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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笔下有先锋，有历史，有武侠，有诗词，40多年不断拓展自己书写的疆域
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學中国文学硕士，代表作有《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聆听父亲》《大唐李白》系列等，其首部散文集《文章自在》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张大春已经有一阵子没写小说了，最近的一部是2015年的《大唐李白·将进酒》（《大唐李白》系列第三部），还被认为是“不像小说的小说”。与以往的高产相比，这位以“小说家”著称的台湾作家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究其原因，是他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写作教育上。
这变化多少与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有关。10年前，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女解开认字之惑，他特意挑选了89个汉字，用小故事的方式对之进行注解，写成《认得几个字》。如今，10年过去，孩子们的困惑也从认字转为写作文——这同样是困扰大陆和港台中小学生的问题。
眼看着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各种公式化、教条化的作文教育捆绑，以写作为生的张大春自然是坐不住了。他将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散文翻检出来，再选取苏洵、鲁迅、梁实秋、毛尖等古今诸家的文章做例文，编成《文章自在》，教人如何为文，于今年初出版面世。
“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考命题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在北京灯草胡同一个四合院客栈里，张大春拿起《文章自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他看来，作文是作文，文章是文章，前者不过是升学择业的敲门砖，大多用后即弃，“写文章则不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能力。”
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
“《文章自在》可以说是我的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编写这本书纯属偶然。”这是张大春的开场白，如同他在台湾电台说书一样，宣示着一个故事的开始。
他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位小“学霸”。小小年纪就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关注着自己和同学在各个学科的评比情况。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填了几阙元曲《天净沙》，拿来给张大春看，要他指导。他问小女孩：“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对方答说不是，“是自己写着好玩的。”
“我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较劲的目的，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张大春说。但可以预见这难能可贵的文学兴味，随着考试的到来，以及种种为应付写作文所打造出来的修辞模式的出现，终将渐渐消逝。每每想到此，他都唏嘘不已。
“与其说是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写作文的能力，不如说这一切都有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张大春说。
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张宜，有一次写了一篇自己非常得意的作文，结果老师给了4级分（台湾中学作文满分6级分）。女儿心里难过，就和张大春讲起老师评分的标准，当他问起女儿是否从这次“挫折”中学到写好作文的方法时，女儿摇了摇头。
时隔不久，一本亲子杂志邀请女儿写书评。女儿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坐在车里用手机打出5篇书评，每篇500字左右。乍一看，这些文章像是专业书评家写的，意见鲜明，举证明朗，条理清晰。杂志社的人赞赏有加，还采用了一篇。
女儿开始陷入困惑：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也不知怎么就把作文写坏了。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所受的作文训练几乎是一样的。老师或者考官命题，学生必须揣测出题者的意图，或者去揣测阅卷老师批改作文的标准，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对吗？”作为一个父亲，同时又是一个职业作家，张大春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
他的电脑里，有一个名为“藏天下录”的文档，里面放置着近些年自己偶有所感时敲下的文字，大都是散文，且未发表过。经过加工整理，成书《文章自在》。所谓自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回归本我”。
在这本书中，他从命题、写作动机、用字、句法、叙事次第、语感等，写文章的方方面面“开讲”，但又不似课堂中的说教，而是从自己写一篇文章的切身体验入手，讲故事，道出写作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附上一篇文章，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个中道理。如《草蛇灰线》一文，他以夕阳为例，讲述如何铺陈文章的主旨，之后附例文《同里湖一瞥黄昏》，文中几乎没有关于黄昏景色的描绘，却处处透露出黄昏的情调：唱着苏州小调拉麦芽糖的店家，一张泛着油光的老藤椅……
“我始终相信熟悉、理解那些优秀的文章比死记硬背更重要，这种熟悉会转化成一种组织文字的能力，变成下笔的能力。”张大春认为孩子们从写作文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自主思考，知道在作文表达时要有主见。
大概30多年前，张大春在陆军通校担任教官，曾经给高中生上过作文课。为了诱发学生自主表达的能力，他在作文课上往往不给出具体的命题。有一次，他让学生们写一篇关于“哭之过程”的文章，要求是白描，200—300字。其中有一个孩子叫潘文隆，大致写了这样一个过程：一滴泪从右眼眼帘下流出，流过脸颊，发出晶莹的光，到下巴的地方消失。接着左眼的泪水也追了上来，在脸颊上停顿了一下，旁边伸来一只手，拿着手帕在脸上横着擦了过去。那是爸爸的手。
“这篇文章不长，过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它没有落入俗套，比如离开故乡哭，亲人分别哭，或赢得比赛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给人一种场景，很容易让读的人代入其中。”张大春说，这就是主见，有作者自己的思考和体会。“启发孩子立意远比教他如何揣摩他人的意图写好作文要好得多，而且这种能力一旦获得，便终身受用。”
20出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
尽管同样经历过作文考试和作文训练，但张大春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爱书的父亲，又遇到了几位好的语文老师。
追溯起来，张大春的文学兴味缘起于少时。父亲是原国民党军国防部的文职官员，1949年跟随大队人马撤至台湾，一家人被安置在眷村生活。张大春就在那里出生，当时家中并不富裕，只有一台收音机，少有娱乐。4岁开始，他便坐在父亲膝头，听父亲讲《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小学二年级时，在父亲的鼓励下他给《国语日报》投稿，写《我最喜欢的水果》。当时他最喜欢的是苹果，但因为贵吃不起，他就写了香蕉和桔子。“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始终觉得那是不对的，说了谎，‘修辞未立其诚’。”
他至今仍记得十二三岁时，有一次参加台北市初中作文比赛，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过来指导参赛学生，他第一次见到苏尚耀老师——小学时他一直在读苏老师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苏老师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写，“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虽说当时不是很理解，但这句话深深地埋在他心底。
读高中后，他又遇到一位魏开瑜老师——魏老师原本是一位中医，也给张大春的作文把了一脉。在一篇命题作文后面，魏老师用朱笔批字：“你的词汇丰富，可是为什么只会从正面说理？”后来，对照了贾谊的《过秦论》和苏洵的《六国论》，张大春才开窍：任何一条义理，都可以容纳相异的诠释。
魏老师还在一次课堂上布置了一场小测验：在《水浒传》中林冲夜奔那章文字中找伏笔与呼应，比如毡帽戴上与毡帽摘下，长枪扛起与长枪放下，等等。张大春密密麻麻找了很多条，老师给了一个高分。“这就是文本的结构。日后再看小说，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伏笔与呼应，自己写文章也会有这样的设置。”
“如果一直写作文，我就没法成为一个作家。”张大春很庆幸自己高中以后不用再写作文，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
1976年，正在读大二的张大春花了半年时间左右，构思琢磨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悬荡》，讲述一个曾有过自杀念头的联考落榜生，与十几名乘客一起坐缆车，因为故障缆车悬于半空中，整车人都惊慌失措的故事。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还获了台湾幼狮文艺小说优胜奖。那一年，张大春19岁。
两年后，眷村长大的张大春以眷村故事为主题写了《鸡翎图》，获得时报文学小说优胜奖，张大春也由此被推上了台湾文坛，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就这样，20出头的张大春凭着旧学根底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新鲜时髦的小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将军碑》《公寓导游》《四喜忧国》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每一部都极具魔幻写实色彩，人情典故信手拈来，却又着实可考可据；嘲讽各种近乎教条的怪现象，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轨迹中探讨人性。如《将军碑》，主人公是一位年轻时参加过重大战役的老将军，晚年陷入困境，一直处于神游和穿越中。这故事的背后实际上探讨的是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命题：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为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些作品的出现引起台湾文坛的轰动，张大春被称为“张大春闪电”“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那一时期，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兼职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但稿约不断。1988年，他曾进入到台湾一家报社担任副刊主编。工作数月后，他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当时，辞呈被报社拒绝，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复工后仍端坐原先的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张大春当然不是“白拿钱”，他每天要看30份报纸，将有趣的新闻摘录，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些包含着政治隐喻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最终结集《大说谎家》。
“写文章，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张大春说。依仗这一能力，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一颗不安分的心，张大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任意驰骋，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疆域和边界。
多变与“炫技”
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张大春，其童年被故土的无根感与历史的失落感充斥着，如同他自己形容的那样，“青少年处于交通黑暗期”。上世纪90年代，张大春化身“大头春”，以一个“伪少年”的身份重回青春。
在张大春的记忆中，他最早的一本畅销小说就是这本1989年的《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这部小说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又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读者则觉得搞笑。这本写法新颖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
进入新世纪，张大春似乎有点“厌倦”他长久以来所钟爱的实验风格，开始回归历史，回归传统，回归本土。
1999年至2000年，张大春出版了长篇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讲述隐居台湾的漕帮老大万砚方因触怒“老头子”离奇而死，万砚方和他的其他6个朋友留下7部著作。小说中的叙事者，也是书呆子“张大春”，意外读了这7部奇书，意外卷入万砚方案件，并为追寻历史线索，拆解谜团惹来杀身之祸。
“过去武侠小说的世界是虚拟的，既要结合历史，又要抽离历史。我就是要写点和传统武侠小说不一样的东西。 ”张大春说。《城邦暴力团》将武林、侠义、江湖、政治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证，但又似乎满篇皆是虚构，因此被冠之为“现代新武侠”。
3年后，张大春推出《聆听父亲》，以一唱三叹的繁复与浓酽的文字、绵密的情感，从家族的变迁写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作家阿城读完后赞道，“用惯了勾拳的大春，这次用了直拳，虽然简单，却直接打在读者的心脏，过瘾”；紧接着，他又写文学理论作品《小说稗类》，多次表现自己对中国传统叙事的推崇；近几年陆续推出的《大唐李白》系列，则是把历史、传记、小说、诗论融进一部作品。
因為多变，张大春一直被认为是在写作上“炫技”。如今，再谈到创作手法的多变，张大春回应说：“我并非刻意求变，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因主题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我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主题适合什么样的文类。”
好友莫言则评价他说：“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在野人”的观察
年近六十的张大春，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不论远望还是近观，他似乎总在微笑着，不大的眼睛在镜片之后闪烁着一种光芒，介于庄重与淘气之间。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显得有些疲惫，但仍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场。和他交流，既有趣，又很有挑战性。他思路敏捷，逻辑严密且妙语连珠，常常引经据典，不经意间就蹦出一首诗出来。
在提到文言文的写作可以开发自己情感的能力时，为佐证文言文语言的美感，他张口即来：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回头三十余年逝，不道消磨只数声。“知道谁写的吗？黄宗羲。短短28个字，就说尽了时光飞逝。”
张大春笑着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写古体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格律诗。早在高中时代，他便开始了这一功课，原本断断续续，自1998年起，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作了一首名为《晨春》的诗：掣笔拏云扫雀声，春风坦荡动春城。何如一夜幽州梦，都付千山饮马行。
“古体诗不借助虚词、介词来完成表达，非常凝练，但有很多值得想象的空间。这种压缩的美感和训练，能够有效地提炼写作者的语感。”张大春说，他现在已经写了八九千首古体诗，最近正在筹划出一本诗集。
从少年时拿起笔，几十年来，写作始终是张大春最为关注的话题。
“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张大春说，他更担心的是，技术的进步，比如手机出现带来的碎片化阅读，使得年轻一代的求知欲下降，写作能力也逐渐退步，“我只能在十楼拉一张网，拦住一些人，让下坠的速度不要那么快。”
而另一方面，他也让自己与文学圈保持着一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他一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选入“年度小说选”；自2011年起，他开始拒绝担任任何文学奖的评审。
4年前，张大春曾给周华健的一张专辑《江湖》撰写歌词，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在野人》。歌是这样唱的：“大人走马黄金台，黄金台上满座衣冠将相才……野人街头晒日头，日头晒我，江山锦绣，数风流……”张大春希望自己也做一个“在野人”，“在一个非常远而冷的距离里面，对现实或者也包括对历史，做一些比较亲切的观察，虽然冷，虽然野，但是观察是亲切的。”
台湾作家。1957年出生，祖籍山东。台湾辅仁大學中国文学硕士，代表作有《四喜忧国》《小说稗类》《聆听父亲》《大唐李白》系列等，其首部散文集《文章自在》日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
张大春已经有一阵子没写小说了，最近的一部是2015年的《大唐李白·将进酒》（《大唐李白》系列第三部），还被认为是“不像小说的小说”。与以往的高产相比，这位以“小说家”著称的台湾作家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究其原因，是他把更多的心力放在了写作教育上。
这变化多少与他作为父亲的身份有关。10年前，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女解开认字之惑，他特意挑选了89个汉字，用小故事的方式对之进行注解，写成《认得几个字》。如今，10年过去，孩子们的困惑也从认字转为写作文——这同样是困扰大陆和港台中小学生的问题。
眼看着年复一年，孩子们被各种公式化、教条化的作文教育捆绑，以写作为生的张大春自然是坐不住了。他将自己之前的一部分散文翻检出来，再选取苏洵、鲁迅、梁实秋、毛尖等古今诸家的文章做例文，编成《文章自在》，教人如何为文，于今年初出版面世。
“针对的是那些和我自己的孩子差不多年纪、一样处境、苦于考命题作文的青少年，只为了说明一个概念，那就是‘写文章，不搞作文’。”在北京灯草胡同一个四合院客栈里，张大春拿起《文章自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在他看来，作文是作文，文章是文章，前者不过是升学择业的敲门砖，大多用后即弃，“写文章则不同，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能力。”
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
“《文章自在》可以说是我的首部真正意义上的散文集，编写这本书纯属偶然。”这是张大春的开场白，如同他在台湾电台说书一样，宣示着一个故事的开始。
他邻居家有一个小女孩，是一位小“学霸”。小小年纪就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关注着自己和同学在各个学科的评比情况。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填了几阙元曲《天净沙》，拿来给张大春看，要他指导。他问小女孩：“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对方答说不是，“是自己写着好玩的。”
“我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较劲的目的，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张大春说。但可以预见这难能可贵的文学兴味，随着考试的到来，以及种种为应付写作文所打造出来的修辞模式的出现，终将渐渐消逝。每每想到此，他都唏嘘不已。
“与其说是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写作文的能力，不如说这一切都有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张大春说。
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张宜，有一次写了一篇自己非常得意的作文，结果老师给了4级分（台湾中学作文满分6级分）。女儿心里难过，就和张大春讲起老师评分的标准，当他问起女儿是否从这次“挫折”中学到写好作文的方法时，女儿摇了摇头。
时隔不久，一本亲子杂志邀请女儿写书评。女儿利用上学路上的时间，坐在车里用手机打出5篇书评，每篇500字左右。乍一看，这些文章像是专业书评家写的，意见鲜明，举证明朗，条理清晰。杂志社的人赞赏有加，还采用了一篇。
女儿开始陷入困惑：不知怎么把作文写好，也不知怎么就把作文写坏了。
“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所受的作文训练几乎是一样的。老师或者考官命题，学生必须揣测出题者的意图，或者去揣测阅卷老师批改作文的标准，这样写出来的作文对吗？”作为一个父亲，同时又是一个职业作家，张大春觉得自己不能坐视不管。
他的电脑里，有一个名为“藏天下录”的文档，里面放置着近些年自己偶有所感时敲下的文字，大都是散文，且未发表过。经过加工整理，成书《文章自在》。所谓自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回归本我”。
在这本书中，他从命题、写作动机、用字、句法、叙事次第、语感等，写文章的方方面面“开讲”，但又不似课堂中的说教，而是从自己写一篇文章的切身体验入手，讲故事，道出写作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附上一篇文章，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个中道理。如《草蛇灰线》一文，他以夕阳为例，讲述如何铺陈文章的主旨，之后附例文《同里湖一瞥黄昏》，文中几乎没有关于黄昏景色的描绘，却处处透露出黄昏的情调：唱着苏州小调拉麦芽糖的店家，一张泛着油光的老藤椅……
“我始终相信熟悉、理解那些优秀的文章比死记硬背更重要，这种熟悉会转化成一种组织文字的能力，变成下笔的能力。”张大春认为孩子们从写作文的第一天起，就应该自主思考，知道在作文表达时要有主见。
大概30多年前，张大春在陆军通校担任教官，曾经给高中生上过作文课。为了诱发学生自主表达的能力，他在作文课上往往不给出具体的命题。有一次，他让学生们写一篇关于“哭之过程”的文章，要求是白描，200—300字。其中有一个孩子叫潘文隆，大致写了这样一个过程：一滴泪从右眼眼帘下流出，流过脸颊，发出晶莹的光，到下巴的地方消失。接着左眼的泪水也追了上来，在脸颊上停顿了一下，旁边伸来一只手，拿着手帕在脸上横着擦了过去。那是爸爸的手。
“这篇文章不长，过这么多年我依然记得，它没有落入俗套，比如离开故乡哭，亲人分别哭，或赢得比赛哭。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但给人一种场景，很容易让读的人代入其中。”张大春说，这就是主见，有作者自己的思考和体会。“启发孩子立意远比教他如何揣摩他人的意图写好作文要好得多，而且这种能力一旦获得，便终身受用。”
20出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
尽管同样经历过作文考试和作文训练，但张大春算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爱书的父亲，又遇到了几位好的语文老师。
追溯起来，张大春的文学兴味缘起于少时。父亲是原国民党军国防部的文职官员，1949年跟随大队人马撤至台湾，一家人被安置在眷村生活。张大春就在那里出生，当时家中并不富裕，只有一台收音机，少有娱乐。4岁开始，他便坐在父亲膝头，听父亲讲《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 小学二年级时，在父亲的鼓励下他给《国语日报》投稿，写《我最喜欢的水果》。当时他最喜欢的是苹果，但因为贵吃不起，他就写了香蕉和桔子。“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因为始终觉得那是不对的，说了谎，‘修辞未立其诚’。”
他至今仍记得十二三岁时，有一次参加台北市初中作文比赛，校长指定高年级的国文老师过来指导参赛学生，他第一次见到苏尚耀老师——小学时他一直在读苏老师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苏老师没有提供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地提醒：要多写，“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虽说当时不是很理解，但这句话深深地埋在他心底。
读高中后，他又遇到一位魏开瑜老师——魏老师原本是一位中医，也给张大春的作文把了一脉。在一篇命题作文后面，魏老师用朱笔批字：“你的词汇丰富，可是为什么只会从正面说理？”后来，对照了贾谊的《过秦论》和苏洵的《六国论》，张大春才开窍：任何一条义理，都可以容纳相异的诠释。
魏老师还在一次课堂上布置了一场小测验：在《水浒传》中林冲夜奔那章文字中找伏笔与呼应，比如毡帽戴上与毡帽摘下，长枪扛起与长枪放下，等等。张大春密密麻麻找了很多条，老师给了一个高分。“这就是文本的结构。日后再看小说，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看伏笔与呼应，自己写文章也会有这样的设置。”
“如果一直写作文，我就没法成为一个作家。”张大春很庆幸自己高中以后不用再写作文，但他并没有停止写作。
1976年，正在读大二的张大春花了半年时间左右，构思琢磨出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悬荡》，讲述一个曾有过自杀念头的联考落榜生，与十几名乘客一起坐缆车，因为故障缆车悬于半空中，整车人都惊慌失措的故事。这篇小说后来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还获了台湾幼狮文艺小说优胜奖。那一年，张大春19岁。
两年后，眷村长大的张大春以眷村故事为主题写了《鸡翎图》，获得时报文学小说优胜奖，张大春也由此被推上了台湾文坛，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就这样，20出头的张大春凭着旧学根底与对都会新气息的敏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新鲜时髦的小说，擒尽台湾文学大奖，《将军碑》《公寓导游》《四喜忧国》等都是那一时期的作品。每一部都极具魔幻写实色彩，人情典故信手拈来，却又着实可考可据；嘲讽各种近乎教条的怪现象，并试图在历史发展轨迹中探讨人性。如《将军碑》，主人公是一位年轻时参加过重大战役的老将军，晚年陷入困境，一直处于神游和穿越中。这故事的背后实际上探讨的是那一代人所面临的命题：属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何为生活在当下的自己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些作品的出现引起台湾文坛的轰动，张大春被称为“张大春闪电”“野鬼托生的文学怪胎”。
那一时期，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兼职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但稿约不断。1988年，他曾进入到台湾一家报社担任副刊主编。工作数月后，他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当时，辞呈被报社拒绝，给他放了一个月的假，复工后仍端坐原先的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张大春当然不是“白拿钱”，他每天要看30份报纸，将有趣的新闻摘录，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些包含着政治隐喻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最终结集《大说谎家》。
“写文章，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张大春说。依仗这一能力，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一颗不安分的心，张大春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任意驰骋，不断地拓展自己的疆域和边界。
多变与“炫技”
作为“外省第二代”的张大春，其童年被故土的无根感与历史的失落感充斥着，如同他自己形容的那样，“青少年处于交通黑暗期”。上世纪90年代，张大春化身“大头春”，以一个“伪少年”的身份重回青春。
在张大春的记忆中，他最早的一本畅销小说就是这本1989年的《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这部小说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又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读者则觉得搞笑。这本写法新颖的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
进入新世纪，张大春似乎有点“厌倦”他长久以来所钟爱的实验风格，开始回归历史，回归传统，回归本土。
1999年至2000年，张大春出版了长篇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讲述隐居台湾的漕帮老大万砚方因触怒“老头子”离奇而死，万砚方和他的其他6个朋友留下7部著作。小说中的叙事者，也是书呆子“张大春”，意外读了这7部奇书，意外卷入万砚方案件，并为追寻历史线索，拆解谜团惹来杀身之祸。
“过去武侠小说的世界是虚拟的，既要结合历史，又要抽离历史。我就是要写点和传统武侠小说不一样的东西。 ”张大春说。《城邦暴力团》将武林、侠义、江湖、政治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证，但又似乎满篇皆是虚构，因此被冠之为“现代新武侠”。
3年后，张大春推出《聆听父亲》，以一唱三叹的繁复与浓酽的文字、绵密的情感，从家族的变迁写到每一个人的命运，作家阿城读完后赞道，“用惯了勾拳的大春，这次用了直拳，虽然简单，却直接打在读者的心脏，过瘾”；紧接着，他又写文学理论作品《小说稗类》，多次表现自己对中国传统叙事的推崇；近几年陆续推出的《大唐李白》系列，则是把历史、传记、小说、诗论融进一部作品。
因為多变，张大春一直被认为是在写作上“炫技”。如今，再谈到创作手法的多变，张大春回应说：“我并非刻意求变，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因主题的不同而变化，也就是说，我要考虑到，什么样的主题适合什么样的文类。”
好友莫言则评价他说：“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最有天分、最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
“在野人”的观察
年近六十的张大春，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不论远望还是近观，他似乎总在微笑着，不大的眼睛在镜片之后闪烁着一种光芒，介于庄重与淘气之间。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他显得有些疲惫，但仍让人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场。和他交流，既有趣，又很有挑战性。他思路敏捷，逻辑严密且妙语连珠，常常引经据典，不经意间就蹦出一首诗出来。
在提到文言文的写作可以开发自己情感的能力时，为佐证文言文语言的美感，他张口即来：年少鸡鸣方就枕，老年枕上待鸡鸣。回头三十余年逝，不道消磨只数声。“知道谁写的吗？黄宗羲。短短28个字，就说尽了时光飞逝。”
张大春笑着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写古体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首格律诗。早在高中时代，他便开始了这一功课，原本断断续续，自1998年起，成为每天的必修课。就在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作了一首名为《晨春》的诗：掣笔拏云扫雀声，春风坦荡动春城。何如一夜幽州梦，都付千山饮马行。
“古体诗不借助虚词、介词来完成表达，非常凝练，但有很多值得想象的空间。这种压缩的美感和训练，能够有效地提炼写作者的语感。”张大春说，他现在已经写了八九千首古体诗，最近正在筹划出一本诗集。
从少年时拿起笔，几十年来，写作始终是张大春最为关注的话题。
“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最重要的是：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张大春说，他更担心的是，技术的进步，比如手机出现带来的碎片化阅读，使得年轻一代的求知欲下降，写作能力也逐渐退步，“我只能在十楼拉一张网，拦住一些人，让下坠的速度不要那么快。”
而另一方面，他也让自己与文学圈保持着一种相对疏离的关系——他一直拒绝自己的作品被选入“年度小说选”；自2011年起，他开始拒绝担任任何文学奖的评审。
4年前，张大春曾给周华健的一张专辑《江湖》撰写歌词，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在野人》。歌是这样唱的：“大人走马黄金台，黄金台上满座衣冠将相才……野人街头晒日头，日头晒我，江山锦绣，数风流……”张大春希望自己也做一个“在野人”，“在一个非常远而冷的距离里面，对现实或者也包括对历史，做一些比较亲切的观察，虽然冷，虽然野，但是观察是亲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