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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1897—1982），字丛碧，河南项城人，出身贵胄门第，从小过继给伯父张镇芳。张镇芳是袁世凯的表弟，也是袁氏的心腹。他本人与袁世凯次子袁寒云、清代“镇国将军”溥侗以及张学良四人，或风流倜傥，或做事任侠，或散财助人，被称为“民初四公子”成为一时佳话。
张伯驹9岁即能赋诗，乡党称其为神童。长大后入军校习武，毕业后在军营服役。但他厌烦官场生活，对逐名争利之徒十分反感，痴情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终生热衷于收藏，是当代屈指可数的收藏大家之一。为了收藏国宝，张伯驹付出的不仅仅是大把大把的金钱，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国画大师刘海粟评论张伯驹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4条河流，那便是书画收藏、诗词、戏曲和书法。这4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玩生雅趣 鉴赏识宝
张伯驹先生收藏书画始于1927年。最初他收藏是为了把玩、鉴赏、怡情、消遣。这从他以书画作名号，就可以看出他钟情此事的心迹来。
张伯驹的首件藏品是清康熙御书的“丛碧山房”横幅。他对此物爱不释手，于是自号“丛碧”，遂将书斋命名为“丛碧山房”。他还有一别号作“好好先生”，是以其收藏的唐代杜牧《张好好诗》而取的名。该诗卷有宋徽宗赵佶的题签以及元代伯颜、明代张孝思、清代年羹尧等人的题款和藏印。张伯驹收藏此诗卷，认为千载难逢，将真迹入藏，一好百好，故自号“好好先生”（事见《春游琐谈》卷一《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张伯驹编著）。
对于中国古书画，鉴赏精英张伯驹，圈外人知之甚少。其实张先生对中国古代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在其撰述的《丛碧书画录》中，对117件书画藏品均作了准确地鉴定和中肯的评语，令人折服。由于他的慧眼独具和深邃的鉴赏功力，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随着收藏的增多，张伯驹从鉴赏转为保护，即防止珍贵的古字画外流。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抒怀明志云：“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产所蓄，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
张伯驹的可贵，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认为“国之护宝，予心始安”。意思是，文物交给国家保管，传之万代，我过去悬着的心，今天才算安稳了。在他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名录中，有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先是献给了毛泽东同志，后转归故宫博物院收藏。1956年，他又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帖等8件国宝级文物捐给文化部归入国藏。为此，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特签发了“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的褒奖状，在海内外引发轰动，盛赞张伯驹的爱国之心。
历尽坎坷 心昭日月
1948年，张伯驹先生以2.1万美元将自己的私宅“似园”卖给了辅仁大学，只为筹款购买《游春图》。《游春图》是隋代展子虔的山水画，为至今保留年代最久远的绘画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说它是国宝中的国宝也誉不为过。
“似园”，位于北京西皇城根北街21号，原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之府邸。李莲英死后，转到异姓人手里，改称“似园”，张伯驹从此人手里购买后作为常居之所。当“似园”卖给辅仁大学后，时人议论鹊起，有说张先生“把‘似园’宝地换堆故纸”的，也有说张先生“玩习难改”，还有人说这是“卖房买猴玩”的花样。对这些议论，他权当耳边风，不予理会。
张伯驹知道，此《游春图》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无法估量的艺术信息。图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和清乾隆帝的题诗，过去深藏于清宫大内，后被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偷带到长春。“满洲国”垮台后流落民间，为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所有。马霁川是商人，逐利为乐，时常展之，待价而沽。但当年国运多舛，战乱频仍，黎民百姓“三根肠子饿着二根半”，谁会出大价钱买张画图。越是这种形势，张伯驹越心急如焚，生怕《游春图》被外国人购走。在万般无奈之时，张伯驹曾多次劝说并希望故宫买下此物，作“镇院之宝”。当时的故宫财力紧张，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哪有钱做这大手笔生意？在这一背景下，他拆借无门，友人又无钱相助，便毅然决然地卖掉了私宅“似园”，又卖掉妻子的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天价将这件国宝买下，从而避免了《游春图》流失到异域他乡。此事传开，有心购此图赚大钱的洋人一时顿足叹息，并到处求人打探张伯驹的口风，欲以高出原购价的美金求购，均被张婉拒。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无偿捐给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最引人瞩目的宝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提议拨款给张氏一些补偿，张伯驹回绝说：“谢谢了！这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手里，我怎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了却心愿。”
还有一件事，当年张伯驹护宝，置生死于度外，昔日老北京人更是有口皆碑。
1941年，张伯驹曾遭歹人绑架，绑匪对张家人狮子大开口“人在我手，出钱买命”，张的家人寻问索要数额，对方开口“三百万”（伪币）并威吓：“不送钱，必撕票（杀人）。”张家并无多少现金，仅存几幅古字画。张夫人急得欲哭无泪，最后拟将晋人陆机的《平复帖》兑现赎人。但张夫人又一想，丈夫平日爱此帖如命，不敢擅自主张。就设法走通关节去探望丈夫张伯驹。知此内情后，张伯驹小声告知爱妻：“那是我的命根子，若卖掉换钱来赎我，我不如死在这里！”张妻吓出一身冷汗，只好作罢。《平复帖》又躲过一劫。就这样，在张家软硬兼施僵持了8个月后，绑匪只好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最后得以脱离虎口。
奇异结合 怪杰相爱
张伯驹一生结婚4次，原配夫人李氏、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育，在“无后为大”的原因下，又娶了三夫人王韵香。娶第四夫人潘素时特有传奇色彩。当年他任盐业银行总稽核时，每年要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在上海“花界”偶遇奇女子潘素，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潘素，原名潘白琴，昵称“潘妃”。1915年生，苏州人，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浪冶的公子哥，贪图吃喝玩乐，很快将家业挥霍一空而落魄。其母沈桂香亦是名门之后，重育人之道。特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学业日渐长进。潘素13岁时，母亡，继母王氏赐她一把琴，名为挣钱糊口，实乃诱其进入卖笑场所。张伯驹的挚友孙曜东说：当年“潘素女士，场面上人称‘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沪地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大字识不了几个，但人有灵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文化熏陶，也能挥毫作画，观者称妙。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观之，张与潘结为伉俪，也是姻缘聚会，天公作和的结果。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人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素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侯，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吃酒时，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素的手臂上也刺有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出来。”
张伯驹到上海，就少不了去‘花界’走走，结果就遇见了潘妃。两人一见，大有相见恨晚的味道，真是“英雄识英杰，怪人爱怪才”，不久双双坠入爱河，一发而不可收。张伯驹首见潘妃当天，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之余，提笔书一联云：“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二字嵌入联中，而且把潘素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其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观者不无击掌称好。
张潘二人卿卿我我高兴之时，麻烦来了。此前，潘素系名花有主，已为国民党一位叫臧卓的中将包下，两人业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半路杀出个张伯驹，博得潘氏芳心，潘若改口从张，臧卓岂肯罢休？发现潘有移情迹象后，臧卓马上将其“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客房中，不许露面，不准约客。潘素无奈，每天只能以泪洗面。张伯驹知情后，心慌意乱，在上海滩他人生地不熟，硬来怕惹出麻烦，而且对方是中将武人。在困顿苦恼中，张伯驹去找好友孙曜东帮忙。孙曜东正年轻气盛，敢为难友拔刀相助。一日，乘天黑，孙与张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付了一个月租金，此地旧时为上海滩阔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杂，不易暴露。然后两人驱车来到“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卓不在房内，张伯驹急急冲进去。潘素已哭得两眼水肿，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上车走人。孙曜东将张、潘送到静安别墅，对二人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后事张伯驹早已心定，决计“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婚后，两人情投意合，潘素在张伯驹的引领下，几次投奔名师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等人学画，又跟夏仁虎学古文，加之张伯驹家藏名迹充栋，潘素天天用功临摹，画艺大进，成为名重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家。一代巨擘张大千观其画作赞叹曰：“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后来在北京官方的外交活动中，曾取潘素的山水画作为礼品赠送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美国老布什等外国元首。
“反右”蒙冤 “文革”受害
这位有学养的名士，中晚年却厄运迭生，最后竟在默默无闻中离开人世。
1957年，张伯驹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力主开禁鬼戏、凶杀戏而遭批判。1961年迁居到了长春后，在吉林省博物馆帮忙审定书画。此时他又和当地知名学者于省吾等人，倡议组织了“春游社”，邀京、津、沪等地的一些老朋友参加，分别撰写了一些关于金石、书画、轶闻、考证、掌故等方面的文章，总其名为《春游琐谈》，陆续油印出版。谁知到了那尽人皆知的疯狂年代，“春游社”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前后审查了3年，最后没查出什么问题，只得不了了之。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监督改造。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70多岁，不会劳动还要吃闲饭的“糟老头”。昔日，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衣食无着落的人。此时，他与夫人一无粮票、二无户口、三无币子（钱），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保住活命。尽管如此，京城大玩家、张伯驹的莫逆之交王世襄，于1969年至1972年多次去看望他。所见张伯驹除了鬓染霜花、神态略显迟钝外，“与20年前住李莲英旧宅时的心情并无太大变化，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面对，依然故我”。两人话题谈到伤心处，张伯驹则说“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人虽已风烛残年，生活困顿，但仍乐观向上，其人品可贵。
最让张伯驹刻骨铭心的往事，莫过于“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除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外，还让他跪在火边。张伯驹向“小将”们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万不可烧这些国家的宝贝啊，你们烧了就再也没有了。”泪水和哀求，阻挡不了野蛮的行动，张伯驹所珍藏的多件国宝级字画就这样毁于一旦。
1982年初，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身影，见诸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黄永玉携妻儿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色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感慨道：“斯人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两个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住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后，张伯驹因感冒变为肺炎病危，于2月26日，一代收藏大家与世长辞了。
据坊间传说，张伯驹死后，许多知道张伯驹身世的人指斥院方，有人还跑到医院门口说：“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宝物，足可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张伯驹9岁即能赋诗，乡党称其为神童。长大后入军校习武，毕业后在军营服役。但他厌烦官场生活，对逐名争利之徒十分反感，痴情于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终生热衷于收藏，是当代屈指可数的收藏大家之一。为了收藏国宝，张伯驹付出的不仅仅是大把大把的金钱，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国画大师刘海粟评论张伯驹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4条河流，那便是书画收藏、诗词、戏曲和书法。这4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玩生雅趣 鉴赏识宝
张伯驹先生收藏书画始于1927年。最初他收藏是为了把玩、鉴赏、怡情、消遣。这从他以书画作名号，就可以看出他钟情此事的心迹来。
张伯驹的首件藏品是清康熙御书的“丛碧山房”横幅。他对此物爱不释手，于是自号“丛碧”，遂将书斋命名为“丛碧山房”。他还有一别号作“好好先生”，是以其收藏的唐代杜牧《张好好诗》而取的名。该诗卷有宋徽宗赵佶的题签以及元代伯颜、明代张孝思、清代年羹尧等人的题款和藏印。张伯驹收藏此诗卷，认为千载难逢，将真迹入藏，一好百好，故自号“好好先生”（事见《春游琐谈》卷一《杜牧之赠<张好好诗>卷》张伯驹编著）。
对于中国古书画，鉴赏精英张伯驹，圈外人知之甚少。其实张先生对中国古代书画有极高的鉴赏能力，在其撰述的《丛碧书画录》中，对117件书画藏品均作了准确地鉴定和中肯的评语，令人折服。由于他的慧眼独具和深邃的鉴赏功力，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燕京大学中国艺术史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随着收藏的增多，张伯驹从鉴赏转为保护，即防止珍贵的古字画外流。他在《丛碧书画录序》中抒怀明志云：“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产所蓄，不必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
张伯驹的可贵，在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收藏的珍贵书画，最后全部无偿捐赠给国家，认为“国之护宝，予心始安”。意思是，文物交给国家保管，传之万代，我过去悬着的心，今天才算安稳了。在他捐赠给国家的珍贵文物名录中，有唐李白的《上阳台帖》，先是献给了毛泽东同志，后转归故宫博物院收藏。1956年，他又将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蔡襄《自书诗册》、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篆书千字文》以及元俞和楷书帖等8件国宝级文物捐给文化部归入国藏。为此，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特签发了“化私为公，足资楷模，特予褒扬”的褒奖状，在海内外引发轰动，盛赞张伯驹的爱国之心。
历尽坎坷 心昭日月
1948年，张伯驹先生以2.1万美元将自己的私宅“似园”卖给了辅仁大学，只为筹款购买《游春图》。《游春图》是隋代展子虔的山水画，为至今保留年代最久远的绘画作品，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说它是国宝中的国宝也誉不为过。
“似园”，位于北京西皇城根北街21号，原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之府邸。李莲英死后，转到异姓人手里，改称“似园”，张伯驹从此人手里购买后作为常居之所。当“似园”卖给辅仁大学后，时人议论鹊起，有说张先生“把‘似园’宝地换堆故纸”的，也有说张先生“玩习难改”，还有人说这是“卖房买猴玩”的花样。对这些议论，他权当耳边风，不予理会。
张伯驹知道，此《游春图》承载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无法估量的艺术信息。图上有宋徽宗的题签和清乾隆帝的题诗，过去深藏于清宫大内，后被伪满傀儡皇帝溥仪偷带到长春。“满洲国”垮台后流落民间，为北京琉璃厂“玉池山房”老板马霁川所有。马霁川是商人，逐利为乐，时常展之，待价而沽。但当年国运多舛，战乱频仍，黎民百姓“三根肠子饿着二根半”，谁会出大价钱买张画图。越是这种形势，张伯驹越心急如焚，生怕《游春图》被外国人购走。在万般无奈之时，张伯驹曾多次劝说并希望故宫买下此物，作“镇院之宝”。当时的故宫财力紧张，工作人员的工资都不能按时发放，哪有钱做这大手笔生意？在这一背景下，他拆借无门，友人又无钱相助，便毅然决然地卖掉了私宅“似园”，又卖掉妻子的首饰，才以240两黄金的天价将这件国宝买下，从而避免了《游春图》流失到异域他乡。此事传开，有心购此图赚大钱的洋人一时顿足叹息，并到处求人打探张伯驹的口风，欲以高出原购价的美金求购，均被张婉拒。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无偿捐给国家，成为故宫博物院最引人瞩目的宝贝。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提议拨款给张氏一些补偿，张伯驹回绝说：“谢谢了！这东西在我的手里，就是在国家手里，我怎能和国家分你我，一定上交国家，无偿捐献，了却心愿。”
还有一件事，当年张伯驹护宝，置生死于度外，昔日老北京人更是有口皆碑。
1941年，张伯驹曾遭歹人绑架，绑匪对张家人狮子大开口“人在我手，出钱买命”，张的家人寻问索要数额，对方开口“三百万”（伪币）并威吓：“不送钱，必撕票（杀人）。”张家并无多少现金，仅存几幅古字画。张夫人急得欲哭无泪，最后拟将晋人陆机的《平复帖》兑现赎人。但张夫人又一想，丈夫平日爱此帖如命，不敢擅自主张。就设法走通关节去探望丈夫张伯驹。知此内情后，张伯驹小声告知爱妻：“那是我的命根子，若卖掉换钱来赎我，我不如死在这里！”张妻吓出一身冷汗，只好作罢。《平复帖》又躲过一劫。就这样，在张家软硬兼施僵持了8个月后，绑匪只好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张伯驹最后得以脱离虎口。
奇异结合 怪杰相爱
张伯驹一生结婚4次，原配夫人李氏、二夫人邓氏皆不能生育，在“无后为大”的原因下，又娶了三夫人王韵香。娶第四夫人潘素时特有传奇色彩。当年他任盐业银行总稽核时，每年要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在上海“花界”偶遇奇女子潘素，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潘素，原名潘白琴，昵称“潘妃”。1915年生，苏州人，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浪冶的公子哥，贪图吃喝玩乐，很快将家业挥霍一空而落魄。其母沈桂香亦是名门之后，重育人之道。特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学业日渐长进。潘素13岁时，母亡，继母王氏赐她一把琴，名为挣钱糊口，实乃诱其进入卖笑场所。张伯驹的挚友孙曜东说：当年“潘素女士，场面上人称‘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沪地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大字识不了几个，但人有灵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文化熏陶，也能挥毫作画，观者称妙。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观之，张与潘结为伉俪，也是姻缘聚会，天公作和的结果。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人多为官场上的人，而潘素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侯，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吃酒时，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纹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素的手臂上也刺有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出来。”
张伯驹到上海，就少不了去‘花界’走走，结果就遇见了潘妃。两人一见，大有相见恨晚的味道，真是“英雄识英杰，怪人爱怪才”，不久双双坠入爱河，一发而不可收。张伯驹首见潘妃当天，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之余，提笔书一联云：“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二字嵌入联中，而且把潘素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其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观者不无击掌称好。
张潘二人卿卿我我高兴之时，麻烦来了。此前，潘素系名花有主，已为国民党一位叫臧卓的中将包下，两人业已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半路杀出个张伯驹，博得潘氏芳心，潘若改口从张，臧卓岂肯罢休？发现潘有移情迹象后，臧卓马上将其“软禁”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客房中，不许露面，不准约客。潘素无奈，每天只能以泪洗面。张伯驹知情后，心慌意乱，在上海滩他人生地不熟，硬来怕惹出麻烦，而且对方是中将武人。在困顿苦恼中，张伯驹去找好友孙曜东帮忙。孙曜东正年轻气盛，敢为难友拔刀相助。一日，乘天黑，孙与张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付了一个月租金，此地旧时为上海滩阔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杂，不易暴露。然后两人驱车来到“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卓不在房内，张伯驹急急冲进去。潘素已哭得两眼水肿，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上车走人。孙曜东将张、潘送到静安别墅，对二人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后事张伯驹早已心定，决计“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婚后，两人情投意合，潘素在张伯驹的引领下，几次投奔名师朱德甫、汪孟舒、陶心如等人学画，又跟夏仁虎学古文，加之张伯驹家藏名迹充栋，潘素天天用功临摹，画艺大进，成为名重一时的青绿山水画家。一代巨擘张大千观其画作赞叹曰：“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后来在北京官方的外交活动中，曾取潘素的山水画作为礼品赠送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美国老布什等外国元首。
“反右”蒙冤 “文革”受害
这位有学养的名士，中晚年却厄运迭生，最后竟在默默无闻中离开人世。
1957年，张伯驹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力主开禁鬼戏、凶杀戏而遭批判。1961年迁居到了长春后，在吉林省博物馆帮忙审定书画。此时他又和当地知名学者于省吾等人，倡议组织了“春游社”，邀京、津、沪等地的一些老朋友参加，分别撰写了一些关于金石、书画、轶闻、考证、掌故等方面的文章，总其名为《春游琐谈》，陆续油印出版。谁知到了那尽人皆知的疯狂年代，“春游社”被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前后审查了3年，最后没查出什么问题，只得不了了之。
1967年，张伯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监督改造。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70多岁，不会劳动还要吃闲饭的“糟老头”。昔日，曾经拥有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衣食无着落的人。此时，他与夫人一无粮票、二无户口、三无币子（钱），只能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保住活命。尽管如此，京城大玩家、张伯驹的莫逆之交王世襄，于1969年至1972年多次去看望他。所见张伯驹除了鬓染霜花、神态略显迟钝外，“与20年前住李莲英旧宅时的心情并无太大变化，他不怨天，不尤人，坦然面对，依然故我”。两人话题谈到伤心处，张伯驹则说“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人虽已风烛残年，生活困顿，但仍乐观向上，其人品可贵。
最让张伯驹刻骨铭心的往事，莫过于“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除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子里焚烧外，还让他跪在火边。张伯驹向“小将”们哀求道：“你们要烧就烧我吧，万不可烧这些国家的宝贝啊，你们烧了就再也没有了。”泪水和哀求，阻挡不了野蛮的行动，张伯驹所珍藏的多件国宝级字画就这样毁于一旦。
1982年初，张伯驹留给世人的最后身影，见诸于画家黄永玉的一段日记：黄永玉携妻儿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色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感慨道：“斯人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两个月后，84岁的张伯驹突患感冒住院，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住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后，张伯驹因感冒变为肺炎病危，于2月26日，一代收藏大家与世长辞了。
据坊间传说，张伯驹死后，许多知道张伯驹身世的人指斥院方，有人还跑到医院门口说：“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宝物，足可买下你们这座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