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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立足于以冲击诺贝尔奖为动力深化改革，发展提升我们自己、我国的教育领域乃至全社会的对人、人才的审视标准……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和令人深思的问题。诺贝尔奖是靠金钱或者领导支持就可以冲击出来的吗？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正式发布。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该计划将用10年左右的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这个消息从官方媒体发布出来，立刻引发了网上普遍的质疑声：诺贝尔奖是靠金钱或者领导支持就可以冲击出来的吗？对于官媒的说法，就连“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也不认同。周院士坦言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周忠和希望科学评价能回归科学共同体，逐步摆脱行政化约束，也希望社会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有更多认识，不要过于急功近利，让科研人员得到应有的信任与尊严，觉得做基础研究是体面的、骄傲的工作。
国家出台一系列人才奖励计划初衷很好，但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国外大部分选手都是来自民间，并无所谓的举国体制。正如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所说：“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在颇具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项上取得突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中国本土科学家乃至医学家、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大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拥有上千万科技人才、数百万医学人才、数十万经济学人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都与争议甚少的诺贝尔科学、医学、经济学等奖项无缘。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和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算文学奖、和平奖，其他的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与政治无关的奖项，中国大概可以与其他国家比试比试，奇怪的是每到诺奖评选季节，科技界都变得鸦雀无声，甚至越来越心虚胆怯！
据统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建国30年后都会涌现出一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唯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桂冠。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反思的地方。
回归祖国怀抱的诺奖得主杨振宁曾经说，假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人会摘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了，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就会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科研工作的投资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长。杨振宁甚至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他说，刚回国时，中国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后来他看到政府不断地给科研人员加工资加投入，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
然而令杨振宁老先生尴尬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中国科研经费的超常规增长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许多科技人员包括教授的公开收入和隐形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远远超过欧美一流的教授学者，中国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科研成果或重大发现，能够拿出来在国际上炫一炫。现在看来，资金投入并不是什么主要原因，诺贝尔大奖不是靠金钱砸出来的，也不是靠举国体制冲击出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经说过：制约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教育体制决定的。
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崛起，相反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际差距却越来越远，举国之力能搞出“神九”、“神十”，却无法掩盖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贫乏。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教授曾给中国浇了一盆凉水，他认为中国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生命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中国科学界的一言堂以及论资排辈和政治优先，实质上早己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由于体制的影响，中国科学界开放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导致科技创新流于形式。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科技公平的竞争性。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应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利，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
芝加哥大学是全球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培养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曾在北京自豪地说：“芝加哥大学把‘益智厚生’作为校训，意思是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都围绕着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智慧，有益于学生的成长。我们特别强调芝加哥大学是这样一个场所，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这里是新思想、新创意的诞生地，学生与教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争论，学校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营造这样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氛围。”
罗伯特·锦穆尔甚至举例说明：“在我们学校，不少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并不因为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可一言堂，自以为是，他们对学生同样要讲道理，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观点。我们始终强调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要有认真思考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学校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还在我校，有的在校外工作，但他们在校时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学生。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都在营造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做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观点、新思想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
如果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维持现有的格局，即使侥幸拿下诺奖也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势必会继续掩盖中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同中国经济增长拖延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一样。诺贝尔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提供了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对中国教育以及相关科学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策的启示。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和令人深思的问题。诺贝尔奖是靠金钱或者领导支持就可以冲击出来的吗？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又称“万人计划”）第一批入选名单正式发布。据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该计划将用10年左右的时间遴选支持1万名高层次人才，包括100名“具有冲击诺贝尔奖、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潜力”的杰出人才。
这个消息从官方媒体发布出来，立刻引发了网上普遍的质疑声：诺贝尔奖是靠金钱或者领导支持就可以冲击出来的吗？对于官媒的说法，就连“万人计划”首批杰出人才入选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也不认同。周院士坦言诺贝尔奖不是冲击出来的，周忠和希望科学评价能回归科学共同体，逐步摆脱行政化约束，也希望社会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意义有更多认识，不要过于急功近利，让科研人员得到应有的信任与尊严，觉得做基础研究是体面的、骄傲的工作。
国家出台一系列人才奖励计划初衷很好，但就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国外大部分选手都是来自民间，并无所谓的举国体制。正如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所说：“一个做科学家的人，为拿诺贝尔奖来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迄今为止，中国只有在颇具争议的诺贝尔文学奖项上取得突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中国本土科学家乃至医学家、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大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拥有上千万科技人才、数百万医学人才、数十万经济学人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每年都与争议甚少的诺贝尔科学、医学、经济学等奖项无缘。
尽管“诺贝尔奖与中国”常常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对于中国科研领域来说，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和令人深思的问题。如果不算文学奖、和平奖，其他的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经济学奖等与政治无关的奖项，中国大概可以与其他国家比试比试，奇怪的是每到诺奖评选季节，科技界都变得鸦雀无声，甚至越来越心虚胆怯！
据统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口大国，在建国30年后都会涌现出一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唯有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仍然没有一位中国本土科学家戴上这顶科学桂冠。美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5%，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数却占了全球获得该奖人数的70%以上。这种强烈的反差对比，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值得中国反思的地方。
回归祖国怀抱的诺奖得主杨振宁曾经说，假如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国人会摘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快了，中国领导人对科技发展就会有很殷切的要求，对科研工作的投资也才有大幅度的增长。杨振宁甚至认为，制约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落后。他说，刚回国时，中国10所最好的大学正教授的年薪，算下来人均还不到2000美元。后来他看到政府不断地给科研人员加工资加投入，中国人可以做出很多能够得到诺贝尔奖的成就。
然而令杨振宁老先生尴尬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年，中国科研经费的超常规增长也是相当惊人的，中国许多科技人员包括教授的公开收入和隐形收入，已经接近甚至远远超过欧美一流的教授学者，中国仍然没有什么重大科研成果或重大发现，能够拿出来在国际上炫一炫。现在看来，资金投入并不是什么主要原因，诺贝尔大奖不是靠金钱砸出来的，也不是靠举国体制冲击出来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曾经说过：制约中国获诺贝尔奖的关键因素在于缺乏创新精神，特别是决策者缺乏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教育体制决定的。
中国在物理、化学、生物与医学、经济学等基础研究领域，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崛起，相反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际差距却越来越远，举国之力能搞出“神九”、“神十”，却无法掩盖中国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贫乏。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教授曾给中国浇了一盆凉水，他认为中国迟迟不能问鼎诺贝尔奖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只注重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而忽略了对基础科学的研究”。
科学的生命在于不同观点的公开争论，中国科学界的一言堂以及论资排辈和政治优先，实质上早己抹杀了科学的创新性。由于体制的影响，中国科学界开放度不高，评聘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导致科技创新流于形式。即使是得到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也无人过问，令其自生自灭。理论权威有权力、没责任，不能对当前专业学科的发展给与定期评述，仅仅靠单方向的文章评审和项目评审控制学术发展，缺乏科技公平的竞争性。
事实上，无论是学术权威，还是初出茅庐的学子，都应具有平等学术争论的权利，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这是科学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证明一种观点要有理有据，反对一种观点也要有理有据。
芝加哥大学是全球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学，培养出了8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锦穆尔曾在北京自豪地说：“芝加哥大学把‘益智厚生’作为校训，意思是学校的一切教学工作都围绕着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智慧，有益于学生的成长。我们特别强调芝加哥大学是这样一个场所，无论对于教师还是学生，这里是新思想、新创意的诞生地，学生与教师可以不受限制地争论，学校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营造这样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氛围。”
罗伯特·锦穆尔甚至举例说明：“在我们学校，不少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与学生一起讨论问题，并不因为教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可一言堂，自以为是，他们对学生同样要讲道理，允许学生提出不同观点。我们始终强调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要有认真思考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们学校拥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的还在我校，有的在校外工作，但他们在校时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学生。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都在营造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认识真理的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没有新理论、新假说、新发明、新技术，人类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进步。但是，错误的认识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新思想、新观念的确立，需要与旧思想、旧观念做长期的比较鉴别，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标新立异，开拓创新，力排众议，舌战群儒，逆潮流而拥护真理，其生存和成功的艰难可想而知。如果没有社会的宽容，政治的平等，法律的公平，争论的公开，评判的公正，新观点、新思想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甚至无立足之地。长期垄断中国科学界的“官本位”就是将科学的立异性演变为趋同性，只有传播科学的功能，失去了再生科学的本能。科学的本质是求“真”，“官本位”的本质是求“利”。道不同难以相谋，有谁会为真理丢官丢利呢？
如果中国的教育、科技体制维持现有的格局，即使侥幸拿下诺奖也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势必会继续掩盖中国教育、科技等领域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如同中国经济增长拖延了中国体制变革的进程一样。诺贝尔奖从某种意义上说，提供了对中国教育和科学现状的反思，提供了对中国教育以及相关科学发展的思维、行动和前瞻性决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