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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说的是学习和思考的关系。一个人倘只是进行接受性学习，却不用自己的脑筋来思考，那么他必然感到迷惘；而如果只是一味胡思乱想，却不实实在在地去学习，去接触客观实际，那就很危险了。孔子真是圣人，一语便穿透千年，时至今日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我忽然想到孔子这两句话，是源于对时下某些教研员只“研”不“教”，甚至不“研”不“教”的现象的忧虑。故而不揣谫陋，甚至不避冒犯，私自“篡改”至圣先贤的“最高指示”，来发一番议论，再借用“样板戏”《沙家浜》一句台词：“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我国中小学教研员制度，是一项很好的制度。有了广大教研工作者的努力，在课程开发和实施、教材选用和培训、教法改革与实践、教师修为和成长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和成功的经验。教研员，是在教学业务方面，联结上级教育决策、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教师的纽带。紧密联系教育教学实际的教研员，是广大教师的良师益友，是深受广大教师欢迎的伙伴甚至亲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教师的喜爱和尊敬。他们之中，也涌现出不少专家和学者，曾经主持过著名的“青浦实验”的顾泠沅，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和广大教师一起，扎扎实实搞教改实验，终于成为来自基层一线的教育行家里手。
然而，现在确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让人担忧，那就是有一些教研员，长期“浮”在上面，既不深入教学一线调查研究，更不亲入课堂、担任课务，从实实在在的教学活动中得到最宝贵的教学体会和教研资源。长此下去，必然与实际的教学发生隔膜，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没有了“教”，那种隔靴搔痒的“研”，也就很难产生、甚至断难产生实际的效用。
也许那些教研员会说：“我们就是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呀!过去我们积累的教学经验可多了!”不错，大多数教研员的确来自教学一线，其中绝大多数也的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我想说：教学是一泓活水，它每天都在变化着，正因为它的流动不居，才保持着清新的生机。更何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我们的课堂每天都有新鲜的事物产生，每天都有值得关注和探究的新课题。课堂，本就是一个焕发生命活力的所在，作为教育工作者，生命的丰富性有相当的成分体现为课堂的无比丰富性。曾经的生命精彩不能替代今日和明天的生命精彩。哪怕你过去的教学曾经辉煌，但那光焰即使能燃亮到今天，恐怕也已经如星、如豆，再不可能如日、如炬。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雄文《实践论》中形象生动地阐发过他对实践亲历的看法。他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哲人已逝，斯言在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名言，曾多少次被人引用，这是因为他讲出了规律，讲出了真理。我想，一个真正想探寻教学规律与法则的教研员，一个真正希望取得教学研究的发言权、进而有效指导教学的教研员，是一定会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忠告，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教学的实处、深处，真正做到“教”、“研”并举，“教”、“研”相长的。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教学的实处、深处，对教研工作、对教研员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是能真正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握有最为鲜活、最为丰富的教学历练和课堂资源。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某一堂公开课下来，到了评课阶段，某些听课的教研员作评点发言(而这时他们的意见往往最具“权威性”)，听上去是一大堆时髦术语，再不然便是一通主观臆断，既不能客观求实，也不能直击要害。究其原因，除了态度方面的因素，恐怕很大成分是脱离教学一线时间太久，已经难有切身体会。于是，或者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一个教研员是长期“泡”在教学一线的，他(她)就会知道，师生们在课堂里捧的这本教材，哪些地方是编得好的，哪些地方还值得商榷，到向编书者提意见的时候，便能说出确凿实在的看法；他(她)就会知道，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应有怎样的充分预设和调控机智，为什么有人驾驭课堂得心应手，有人应付课堂捉襟见肘，高下之间，其真正的区别何在；他(她)就会知道；在怎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的思维会“飞”起来，而又是在怎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的兴趣会“蔫”下去。总之，课堂教学之“梨”，倘不亲口吃一吃，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其滋味的。
其次是能建立起教研员与广大教师之间的亲和关系，使教研员的工作获得最为稳固坚实的人脉基础。教研员走进了学校，走进了课堂，走进广大教师中间，就能最真切地感受一线教师的教学甘苦，就能把到教师的教学之“脉”。和他们在一起切磋琢磨，交流探讨，就能说到他们的心坎儿上去，真正让广大教师信服、佩服、敬服。同时，教研员的教学“下水”，也正是一种“放下身段”的亲和姿态。即使不可能完全和教师打成一片，至少在他们中间经常能看到你的身影。在与教师的教学性接触和非教学性接触中，教研员就可能和广大教师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的兴趣，甚至有共同的人生体验。教研员和广大教师亦师亦友的关系才能有切实的基础，感情也才能历久弥深。那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指手画脚、不着边际的教研员，只会离教师越来越远。他们得到的，可能是教师表面的客气和尊敬，却永远不会得到教师由衷的喜爱和亲近。
最后是能让教研员真正收获研究的成果，在教学研究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教学研究中，真能出成果的，进而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太多。有相当一部分教研员，也有所谓“成果”，却大抵是编试题、编资料，说是“教辅用书”，其实是“考辅用书”。这样的成果，没有也罢。这样的“教研”，其实既不曾“教”。也不是“研”，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不教不研”。
来自一线的教学研究，一定是一种“在场的研究”，结合着教师的教学实践，带着浓郁的个性色彩。这样的研究，是草根化的研究。是“近身”的研究。用学者严清的话来说，是“身边事、眼前景，手上功夫心中情”的研究。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是这样搞教育、搞研究的。他的那些皇皇巨著，读上去那么亲切，说着教育“圣经”一般的至理名言，其实每一句都是他的实践结晶。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中国情境教育的创始人李吉林老师也是这样搞教育、搞研究的。她心系儿童、情牵课堂，三十余年扎根一线，孜孜以求，终成大器。那三百余万字的8卷本《李吉林文集》凝结了她多少实践智慧!中小学教研员，从工作的实质来讲，更类似一份教师工作，而不能简单地和高校及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画等号。
还是回到题目上去。教师也要做研究，只知埋头教书，不知反思、总结、比较、探究的“教书匠”，会越教越糊涂；而教研员也要做做“教”的事情，或经常上上公开课，或干脆用一段整足的时间，任任课务，种种“试验田”。如果只知闭门造车，躲在“象牙塔”中搞“研究”，把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用以指导教学，那真叫一个“殆”(危险)呀!
我忽然想到孔子这两句话，是源于对时下某些教研员只“研”不“教”，甚至不“研”不“教”的现象的忧虑。故而不揣谫陋，甚至不避冒犯，私自“篡改”至圣先贤的“最高指示”，来发一番议论，再借用“样板戏”《沙家浜》一句台词：“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我国中小学教研员制度，是一项很好的制度。有了广大教研工作者的努力，在课程开发和实施、教材选用和培训、教法改革与实践、教师修为和成长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的举措和成功的经验。教研员，是在教学业务方面，联结上级教育决策、行政部门与基层学校、教师的纽带。紧密联系教育教学实际的教研员，是广大教师的良师益友，是深受广大教师欢迎的伙伴甚至亲人，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教师的喜爱和尊敬。他们之中，也涌现出不少专家和学者，曾经主持过著名的“青浦实验”的顾泠沅，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长期扎根教学一线，和广大教师一起，扎扎实实搞教改实验，终于成为来自基层一线的教育行家里手。
然而，现在确也有这样一种情况让人担忧，那就是有一些教研员，长期“浮”在上面，既不深入教学一线调查研究，更不亲入课堂、担任课务，从实实在在的教学活动中得到最宝贵的教学体会和教研资源。长此下去，必然与实际的教学发生隔膜，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没有了“教”，那种隔靴搔痒的“研”，也就很难产生、甚至断难产生实际的效用。
也许那些教研员会说：“我们就是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呀!过去我们积累的教学经验可多了!”不错，大多数教研员的确来自教学一线，其中绝大多数也的确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但是我想说：教学是一泓活水，它每天都在变化着，正因为它的流动不居，才保持着清新的生机。更何况，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形势下，我们的课堂每天都有新鲜的事物产生，每天都有值得关注和探究的新课题。课堂，本就是一个焕发生命活力的所在，作为教育工作者，生命的丰富性有相当的成分体现为课堂的无比丰富性。曾经的生命精彩不能替代今日和明天的生命精彩。哪怕你过去的教学曾经辉煌，但那光焰即使能燃亮到今天，恐怕也已经如星、如豆，再不可能如日、如炬。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雄文《实践论》中形象生动地阐发过他对实践亲历的看法。他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哲人已逝，斯言在耳。毛泽东同志的这段名言，曾多少次被人引用，这是因为他讲出了规律，讲出了真理。我想，一个真正想探寻教学规律与法则的教研员，一个真正希望取得教学研究的发言权、进而有效指导教学的教研员，是一定会牢记毛泽东同志的这句忠告，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教学的实处、深处，真正做到“教”、“研”并举，“教”、“研”相长的。
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进教学的实处、深处，对教研工作、对教研员有哪些好处呢?
首先是能真正了解教学的实际情况，握有最为鲜活、最为丰富的教学历练和课堂资源。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某一堂公开课下来，到了评课阶段，某些听课的教研员作评点发言(而这时他们的意见往往最具“权威性”)，听上去是一大堆时髦术语，再不然便是一通主观臆断，既不能客观求实，也不能直击要害。究其原因，除了态度方面的因素，恐怕很大成分是脱离教学一线时间太久，已经难有切身体会。于是，或者是“看人挑担不吃力”，或者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如果一个教研员是长期“泡”在教学一线的，他(她)就会知道，师生们在课堂里捧的这本教材，哪些地方是编得好的，哪些地方还值得商榷，到向编书者提意见的时候，便能说出确凿实在的看法；他(她)就会知道，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时，应有怎样的充分预设和调控机智，为什么有人驾驭课堂得心应手，有人应付课堂捉襟见肘，高下之间，其真正的区别何在；他(她)就会知道；在怎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的思维会“飞”起来，而又是在怎样的教学情境中，学生的兴趣会“蔫”下去。总之，课堂教学之“梨”，倘不亲口吃一吃，是没有办法真正得其滋味的。
其次是能建立起教研员与广大教师之间的亲和关系，使教研员的工作获得最为稳固坚实的人脉基础。教研员走进了学校，走进了课堂，走进广大教师中间，就能最真切地感受一线教师的教学甘苦，就能把到教师的教学之“脉”。和他们在一起切磋琢磨，交流探讨，就能说到他们的心坎儿上去，真正让广大教师信服、佩服、敬服。同时，教研员的教学“下水”，也正是一种“放下身段”的亲和姿态。即使不可能完全和教师打成一片，至少在他们中间经常能看到你的身影。在与教师的教学性接触和非教学性接触中，教研员就可能和广大教师有共同的话题，有共同的感受，有共同的兴趣，甚至有共同的人生体验。教研员和广大教师亦师亦友的关系才能有切实的基础，感情也才能历久弥深。那种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指手画脚、不着边际的教研员，只会离教师越来越远。他们得到的，可能是教师表面的客气和尊敬，却永远不会得到教师由衷的喜爱和亲近。
最后是能让教研员真正收获研究的成果，在教学研究上“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毋庸讳言，在当下的教学研究中，真能出成果的，进而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的，不是没有，而是并不太多。有相当一部分教研员，也有所谓“成果”，却大抵是编试题、编资料，说是“教辅用书”，其实是“考辅用书”。这样的成果，没有也罢。这样的“教研”，其实既不曾“教”。也不是“研”，也就是我前文所说的“不教不研”。
来自一线的教学研究，一定是一种“在场的研究”，结合着教师的教学实践，带着浓郁的个性色彩。这样的研究，是草根化的研究。是“近身”的研究。用学者严清的话来说，是“身边事、眼前景，手上功夫心中情”的研究。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就是这样搞教育、搞研究的。他的那些皇皇巨著，读上去那么亲切，说着教育“圣经”一般的至理名言，其实每一句都是他的实践结晶。我国著名儿童教育家、中国情境教育的创始人李吉林老师也是这样搞教育、搞研究的。她心系儿童、情牵课堂，三十余年扎根一线，孜孜以求，终成大器。那三百余万字的8卷本《李吉林文集》凝结了她多少实践智慧!中小学教研员，从工作的实质来讲，更类似一份教师工作，而不能简单地和高校及教育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画等号。
还是回到题目上去。教师也要做研究，只知埋头教书，不知反思、总结、比较、探究的“教书匠”，会越教越糊涂；而教研员也要做做“教”的事情，或经常上上公开课，或干脆用一段整足的时间，任任课务，种种“试验田”。如果只知闭门造车，躲在“象牙塔”中搞“研究”，把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用以指导教学，那真叫一个“殆”(危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