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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金肯定是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小说家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最畅销的25部小说中他一人就独占了7本。今天，他的每本新书依然能登上当年的畅销书排行榜，其作品总印数只有《圣经》可以媲美。金拥有自己的网站和广播电台，玩具商出品他作品人物的玩具，甚至有连环杀手模仿他书中的作案手法。四十年间，他共出版了66本长篇小说，11本短篇小说集，7本探讨文艺创作的“非小说”，63部影视剧。
一
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恐怖类作品大行其道，伴随着一个焦虑的文化语境。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化大发展和科学主义的后果，就是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失去。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正是这样一种喟叹。失去信仰的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而恰恰由于失去了精神引导对现实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生活在极度世俗化的同时也变得平面化起来。“物”的极度膨胀给人造成了从现实中的非现实的恐怖之感，荒凉和没有意义是很多现代人的感受。危险发生在人们身边：科技呈几何级数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步步升级，病毒的变异和爆发，贫富不均，种族矛盾，环境污染……让现代人在消解一切崇高、娱乐才是王道的后现代表征之下，深感不安。这样的焦虑似乎只能以毒攻毒，通过恐怖的手段来进行排解。斯蒂芬·金不断暴露出美国社会种种涌动的暗流：种族矛盾、宗教冲突、性别压迫、家庭危机、青少年的困境、科技发展的道德悖论……庞大的销量，显示出斯蒂芬·金作品的深入人心：
首先，金的恐怖艺术具有高度的现实性。金的恐怖世界包罗万象，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有自己独特的注视；既有怪物恶魔，也有立足于日常生活的怪人怪谈。但所有这些共同的一点就是“真实”。事实上，金的恐怖小说甚至要比现实主义小说更为真实地描述我们的世界。因为很多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描绘的雖然是现实生活，却往往在字里行间带有理想的痕迹。而金的恐怖小说尽管讲述的是不可能发生的离奇故事，却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从根本处刻画了现代人心底最真实的恐惧。从这一点看，金作品的真实性甚至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其次，对社会问题的暴露、对文化的反思。斯蒂芬·金的作品立足于日常生活，通过鬼怪和灵异事件，对底层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心理状态、焦虑和不安极端化、夸张化、陌生化，由此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文化、体制、发展提出了警世和反思；而与此同时，这种自然真实、如临其境的描写，为读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怖的阅读效果，与此同时对读者的心理压力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为他们增强了接受现实的能力。
简单说，在斯蒂芬·金的作品中，“现实形象”的异化产生了“非现实”的恐怖效果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而在拍成电影后，人们更是以影像、声音和画面的形式，加深了金所设定的氛围的感受力。在声像的艺术中，斯蒂芬·金的恐怖王国被丰富和延展开来。
二
历史上，从来不乏以死亡和恐怖作为娱乐和观赏对象的时代，例如古罗马的角斗士，中国古代老百姓争看酷刑。今天，我们欣赏死亡和恐怖是虚假的，带有某种反思和反抗的心理意识。波德里亚和费斯克所说的后现代社会的“奇观”，乃是一切都以娱乐至上，“恐怖”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电影的诞生，让曾经停留在纸面上的恐怖形象鲜活起来。一百多年来，许多优秀电影人不断在探索着恐怖电影的各种发展方向，从恶魔恐怖、末日恐怖、怪兽恐怖到人格恐怖不一而足。恐怖片成为与电影科技同步发展的最大片种之一。斯蒂芬·金的很多小说都被拍成电影，新的传播形式赋予其作品新的外延和内涵。通过比较翻拍电影与原著，可以看出不同的传播媒介对恐怖的不同理解和表达，以及“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转换的不同机制。
作为一种声音与影像的艺术，电影在恐怖气氛的渲染上主要有三个途径：镜头的运用、剧本的故事编排、背景音乐的增强效果。恐怖元素的设置要非个人化，像语言一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同时，恐怖的情感在电影中被符号化。现实生活中人类近于本能的情绪往往难以清楚言说和明确表达，电影需将这些情绪具象化，将内在的体验外化，将不存在之物变为眼见之物。
1.幽闭的空间
在恐怖影片史上，“幽闭”的题材是导演们始终不渝地热衷的。幽闭是一种隔绝的状态，一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割裂。当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社会组织结合的日益紧密，使我们与自然日益脱离。这种脱离不是距离上的遥远，而是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自然对于我们再不是古人眼中的养育之地、生命之源、恐怖的对抗性力量。随着与自然的疏离，现代人的空间活动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交通的发达使我们可以快速地抵达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可是这并没有从实质上扩展我们的活动空间，只是点到点的跳跃性模式而已。人们好像只是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个房间。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无疑也助长了这种虚幻的幽闭空间的形成。因此，幽闭的感觉如本能一般被压缩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在斯蒂芬·金作品的翻拍电影中，最成功的也是这一类型的题材，比如《闪灵》。
以电影《闪灵》（the Shining，1990）为例，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是如何将斯蒂芬·金的恐怖以声像形式表现出来的。
镜头与声音：影片开始的长镜头展示出凝滞而冷漠的气氛。杰克（杰克·尼科尔森饰），去面试管理员的工作。饭店大门打开，大堂金碧辉煌，红色的电梯门触目惊心，有种鲜血涌出的感觉。一个古怪的画面跳出，是两个穿着棉布蓝裙的小女孩。一系列闪回镜头，表明丹尼的“闪灵”异能和曾发生在饭店的砍杀惨案。随后出场的妻子，以惨白消瘦的面容、焦虑不安的深陷眼睛、温顺懦弱的人物形象，暗示出其“圣母玛利亚”式的命运。在杰克的创作场景中，打印机上的白纸、断续出现的无规律噪音展示出其精神状态的异常。杰克扔网球发出的巨响仿佛枪声，而突然的开门声、枯燥单调的骑车声，外化了主人公内心逐渐累加的神经质和暴躁情绪。通过低角度镜头、变焦镜头和微微倾斜的拍摄角度，导演利用焦距的变化控制空间的收放，将平淡无奇的家具、摆设等周遭事物扭曲变形，以主观/客观视角的转换，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焦灼张力。这些现实场景中的“非现实”营造，与斯蒂芬·金将日常生活陌生化的手法不谋而合。 语言与对话：杰克将丹尼叫到身边，让他坐到自己的腿上，而丹尼好象和他很疏远似的，动作很不自然。杰克强调说：“我希望你喜欢这儿，希望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永远，永远……”这句话是书中描写的心理活动（“远望饭店不想他们离开，他（杰克）也不想，甚至丹尼也不想。也许他已经成了它的一部分。”见斯蒂芬·金：《闪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直接表达。影片中的对话还体现出一个细节：当儿子问起杰克是否会保护他们母子时，杰克给了儿子肯定的答复，但他的语言里，却刻意忽略了“妻子”“孩子”“母亲”这些词汇。这个细节将书中的心理描述，通过对话表现出来。
其他：在凶杀场景“redrum”里，小说中的凶器由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棒球棍，变成了电影中常用的斧头，增强了恐怖的表现力。同时，在小说中，黑人厨师成功协助母子逃出旅馆，而在电影里，黑人一出现就被一刀砍死。斯蒂芬·金对这里针对有色人种的改动十分不满，而从影片效果来看，导演的目的是强化暴力冲突，加强视觉冲击。在影片结尾那著名的搏斗场面中，小说里的树篱动物被改编成迷宫，以冰冷的蓝光、喘息声、不断转换视角的晃动镜头，通过空间构图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结尾处，影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设计：饭店大堂悬挂着一张不起眼的黑白照片，镜头拉近，照片上写着：远望饭店庆祝晚会1921年7月4日，片中正中间赫然是穿着晚礼服的杰克。一张照片概括出书中所描绘的幻觉假面舞会，并通过7月4日这一特殊的日期（美国国庆日），及饭店中大量印第安风格的装饰品，暗示着繁华与荣耀建立在丑闻和恶行之上，具有提升原著的效果。
2、人形的恐怖
維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则认为人具有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 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仅当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身体是被自然、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从远古时代起，人类便以自己的身体为原型去构想宇宙的形态、社会的形态乃至精神的形态。
通过这一理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恐怖片中的恐怖元素，都归结到了“身体”这个最基本的灵魂承载体上来。当人的身体——人形——在此类恐怖片中登场之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高潮亦随之来临。斯蒂芬·金的作品中，表现人形恐怖的题材也有很多。如《魔女嘉丽》《神秘火焰》《死亡区域》等。改编影片对“人形”这一主题的表现，则比小说更为生动鲜活。
《魔女嘉丽》（Carrie，1976）是典型的例子。书中，嘉丽的自卑和恐惧来自对自己身体的不满，而嘉丽的力量和报复也来自她的身体。丑陋的身体不断积聚恶意，具有了毁灭的能量。而在影片中，嘉丽却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有一头金色的长发，而非书中描写的“头发暗淡无光”，“脸上背上尽是青春痘”（ Stephen King，Carrie ，NYC：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不同的设置，意图显露出主人公原本“人性”的一面。全书恐怖事件的引发，也是影片的高潮部分，是嘉丽在舞会上被猪血淋头的场面。对这段情节的表现，小说中以嘉丽的心理状态作为重点，而影片则是发挥它影音的优势：以颜色艳丽的场面调度、面孔的叠加效果、靡靡的舞会音乐和嘉丽眼睛的特写镜头，令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突然之间，猪血从天而降，满怀希望的少女嘉丽转化为面孔扭曲、满目仇恨的魔女嘉丽。刺眼的血液，与嘉丽备受侮辱的初潮之血相呼应，强调了身体的“原罪”。此处，画面开始像破碎的镜子一样旋转，在“过去”与“当下”之间不断跳跃，闪回镜头交待了即将发生的大屠杀的因果关系。在血洗校园的场景中，嘉丽的眼神从受辱、愤怒转变为一片空洞，中断的背景音乐又开始响起，欢快柔和的乐曲与残酷的画面，充满虚无的荒诞意味。
嘉丽的杀戮最终指向的是迫害她的源头——母亲：“我是来杀你的，妈妈，而你也是在这里，等着杀我。”（Stephen King，Carrie， NYC：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影片对弑母场景作了改动：原著中，嘉丽以意念来杀人。而在影片中，嘉丽运用超能力将刀叉射向母亲，将她钉死在墙上。四肢伸展、表情痛苦、念着祷文死去的母亲形象，正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以这样的画面，表现出书中所描绘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对青少年的残害。书中的大屠杀被渐渐遗忘，伤痛也逐渐平和，而影片却让嘉丽在幸存者的梦中出现，增强了电影的恐怖效果。
三
巴赞曾经高度赞扬过文学的电影化改编现象，“小说改编的问题对战后电影审美的发展有着决定的影响”（安德烈·巴赞：《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斯蒂芬·金的小说及翻拍电影，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感性而非理性的体验方式，这种体验方式使人们可以在关注问题的同时，忽略自己的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从而使自己沉浸在一种狂乱的描述或者阅读的快感中。在这种体验中，作者的情绪包括读者的情绪仿佛经历了一次暴风骤雨的冲刷，在极度恐怖的体验过后，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以及对世界更大程度上的接受。也许这正是恐怖小说在和平年代盛行的原因。斯蒂芬·金呼唤人们重归美好，认识自我，面对纷乱的社会问题，他作品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示出了真正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李闻思，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
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恐怖类作品大行其道，伴随着一个焦虑的文化语境。资本主义时代，现代化大发展和科学主义的后果，就是造成人类精神家园的失去。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正是这样一种喟叹。失去信仰的人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而恰恰由于失去了精神引导对现实的超越性，使得人类生活在极度世俗化的同时也变得平面化起来。“物”的极度膨胀给人造成了从现实中的非现实的恐怖之感，荒凉和没有意义是很多现代人的感受。危险发生在人们身边：科技呈几何级数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步步升级，病毒的变异和爆发，贫富不均，种族矛盾，环境污染……让现代人在消解一切崇高、娱乐才是王道的后现代表征之下，深感不安。这样的焦虑似乎只能以毒攻毒，通过恐怖的手段来进行排解。斯蒂芬·金不断暴露出美国社会种种涌动的暗流：种族矛盾、宗教冲突、性别压迫、家庭危机、青少年的困境、科技发展的道德悖论……庞大的销量，显示出斯蒂芬·金作品的深入人心：
首先，金的恐怖艺术具有高度的现实性。金的恐怖世界包罗万象，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有自己独特的注视；既有怪物恶魔，也有立足于日常生活的怪人怪谈。但所有这些共同的一点就是“真实”。事实上，金的恐怖小说甚至要比现实主义小说更为真实地描述我们的世界。因为很多现实主义者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描绘的雖然是现实生活，却往往在字里行间带有理想的痕迹。而金的恐怖小说尽管讲述的是不可能发生的离奇故事，却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从根本处刻画了现代人心底最真实的恐惧。从这一点看，金作品的真实性甚至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其次，对社会问题的暴露、对文化的反思。斯蒂芬·金的作品立足于日常生活，通过鬼怪和灵异事件，对底层老百姓和弱势群体的心理状态、焦虑和不安极端化、夸张化、陌生化，由此对整个现代社会的文化、体制、发展提出了警世和反思；而与此同时，这种自然真实、如临其境的描写，为读者成功地制造了恐怖的阅读效果，与此同时对读者的心理压力起到了缓解的作用，为他们增强了接受现实的能力。
简单说，在斯蒂芬·金的作品中，“现实形象”的异化产生了“非现实”的恐怖效果是他最为突出的特点。而在拍成电影后，人们更是以影像、声音和画面的形式，加深了金所设定的氛围的感受力。在声像的艺术中，斯蒂芬·金的恐怖王国被丰富和延展开来。
二
历史上，从来不乏以死亡和恐怖作为娱乐和观赏对象的时代，例如古罗马的角斗士，中国古代老百姓争看酷刑。今天，我们欣赏死亡和恐怖是虚假的，带有某种反思和反抗的心理意识。波德里亚和费斯克所说的后现代社会的“奇观”，乃是一切都以娱乐至上，“恐怖”也成了大众文化的消费对象。电影的诞生，让曾经停留在纸面上的恐怖形象鲜活起来。一百多年来，许多优秀电影人不断在探索着恐怖电影的各种发展方向，从恶魔恐怖、末日恐怖、怪兽恐怖到人格恐怖不一而足。恐怖片成为与电影科技同步发展的最大片种之一。斯蒂芬·金的很多小说都被拍成电影，新的传播形式赋予其作品新的外延和内涵。通过比较翻拍电影与原著，可以看出不同的传播媒介对恐怖的不同理解和表达，以及“现实”与“非现实”之间转换的不同机制。
作为一种声音与影像的艺术，电影在恐怖气氛的渲染上主要有三个途径：镜头的运用、剧本的故事编排、背景音乐的增强效果。恐怖元素的设置要非个人化，像语言一样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同时，恐怖的情感在电影中被符号化。现实生活中人类近于本能的情绪往往难以清楚言说和明确表达，电影需将这些情绪具象化，将内在的体验外化，将不存在之物变为眼见之物。
1.幽闭的空间
在恐怖影片史上，“幽闭”的题材是导演们始终不渝地热衷的。幽闭是一种隔绝的状态，一种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割裂。当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社会组织结合的日益紧密，使我们与自然日益脱离。这种脱离不是距离上的遥远，而是功能和意义上的改变。自然对于我们再不是古人眼中的养育之地、生命之源、恐怖的对抗性力量。随着与自然的疏离，现代人的空间活动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交通的发达使我们可以快速地抵达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可是这并没有从实质上扩展我们的活动空间，只是点到点的跳跃性模式而已。人们好像只是不停地从一个房间走入另一个房间。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冷漠，无疑也助长了这种虚幻的幽闭空间的形成。因此，幽闭的感觉如本能一般被压缩在我们的意识深处。在斯蒂芬·金作品的翻拍电影中，最成功的也是这一类型的题材，比如《闪灵》。
以电影《闪灵》（the Shining，1990）为例，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是如何将斯蒂芬·金的恐怖以声像形式表现出来的。
镜头与声音：影片开始的长镜头展示出凝滞而冷漠的气氛。杰克（杰克·尼科尔森饰），去面试管理员的工作。饭店大门打开，大堂金碧辉煌，红色的电梯门触目惊心，有种鲜血涌出的感觉。一个古怪的画面跳出，是两个穿着棉布蓝裙的小女孩。一系列闪回镜头，表明丹尼的“闪灵”异能和曾发生在饭店的砍杀惨案。随后出场的妻子，以惨白消瘦的面容、焦虑不安的深陷眼睛、温顺懦弱的人物形象，暗示出其“圣母玛利亚”式的命运。在杰克的创作场景中，打印机上的白纸、断续出现的无规律噪音展示出其精神状态的异常。杰克扔网球发出的巨响仿佛枪声，而突然的开门声、枯燥单调的骑车声，外化了主人公内心逐渐累加的神经质和暴躁情绪。通过低角度镜头、变焦镜头和微微倾斜的拍摄角度，导演利用焦距的变化控制空间的收放，将平淡无奇的家具、摆设等周遭事物扭曲变形，以主观/客观视角的转换，展现出人物内心的焦灼张力。这些现实场景中的“非现实”营造，与斯蒂芬·金将日常生活陌生化的手法不谋而合。 语言与对话：杰克将丹尼叫到身边，让他坐到自己的腿上，而丹尼好象和他很疏远似的，动作很不自然。杰克强调说：“我希望你喜欢这儿，希望我们永远留在这儿，永远，永远……”这句话是书中描写的心理活动（“远望饭店不想他们离开，他（杰克）也不想，甚至丹尼也不想。也许他已经成了它的一部分。”见斯蒂芬·金：《闪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的直接表达。影片中的对话还体现出一个细节：当儿子问起杰克是否会保护他们母子时，杰克给了儿子肯定的答复，但他的语言里，却刻意忽略了“妻子”“孩子”“母亲”这些词汇。这个细节将书中的心理描述，通过对话表现出来。
其他：在凶杀场景“redrum”里，小说中的凶器由美国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棒球棍，变成了电影中常用的斧头，增强了恐怖的表现力。同时，在小说中，黑人厨师成功协助母子逃出旅馆，而在电影里，黑人一出现就被一刀砍死。斯蒂芬·金对这里针对有色人种的改动十分不满，而从影片效果来看，导演的目的是强化暴力冲突，加强视觉冲击。在影片结尾那著名的搏斗场面中，小说里的树篱动物被改编成迷宫，以冰冷的蓝光、喘息声、不断转换视角的晃动镜头，通过空间构图展示人物的内心活动。结尾处，影片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设计：饭店大堂悬挂着一张不起眼的黑白照片，镜头拉近，照片上写着：远望饭店庆祝晚会1921年7月4日，片中正中间赫然是穿着晚礼服的杰克。一张照片概括出书中所描绘的幻觉假面舞会，并通过7月4日这一特殊的日期（美国国庆日），及饭店中大量印第安风格的装饰品，暗示着繁华与荣耀建立在丑闻和恶行之上，具有提升原著的效果。
2、人形的恐怖
維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则认为人具有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 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仅当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身体是被自然、社会与文化建构的。从远古时代起，人类便以自己的身体为原型去构想宇宙的形态、社会的形态乃至精神的形态。
通过这一理论，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恐怖片中的恐怖元素，都归结到了“身体”这个最基本的灵魂承载体上来。当人的身体——人形——在此类恐怖片中登场之时，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高潮亦随之来临。斯蒂芬·金的作品中，表现人形恐怖的题材也有很多。如《魔女嘉丽》《神秘火焰》《死亡区域》等。改编影片对“人形”这一主题的表现，则比小说更为生动鲜活。
《魔女嘉丽》（Carrie，1976）是典型的例子。书中，嘉丽的自卑和恐惧来自对自己身体的不满，而嘉丽的力量和报复也来自她的身体。丑陋的身体不断积聚恶意，具有了毁灭的能量。而在影片中，嘉丽却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有一头金色的长发，而非书中描写的“头发暗淡无光”，“脸上背上尽是青春痘”（ Stephen King，Carrie ，NYC：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不同的设置，意图显露出主人公原本“人性”的一面。全书恐怖事件的引发，也是影片的高潮部分，是嘉丽在舞会上被猪血淋头的场面。对这段情节的表现，小说中以嘉丽的心理状态作为重点，而影片则是发挥它影音的优势：以颜色艳丽的场面调度、面孔的叠加效果、靡靡的舞会音乐和嘉丽眼睛的特写镜头，令观众感受到人物内心希望与怀疑交织的复杂情绪。突然之间，猪血从天而降，满怀希望的少女嘉丽转化为面孔扭曲、满目仇恨的魔女嘉丽。刺眼的血液，与嘉丽备受侮辱的初潮之血相呼应，强调了身体的“原罪”。此处，画面开始像破碎的镜子一样旋转，在“过去”与“当下”之间不断跳跃，闪回镜头交待了即将发生的大屠杀的因果关系。在血洗校园的场景中，嘉丽的眼神从受辱、愤怒转变为一片空洞，中断的背景音乐又开始响起，欢快柔和的乐曲与残酷的画面，充满虚无的荒诞意味。
嘉丽的杀戮最终指向的是迫害她的源头——母亲：“我是来杀你的，妈妈，而你也是在这里，等着杀我。”（Stephen King，Carrie， NYC：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影片对弑母场景作了改动：原著中，嘉丽以意念来杀人。而在影片中，嘉丽运用超能力将刀叉射向母亲，将她钉死在墙上。四肢伸展、表情痛苦、念着祷文死去的母亲形象，正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以这样的画面，表现出书中所描绘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对青少年的残害。书中的大屠杀被渐渐遗忘，伤痛也逐渐平和，而影片却让嘉丽在幸存者的梦中出现，增强了电影的恐怖效果。
三
巴赞曾经高度赞扬过文学的电影化改编现象，“小说改编的问题对战后电影审美的发展有着决定的影响”（安德烈·巴赞：《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斯蒂芬·金的小说及翻拍电影，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来说，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感性而非理性的体验方式，这种体验方式使人们可以在关注问题的同时，忽略自己的理性分析和价值判断，从而使自己沉浸在一种狂乱的描述或者阅读的快感中。在这种体验中，作者的情绪包括读者的情绪仿佛经历了一次暴风骤雨的冲刷，在极度恐怖的体验过后，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以及对世界更大程度上的接受。也许这正是恐怖小说在和平年代盛行的原因。斯蒂芬·金呼唤人们重归美好，认识自我，面对纷乱的社会问题，他作品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展示出了真正的人文关怀。
作者简介：
李闻思，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