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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领域逐步拓宽，贸易结构得到优化，贸易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本文通过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数据，添加虚拟变量和质量指标变量，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进而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比较严谨的测算。结论表明，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地区国家处于“出口过度“阶段，而对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处于“出口不足”阶段，因而中国与这些国家贸易潜力巨大，未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时，应坚持“进出并重”的贸易政策，提升进出口的贸易便利化水平，防范政治风险。
【关键词】 一带一路；拓展的引力模型；出口潜力实现比例
Absrtact： By constructing an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introducing the cargo export data of China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7 to 2016， adding dummy variables and quality indicator variab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ion and size of the impacts of these factors， and then conducts stringent calculation of trade potentia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nclusions show that China is in the stage of "excessive export" to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West Asia，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while in the stage of “insufficient export” to the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hen conduct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trade policy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guard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Achievement Ratio of Export Potential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发生深刻调整，逆全球化趨势出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数字中国建设大幅提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国际形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
2014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成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完成了顶层规划设计。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资金支持。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波兰、哈萨克斯坦、老挝、沙特、埃及等14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新签了16份合作协议，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签署了合作规划。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这一年的5月14日至15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018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的一年。67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截至2019年3月3日，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总数已经达到152个。各方在互联互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在一些专业领域还建立了多个多边合作机制。2019年4月25日至27日，中国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高峰论坛以来及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包括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共6大类283项。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把理念化为行动，把愿景变为现实，贸易领域逐步拓宽，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从贸易总量看，如图1所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比重有所上升且保持较大顺差额。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与全球贸易额比重的25.7%，较2015年的25.4%上升0.3个百分点。但受全球经济改善迟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较2015年下降了4.9%。出口方面，2016年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5874.8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4.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8%，比2015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进口方面，2016年，中国向沿线国家进口3661.1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5.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3%，较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结构看，如图2所示，2011-2015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2015年为2262.4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47.2%，是2011年的16倍；2016年顺差额为2213.7亿美元，为近年来首次呈下降趋势。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52个国家贸易呈顺差，其中与印度的顺差额最大，达470.7亿美元；与12个国家贸易呈逆差，其中与马来西亚的逆差额最大，达109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寻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为27.8%，2011年以来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出口贸易潜力，其贸易影响因素，以及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十分值得研究。影响出口潜力的因素有哪些？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可能的出口贸易潜力有多少？如何提高中国的出口潜力？
三、文献综述
盛斌、廖明中（2004）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决定性因素，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估算，显示中国出口总体表现贸易过度；张会清、唐海燕（2012）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通过考察中国对120个贸易伙伴国的商品出口数据，揭示我国出口潜力的地区分布与历史演变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很多学者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赵翊（2014）利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20个国家货物的出口数据，通过拓展的引力模型，测算了各国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孙庆峰、董虹蔚（2015）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实证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欧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扩大贸易潜力。孙楚仁、张楠、刘雅莹（2017）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并结合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情况进行了考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增长，对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价格上升的影响，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性产品出口的影响。孙金彦、刘海云（2016）估计了“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与总贸易效率，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具有较大出口贸易潜力，中国贸易潜力对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及市场规模的变化尤为敏感，进口国的关税水平、进口清关时间、政体指数和物流绩效指数是影响中国贸易潜力的关键因素。方鑫（2017）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现阶段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利用引力方程对贸易潜力进行估计，表明中巴贸易属于潜力拓展类型； 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2016）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结构，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回顾以往研究，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为主体、以货物出口贸易额为研究对象、以引力模型为工具进行潜力测度的成果较少。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数据，在数据可得性的条件下，尽可能使样本覆盖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添加可靠的虚拟变量和质量指标变量，通过统计检验指标的多方位比较，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进而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严谨的测算，这可以为未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
引力模型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证明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inema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人口数量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進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20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在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不断得到了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
本文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本分析工具，利用2007 -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的测算和检验，引入虚拟变量和质量指标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根据模型参数值和自变量的统计数据计算出理论出口值，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出口值进行对比，可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本文构建如下引力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模型： 其中，Exijt表示2007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货物出口额；Yit表示2007 -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Yjt表示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济规模；Di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地理空间距离，本文采用中国首都北京到沿线各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同时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WTO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为WTO成员国来表示；BORDER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来表示；FTA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签订FTA来表示；下标i代表中国，j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为年份。
（二）变量及数据取值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其中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GDP数据缺失，故剔除这两个国家。根据数据可得性，作为研究样本的62个国家如下：新加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菲律宾、缅甸、文莱、东帝汶、不丹、泰国、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尼泊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埃及、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摩尔瓦多、马其顿、黎巴嫩、阿曼、巴林、也门、约旦、阿联酋、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其中，东北亚国家2个，东南亚国家11个，南亚国家7个，西亚北非国家18个，中东欧国家19个，中亚国家5个。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单位是美元；中國和“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GDP数据来自IMF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单位是美元；中国首都北京到“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首都的距离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计算的是两国首都的球面距离，距离单位是千米；本文将是否属于WTO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该国是WTO成员国，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国家经济制度、市场开放程度、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和取消关税、其他贸易壁垒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将BORDER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该国与中国领土接壤，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距离要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将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中国与该国已签订FTA，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双边贸易协定关税削减、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估测
在本部分，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利用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同时进行相关检验，本文用Stata软件的混合模型进行估计，混合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如表1。
从Stata统计软件的估计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符号都符合经济意义以及预期，两国间更高的GDP水平、首都间更近的距离、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两国为WTO成员国、两国签订FTA都有利于促进两国双边贸易的增长。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余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只有共同边界BORDER没有通过t检验，但变量BORDER的系数、符号都符合预期，说明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研究设定，可作为出口潜力测度的依据。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潜力时，借鉴了Nilsson（2000）的研究方法[9]，首先，实际出口数值是UN Comtrade中中国对沿线62个国家的出口值；其次，估算的出口数值是根据引力模型得出的预测值，即根据模型参数值和解释变量的统计数据计算理论上的出口额；最后，比较估算出口数值与实际出口数值之间的差额，差额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同时为了消除规模因素对出口潜力分析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即实际出口额与估算出口额的比值。当实际出口额大于估算出口额，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时，意味着中国进入“过度出口”状态，应该减少对该国的出口，以免引发更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报复措施；如果实际出口额小于估算出口额，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意味着中国进入“出口不足”的状态，此时表明沿线国家目标市场还有出口潜力值得去开发。根据以上方法，计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比较，如表1。为了更直观地看出沿线国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的差距，在表1的基础上，除去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数值超过4的四个国家，沿线58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数值分布如图3。
从表2可知，在6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34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尤其是印度、不丹、卡塔尔、亚美尼亚、马其顿、波黑等国出口潜力实现比例不足0.3，中国与这些国家处于高度的“出口不足”状态，对这些国家贸易出口存在很大潜力；中国与28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与11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2，中国与这些国家处于“过度出口”状态。本文按国家地区分布（如表3）对呈现出的结果及其原因进行以下深层次的分析。
第一，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其中东北亚国家的比例最低，说明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不足”阶段，因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出口方面存在极大潜力。这些国家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蒙古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中东欧的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黑、黑山、摩尔多瓦。在东北亚地区，蒙古国和俄罗斯均和中国接壤，陆路交通具有比较优势。蒙古国的采矿业是其支柱财产，同时蕴含铁、铜、钼、煤、锌、金、铅、钨、煤油、油页岩等资源；俄罗斯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约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但中国向东北亚地区出口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其一国占比达到96.03%，中国在以后的贸易中可以尝试逐渐打开蒙古国的市场。从五通角度看，东北亚国家在政策沟通度、设施联通度、资金融通度和民心相通度上均优于其他地区，合作潜力巨大，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从东北亚国家进口资源，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出口，使“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和俄罗斯“欧亚联盟”对接。 在南亚地区，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的出口总额持续增长，但进口总额始终低于出口总额，从而保持着顺差态势。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较大，贸易潜力巨大，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契机和载体，中国可以通过经济走廊建设促进国家间要素资源禀赋的价值实现和增值，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空间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进而为沿线要素的集聚扩散，为“一带一路”由走廊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超越提供动力机制。因此中国可以依托南亚经济走廊建设，根据南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加大对南亚国家出口，同时通过亚投行及丝路基金来支持南亚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在全球经济提振乏力、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急切寻求合作和发展的契机，吸引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都较为优越。中国可以在加大对中东欧国家出口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推动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改造，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合作共赢。但造成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差异化的原因除了经济规模、距离、出口额等因素外，还受国家间意识形态、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地区关系、争端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加大对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出口的同时，也应积极做好调研，深入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背景和国家态势，在开展合作时尽量减少贸易纠纷。
第二，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最高，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最高。可以说，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过度“阶段。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东帝汶；西亚北非的阿联酋、黎巴嫩、科威特、也门、伊朗、约旦、伊拉克、格鲁吉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一方面，中亚五国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五国内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居民的消费意识和能力都偏低，国内市场供应不足且竞争程度低，从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大于中亚五国本国国内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这在很大程度限制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中亚五国能源丰富，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煤矿、黑色金属、铬铁矿、铀矿资源丰富；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铀矿资源丰富；吉尔吉斯斯坦矿产资源丰富，既有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也有燃料动力资源；塔吉克斯坦能源资源短缺，金属矿产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低，水力发电是塔吉克斯坦的主要能源，占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80%。因此，中国可以增加从中亚国家的能源进口，保障中国能源安全。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文化等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都占国家出口的主要部分，而且东南亚在土地、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上比我国更有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不断增多，但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依然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潜力。中国可以相应地对出口东南亚国家的产品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满足东南亚国家更多层次的需求。
在西亚北非地区，分布着多个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受地区政局动荡以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发展继续呈现低迷不振状态。欧洲作为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来源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给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经济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多国政府更迭，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甚至陷入动乱和内战状态，给其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只有单一能源出口依赖性的国家，亟需食品、机械装备、服装等产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但是，对于一部分经济动荡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对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已经呈现“过度出口”状态，为避免这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减少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中国对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不足”阶段，因此与这些国家贸易潜力巨大，应积极开展对上述地区的出口。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过度”阶段。对于中国对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特别高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容易引发该国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报复，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对该国的出口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在充分利用该地区的优势资源和产业开展进口的同时，也应调整对上述地区国家的出口结构和产品类型，使出口结构趋于合理。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在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时，应坚持“进出并重”的贸易政策，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支持新型贸易业态发展。一方面，顺差的不断扩大容易引发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和报复性的贸易政策，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另一方面，通过从沿线出口国进口能源、中间品等也能缓解中国能源紧张的局面。中国应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输出过剩产能，通过亚投行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其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享区域以至全球发展的经验与果实，增强其自身发展以及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达经济体联动发展能力，使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中国应积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进出口贸易的畅通。从微观层面，可以通过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章环境和电子商务水平等的改善和提高，促进贸易便利化。从宏观层面，第一，中国可以完善基础设施的供给与服务，包括公路、鐵路、航运、航空等交通设施，油气管道、输电网、水管网、信息通信、物流设施及配套等；第二，中国应加强政府间政策的沟通与政府服务，包括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贸易政策及市场准入、技术质量标准等。第三，中国应提升海关口岸及边检的服务水平和效率，提升口岸服务管理公开透明度、清关效率，缩短办理货物进出口各环节所需时间，减少进出口贸易各环节所缴费用等。第四，我们应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沟通与人员流动畅通。通过科技、教育、旅游、媒体等合作，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与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一带一路”国家人员往来，特别是商务人员的往来提供便捷途径。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投资、开展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时，要注重防范政治风险。一方面，完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够密切，并未被纳入中国风险评估机制，建议纳入更多的沿线国家；在借鉴国际数据的基础上，通过驻外大使馆、海外华人、外派工作人员等渠道，建立自己的数据收集系统，提高数据的可信度与时效性。另一方面，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政治风险对中国进口贸易可能的影响包括：延期发货、货物无法生产、货物被扣留、货物运输途中损毁等。企业从此类国家进口商品时，应密切关注进口来源国最新的政治动态，选择合适的结算工具，投保相应的保险。
本文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沿线国家的出口货物数据，通过Stata软件和出口潜力实现比例预测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为出口市场的调整指出了大致的方向。但在计量模型指标选取上可能存在指标选取不全面，对部分国家的出口潜力预测存在偏颇等问题。造成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差异化的原因除了经济规模、距離、出口额等因素外，还有国家间意识形态、国家间贸易关系、地区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测的出口值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实际能达到的出口值。在以后的研究中，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并对研究方法作进一步改进，来论证不同国家和地区出口潜力向现实转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2-3.
[2]张会清，唐海燕.中国的出口潜力：总量测算、地区分布与前景展望[J].国际贸易问题，2012（1）.
[3]赵翊.“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潜力分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4（3）.
[4]孙庆峰，董虹蔚.“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测算与贸易潜力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5（12）.
[5]孙楚仁，张楠，刘雅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17（2）.
[6]孙金彦，刘海云.“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贸易潜力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6（6）.
[7]方鑫.“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巴基斯坦贸易潜力探究[J].统计与决策，2017（7）.
[8]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1）.
[9]Nilsson，L. Trade Integration and the EU Economic Membership Criteria[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6）.
（*安娜，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张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崔克亮）
【关键词】 一带一路；拓展的引力模型；出口潜力实现比例
Absrtact： By constructing an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introducing the cargo export data of China for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07 to 2016， adding dummy variables and quality indicator variab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rection and size of the impacts of these factors， and then conducts stringent calculation of trade potentia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onclusions show that China is in the stage of "excessive export" to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West Asia， North Africa， and Central Asia， while in the stage of “insufficient export” to the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South Asi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hen conducting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with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n the future，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trade policy of “paying equal attention to import and export”， improv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of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guard against political risk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Exte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Achievement Ratio of Export Potential一、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和金融系统带来的深层次影响持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发生深刻调整，逆全球化趨势出现，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中国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数字中国建设大幅提速，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强调相关各国要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顺应国际形势、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要部署。
2014年，“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成为国家三大发展战略。2015年，“一带一路”战略完成了顶层规划设计。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全方位的阐述，并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创新合作模式，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了资金支持。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波兰、哈萨克斯坦、老挝、沙特、埃及等14个国家和两个国际组织新签了16份合作协议，与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捷克签署了合作规划。2017年，“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全面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这一年的5月14日至15日，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2018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的重要进展的一年。67个国家同中国签署了合作文件。截至2019年3月3日，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总数已经达到152个。各方在互联互通的相关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在一些专业领域还建立了多个多边合作机制。2019年4月25日至27日，中国在北京主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高峰论坛以来及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包括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作项目，共6大类283项。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近六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把理念化为行动，把愿景变为现实，贸易领域逐步拓宽，贸易结构优化，贸易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从贸易总量看，如图1所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比重有所上升且保持较大顺差额。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为9535.9亿美元，占中国与全球贸易额比重的25.7%，较2015年的25.4%上升0.3个百分点。但受全球经济改善迟缓、全球贸易发展徘徊低迷、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等因素影响，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额较2015年下降了4.9%。出口方面，2016年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5874.8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4.4%，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8%，比2015年增加了0.9个百分点，2011年以来整体呈上升趋势；进口方面，2016年，中国向沿线国家进口3661.1亿美元，较2015年下降5.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23%，较2015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从进出口结构看，如图2所示，2011-2015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2015年为2262.4亿美元，比2014年增加47.2%，是2011年的16倍；2016年顺差额为2213.7亿美元，为近年来首次呈下降趋势。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的52个国家贸易呈顺差，其中与印度的顺差额最大，达470.7亿美元；与12个国家贸易呈逆差，其中与马来西亚的逆差额最大，达109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寻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战略，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比重为27.8%，2011年以来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出口贸易潜力，其贸易影响因素，以及贸易合作的巨大潜力十分值得研究。影响出口潜力的因素有哪些？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伙伴国可能的出口贸易潜力有多少？如何提高中国的出口潜力？
三、文献综述
盛斌、廖明中（2004）运用引力模型检验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决定性因素，从总量和部门两个层次就中国对4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潜力进行估算，显示中国出口总体表现贸易过度；张会清、唐海燕（2012）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通过考察中国对120个贸易伙伴国的商品出口数据，揭示我国出口潜力的地区分布与历史演变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很多学者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赵翊（2014）利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20个国家货物的出口数据，通过拓展的引力模型，测算了各国间的出口贸易潜力；孙庆峰、董虹蔚（2015）构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行测算，实证表明“一带一路”沿线欧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潜力巨大，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扩大贸易潜力。孙楚仁、张楠、刘雅莹（2017）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并结合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对“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情况进行了考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增长，对出口数量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价格上升的影响，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对同质性产品出口的影响。孙金彦、刘海云（2016）估计了“一带一路”沿线53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效率与总贸易效率，表明中国对沿线国家具有较大出口贸易潜力，中国贸易潜力对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及市场规模的变化尤为敏感，进口国的关税水平、进口清关时间、政体指数和物流绩效指数是影响中国贸易潜力的关键因素。方鑫（2017）对中国与巴基斯坦现阶段贸易情况进行分析，并利用引力方程对贸易潜力进行估计，表明中巴贸易属于潜力拓展类型； 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2016）分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结构，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对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回顾以往研究，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为主体、以货物出口贸易额为研究对象、以引力模型为工具进行潜力测度的成果较少。
因此，本文通过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引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出口数据，在数据可得性的条件下，尽可能使样本覆盖更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时添加可靠的虚拟变量和质量指标变量，通过统计检验指标的多方位比较，分析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和影响大小，进而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潜力进行严谨的测算，这可以为未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四、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
引力模型源自物理学中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研究国际贸易的是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他们分别独立使用引力模型研究分析了双边贸易流量，证明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与他们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之间的距离成反比。Lineman（1966）在引力模型里加入了人口变量，认为人口数量与贸易规模成正相关关系。Berstrand（1989）進一步用人均收入替代了人口数量指标。20世纪60年代，引力模型在被引入衡量双边贸易流量的研究后不断得到了扩展和完善，越来越多的文献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中，添加的变量有两类：一类是添加虚拟变量，如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殖民历史、共同宗教等，早期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以这一类为主。另一类是添加制度质量指标变量，如是否同属一个优惠贸易协定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政府治理质量、合约实施保障等。
本文以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本分析工具，利用2007 -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模型的测算和检验，引入虚拟变量和质量指标变量，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根据模型参数值和自变量的统计数据计算出理论出口值，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出口值进行对比，可得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本文构建如下引力模型作为本文的研究模型： 其中，Exijt表示2007 -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货物出口额；Yit表示2007 -201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Yjt表示2007-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济规模；Dit表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地理空间距离，本文采用中国首都北京到沿线各国首都间的直线距离来表示，同时对以上三个变量进行取对数处理；WTO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为WTO成员国来表示；BORDER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有共同边界来表示；FTA为虚拟变量，以两国是否签订FTA来表示；下标i代表中国，j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t为年份。
（二）变量及数据取值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是“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其中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由于GDP数据缺失，故剔除这两个国家。根据数据可得性，作为研究样本的62个国家如下：新加坡、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菲律宾、缅甸、文莱、东帝汶、不丹、泰国、越南、斯里兰卡、柬埔寨、伊朗、老挝、马尔代夫、马来西亚、尼泊尔、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蒙古国、埃及、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摩尔瓦多、马其顿、黎巴嫩、阿曼、巴林、也门、约旦、阿联酋、以色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科威特、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土耳其。其中，东北亚国家2个，东南亚国家11个，南亚国家7个，西亚北非国家18个，中东欧国家19个，中亚国家5个。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出口额数据来自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单位是美元；中國和“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GDP数据来自IMF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6年，单位是美元；中国首都北京到“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首都的距离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计算的是两国首都的球面距离，距离单位是千米；本文将是否属于WTO成员国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该国是WTO成员国，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国家经济制度、市场开放程度、互惠互利协议，大幅度削减和取消关税、其他贸易壁垒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将BORDER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该国与中国领土接壤，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距离要素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将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一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如果中国与该国已签订FTA，变量值为1，否则为0，通过这一变量来考察双边贸易协定关税削减、贸易自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估测
在本部分，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利用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同时进行相关检验，本文用Stata软件的混合模型进行估计，混合最小二乘的估计结果如表1。
从Stata统计软件的估计结果看，各变量系数符号都符合经济意义以及预期，两国间更高的GDP水平、首都间更近的距离、两国拥有共同边界、两国为WTO成员国、两国签订FTA都有利于促进两国双边贸易的增长。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余变量都通过了t检验，只有共同边界BORDER没有通过t检验，但变量BORDER的系数、符号都符合预期，说明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研究设定，可作为出口潜力测度的依据。
本文在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潜力时，借鉴了Nilsson（2000）的研究方法[9]，首先，实际出口数值是UN Comtrade中中国对沿线62个国家的出口值；其次，估算的出口数值是根据引力模型得出的预测值，即根据模型参数值和解释变量的统计数据计算理论上的出口额；最后，比较估算出口数值与实际出口数值之间的差额，差额就是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潜力。同时为了消除规模因素对出口潜力分析的影响，本文引入了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即实际出口额与估算出口额的比值。当实际出口额大于估算出口额，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时，意味着中国进入“过度出口”状态，应该减少对该国的出口，以免引发更多的贸易保护和贸易报复措施；如果实际出口额小于估算出口额，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意味着中国进入“出口不足”的状态，此时表明沿线国家目标市场还有出口潜力值得去开发。根据以上方法，计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62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比较，如表1。为了更直观地看出沿线国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的差距，在表1的基础上，除去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数值超过4的四个国家，沿线58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数值分布如图3。
从表2可知，在6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34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尤其是印度、不丹、卡塔尔、亚美尼亚、马其顿、波黑等国出口潜力实现比例不足0.3，中国与这些国家处于高度的“出口不足”状态，对这些国家贸易出口存在很大潜力；中国与28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与11个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2，中国与这些国家处于“过度出口”状态。本文按国家地区分布（如表3）对呈现出的结果及其原因进行以下深层次的分析。
第一，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其中东北亚国家的比例最低，说明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不足”阶段，因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国家在出口方面存在极大潜力。这些国家包括东北亚的俄罗斯、蒙古国；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不丹；中东欧的波兰、立陶宛、保加利亚、马其顿、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波黑、黑山、摩尔多瓦。在东北亚地区，蒙古国和俄罗斯均和中国接壤，陆路交通具有比较优势。蒙古国的采矿业是其支柱财产，同时蕴含铁、铜、钼、煤、锌、金、铅、钨、煤油、油页岩等资源；俄罗斯已经探明的资源储量约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但中国向东北亚地区出口的贸易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其一国占比达到96.03%，中国在以后的贸易中可以尝试逐渐打开蒙古国的市场。从五通角度看，东北亚国家在政策沟通度、设施联通度、资金融通度和民心相通度上均优于其他地区，合作潜力巨大，因此中国可以通过从东北亚国家进口资源，加大对东北亚地区的出口，使“一带一路”战略更好地与蒙古国“草原之路”和俄罗斯“欧亚联盟”对接。 在南亚地区，近年来中国对南亚的出口总额持续增长，但进口总额始终低于出口总额，从而保持着顺差态势。南亚国家新兴市场发展迅速，市场规模较大，贸易潜力巨大，同时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契机和载体，中国可以通过经济走廊建设促进国家间要素资源禀赋的价值实现和增值，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空间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进而为沿线要素的集聚扩散，为“一带一路”由走廊走向区域一体化的超越提供动力机制。因此中国可以依托南亚经济走廊建设，根据南亚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加大对南亚国家出口，同时通过亚投行及丝路基金来支持南亚基础设施的完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来减少中国贸易顺差带来的贸易摩擦。
在全球经济提振乏力、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低迷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急切寻求合作和发展的契机，吸引欧盟以外国家的投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都较为优越。中国可以在加大对中东欧国家出口的同时，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来推动中东欧国家的基础设施改造，促进投资和消费增长，提升工业化水平，实现合作共赢。但造成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差异化的原因除了经济规模、距离、出口额等因素外，还受国家间意识形态、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地区关系、争端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加大对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出口的同时，也应积极做好调研，深入了解不同国家间的文化背景和国家态势，在开展合作时尽量减少贸易纠纷。
第二，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最高，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最高。可以说，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过度“阶段。这些国家包括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柬埔寨、缅甸、东帝汶；西亚北非的阿联酋、黎巴嫩、科威特、也门、伊朗、约旦、伊拉克、格鲁吉亚；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地区，一方面，中亚五国都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五国内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居民的消费意识和能力都偏低，国内市场供应不足且竞争程度低，从国外进口产品的竞争力大于中亚五国本国国内产品的竞争力。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贸易依存度大于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这在很大程度限制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出口能力。另一方面，中亚五国能源丰富，哈萨克斯坦石油、天然气、煤矿、黑色金属、铬铁矿、铀矿资源丰富；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乌兹别克斯坦石油、天然气铀矿资源丰富；吉尔吉斯斯坦矿产资源丰富，既有金属矿物、非金属矿物，也有燃料动力资源；塔吉克斯坦能源资源短缺，金属矿产丰富，但开发利用程度低，水力发电是塔吉克斯坦的主要能源，占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80%。因此，中国可以增加从中亚国家的能源进口，保障中国能源安全。
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自然环境、生产条件、文化等多方面具有相似性，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都占国家出口的主要部分，而且东南亚在土地、劳动力要素的价格上比我国更有比较优势。近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不断增多，但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依然是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向东南亚国家的出口潜力。中国可以相应地对出口东南亚国家的产品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满足东南亚国家更多层次的需求。
在西亚北非地区，分布着多个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的国家，受地区政局动荡以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发展继续呈现低迷不振状态。欧洲作为西亚北非地区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和外国投资来源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给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经济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多国政府更迭，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甚至陷入动乱和内战状态，给其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大多是只有单一能源出口依赖性的国家，亟需食品、机械装备、服装等产品，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非常强。但是，对于一部分经济动荡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匮乏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对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已经呈现“过度出口”状态，为避免这些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减少对这些国家的出口。
五、结论与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了以下的结论与启示：中国对东北亚、南亚、中东欧国家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小于1，中国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不足”阶段，因此与这些国家贸易潜力巨大，应积极开展对上述地区的出口。中国对东南亚、西亚北非、中亚地区的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大于1，对这些地区处于“出口过度”阶段。对于中国对其出口潜力实现比例特别高的国家而言，一方面容易引发该国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报复，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对该国的出口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在充分利用该地区的优势资源和产业开展进口的同时，也应调整对上述地区国家的出口结构和产品类型，使出口结构趋于合理。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顺差额不断扩大，在与沿线国家开展贸易时，应坚持“进出并重”的贸易政策，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促进外贸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支持新型贸易业态发展。一方面，顺差的不断扩大容易引发进口国的贸易保护和报复性的贸易政策，使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另一方面，通过从沿线出口国进口能源、中间品等也能缓解中国能源紧张的局面。中国应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输出过剩产能，通过亚投行提供融资支持，促进亚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其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享区域以至全球发展的经验与果实，增强其自身发展以及同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达经济体联动发展能力，使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中国应积极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促进“一带一路”进出口贸易的畅通。从微观层面，可以通过口岸效率、海关环境、规章环境和电子商务水平等的改善和提高，促进贸易便利化。从宏观层面，第一，中国可以完善基础设施的供给与服务，包括公路、鐵路、航运、航空等交通设施，油气管道、输电网、水管网、信息通信、物流设施及配套等；第二，中国应加强政府间政策的沟通与政府服务，包括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法规、贸易政策及市场准入、技术质量标准等。第三，中国应提升海关口岸及边检的服务水平和效率，提升口岸服务管理公开透明度、清关效率，缩短办理货物进出口各环节所需时间，减少进出口贸易各环节所缴费用等。第四，我们应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民心沟通与人员流动畅通。通过科技、教育、旅游、媒体等合作，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与理解，更重要的是为“一带一路”国家人员往来，特别是商务人员的往来提供便捷途径。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投资、开展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时，要注重防范政治风险。一方面，完善政治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够密切，并未被纳入中国风险评估机制，建议纳入更多的沿线国家；在借鉴国际数据的基础上，通过驻外大使馆、海外华人、外派工作人员等渠道，建立自己的数据收集系统，提高数据的可信度与时效性。另一方面，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政治风险对中国进口贸易可能的影响包括：延期发货、货物无法生产、货物被扣留、货物运输途中损毁等。企业从此类国家进口商品时，应密切关注进口来源国最新的政治动态，选择合适的结算工具，投保相应的保险。
本文构建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利用沿线国家的出口货物数据，通过Stata软件和出口潜力实现比例预测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潜力，为出口市场的调整指出了大致的方向。但在计量模型指标选取上可能存在指标选取不全面，对部分国家的出口潜力预测存在偏颇等问题。造成出口潜力实现比例差异化的原因除了经济规模、距離、出口额等因素外，还有国家间意识形态、国家间贸易关系、地区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预测的出口值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实际能达到的出口值。在以后的研究中，将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对沿线国家的影响，并对研究方法作进一步改进，来论证不同国家和地区出口潜力向现实转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盛斌，廖明中.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引力模型的研究[J].世界经济，2004：2-3.
[2]张会清，唐海燕.中国的出口潜力：总量测算、地区分布与前景展望[J].国际贸易问题，2012（1）.
[3]赵翊.“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出口潜力分析[J].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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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楚仁，张楠，刘雅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J].国际贸易问题，2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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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谭晶荣，王丝丝，陈生杰.“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五国主要农产品贸易潜力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6（1）.
[9]Nilsson，L. Trade Integration and the EU Economic Membership Criteria[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0（16）.
（*安娜，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张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崔克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