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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开启他任内首次访问中国之旅。2017年是中美签署《上海公报》45周年。包括《上海公报》在内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也正是得益于这些公报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中美关系历经世界深刻变革，仍然稳固、坚韧。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犹如一面镜子，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百年来国际风云的变幻。回顾过去45年的中美交往历史，虽然两国关系有起有落，有矛盾有摩擦，但交流沟通、对话合作始终是主流。
飞机机轮触地前一刻，周恩来穿着灰色毛装，外罩藏青色大衣，率领一行二十五位官员在跑道上现身。有一支由穿绿色军服的陆军和蓝色军服的海军组成的仪仗队，随同军乐队一同加入官员的行列。他们军帽上闪闪发亮的红星，正是中国新秩序无所不在的象征。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垂悬在静谧的空中。美国记者群是唯一目睹这次历史性降落的其他见证者，他们比尼克松团队早一步抵达北京。除此之外，机场上冷冷清清。有位加拿大的外交官曾探询他是否能出席这次欢迎仪式——他是少数仍驻留北京的外国使节。一位中国官员答复他必须先取得特别通行证，当他进一步询问如何取得特别通行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特别通行证并不会对外发放”。
一张斗大的大标语悬挂在航站大厦，上面是毛泽东于1949年写来抨击美国的一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在机舱内，护卫总统的安全头子通过无线电，询问先遣特勤人员一个他在总统出访行程中最常问的问题：“人群的状况如何？”传来的答复是：“这里没有人群。”“你是说，‘没有人群？’”“是的，没有人群。”
在机舱内，尼克松的幕僚悄悄观察周恩来是否穿着大衣。他们向尼克松回报周恩来穿了大衣，总统决定也穿上大衣。此举的目的，在于不让中方误认为美国人有意以耐得住寒冷而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机舱门开启，总统现身，地面上一小群人稀稀疏疏地鼓掌。尼克松走下舷梯，下到一半时他稍作停顿，也以鼓掌回应底下的人群。
走完舷梯的最后一阶时，尼克松旋即向周恩来伸出手，这两个人于是握着彼此的手，时间似乎比平常更久。媒体的镜头聚焦在紧握的手上。能讲多国语言的周恩来，用英语和尼克松寒暄了几句。“这趟飞得还好吗？”尼克松回答说：“十分愉快。”随着美国其余团员鱼贯走下舷梯，周恩来瞧见基辛格，他以颇为真诚的口吻说道：“啊，老朋友。”基辛格在为尼克松的中国行奔走铺路时，已与周恩来见过两次面了。
机场的欢迎仪式历时不过十五分钟，从中方的标准来看，这显然是一场随便的接待会。美国一行人分别坐进中国安排、车窗罩着蕾丝窗帘的黑色礼宾车队，呼啸着朝北京城驶去，媒体记者的巴士则紧随其后。美方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街头设有管制交通的防护栅栏，而且公安警察阻止行人趋近观看。当晚，中国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一群女工，在最后一则新闻中，才轻描淡写地提及美国总统来访。
只谈哲学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個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一行人走进门厅，那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毛泽东在助手的搀扶之下，走向尼克松。毛泽东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好一会儿，亲切表达欢迎之意。摄影师用镜头真实地捕捉住了两人握手的画面。 这场对话原定进行十五分钟，却持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话气氛融洽，时而穿插幽默诙谐的话语。毛泽东说话困难，美国人猜测毛泽东是患了中风。谈到一半，毛泽东突然伸出手来，握起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尼克松满心愉快。“这是动人的时刻。”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尼克松以恭维毛泽东的好学开场：“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尼克松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文章、诗作的推崇。“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毛泽东说，“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
尼克松坚称：“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则谦辞道：“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为了眼前这一刻，尼克松可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讨论中、美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话题，但毛泽东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与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
尼克松又有意把话题引向朝鲜半岛、越南、台湾等左右中美关系的议题，毛泽东则给了软钉子：“你讲的那些烦人的问题，我没有多大兴趣。”对于台湾，毛泽东仅仅提到“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赞成他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是毛主席也别有深意地说道：“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这两个人还一同挖苦基辛格。毛泽东问道：“那请他（基辛格）担任今天的主讲人如何？”这位哲学博士应该可以来谈谈哲学问题。尼克松插嘴说基辛格是“有脑筋的博士”。“我们不能唱独角戏。如果不让基辛格博士讲讲话那可不成。你访中国访出名了。”基辛格回答他只是执行总统定下的计划指示时，尼克松形容基辛格真是个“聪明的幕僚”，此言一出，引来毛、周两人一阵笑声。
一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看看手表，尼克松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与毛泽东谈论重大议题。尼克松说，无论中国或美国都无意称霸世界，或染指对方的领土。因此，我们“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世界架构，双方均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路线上发展自己”。尼克松附带强调，“其他国家”可不一定能做到如此。毛泽东只说中国不会威脅日本或韩国，然后就转向周恩来。“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又赶紧讲几句感性的话。他说，毛泽东冒了极大的风险邀请他访问中国。他同时指出，对美国人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主席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诚如毛泽东自己所写，“只争朝夕”。尼克松希望毛泽东知道，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从不说些做不到的事，而且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
毛泽东承认，虽然他自己总是嚷嚷着要打倒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不过他真心希望尼克松不会被推翻。毛泽东在最后谈道：“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就会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无法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路子走错了，要是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意义深远的新关系
1972年，2月26日星期六，美国人已进入准备离开北京的最后阶段。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一同搭乘中国飞机（此议让特勤局非常介意）前往杭州。美国人希望，毛泽东或许会在杭州二度与尼克松会晤。若有二度会晤，会使得这趟中国行更意味深远，基辛格私下与周恩来、乔冠华会谈时曾提出这项要求，不过被告知主席支气管炎发作，所以不太可行。
最终，并没有二度会晤。为求弥补，双方在北京机场举行了第二次的全体会议，中方原本规划十五分钟的会议，但尼克松要求延长为半小时。尼克松和周恩来都曾提到，他们会谈的气氛相当融洽，双方当然还存在着分歧，不过他们在建立共识方面已有很好的开端。尼克松还借此机会，再度提醒中方，不要相信美国媒体与政治人物所说的话。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仅扼要提到公报的问题。双方都已同意，各自针对台湾表达自己的立场，起初中方对尼克松的意见充满火药味，“幸亏周恩来的谈判手腕，以及他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充分修改文字”。基辛格的回忆录，则花较多篇幅讲他认为锱铢必较、尔虞我诈的部分谈判。基辛格的会谈对象主要是乔冠华，周恩来偶或在场时也会加入对话，而从基辛格会谈的文字誊本，可见谈判的过程是何等艰巨。
公报的内容，大体上在基辛格先前抵华时就已确定，唯独三大问题仍悬而未决：贸易与交流，近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冲突，以及台湾。虽然这份公报不同于一般公告，将由双方针对彼此的歧见各自抒发立场，不过他们仍有必要就实际上的措辞达成共识，并陈述他们有所共识的部分。在一连串会商之间的空当，不论是早晨还是深夜，当尼、周会谈或其他社交行程不需他们在场时，基辛格和乔冠华便抓紧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的用语。他们在措辞与文法上与对方争辩。譬如，“应该”（should）这个字蕴含道德约束的含义吗？尼克松可否为共同声明世界革命的主张背书？对此，他们同意仅仅提及“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
在字斟句酌的背后，还有更实际、更重要的议题。中美双方在重要问题上表达公开的立场，彼此间虽有歧异，不过也具体说明已达成了某些共识。人们将对公报的措辞详读、细究。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虽不具约束力，不过一旦公之于世，想不信守也很难了。
台湾，不可避免地，是双方挑灯夜战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湾，让公报内容迟迟不能发布。根本的问题，在于中方希望美国人承认该岛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基辛格、黑格先后抵华期间都未能获得解决。再者，中方也希望美国自台湾撤军一事，能提出明确的时间表。
“因为你们都承认，”乔冠华在尼克松一行人抵华那天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所以在逻辑上，必然的结论是美国最终需要完全从台湾撤离军队。”基辛格希望中方明白表示不会使用武力统一台湾时，乔冠华则坚持不退让：“坦白说，我们不能同意，原因是这根本违背了我们的原则——这属于内政。”
不过，双方还是慢慢达成了共识。美国人待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基辛格与乔冠华共举行了四次会议，一直商议到凌晨才定案。
2月27日，正当尼克松畅游上海时，基辛格与乔冠华则针对公报内容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你们那边还有什么新的问题要提出来吗？”乔冠华问到。
没有新的问题，不过，基辛格还有一个要求。他希望中方在行使裁量权时，能秉持与讨论公报相同的精神。“假如中国的国内宣传，或对外宣传，或中国友人，认为签署公报是美国的重大挫败或任何形式的挫败，会使我们的共同目标更难实现。”乔冠华点头附和。
回到美国的尼克松在华盛顿获得英雄式的欢迎。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等着尼克松专机降落。尽管对此，他与基辛格都颇有微词，不过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都是正面的。根据民意调查，尼克松当时的支持率蹿升至56%，这是他一年以来最高的民意支持度。接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尼克松的中国行是颇具建树的。
回国后翌日，尼克松会见了他的内阁成员们，告诉他们美国与中国有了“意义深远的新关系。”（文章参考玛格雷特·麦克米兰著《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摘自《小康》2017年第3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美关系的发展史犹如一面镜子，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百年来国际风云的变幻。回顾过去45年的中美交往历史，虽然两国关系有起有落，有矛盾有摩擦，但交流沟通、对话合作始终是主流。
飞机机轮触地前一刻，周恩来穿着灰色毛装，外罩藏青色大衣，率领一行二十五位官员在跑道上现身。有一支由穿绿色军服的陆军和蓝色军服的海军组成的仪仗队，随同军乐队一同加入官员的行列。他们军帽上闪闪发亮的红星，正是中国新秩序无所不在的象征。美国国旗和中国国旗垂悬在静谧的空中。美国记者群是唯一目睹这次历史性降落的其他见证者，他们比尼克松团队早一步抵达北京。除此之外，机场上冷冷清清。有位加拿大的外交官曾探询他是否能出席这次欢迎仪式——他是少数仍驻留北京的外国使节。一位中国官员答复他必须先取得特别通行证，当他进一步询问如何取得特别通行证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特别通行证并不会对外发放”。
一张斗大的大标语悬挂在航站大厦，上面是毛泽东于1949年写来抨击美国的一句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在机舱内，护卫总统的安全头子通过无线电，询问先遣特勤人员一个他在总统出访行程中最常问的问题：“人群的状况如何？”传来的答复是：“这里没有人群。”“你是说，‘没有人群？’”“是的，没有人群。”
在机舱内，尼克松的幕僚悄悄观察周恩来是否穿着大衣。他们向尼克松回报周恩来穿了大衣，总统决定也穿上大衣。此举的目的，在于不让中方误认为美国人有意以耐得住寒冷而显示自己高人一等。机舱门开启，总统现身，地面上一小群人稀稀疏疏地鼓掌。尼克松走下舷梯，下到一半时他稍作停顿，也以鼓掌回应底下的人群。
走完舷梯的最后一阶时，尼克松旋即向周恩来伸出手，这两个人于是握着彼此的手，时间似乎比平常更久。媒体的镜头聚焦在紧握的手上。能讲多国语言的周恩来，用英语和尼克松寒暄了几句。“这趟飞得还好吗？”尼克松回答说：“十分愉快。”随着美国其余团员鱼贯走下舷梯，周恩来瞧见基辛格，他以颇为真诚的口吻说道：“啊，老朋友。”基辛格在为尼克松的中国行奔走铺路时，已与周恩来见过两次面了。
机场的欢迎仪式历时不过十五分钟，从中方的标准来看，这显然是一场随便的接待会。美国一行人分别坐进中国安排、车窗罩着蕾丝窗帘的黑色礼宾车队，呼啸着朝北京城驶去，媒体记者的巴士则紧随其后。美方有人敏锐地注意到，街头设有管制交通的防护栅栏，而且公安警察阻止行人趋近观看。当晚，中国的头条新闻是关于一群女工，在最后一则新闻中，才轻描淡写地提及美国总统来访。
只谈哲学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個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一行人走进门厅，那里放着一张乒乓球桌。毛泽东在助手的搀扶之下，走向尼克松。毛泽东用双手握住尼克松的手好一会儿，亲切表达欢迎之意。摄影师用镜头真实地捕捉住了两人握手的画面。 这场对话原定进行十五分钟，却持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话气氛融洽，时而穿插幽默诙谐的话语。毛泽东说话困难，美国人猜测毛泽东是患了中风。谈到一半，毛泽东突然伸出手来，握起尼克松的手约一分钟，尼克松满心愉快。“这是动人的时刻。”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尼克松以恭维毛泽东的好学开场：“主席真是饱读诗书。”尼克松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文章、诗作的推崇。“我那些文章不算什么。”毛泽东说，“我写的东西不足为训。”
尼克松坚称：“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则谦辞道：“我能改变的只是北京附近几个地方。”
为了眼前这一刻，尼克松可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他使出浑身解数也要讨论中、美两国关系和国际局势的话题，但毛泽东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应该与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
尼克松又有意把话题引向朝鲜半岛、越南、台湾等左右中美关系的议题，毛泽东则给了软钉子：“你讲的那些烦人的问题，我没有多大兴趣。”对于台湾，毛泽东仅仅提到“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不赞成他与尼克松的会晤。但是毛主席也别有深意地说道：“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这两个人还一同挖苦基辛格。毛泽东问道：“那请他（基辛格）担任今天的主讲人如何？”这位哲学博士应该可以来谈谈哲学问题。尼克松插嘴说基辛格是“有脑筋的博士”。“我们不能唱独角戏。如果不让基辛格博士讲讲话那可不成。你访中国访出名了。”基辛格回答他只是执行总统定下的计划指示时，尼克松形容基辛格真是个“聪明的幕僚”，此言一出，引来毛、周两人一阵笑声。
一小时过去了，周恩来看看手表，尼克松把握这最后的机会与毛泽东谈论重大议题。尼克松说，无论中国或美国都无意称霸世界，或染指对方的领土。因此，我们“仍可以找到共同点，建构一个世界架构，双方均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路线上发展自己”。尼克松附带强调，“其他国家”可不一定能做到如此。毛泽东只说中国不会威脅日本或韩国，然后就转向周恩来。“你认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够多了吗？”
会谈结束前，尼克松又赶紧讲几句感性的话。他说，毛泽东冒了极大的风险邀请他访问中国。他同时指出，对美国人而言，这也是很困难的决定。主席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人。诚如毛泽东自己所写，“只争朝夕”。尼克松希望毛泽东知道，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而且不仅如此。“以后你就会知道，我从不说些做不到的事，而且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
毛泽东承认，虽然他自己总是嚷嚷着要打倒反动势力，建立社会主义，不过他真心希望尼克松不会被推翻。毛泽东在最后谈道：“双方能够好好交谈就不错了，即使未达成任何协议也无所谓，因为持续对峙对我们有何好处？谈判为何一定要有结果？若我们第一次失败，就会有人说，为什么我们无法一次就成功？唯一的理由是我们路子走错了，要是我们第二次成功了，他们就没话说了。”
意义深远的新关系
1972年，2月26日星期六，美国人已进入准备离开北京的最后阶段。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一同搭乘中国飞机（此议让特勤局非常介意）前往杭州。美国人希望，毛泽东或许会在杭州二度与尼克松会晤。若有二度会晤，会使得这趟中国行更意味深远，基辛格私下与周恩来、乔冠华会谈时曾提出这项要求，不过被告知主席支气管炎发作，所以不太可行。
最终，并没有二度会晤。为求弥补，双方在北京机场举行了第二次的全体会议，中方原本规划十五分钟的会议，但尼克松要求延长为半小时。尼克松和周恩来都曾提到，他们会谈的气氛相当融洽，双方当然还存在着分歧，不过他们在建立共识方面已有很好的开端。尼克松还借此机会，再度提醒中方，不要相信美国媒体与政治人物所说的话。
尼克松在回忆录里仅扼要提到公报的问题。双方都已同意，各自针对台湾表达自己的立场，起初中方对尼克松的意见充满火药味，“幸亏周恩来的谈判手腕，以及他的通情达理，中国人终于同意充分修改文字”。基辛格的回忆录，则花较多篇幅讲他认为锱铢必较、尔虞我诈的部分谈判。基辛格的会谈对象主要是乔冠华，周恩来偶或在场时也会加入对话，而从基辛格会谈的文字誊本，可见谈判的过程是何等艰巨。
公报的内容，大体上在基辛格先前抵华时就已确定，唯独三大问题仍悬而未决：贸易与交流，近日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冲突，以及台湾。虽然这份公报不同于一般公告，将由双方针对彼此的歧见各自抒发立场，不过他们仍有必要就实际上的措辞达成共识，并陈述他们有所共识的部分。在一连串会商之间的空当，不论是早晨还是深夜，当尼、周会谈或其他社交行程不需他们在场时，基辛格和乔冠华便抓紧时间，逐行审查公报的用语。他们在措辞与文法上与对方争辩。譬如，“应该”（should）这个字蕴含道德约束的含义吗？尼克松可否为共同声明世界革命的主张背书？对此，他们同意仅仅提及“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
在字斟句酌的背后，还有更实际、更重要的议题。中美双方在重要问题上表达公开的立场，彼此间虽有歧异，不过也具体说明已达成了某些共识。人们将对公报的措辞详读、细究。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虽不具约束力，不过一旦公之于世，想不信守也很难了。
台湾，不可避免地，是双方挑灯夜战的主要原因。也是台湾，让公报内容迟迟不能发布。根本的问题，在于中方希望美国人承认该岛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基辛格、黑格先后抵华期间都未能获得解决。再者，中方也希望美国自台湾撤军一事，能提出明确的时间表。
“因为你们都承认，”乔冠华在尼克松一行人抵华那天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问题，所以在逻辑上，必然的结论是美国最终需要完全从台湾撤离军队。”基辛格希望中方明白表示不会使用武力统一台湾时，乔冠华则坚持不退让：“坦白说，我们不能同意，原因是这根本违背了我们的原则——这属于内政。”
不过，双方还是慢慢达成了共识。美国人待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基辛格与乔冠华共举行了四次会议，一直商议到凌晨才定案。
2月27日，正当尼克松畅游上海时，基辛格与乔冠华则针对公报内容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你们那边还有什么新的问题要提出来吗？”乔冠华问到。
没有新的问题，不过，基辛格还有一个要求。他希望中方在行使裁量权时，能秉持与讨论公报相同的精神。“假如中国的国内宣传，或对外宣传，或中国友人，认为签署公报是美国的重大挫败或任何形式的挫败，会使我们的共同目标更难实现。”乔冠华点头附和。
回到美国的尼克松在华盛顿获得英雄式的欢迎。一万五千人聚集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等着尼克松专机降落。尽管对此，他与基辛格都颇有微词，不过新闻报道的内容基本都是正面的。根据民意调查，尼克松当时的支持率蹿升至56%，这是他一年以来最高的民意支持度。接近七成的受访者认为尼克松的中国行是颇具建树的。
回国后翌日，尼克松会见了他的内阁成员们，告诉他们美国与中国有了“意义深远的新关系。”（文章参考玛格雷特·麦克米兰著《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摘自《小康》2017年第33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