代表的弊案。其之所以轰动，在于本质上触及教育公平的核心。虽然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人们早有思想准备，但如此肆无忌惮的舞弊，还是让人委实惊诧。高科技作弊和反作弊工具之间的较量让人大开眼界，不过这倒在其次，关键在于作弊已经成为系统性现象。作弊不再是个别学生偷偷摸摸的小打小闹，而是基层管理者、教师、家长、学生共同参与其中的共同行为。“买场”之说，便是最突出的体现。
　　实际上，松原县此前已经因为当地权贵子弟的高考加分和保送问题而闹得沸沸扬扬，这里再次因弊案而出名。监考老师感叹“不敢太深究”，“不敢管得太深”，因参与倒卖作弊器材的教师也拒绝供出“上线”，凡此种种，给人以一种水深莫测的感觉。正如已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松原弊案表明，围绕高考已经形成了一套产业化、组织化的利益链条，一张有分工有合作的暗黑之网。不过除此之外，其更重要的标本性意义在于让人们见识了一种“腐败之集体默契”的精彩演绎。
　　这种现象，可以看做一定体制性约束下，在不同主体利益交换与博弈均衡基础上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格局。其最大的特点在于，本来暗地里进行、拿不到台面上的潜规则已经外显化和主导化。对于违背基本准则的现象，大家心知肚明，但仍大可各演各戏，相安无事，而不必有丝毫的心神不宁。于是大家就看到，一向为人不齿的考试作弊都那么地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反倒是某些墨守规则的人成了不谙世理、不通人情的异类。异地监考的教师不放一马，断了人家的财路，误了人家子弟的前程，遭到围攻当然也在情理之中。甚至连事后有关方面的交代和解释也可以坦然自若地轻描淡写、小而化之。
　　高考代表着社会公平的底线，构成一面最能映射社会问题镜子。一系列高考弊案表明，某些强势力量的活动已经不限于经济或权力的领域，而是已在基本的社会权利上大做文章，挤占一般群体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更令人忧虑的是，缺乏监督的权力不仅会腐蚀当权者，在资源分配不公且缺乏诉求表达的规范渠道的情况下，民间社会成员也会被动就范，顺从某些潜在规则，成为丧失原则的投机分子，或者裹挟其中，甘当腐败生态的同谋。因为，这是一定结构条件下对个体而言成本-收益理性算计的最优选择。所谓“底层沦陷”，其机制大抵如此。前几年有学者肯定腐败对于打破僵化体制所具有的正向功能时，实际上并没有对此可能引起的负面后果给予重视。如果说在改革肇始阶段还有一定现实性的话，如今则发展成为毒化社会风气、瓦解社会整合的致命病灶。
　　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存在一个悖谬：一方面，在冠以涉及稳定大局的领域中唯目标论式地控制强化；另一方面，某些基础秩序领域却出现了严重的失范状态。实践之中，弥补这类空白的制度建设尚未有效推进，而是由一些仪式性的因素所充斥。如此久而久之，社会生活的基本规则很大程度上被虚化架空，在利益追逐的游戏中成为牺牲品。松原弊案便暴露出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的危机。
　　在腐败默契的集体氛围之下，每个置身其中的人似乎都为与结构同谋的“平庸之恶”找到了充足的辩护理由。然而，当腐败成为共识、规则成为摆设、道德成为“破窗”，良知成了难以承受之轻，官民合谋、上下其手，结果便是公共道德水准的整体沉降，社会利益沦为人人都想伸手揩油的公共物品。大家一起腐败，你不腐败都不好意思，甚至无法在其间立足。不断爆出的“窝案”，即是最好的注脚。作为一种社会学家孙立平所指出的“社会溃败”的典型标本，这样的格局形成，往往令政策规则扭曲变形，陷入难于治理的状态。
　　当然，要感谢记者和几位异地监考的教师，就像安徒生童话中小男孩儿揭开谎言幕布一样，他们的行动虽然微小，却打破了这种腐败生态的均衡和默契，让这股暗流暴露在公共舆论和法律尺度的拷问之下。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进一步批判与反思，革除体制弊端和我们身上潜伏的“恶”，而不是在这精彩纷呈的媒体爆炸时代，只作为茶余饭后发发牢骚的时令谈资。（毕然 社会学博士 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