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渠道管理部原总经理陈德，与相关利益方合作开办公司。数年后，陈德退出股份，套现380万元。该笔股权转让款应不应该纳入其受贿数额？2021年6月25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给出了结果。

笑纳“稿费”

　　2004年至2009年，陈德担任建行会计部柜面业务管理處高级副经理（主持工作）、会计部操作管理处高级经理、会计部总经理助理等职务。银行办理业务需要大量纸质凭证，比如银行存折、单证等。此类凭证通常需要特别制作。陈德在会计部工作期间，主要职责包括负责全行柜面服务质量管理、全行存单存折的凭证设计，并与采购部一同进行存单存折的招标、采购等。
　　建行每年需要印制的单证总量巨大，具体印制数量和选择哪家印刷公司，通常由会计部柜面业务管理处提出需求，并提供推荐和选择意见，再进行邀标（选择性招标）和采购。这项工作虽然要与建行采购部共同完成，但陈德作为会计部领导，需要在签报单上签字确认。
　　印刷品业务只是建行的辅助项目，监管的力度不大。然而哪里有漏洞，哪里就有“硕鼠”钻营，某项业务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这项业务的管理者便会成为商人“围猎”的目标。2003年下半年，陈德主持会计部柜面业务管理处的工作，不少单证印刷的厂家想向他“进贡”，但他并不想过早插手此事，均婉言谢绝。
　　2004年春节前夕的晚上，陈德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就是湖南省华容印刷公司（以下简称华容公司）的股东杨进。此前，陈德并不认识杨进，直到杨进自报家门，他才弄明白对方是前来“公关”的。出于礼貌，陈德接待了杨进。寒暄了几句后，杨进并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吹嘘自己在北京认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杨进递话说，自己是“讲究”的人，只要分一些业务给华容公司做，定有回报。
　　不久，陈德向采购部推荐了华容公司，杨进顺利承接了建行柜面操作手册的印刷业务，包括《柜面服务技巧实用手册》与《柜面业务应知应会实用手册》。但是，杨进认为业务量不大，迟迟没有向陈德表示“心意”。2004年12月，杨进带了湖南的土特产再次拜访陈德，提出想承接次年的手册印刷业务。陈德面露不悦，称亲自参与两个《手册》的设计，耗费了不少心血。意味深长地说：“设计也是有代价的嘛！”杨进心领神会，没过多久，他把18万元的设计“稿费”转到了陈德提供的账户中。2005年和2007年，华容公司再次通过陈德，承接了建行手册印刷业务。事后，杨进分别转给陈德30万元、27万元。华容公司在为建行印刷手册业务上，共向陈德支付“稿费”75万元。

入股公司

　　2005年1月，建行决定对存折、存单两项业务实行合并采购，并重新划分供货商的供货区域。杨进打探到消息，急速赶往北京。他向陈德提出，把采购业务量大的湖南区域分给华容公司，并向陈德承诺会给足好处。陈德推托道：“无论哪个区域，都要经过公开招标，这事我说了不算。”
　　杨进向陈德交了实底，存折印刷的成本单价0.5元，建行采购单价0.9元。“你我平分差价怎么样？”听闻此言，陈德立即答应试试看：“估计采购部不会驳我的面子。”很快，他利用分管建行会计部操作管理处的职务便利，在划分供应商区域时签署了意见，将湖南、湖北、河北、河南等区域的分行都给了华容公司。杨进当年就赚了600万元，如果平分差价，杨进应该给陈德300万元的利润。对如何兑现承诺，他想出了一石二鸟之计。
　　2006年3月，杨进说他在郊区买了地，打算另立门户，独立开一家印务公司，专做建行的印刷业务。杨进提议：“去年的利润直接分账，恐怕会在华容公司留下把柄，这笔钱可以算做入股。”他还要求陈德把以后的存折、存单印刷业务都给新公司，“肥水不流外人田”。陈德明白杨进打的如意算盘，这样做，既占用了资金，更能绑牢自己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转念一想，如此做法对双方都有利，遂点头同意。当月，杨进就注册了华银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陈德占30%股份，也就是约定的好处费300万元直接入股。为了避嫌，他的股份由表妹倪薇薇代持。
　　华银公司成立后，却没有入选建行的供应商名册，生产经营处于停顿状态，陈德有苦说不出。2007年1月，建行招标采购储蓄存折、单式单证，杨进只好以华容公司的名义投标，他请刚刚升职为总行会计部总经理助理的陈德帮忙。陈德趁机说：“我老婆看中了海淀区的房子，还差点钱，能不能救救急？”并伸出了一个指头，意思是100万元。杨进表示最近资金紧张，给他时间想想办法。之后，经陈德再三催促，杨进向他人高息借款100万元，如数转账给陈德，随后华容公司顺利拿下了建行的印刷业务。
　　2009年初，华银公司的土地价格暴涨。杨进不想让陈德多占利益，以公司没有生产经营为由，劝陈德退出公司，将倪薇薇代持的股份转让，陈德同意。于是，杨进将380万元股权转让款打进倪薇薇名下的银行卡。变更股权登记时，杨进表示，之所以支付380万元，除了清算2005年做建行存折、存单业务赚的利润，还希望自己成为2009年建行存折、存单等单证的正式供应商。

 领罪获刑

　　2018年，一封实名举报信寄送到北京市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反映陈德与杨进的权钱交易行为。陈德听到风声，让其妻子打电话给杨进，并进行录音。在这通电话里，陈妻故意问：“我老公是不是跟你借了100万元买房啊？”杨进当即附和道：“是这样的。”同年11月27日，陈德被留置。监委调查期间，杨进作证称，该款借出后，陈德从未有过真实还款的意思表示。
　　2019年1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以陈德犯受贿罪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陈德共计收受杨进贿赂款555万元，其中包括所谓的股权转让款380万元，借款100万元。陈德受贿犯罪事实中有100万元系索贿，依法予以从重处罚。判决陈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万元。责令被告人陈德退赔人民币555万元。
　　陈德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期间，陈德对原判决认定其收受杨进75万元的事实以及该项事实构成受贿罪的罪名不持异议，并表示愿意退赃。对原判认定的其他受贿480万元事实，陈德承认确实收到相关钱款，但其中100万元是借款，已于案发前归还，另380万元是倪薇薇和杨进合伙开办公司，经营土地增值获得的部分股权转让合法收益，不是受贿。
　　二审法院查明，2007年1月，陈德向杨进提出借款100万元时，发生在杨进承接建行业务之后、其中部分业务尚在进行中。同年3月，杨进汇款不久，建行会计部即提出采购需求，标的为储蓄存折、单证、重要单证专用纸张，并向采购部推荐了候选供应商，其中包括华容公司，陈德在采购合同签署意见单上签署同意。2018年间，陈德涉嫌违法违纪的部分事实被调查机关发现，为防止事情败露，陈德对杨进说：“如果纪委问起此事，就说已经还了，还补写了借款100万元的字据。”对此，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陈德虽有较高的收入，但在借款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一直未归还。且陈德在调查阶段曾供述，因为这些年帮了杨进不少忙，其知道即使不还钱，杨进也不会要，足见陈德并无还款的主观意愿和行为。
　　对陈德及其辩护人所提“380万元是倪薇薇和杨进经营公司，因土地增值获得的收益，其股权转让系合法行为，陈德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杨进谋取利益，不是受贿”的意见，二审法院查明，建行相关手册及银行重要单证印制等业务，由会计部柜面业务管理处提出需求，具有一定的推荐和选择权，陈德作为部门领导需要在相关签报单上签字确认。
　　二审法院指出，由于陈德能够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杨进的公司谋取利益，杨进遂提出与陈德合作开办公司承接建行的印刷业务，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元，其中陈德占股30%，由倪薇薇代持，无论是陈德还是倪薇薇均未实际出资。2009年，杨进以股权转让款的方式转给陈德指定的倪薇薇账户，倪薇薇退出30%公司股份，最终完成了该笔受贿行为。
　　鉴于陈德在二审审理期间对受贿75万元的事实表示认罪，并由其退缴部分赃款，具有一定悔罪表现，故二审在原判刑罚基础上对其从轻处罚。
　　2021年6月25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审作出部分改判，陈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5万元，继续追缴其受贿犯罪所得人民币480万元，予以没收。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腐败分子为了规避风险而花样百出，其中，“股权代持”已经成为常见伎俩。充当其傀儡的代持人往往都是亲戚，也是他们最信得过的人。针对“股权代持”的情况，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公司法》应更加明确“股权代持”合法和非法的界定标准，针对“股权代持”的腐败问题，还应纳入反腐的法治框架下治理。
　　（文中除陈德外，其余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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