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问题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气功热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开始是健身运动，到80年代中后期蜕变成特异功能，什么意念移物、隔墙取物、远程搬运等等，净是怪力乱神。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法轮功”，已经初具“宗教”的特征了。这个变化过程其实折射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型社会主义到今天的市场经济转型，这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变化。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一共产主义运动，既是利益运动也是道德价值运动。随着毛时代的结束，原来的价值观在许多人心中崩解，这个运动塌缩为一个坚固的利益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前三十年的中国是一个“全能”社会，到了后三十年除了发家致富能，其他方面就不太能，道德价值观方面特别不能，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及信仰真空。这种价值观的崩塌带动了认识论上的滑坡，也就是迷信和准迷信的流行——如今求签问卦的可不止普通百姓。
　　历史上的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对怪力乱神一向是不大相信也不大重视的。但到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特异功能热的最中坚力量竟然是社会的精英阶级。这和我们的传统很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在价值观上的崩裂裹挟认识论如水就下。所以说，传统价值观的崩溃，导致了中国许多人尤其是精英阶级认识论上的滑坡。于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情都出现了。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厅举办某“大师”的带功讲座。他非常猖狂，说前几天他刚去过中科院，过几天他还要去中南海，他今天晚上专门到社科院这块儿来。他讲了几天，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张字条，说：“大师，今天最后一场了，你把你的真功夫展示一下吧。”后来他拿着我的字条说：“今天有人向我挑衅，我今天本来是想给你们来点真功夫的，但是今天有人把我们销售气功带的事向工商局举报了，所以今天气场不行，但是我赠大家一首诗。”这时候满场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们都投降似地举起双手，准备接他的信息。我当时看着，觉得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耻辱的一幕。中国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这么没出息！
　　我们知识分子需坚持什么？需要提倡什么？民主与科学，我是非常同意的。西方文化向人类贡献了几样好东西：工业、科技、民主、社会主义。其中，科学、求真的精神特别值得提倡。李泽厚先生有个观点很对，他说中国是一种实用理性，就是不太较真，差不离儿就行了。而科学、求真的精神倒是需要一种个人主义的文化人格，就是不太关心别人的看法，不太管时趋、潮流，人家爱怎么样怎么样，我行我素，一道题非要弄出个解来，什么都不为，就为好奇心、有兴趣。这种文化人格在中国传统里不是主流，像徐霞客那样的非常之少。在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求真精神。在现代社会，真理原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知识分子要有求真精神，自己喜不喜欢的真相都应该勇于面对。现在往往是用立场或利益代替是非，这很不利于养成科学的理性精神。没有科学理性精神的社会，是“大师”的温室大棚。
　　总之，“大师”、怪力乱神产生，牵扯的面非常广，需要對它有个全面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