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提审他，这个男人没什么特别，浓眉大眼，鼻翼多肉，中年发福。提审时我习惯观察嫌疑人的眼睛，有人不敢直视眼神闪烁，有人暗藏心思满是狡猾;而他不同，他眼神无力，却显得敦厚，说话也坦白，感受不到一丝狡黠。“这根本不像个杀人犯啊！”
　　我是公诉人，每个案件都带给我思考;透过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总能看到最真实最极端的人性。这种真实以宿命伪装，带着残忍，也带着无奈，有一种焦灼的痛。

弑母之人竟如此冷静

　　2018年1月25日下午，在堆满杂物的朝北房间里的简易床上醒来，51岁的陈如莫将目光投向门边那已经结霜的“失职”煤气瓶，他知道，一切都没办法回头了。
　　这时，距离他掐死90岁高龄的母亲有19个小时，距离春节还有13天。他以最决绝的方式，在最冷的时候，在年关将至之时，在母子相依为命整10年的二居室里，结束了母亲的生命。在他耗尽忍耐，双手努力掐向母亲脖子并保持力道的时候，他看到母亲的眼睛瞪大了，身体已无力挣扎，没多久就不动了。他伸出手试了试，母亲没了鼻息，母亲已经“解脱”了。
　　他从不透光的客厅里搬来方凳，在母亲的床边坐了一个多小时。母亲还是戴着那顶绿色绒线帽子，脸色还是一样苍白，就像以前一样。他说，那一刻心情很复杂，不是喜也不是悲。但他明确一点，就是再无颜面对他人，他想自杀。
　　把希望寄托在一罐在楼下小卖部里花200元充好的煤气上，他关上房门，拧开煤气阀，静等那一刻的到来，失去母亲，早就妻离子散的他已没有太多牵挂。
　　然而他并未如愿，他醒了。当他重新睁开眼看到熟悉的白底黑点罩面被子，竟有些迷惘。
　　家門口地上，那张“出入平安”的地垫特别醒目，戴着手铐的他离开家前最后扫了一眼，他知道，这次踏出门，他就不再是人们口中的孝子，而是杀死老母的罪人。他从头到尾都没哭，我好奇，残忍的弑母之人竟毫无悔意，他的冷静令我生疑。
　　这个人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吗？早在公安侦查阶段，吴中公安分局就对他进行了精神病鉴定。这份听取了他的亲属、邻居、同事和监室舍友证言，进行了详尽的精神状态诊断和责任能力评定的鉴定报告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他是个清醒的成年人。他为何对高龄母亲痛下杀手？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扼死母亲后又不知“是喜是悲”？
　　听取律师意见时，律师马俊寅说，“陈如莫的笔录里，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怨愤’”。走访他的邻里，我更是百感交集。
　　他们住在木渎镇东街的一栋低矮的老楼内，这条街是古镇最早的两条街市之一，两侧皆是店铺，狭窄的道路并不适应汽车时代，老旧店铺也多出售二手家具。陈如莫作为汽车零件公司的采购，每月收入仅4000余元，向前妻支付儿子的赡养费后，也只能租赁这个街区里的旧居室。好在，这样的地方，街坊间往往更有温度。
　　邻居们说，陈如莫的母亲刘晓梅是名退休多年的医生，步入耄耋之年的她也是大家称赞的老太太。老太太对饮食很讲究，不吃隔夜菜，爱买水果，也常常将买多了的菜分给邻里。这一两年，老太太身体每况愈下，已经不能出门。邻居总能隔着薄墙听到隔壁传来一阵阵呻吟。
　　没衰老过的人，难以想象风烛残年的痛苦。尸检报告显示，老太太多脏器出现了玻璃样变性，按自然发展，也将不久于人世。陈如莫的行为只是提前了结果的发生。
　　在陈如莫哥嫂和邻居们眼里，他对母亲很孝顺。他每天早上七点半出发上班，每日都是六点起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母亲煮好面条，供她吃一天。刘晓梅有慢性胃病，每天要吃七八餐，夜里都要吃两顿。他担心母亲不会用煤气罐，怕煤气泄漏，所以总是提前把饭菜做好，母亲只需用微波炉加热即可。
　　甚至在民警拍摄案发现场照片时，刘晓梅的身下还有一个铜制“汤婆子”。入秋后的每天半夜，只要母亲一喊他，他就立刻起床去给汤婆子换上新热的开水，再给母亲捂好。母子住在这里的最初几年，一切都算和谐。那时老太太身体还算硬朗，生活能自理。近几年，母亲失去自理能力，几乎不能下地，需要他照顾。如果只是如此，陈如莫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母亲身上老年人独有的固执逐渐凸显。身体机能下降，他劝母亲去医院检查，母亲拒绝。
　　白天他要上班，无暇照顾母亲。母亲在家摔过两次跤。他把母亲送去居住、医疗和看护条件都很优越的护理院，母亲拒绝。
　　被送进护理院后，母亲的哭闹维持了一个多月，他只好把母亲接回自己身边。然而从此，陈如莫听到的永远是“这里痛、那里痛”、“你帮我了结了吧”以及日夜不停的呻吟。
　　拒绝医疗的同时，刘晓梅的退休金都通过电视购物购买了“香菇精”等保健品，谁劝都不听。这些所谓的保健品对她每况愈下的身体并没有帮助，她依然重复着“生不如死”的抱怨。这一切都令陈如莫积郁于心。
　　当母亲再次对他进行语言“痛苦暴力”，反复求他帮自己“解决”时，他的回答不再是那句说了无数遍的“我也没有办法啊”，而是把一双手架在体重仅50多斤、瘦弱不堪的母亲的颈项上！他带着“我来帮你解脱”的想法做出的这件事，或者，其实什么都没有解脱。

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

　　在所有人眼里，陈如莫是个好人。十几年前，前妻开美容院经营不善，亏掉了家里的大部分财产，随后和他离婚。他每月按时给儿子打赡养费。
　　他的父亲去世20多年了，当初留下的遗产只有一套房子。遗嘱上说，谁赡养母亲，房子就给谁。他还没离婚时，和妻子孩子住在这栋房子里，母亲跟着他们过。
　　他有一个哥哥。离婚后，他把房子让给了女儿渐渐长大的哥嫂，一个人出去租房住，母亲还是愿意跟着他。母亲的退休工资卡，一直在哥嫂手上。他并不在意付出的多一些。案发后，我惊讶于陈如莫竟没请律师，给他哥哥打电话，他哥哥有些支支吾吾，婉言拒绝了我们希望他能帮忙聘请律师的建议。我想，他应该是出于死者是母亲的缘故。但我告诉他，可以去法律中心申请援助。没多久，他又来电，询问法律援助的申请手续，后来找到了律师代理案件。
　　因是故意杀人，且被害人死亡，我们给的量刑建议是8至10年有期徒刑，法院最后判决的是6年。案件当庭宣判。当天晚上，我脑海中总是浮现陈如莫对我说的那句话：“我母亲很唠叨，作为儿子也不能多说什么。”
　　事实上，他从未试图交流改变现状，一味忍耐，到最后选择了最不应该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之前的他算是“愚孝”吗？内敛，不擅表达，或许他们代表了传统中国母子的大多数。反哺的故事并不少见，但物质容易，精神难。当曾经言传身教的长辈突然成了“被照顾”的对象，自我价值失落、器官机能退化、和子女交流障碍……越孤单就越封闭，宁可独自摸索生命尽头的悲凉。
　　这时，作为子女，能做些什么？能不能在照顾生活同时走进他们内心，设身处地去感受那种抓不住指缝生命的恐慌？能不能关心他们的朋友、亲人和牵挂，引导医疗、兴趣和社交？
　　在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老人会作何选择？能否克服社会养老所带来的“抛弃感”？能否享受与同龄人相处的乐趣，真正放松自己，老有所乐？
　　不管怎样假设，这个把朝南房间让给母亲，在朝北储藏室里蜗居了整整十年的中年男人，确已不能回头。
　　案件曝光后，有一条网友的评论特别刺眼，“如果他不报案，去派出所报自然死亡，就什么事都没有了”。陈如莫留给邻居们脑海里的印象，还是常去给老太太买沙琪玛和饼干的身影，他们认为“老太太都90多了，他应当缓刑”。或许，这里也有大家对“高龄”二字的态度，我不禁心颤。（文中涉案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