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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十娘是冯梦龙三言二拍中的人物，她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明代的京城，纳斯塔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人物，她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的俄国。这两个女性人物都是交际花类型，虽处在不同的时代与国度，但都是作家笔下美貌绝伦但命运凄惨的典型。本文试图通过比较这两个人物形象探究这种封建时代下层女性形象的共性和个性。
关键词：杜十娘；冯梦龙；纳斯塔霞；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作于1868年，小说描写的是出身贫苦、从小父母双亡的孤女纳斯塔霞，由于长相美丽而被大资本家托茨基“收养”，他按照自己的口味培养她、在对她腻烦之后，要取一位正经的贵族小姐结婚时又急于甩掉她。就在他要把纳斯塔霞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时，公爵梅什金出现了，对纳斯塔霞一见钟情，愿意无条件地娶她。虽然纳斯塔霞也爱上了公爵，但是为了不用自己的名声拖累他而毅然离开，跟粗鲁的富商之子罗果仁逃跑，最后为罗果仁所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选自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的《警世通言》卷，故事发生在明代，杜十娘是17世纪的人物。作家是冯梦龙，他早年曾经流连与烟花柳巷，对于下层女性的生活和性情十分熟悉，对她们的不幸身世有着深切的同情。他笔下的杜十娘是一个京城名妓，十三岁就被迫出去接客，但是她并不甘于过这样屈辱的生活，在见到李甲之后，看到他对她十分忠心，就决定把自己私藏的几百两白银作为赎出自己的典银。李甲的朋友感动于杜十娘对爱情的忠诚，替他们凑足了赎金。在杜十娘与李甲回家的路上，李甲却经不起盐商孙富的诱惑，把十娘卖给了孙富。十娘在失望之余，痛骂孙富，痛说她对李甲的失望后，抱着装有百宝的箱子跳江自尽，她那满腔的爱情也随着她的生命消失在滚滚的江水中。
在同阻碍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杜十娘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那敢于同一切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精神得到集中体现。她那尊重爱情、重义轻财的高尚品格得到了极大弘扬。她那在人生理想破灭之后的毅然决然的投江之举则显示了她如火的个性和刚毅的性格。
一、男性心目中的被怜悯的女性形象
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下层女性形象，她们的特点是出身贫苦、无依无靠但是有着绝美的姿色。所不同的是，纳斯塔霞是处在一种被公爵怜悯、同情的角度上，全篇出现的是一种对于她的同情、赞美，而杜十娘在全篇章中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应有的平等相待与尊重。即使是愿意带她脱离火坑的李甲，也不过是把她当做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在经过朋友背地里的分析之后，又对杜十娘产生了怀疑；在经过孙富的诱惑和挑拨后，又相信杜十娘不过是借用他作跳板，到南方找她真正的“相好”。全篇中，杜十娘所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值得信任，都是些背地里对她的无端猜测、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样，杜十娘的不幸就是一种必然了；因为整个社会都不会容许她拥有真正的幸福，她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一切。纳斯塔霞则不同，她有机会通过托茨基和叶潘钦的安排，过上表面上“正常”的生活，也有机会与钦慕她的公爵结婚，但是她都拒绝了，在她的刚烈的性格当中，与其继续做叶潘钦之流的情妇，不如去死。这两个人物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永远处在被“看”，被猜测的状态。没有一处有她们内心的心理描写，没有一处表现出她们自己的心里构成、心理活动。我们所看到是纳斯塔霞烧掉十万卢布的行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这之前，看到的只是围绕她们的男人的心理活动、和他们的眼光看到的一切。这反映出男性写作时把女性作为一种被物化、被观赏的“物”来体味、鉴赏、怜惜、惋叹的情结。这两个女性的价值只在于她们对于男性的价值。她们之所以是高尚的、美丽的、大义凛然的，全都基于她们作为交际花女性的社会属性。由于她们是社会认定的地位低下女性，于是她们表现出的是渴望脱离地位地下出境的决心，由于她们被男性看中，于是她们立马身价倍增，纳斯塔霞的美具有“颠倒乾坤”的力量，杜十娘是“京城名妓”，被李甲当做可炫耀的资本。然后我们应警醒的是，这些或高或低的评论，都是男性加予她们的，她们在男性心中，不被爱，就是下流无耻，被爱时，又是纯洁高尚，大义凛然，这两种极端的属性在一个人身上不断交替，体现出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异化。既，女性只是依靠与一种“评价”来被判定存在的价值。所以天真的梅什金公爵才要把将军女儿的美称为“美得像纳斯塔霞一样！[3]”而全然不顾在女性评判价值中，那种女人是不能够拿来与将军女儿、一个纯洁无暇的姑娘做比较的。这里又体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是社会的、公认的、一种是某个特定男性的。社会的标准认为，妓女是下等的、是肮脏的，某个特定男性、爱这个妓女的人，又声称她是善良无私、纯洁的、高尚的。注意这两种评判语言，都是社会对女性的分级标准。女性的存在价值与人生意义在于男性的话语评价，这种潜藏在社会中的规则，由于在平常的女人身上体现不出，而在“妓女”这种处在男女评价标准中间的极端地位上的人物身上被鲜明地暴露出来了。不论是被同情、被怜悯，还是被恶意揣测、被背叛，整个社会都没有听到她们自己的声音。没有话语，在文学中的话语空白，就是没有地位、被物化的社会现象的文学表现。
二、“天使”与“妖妇”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认为，人的本能就是要尽力获得强大，为此他认为世界的终极意义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他说：凡生命所在的地方，即有意志，但不是求生的意志，而是求权力的意志[1]。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 在女性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描述要么是这种无比刚烈贞洁的“天使”，要么是下贱无耻的“妖妇”，而大部分的女性则默默无闻，消失在文学的范畴之中。之所以有这种圣母或恶魔的两重意象，全在于男性对女性的揣测与物化、控制的无意识行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话语，在19世纪之前，文学更是一种男性独占的领地，因为女性被剥夺话语权，所以在文学作家中女性作家寥寥无几。那么处于女性角度的意识形态与评价标准自然不能独立于社会的整体评价标准。在传统男性文学中，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就是不是“人”。 典型的如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或者荷马史诗中的美狄亚。这些女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她们在特定的某一个男性心中引起了惊异或爱慕。绿蒂是一个温柔善良，体贴父亲，照顾弟妹，她始终那么“切实地生活和操劳着，心灵却又那么宁静。”这些形象是传统价值观中收到称赞的美好女性形象；美狄亚因为爱情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偷走父亲的宝物，后又因为遭到丈夫背叛而杀死了丈夫的情人和自己的儿子。美狄亚之所以惊世骇俗是因为她震动了男性的价值观。女性的价值观在这里第一次不服从男性价值体系而独立地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如果通过女性的价值角度看，美狄亚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一个人遭到了背叛，那么就必然要报复。但正因为女性没有社会价值与独立价值，她们的价值必须收到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的评判，她们的附属性质决定了她们的存在悲剧的必然性。
三、死亡的意义
福柯说过，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作家在写作时，收到当时话语的支配， “说出的话语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2]”作家也是被社会话语控制的人，他们的观点必然带上社会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意义，她们依附于家庭和氏族生存，她们的死亡除非是为男人而死，也不会引起什么注意。斯塔霞还有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妹妹，在童年时代就死于肺病。作者对于她的死一笔带过，因为如果是那个不漂亮的美美活下来而纳斯塔霞死去，可以设想到后面的情节就根本不会出现女主人公被托茨基包养，不被包养就不会见到公爵，就不会引起他那种伟大而高尚的怜悯情绪了。这本《白痴》是一个男性对女性救赎的例子，体现出了站在道德制高点和利益稳固的宝座上的强者对于弱者的一丝柔情。强者用弱者的悲剧体现自己的高尚情怀，表现自己的道德情操，自己的白痴一般圣洁的心肠。杜十娘就不同了。她是完全、彻底的孤独。没有人对她表现出同情，她的一切都是纯粹地交易。她的价值也就是那些宝物的价值，试想，如果没有百宝箱，如果只是她自己沉江了，故事是否就不这么具有冲击力？所以作者在述说的同时又要给这个对男性毫无价值的女性以一些物质价值，来博得同情。这更加表现出封建社会中女性本身毫无价值的处境。
纳斯塔霞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自主的意志。她反复地逃离罗果仁，投奔梅什金公爵之后又逃离公爵，得到公爵的时候放弃公爵，在被将军小姐鄙视的时候又要把公爵挣回来，这表现出她本身的犹豫、矛盾和试图自己判定自身价值的思想萌芽。纳斯塔霞的死是一个犹豫的、不自信人的死，杜十娘的死是在作家笔下的一堆宝物的死，是作者心目中一个“尤物”的消失。她们在文章中存在，又在文章中消失，她们的单一的存在价值“美”是男性挑选后的结果，她们的死也是男性放弃之后的结果，是一种对社会既定评价标准的反抗 。纳斯塔霞违背了与罗果仁承诺结婚的契约而被罗果仁杀死，杜十娘的死在于她对人的绝望。这不是女性的悲剧，而是弱者的本然。
综上，纳斯塔霞与杜十娘的悲剧是一种封建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弱者的命运悲剧，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处境中，这样的结局是一种必然。而在文字的表达和运用上，我们也可以感知那是时代的作者本身的态度与立场，他们虽然对这两位女性持同情、惋惜的态度，但终究没有脱离自己时代的局限，看不到自身也是男性社会评判女性的一个传声筒。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尹溟 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8.
[2]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57.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南江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1.
关键词：杜十娘；冯梦龙；纳斯塔霞；陀思妥耶夫斯基
《白痴》作于1868年，小说描写的是出身贫苦、从小父母双亡的孤女纳斯塔霞，由于长相美丽而被大资本家托茨基“收养”，他按照自己的口味培养她、在对她腻烦之后，要取一位正经的贵族小姐结婚时又急于甩掉她。就在他要把纳斯塔霞嫁给卑鄙无耻的加尼亚时，公爵梅什金出现了，对纳斯塔霞一见钟情，愿意无条件地娶她。虽然纳斯塔霞也爱上了公爵，但是为了不用自己的名声拖累他而毅然离开，跟粗鲁的富商之子罗果仁逃跑，最后为罗果仁所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选自冯梦龙的三言二拍的《警世通言》卷，故事发生在明代，杜十娘是17世纪的人物。作家是冯梦龙，他早年曾经流连与烟花柳巷，对于下层女性的生活和性情十分熟悉，对她们的不幸身世有着深切的同情。他笔下的杜十娘是一个京城名妓，十三岁就被迫出去接客，但是她并不甘于过这样屈辱的生活，在见到李甲之后，看到他对她十分忠心，就决定把自己私藏的几百两白银作为赎出自己的典银。李甲的朋友感动于杜十娘对爱情的忠诚，替他们凑足了赎金。在杜十娘与李甲回家的路上，李甲却经不起盐商孙富的诱惑，把十娘卖给了孙富。十娘在失望之余，痛骂孙富，痛说她对李甲的失望后，抱着装有百宝的箱子跳江自尽，她那满腔的爱情也随着她的生命消失在滚滚的江水中。
在同阻碍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过程中，杜十娘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她那敢于同一切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封建势力做斗争的精神得到集中体现。她那尊重爱情、重义轻财的高尚品格得到了极大弘扬。她那在人生理想破灭之后的毅然决然的投江之举则显示了她如火的个性和刚毅的性格。
一、男性心目中的被怜悯的女性形象
这两个人物都是虚构出来的下层女性形象，她们的特点是出身贫苦、无依无靠但是有着绝美的姿色。所不同的是，纳斯塔霞是处在一种被公爵怜悯、同情的角度上，全篇出现的是一种对于她的同情、赞美，而杜十娘在全篇章中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人应有的平等相待与尊重。即使是愿意带她脱离火坑的李甲，也不过是把她当做一个可以炫耀的资本，在经过朋友背地里的分析之后，又对杜十娘产生了怀疑；在经过孙富的诱惑和挑拨后，又相信杜十娘不过是借用他作跳板，到南方找她真正的“相好”。全篇中，杜十娘所遇到的人没有一个值得信任，都是些背地里对她的无端猜测、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样，杜十娘的不幸就是一种必然了；因为整个社会都不会容许她拥有真正的幸福，她的出身已经决定了一切。纳斯塔霞则不同，她有机会通过托茨基和叶潘钦的安排，过上表面上“正常”的生活，也有机会与钦慕她的公爵结婚，但是她都拒绝了，在她的刚烈的性格当中，与其继续做叶潘钦之流的情妇，不如去死。这两个人物的共同点之一，就是永远处在被“看”，被猜测的状态。没有一处有她们内心的心理描写，没有一处表现出她们自己的心里构成、心理活动。我们所看到是纳斯塔霞烧掉十万卢布的行动、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行为，但是我们在这之前，看到的只是围绕她们的男人的心理活动、和他们的眼光看到的一切。这反映出男性写作时把女性作为一种被物化、被观赏的“物”来体味、鉴赏、怜惜、惋叹的情结。这两个女性的价值只在于她们对于男性的价值。她们之所以是高尚的、美丽的、大义凛然的，全都基于她们作为交际花女性的社会属性。由于她们是社会认定的地位低下女性，于是她们表现出的是渴望脱离地位地下出境的决心，由于她们被男性看中，于是她们立马身价倍增，纳斯塔霞的美具有“颠倒乾坤”的力量，杜十娘是“京城名妓”，被李甲当做可炫耀的资本。然后我们应警醒的是，这些或高或低的评论，都是男性加予她们的，她们在男性心中，不被爱，就是下流无耻，被爱时，又是纯洁高尚，大义凛然，这两种极端的属性在一个人身上不断交替，体现出了男性社会对女性的异化。既，女性只是依靠与一种“评价”来被判定存在的价值。所以天真的梅什金公爵才要把将军女儿的美称为“美得像纳斯塔霞一样！[3]”而全然不顾在女性评判价值中，那种女人是不能够拿来与将军女儿、一个纯洁无暇的姑娘做比较的。这里又体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标准。一种是社会的、公认的、一种是某个特定男性的。社会的标准认为，妓女是下等的、是肮脏的，某个特定男性、爱这个妓女的人，又声称她是善良无私、纯洁的、高尚的。注意这两种评判语言，都是社会对女性的分级标准。女性的存在价值与人生意义在于男性的话语评价，这种潜藏在社会中的规则，由于在平常的女人身上体现不出，而在“妓女”这种处在男女评价标准中间的极端地位上的人物身上被鲜明地暴露出来了。不论是被同情、被怜悯，还是被恶意揣测、被背叛，整个社会都没有听到她们自己的声音。没有话语，在文学中的话语空白，就是没有地位、被物化的社会现象的文学表现。
二、“天使”与“妖妇”
尼采的权力意志论认为，人的本能就是要尽力获得强大，为此他认为世界的终极意义是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他说：凡生命所在的地方，即有意志，但不是求生的意志，而是求权力的意志[1]。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 在女性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描述要么是这种无比刚烈贞洁的“天使”，要么是下贱无耻的“妖妇”，而大部分的女性则默默无闻，消失在文学的范畴之中。之所以有这种圣母或恶魔的两重意象，全在于男性对女性的揣测与物化、控制的无意识行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男性话语，在19世纪之前，文学更是一种男性独占的领地，因为女性被剥夺话语权，所以在文学作家中女性作家寥寥无几。那么处于女性角度的意识形态与评价标准自然不能独立于社会的整体评价标准。在传统男性文学中，女性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就是不是“人”。 典型的如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绿蒂，或者荷马史诗中的美狄亚。这些女性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不过她们在特定的某一个男性心中引起了惊异或爱慕。绿蒂是一个温柔善良，体贴父亲，照顾弟妹，她始终那么“切实地生活和操劳着，心灵却又那么宁静。”这些形象是传统价值观中收到称赞的美好女性形象；美狄亚因为爱情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偷走父亲的宝物，后又因为遭到丈夫背叛而杀死了丈夫的情人和自己的儿子。美狄亚之所以惊世骇俗是因为她震动了男性的价值观。女性的价值观在这里第一次不服从男性价值体系而独立地通过行动表现了出来。如果通过女性的价值角度看，美狄亚所做的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一个人遭到了背叛，那么就必然要报复。但正因为女性没有社会价值与独立价值，她们的价值必须收到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的评判，她们的附属性质决定了她们的存在悲剧的必然性。
三、死亡的意义
福柯说过，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被一些程序所控制、筛选、组织和分配的。作家在写作时，收到当时话语的支配， “说出的话语既然是已经存在的语言，就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决定以后将会说出的东西。[2]”作家也是被社会话语控制的人，他们的观点必然带上社会的烙印。
在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并没有什么独立的存在意义，她们依附于家庭和氏族生存，她们的死亡除非是为男人而死，也不会引起什么注意。斯塔霞还有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妹妹，在童年时代就死于肺病。作者对于她的死一笔带过，因为如果是那个不漂亮的美美活下来而纳斯塔霞死去，可以设想到后面的情节就根本不会出现女主人公被托茨基包养，不被包养就不会见到公爵，就不会引起他那种伟大而高尚的怜悯情绪了。这本《白痴》是一个男性对女性救赎的例子，体现出了站在道德制高点和利益稳固的宝座上的强者对于弱者的一丝柔情。强者用弱者的悲剧体现自己的高尚情怀，表现自己的道德情操，自己的白痴一般圣洁的心肠。杜十娘就不同了。她是完全、彻底的孤独。没有人对她表现出同情，她的一切都是纯粹地交易。她的价值也就是那些宝物的价值，试想，如果没有百宝箱，如果只是她自己沉江了，故事是否就不这么具有冲击力？所以作者在述说的同时又要给这个对男性毫无价值的女性以一些物质价值，来博得同情。这更加表现出封建社会中女性本身毫无价值的处境。
纳斯塔霞令人惊讶地表现出了自主的意志。她反复地逃离罗果仁，投奔梅什金公爵之后又逃离公爵，得到公爵的时候放弃公爵，在被将军小姐鄙视的时候又要把公爵挣回来，这表现出她本身的犹豫、矛盾和试图自己判定自身价值的思想萌芽。纳斯塔霞的死是一个犹豫的、不自信人的死，杜十娘的死是在作家笔下的一堆宝物的死，是作者心目中一个“尤物”的消失。她们在文章中存在，又在文章中消失，她们的单一的存在价值“美”是男性挑选后的结果，她们的死也是男性放弃之后的结果，是一种对社会既定评价标准的反抗 。纳斯塔霞违背了与罗果仁承诺结婚的契约而被罗果仁杀死，杜十娘的死在于她对人的绝望。这不是女性的悲剧，而是弱者的本然。
综上，纳斯塔霞与杜十娘的悲剧是一种封建社会制度下不可避免的弱者的命运悲剧，在那个时代的女性处境中，这样的结局是一种必然。而在文字的表达和运用上，我们也可以感知那是时代的作者本身的态度与立场，他们虽然对这两位女性持同情、惋惜的态度，但终究没有脱离自己时代的局限，看不到自身也是男性社会评判女性的一个传声筒。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M].尹溟 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38.
[2]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157.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M].南江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