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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汪华君聊天，笔者很难判断她应该是留学生中的主流群体的一员，还是非主流群体中的一员。当她面对一行9人的国际媒体团和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ungliga Tekniska h?gskolan，简称KTH）的校领导，用流利又不失幽默的英语介绍自己的留学经历时，可以肯定，她一定是一个有着“成功”留学故事的女孩。
Tips：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英文名为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0种人生体验
与汪华君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她的经历介绍中结束。电影节主持人、摄影师、网络工程师、博客作者、学生大使、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实习生、课程协调员、画家……这是汪华君在KTH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所体验过的部分职业，是她“50种不同人生体验”目标的冰山一角，也是让我对她产生更多兴趣从而有了第二次见面的原因。
汪华君的这一目标由来已久，她一直相信“人的兴趣一直都是存在的，可能今天你突然对这件事感兴趣，明天又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它会一直变，兴趣变的同时就要去找（机会实现它）。”
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汪华君感觉以学生身份在读书的同时做不同的工作受到的限制较多，能够体验不同职业的机会几乎为零。“出去做实习要跟学校请很久的假，”她说。
在通过学校的“3+2”联合培养项目来到瑞典后，汪华君发现这里自由的氛围给了自己追随内心意志的机会。KTH给予学生完全自由的空间，她说，只要能够完成自己的课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兼职、实习都没有问题。
在来KTH就读的两年时间里，汪华君除了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种职业，还完成了许多人生第一次的体验，包括：第一次做蛋糕，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完成人生第一次马拉松长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瑞典风格的派对活动，第一次近距离聆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演讲……而她入校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为学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举办的以关注环保、人文和正义为主题的电影节做主持人。
汪华君是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学生，从事的是网络服务与系统（Network Services and Systems）专业的学习。能够跨学院参加一个偏人文类的活动，一方面除了她本身的兴趣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她在上学期间建立的关系网有关：主办方的一名成员与汪华君曾在学习和工作上有过接触。
瑞典人属于不会刻意和人拉近关系的人，汪华君说，但是却也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他们“很重人情，”她解释说。”但这种人情“不是国内‘礼尚往来’的那种意思。而是‘如果我认识你，喜欢你，肯定你在某方面的努力，那么当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推荐给你。’”
就这样，汪华君抓住了朋友推荐的机会，主动报名申请成为活动的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她在瑞典完成了10多种不同职业角色的体验。而对于当地学习和生活的这种积极融入，也使得她在某些方面有着与瑞典人一样的个性。
“你在尝试这么多新事物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自己会做不好？”笔者问。
“没有，”她干脆地回答。唯一勉强算得上是担心的地方，是自己在活动开始前生病了两周，且在活动前一周还不能说话。
汪华君认为，瑞典人很注重团队精神，只要能够积极参与，为团队贡献力量，这在瑞典人看来就是很好的事情。另外，他们提倡“发挥自己的本性”，在公共场所也经常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行为对自己养成“想做什么就去做，没什么好担心的”这种心态有很深的影响。
“比如有一面攀岩的墙，可能有的学生看到它就想照个像，而我可能就直接上去爬了，”她说。“没有人会对你品头论足，这是最重要的，他会觉得你做什么都很酷。但在国内，这种品头论足的人有很多，我很不喜欢。”
让留学物有所值
当得知宝贝女儿决定去北欧读书时，用汪华君自己的话讲，她父母“都快吓死了。”
汪华君曾经就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提供前往英国、美国的联合培养项目。但从留学英美的同学的描述中，汪华君感到中国人太多，能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的机会太少。于是，她最终选择了自己都不了解的北欧。
由于从来没有向父母表达过要去北欧国家的想法，这相当于是给了双双从事政府机关工作的父母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汪华君的父母都比较开明，虽然父亲像极了大多数的家长，希望能够通过一己之力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两个人日常里也还是十分尊重和支持女儿自己的决定。
“他知道他说话在我心中没有分量，”汪华君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每当这时，他会说：‘我只是给你提意见，然而我知道你并不会听。’”
汪华君形容自己是“特别容易对一个地方感到厌倦的人”，加之自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来到瑞典之前完全不担心自己会遇到困难。
在KTH学习，汪华君明显感受到了国内外教学模式的差异所在。她说，国内教学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学习，老师会为学生划出很多知识重点，但具体有什么作用，学生在学习期间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而KTH的授课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学习。老师会让学生站在非常宏观的角度俯视一门课的全局，将为什么要学习、有什么用处等问题弄清楚。
除此之外，另一个与国内教育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小组讨论。瑞典教育特别看重小组讨论式的学习和合作模式，所有讨论达成的方案必须通过每一个小组成员的认可，哪怕只有一位成员不认同，所有人都要再次讨论。曾经有接受过瑞典教育的人开玩笑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做小组讨论了”。
由于瑞典及其它北欧国家还未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中国留学生扎堆的目的地，这就使得每个在这里上学的中国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几乎遇不到其他中国同胞，这样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也就变得难能可贵。
汪华君在来到KTH的半年内就开始进行小组讨论，而在国内，这样的机会几乎为零。
在总结自己两年的学习时，她说：“刚开始的时候压力特别大。课程阅读量大，老师给的信息量也比较大，考试又很难。”
汪华君认为，瑞典冬天时间很长，这里的人又大多很独立，因此要想在瑞典甚至是其它北欧国家学习，必须要学会、甚至是喜欢独处。而要想真正体会到瑞典教育的好处，中国学生一定要在两个方面改变自己：1.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要总和中国人凑群；2.虚心与外国人交流。
她指出，有些中国人会觉得外国人没有自己聪明，因而不会虚心和他人交流，一天到晚只会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而实际上瑞典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科技发达，思维创新，人们很刻苦，愿意追求完美……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她说。“有交流的机会就应该去尝试看看……我们的思想并不够开放。”
追梦赤子心
见到汪华君时是她在KTH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活，她对学校给予自己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表示非常感激。即使是在准备毕业论文之际，她还帮忙朋友一起在当地创办了一家从事电子产品交易的创业公司，学校也在创业及理解商业知识等问题上给予了很多辅导。
但是谈起毕业后的打算，汪华君却表示自己没有很强的欲望留在瑞典。
“其实我想考公务员，或者做个村官。”这个答案让人颇有些意外。
让这个理想主义的双鱼座女孩做出这种决定的是对于与祖国在情怀上的联系和理解的追求。
她说，中国人内在所包含的有很多民族性、情怀的东西，外国人没有，或者很浅。“他们可能不理解我们所谓的情怀。”
在瑞典留学期间，汪华君发现网络上有很多对中国不了解的人。有些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30、40年前。“我经常在Facebook上跟人争辩，”她说，“他们不了解中国，还妄下结论，这让我很生气，所以就会想回国把祖国建设的更好。”
在汪华君看来，这样的“赤子之心”在很多80后出生的人身上都有。而她相信，中国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成为一代强国。
“保持你的赤子之心不要变就好了，最怕的就是变，但是我感觉我不会变，”她说。
Tips：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英文名为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0种人生体验
与汪华君的第一次见面就在她的经历介绍中结束。电影节主持人、摄影师、网络工程师、博客作者、学生大使、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实习生、课程协调员、画家……这是汪华君在KTH学习的两年时间里所体验过的部分职业，是她“50种不同人生体验”目标的冰山一角，也是让我对她产生更多兴趣从而有了第二次见面的原因。
汪华君的这一目标由来已久，她一直相信“人的兴趣一直都是存在的，可能今天你突然对这件事感兴趣，明天又对另外一件事感兴趣，它会一直变，兴趣变的同时就要去找（机会实现它）。”
本科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汪华君感觉以学生身份在读书的同时做不同的工作受到的限制较多，能够体验不同职业的机会几乎为零。“出去做实习要跟学校请很久的假，”她说。
在通过学校的“3+2”联合培养项目来到瑞典后，汪华君发现这里自由的氛围给了自己追随内心意志的机会。KTH给予学生完全自由的空间，她说，只要能够完成自己的课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打工、兼职、实习都没有问题。
在来KTH就读的两年时间里，汪华君除了尽可能多地体验不同种职业，还完成了许多人生第一次的体验，包括：第一次做蛋糕，第一次看到北极光，完成人生第一次马拉松长跑，第一次被邀请参加瑞典风格的派对活动，第一次近距离聆听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演讲……而她入校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是为学校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举办的以关注环保、人文和正义为主题的电影节做主持人。
汪华君是计算机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的学生，从事的是网络服务与系统（Network Services and Systems）专业的学习。能够跨学院参加一个偏人文类的活动，一方面除了她本身的兴趣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她在上学期间建立的关系网有关：主办方的一名成员与汪华君曾在学习和工作上有过接触。
瑞典人属于不会刻意和人拉近关系的人，汪华君说，但是却也很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他们“很重人情，”她解释说。”但这种人情“不是国内‘礼尚往来’的那种意思。而是‘如果我认识你，喜欢你，肯定你在某方面的努力，那么当有很好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会推荐给你。’”
就这样，汪华君抓住了朋友推荐的机会，主动报名申请成为活动的主持人。到目前为止，她在瑞典完成了10多种不同职业角色的体验。而对于当地学习和生活的这种积极融入，也使得她在某些方面有着与瑞典人一样的个性。
“你在尝试这么多新事物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自己会做不好？”笔者问。
“没有，”她干脆地回答。唯一勉强算得上是担心的地方，是自己在活动开始前生病了两周，且在活动前一周还不能说话。
汪华君认为，瑞典人很注重团队精神，只要能够积极参与，为团队贡献力量，这在瑞典人看来就是很好的事情。另外，他们提倡“发挥自己的本性”，在公共场所也经常会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行为对自己养成“想做什么就去做，没什么好担心的”这种心态有很深的影响。
“比如有一面攀岩的墙，可能有的学生看到它就想照个像，而我可能就直接上去爬了，”她说。“没有人会对你品头论足，这是最重要的，他会觉得你做什么都很酷。但在国内，这种品头论足的人有很多，我很不喜欢。”
让留学物有所值
当得知宝贝女儿决定去北欧读书时，用汪华君自己的话讲，她父母“都快吓死了。”
汪华君曾经就读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也提供前往英国、美国的联合培养项目。但从留学英美的同学的描述中，汪华君感到中国人太多，能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交流的机会太少。于是，她最终选择了自己都不了解的北欧。
由于从来没有向父母表达过要去北欧国家的想法，这相当于是给了双双从事政府机关工作的父母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汪华君的父母都比较开明，虽然父亲像极了大多数的家长，希望能够通过一己之力给孩子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但是两个人日常里也还是十分尊重和支持女儿自己的决定。
“他知道他说话在我心中没有分量，”汪华君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每当这时，他会说：‘我只是给你提意见，然而我知道你并不会听。’”
汪华君形容自己是“特别容易对一个地方感到厌倦的人”，加之自己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来到瑞典之前完全不担心自己会遇到困难。
在KTH学习，汪华君明显感受到了国内外教学模式的差异所在。她说，国内教学更像是一种自下而上式的学习，老师会为学生划出很多知识重点，但具体有什么作用，学生在学习期间还不能完全弄清楚。而KTH的授课更像是一种自上而下式的学习。老师会让学生站在非常宏观的角度俯视一门课的全局，将为什么要学习、有什么用处等问题弄清楚。
除此之外，另一个与国内教育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在于小组讨论。瑞典教育特别看重小组讨论式的学习和合作模式，所有讨论达成的方案必须通过每一个小组成员的认可，哪怕只有一位成员不认同，所有人都要再次讨论。曾经有接受过瑞典教育的人开玩笑说：“我这辈子都不想再做小组讨论了”。
由于瑞典及其它北欧国家还未像欧美国家一样成为中国留学生扎堆的目的地，这就使得每个在这里上学的中国学生在进行小组讨论时几乎遇不到其他中国同胞，这样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的机会也就变得难能可贵。
汪华君在来到KTH的半年内就开始进行小组讨论，而在国内，这样的机会几乎为零。
在总结自己两年的学习时，她说：“刚开始的时候压力特别大。课程阅读量大，老师给的信息量也比较大，考试又很难。”
汪华君认为，瑞典冬天时间很长，这里的人又大多很独立，因此要想在瑞典甚至是其它北欧国家学习，必须要学会、甚至是喜欢独处。而要想真正体会到瑞典教育的好处，中国学生一定要在两个方面改变自己：1.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要总和中国人凑群；2.虚心与外国人交流。
她指出，有些中国人会觉得外国人没有自己聪明，因而不会虚心和他人交流，一天到晚只会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而实际上瑞典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科技发达，思维创新，人们很刻苦，愿意追求完美……
“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她说。“有交流的机会就应该去尝试看看……我们的思想并不够开放。”
追梦赤子心
见到汪华君时是她在KTH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活，她对学校给予自己足够的空间和平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表示非常感激。即使是在准备毕业论文之际，她还帮忙朋友一起在当地创办了一家从事电子产品交易的创业公司，学校也在创业及理解商业知识等问题上给予了很多辅导。
但是谈起毕业后的打算，汪华君却表示自己没有很强的欲望留在瑞典。
“其实我想考公务员，或者做个村官。”这个答案让人颇有些意外。
让这个理想主义的双鱼座女孩做出这种决定的是对于与祖国在情怀上的联系和理解的追求。
她说，中国人内在所包含的有很多民族性、情怀的东西，外国人没有，或者很浅。“他们可能不理解我们所谓的情怀。”
在瑞典留学期间，汪华君发现网络上有很多对中国不了解的人。有些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30、40年前。“我经常在Facebook上跟人争辩，”她说，“他们不了解中国，还妄下结论，这让我很生气，所以就会想回国把祖国建设的更好。”
在汪华君看来，这样的“赤子之心”在很多80后出生的人身上都有。而她相信，中国能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成为一代强国。
“保持你的赤子之心不要变就好了，最怕的就是变，但是我感觉我不会变，”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