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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千代田区皇宫北边有神田神保町，是世界著名的旧书街，大约二百多家形形色色的旧书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其中。因位置靠近神田车站，通常又被称作神田古本街。
神田书店街的形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明治维新以后，神田是日本大学的发祥地。神保町附近的高等学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知识分子的高度集中，为书店街提供了稳定的客源。当时为了保护书籍避开阳光照晒，所有的店铺都是面北的。明治初期，面向神田附近学校的师生的旧书店纷纷出现。其中最早的一家高山本店明治8年(1875年)开业，据说其创始人是元九州黑田藩镇的武士。以出版字典闻名的三省堂也是旧书店出身，它创业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由于大型字典价格昂贵，它出版的小型携带型字典大受欢迎，供不应求，由此发展成今天的出版业巨人。同样是出版业巨头的岩波书店起步于大正2年(1913年)的旧书店。它一改从前旧书价格由商议而定的做法，推行明码实价。岩波书店真诚待客，一旦有顾客反映此处价格高过他家，他们就会认真地调查，重新设定新的价标。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明码的做法被顾客所接受，并逐渐在旧书市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赴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寄宿于神田附近，使书店街一带成了小留学生城。1917年周恩来曾进入神田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这所学校目前已成了一座小小的街心公园，公园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周恩来总理曾就读于此。当年周恩来和同学们流连过的中餐馆汉阳楼，如今依然迎来送往，墙壁上仍挂有那首著名的大江歌罢掉头东。
神田书店街的真正发展壮大，还是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地震虽然使书店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却也因为随后的东京市复兴计划，而得以迅速发展。当时各店家以增加出版图书目录、送书上门、共同举办旧书展览、贩卖大会等新型运营方式，拓宽了旧书的贩卖管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书店街的景气再度受挫，店主们纷纷被征入伍，空袭使得大量图书付之一炬。但不可思议的是，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中，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而这里却安然无恙。日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神田书店街之所以没被烧夷弹彻底毁灭，是因为当时研究日本文化的苏联专家向麦克阿瑟提出建议：神保町一带是日本贵重的文化财产，应予保留。不过实际上，书店街得以幸免，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神田毗邻天皇居住的皇宫。麦克阿瑟可以不考虑苏联专家的建议，但不能不计算一下轰炸皇宫的政治代价。日本人执着于所谓苏联专家建议这一传说，似乎刻意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文化，在赞美敌人尊重文化的同时，也顽强地守护、信仰着自身文化的存在理由。
卖书成风气，旧书频流通
日本的旧书文化非常发达。一般而言，新书非但价格昂贵，且管制严格，绝对不允许随便打折，只有待其成为旧书后才可降价流通。而所谓的旧与书相没有必然的关系，许多旧书看起来与新书并无二致。日本人对于书籍的爱护令人赞叹，打开一本十几二十年前的书，偶尔还可以找到书主人当年留下的发票或书签。把几枚散发着不同时代气息的旧书签摆在一起，不免有何人初见月，何年月照人的感慨。
就出售旧书的范围来看，日本旧书店可为分三种：第一种是专业书店，每家书店只出售两三种专业书，如甲店专门出售文学类的书，乙店出售历史类的书，有的只售漫画。日本有一家有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某旧书店专门出售该店曾出版过的书。日本很多出版社都出版“文库本”（小32开）袖珍丛书，某书店里的旧书就全是文库本。这种旧书店的旧书大部分是黑色的，即现存的数量很少，而内容有极高价值的书。读者如需要某一本旧书，按照其内容的性质去逛两三家相关的旧书店，就能够找到，但价钱昂贵。神田神保町的旧书店多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他们出售旧书范围较宽，“黑色的”、“白色的”（普通旧书），什么方面的都有。在这种旧书店里有时碰到“掘出物”，即书价本来较贵，而以廉价买到的好旧书。这种书店最多。第三种是最近流行的“新古书店”，以很低的价钱出售半新不旧的书，大部分为畅销小说、漫画、外语教材及电脑书之类，读者看了一遍就卖掉。
这些旧书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拍卖。各旧书店无论大小，都是私人企业，但基本上参加当地的旧书店同业公会，公会定期举行以当地旧书店主为对象的拍卖会，各旧书店把不适合本店的旧书拿去拍卖。第二是向个人购买。如藏书家去世后，家人往往把其藏书卖给旧书店，因此日语中有“藏书一代”的说法。第三是“背取”，即从别的旧书店里买来。
旧书店除了开设店铺之外，还单独或和其他一些旧书店联合，定期刊行出售的旧书书目，免费寄给读者，读者可以依书目订书。这些书目多刊登“黑色的”旧书，特有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旧书店还自建网站，通过网络出售旧书。另外，一些旧书店或旧书店公会定期举办旧书市，著名的有神田旧书市、早稻田旧书市及京都旧书市。而百货商店、大超市也与当地旧书店联合举办旧书市。
日本旧书店同业公会总部每年发行一本《日本全国古本屋地图帐》，介绍日本所有加入公会的旧书店，并罗列店名、地址、电话号码、营业时间、休息日、售书的主要范围等，还附上地图。中国如有这种书，那么，逛旧书店就既方便又有乐趣了。
由于旧书市场的发达，日本人养成了把没什么保存价值的新书拿到旧书店贩卖的习惯。一本一千多日元的新书，一般只能卖到50至100日元左右。价格虽低，但想想与其任书闲置，不如让它流入有缘人手中，也可算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旧书店再出售的价格，一般是原书定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其获利较之贩卖新书并不菲薄。因此日本旧书市场的流通量非常大，买卖旧书也是极为普通的一件事情,店铺总在明显的位置，写着“高价收购旧书”之类的宣示，这使古本源源流通，书目林林总总，从早期称来自荷兰的西洋学问医道解剖图，到某届日本海军士校的卒业纪念册无所不有。
此外,日本的旧书也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是有商品价值，店主直接收购得来的旧书。另一种则是回收垃圾时收来的。一般每个月内，各住宅区都有指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日。懒得处理自家图书的人，会把各种书籍杂志整齐分类叠摞后，用绳子捆上放在家门口。回收公司的人取走书后，会在住宅门前留下一两卷卫生纸作为回报。这些有用的垃圾，回收公司再行处理后，干净有价值的书就会出现在旧书市里，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再度流通。
店铺虽小，各有特色
神田的书店街，集中了136家旧书店、三十多家新书店和几乎同等数量的图书批发公司。无论是学术专著、和书、洋书、汉书（中国古书）、珍书（善本），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这里老字号的大小店主们，在旧书业界有相当尊崇的地位。他们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眼光，才能够发现和鉴定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散布于东京街头的旧书店里，营业执照旁往往并排张贴着店主的简历，上面多有曾于神田古本街修业一句，既能博取顾客的信赖，同时透露出店主的一丝自负，也由此可见日本人对神田书店街这个文化品牌的迷信。
书店街的店铺门面都不大，但越是带着世代沉积的老店就越有味道。也许是深受往来无白丁环境的熏陶，在旧书店工作的人，没有一般商店伙计的虚伪与媚态，言语举止且往往流露一丝万般皆下品，唯有卖书高的傲气。有人曾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希求已久的某全集，询问店主能否零买。店主是位老人，正低头读一本德文书，听到问题后头也没抬，冷淡地说：我想不出零买的理由。
近几年日本经济萧条，出版界又受到电子化、网络化的严重冲击，然而神田旧书街凭借其专业性、综合性、独创性及集团性，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店铺的数量甚至继续增加。即使不懂日文的游客，这里也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好书。比如在欧洲旧书市场里需要百万日元才买得下来的成套精装图书，在这里用几万日元便可寻得。一般一两千日元一本的大型画册，也会让人爱不释手。如果细心挑选，还有各式各样的漫画、明信片和旧相片等有纪念意义和保留价值的商品。
这里每年举办的大型旧书展值得一逛。开展时，许多书迷一进场就直奔柜台，他们都是在活动前就已在网络上查好目标且先预约，等开展后直接付帐取书。但如果数人同时预定了同一本书，则必须到现场抽签后才能知道花落谁家。即使不打算买书，也不妨去体会一下现场的气氛。到玻璃柜前一睹名作家手稿，标价数十万或上百万日元的珍品，让人在大饱眼福的同时望洋兴叹。到书海里挖宝，期待与发现的魅力充满了焦灼、惊喜和满足。书店街是爱书人寻觅他们的目标、同时也寻觅他们自身的一个乐园。
东京千代田区的神保町内有一条书店街，街道内有上百家书店，因位置靠近神田车站，通常又被称作神田古本街。
神田书店街内有许多专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其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内山书店。该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结下友情，是许多人熟知的故事。此外还有以经营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东方书店，也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师生们必去之所。
许多即使在国内都难以求得的善本，在神田书店街却显得很寻常。例如列宁格勒藏本影印的《石头记》，80年代初在国内出版时只发行了300部，如今已难得一见，而神田却有不止一家书店的库存目录上列有该书。对《金瓶梅》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谓的万历本只有两部存世，一部在北京图书馆，另一部被收藏在日本的日光轮王寺。上世纪30年代，古佚小说刊行会曾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底本出版了万历本《金瓶梅》，但随处可见墨改补整，尚有缺页，使其价值大打折扣。日本的大安株式会社在1963年以日光本为底本，出版了五卷《金瓶梅词话》。这套令研究者和收藏家垂涎的宝贝，便可在神田挖掘到。
神田书店街内有许多专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其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内山书店。该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结下友情，是许多人熟知的故事。此外还有以经营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东方书店，也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师生们必去之所。
神田书店街的形成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明治维新以后，神田是日本大学的发祥地。神保町附近的高等学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明治大学、日本大学、御茶水女子大学……知识分子的高度集中，为书店街提供了稳定的客源。当时为了保护书籍避开阳光照晒，所有的店铺都是面北的。明治初期，面向神田附近学校的师生的旧书店纷纷出现。其中最早的一家高山本店明治8年(1875年)开业，据说其创始人是元九州黑田藩镇的武士。以出版字典闻名的三省堂也是旧书店出身，它创业于明治十四年(1881年)，由于大型字典价格昂贵，它出版的小型携带型字典大受欢迎，供不应求，由此发展成今天的出版业巨人。同样是出版业巨头的岩波书店起步于大正2年(1913年)的旧书店。它一改从前旧书价格由商议而定的做法，推行明码实价。岩波书店真诚待客，一旦有顾客反映此处价格高过他家，他们就会认真地调查，重新设定新的价标。由于他们的不断努力，明码的做法被顾客所接受，并逐渐在旧书市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民初赴日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寄宿于神田附近，使书店街一带成了小留学生城。1917年周恩来曾进入神田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这所学校目前已成了一座小小的街心公园，公园入口处立着一块石碑，上书周恩来总理曾就读于此。当年周恩来和同学们流连过的中餐馆汉阳楼，如今依然迎来送往，墙壁上仍挂有那首著名的大江歌罢掉头东。
神田书店街的真正发展壮大，还是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后。地震虽然使书店街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却也因为随后的东京市复兴计划，而得以迅速发展。当时各店家以增加出版图书目录、送书上门、共同举办旧书展览、贩卖大会等新型运营方式，拓宽了旧书的贩卖管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书店街的景气再度受挫，店主们纷纷被征入伍，空袭使得大量图书付之一炬。但不可思议的是，在1945年3月的东京大空袭中，东京几乎被夷为平地，而这里却安然无恙。日后有一种说法认为，神田书店街之所以没被烧夷弹彻底毁灭，是因为当时研究日本文化的苏联专家向麦克阿瑟提出建议：神保町一带是日本贵重的文化财产，应予保留。不过实际上，书店街得以幸免，很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神田毗邻天皇居住的皇宫。麦克阿瑟可以不考虑苏联专家的建议，但不能不计算一下轰炸皇宫的政治代价。日本人执着于所谓苏联专家建议这一传说，似乎刻意将注意力从政治转向文化，在赞美敌人尊重文化的同时，也顽强地守护、信仰着自身文化的存在理由。
卖书成风气，旧书频流通
日本的旧书文化非常发达。一般而言，新书非但价格昂贵，且管制严格，绝对不允许随便打折，只有待其成为旧书后才可降价流通。而所谓的旧与书相没有必然的关系，许多旧书看起来与新书并无二致。日本人对于书籍的爱护令人赞叹，打开一本十几二十年前的书，偶尔还可以找到书主人当年留下的发票或书签。把几枚散发着不同时代气息的旧书签摆在一起，不免有何人初见月，何年月照人的感慨。
就出售旧书的范围来看，日本旧书店可为分三种：第一种是专业书店，每家书店只出售两三种专业书，如甲店专门出售文学类的书，乙店出售历史类的书，有的只售漫画。日本有一家有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某旧书店专门出售该店曾出版过的书。日本很多出版社都出版“文库本”（小32开）袖珍丛书，某书店里的旧书就全是文库本。这种旧书店的旧书大部分是黑色的，即现存的数量很少，而内容有极高价值的书。读者如需要某一本旧书，按照其内容的性质去逛两三家相关的旧书店，就能够找到，但价钱昂贵。神田神保町的旧书店多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他们出售旧书范围较宽，“黑色的”、“白色的”（普通旧书），什么方面的都有。在这种旧书店里有时碰到“掘出物”，即书价本来较贵，而以廉价买到的好旧书。这种书店最多。第三种是最近流行的“新古书店”，以很低的价钱出售半新不旧的书，大部分为畅销小说、漫画、外语教材及电脑书之类，读者看了一遍就卖掉。
这些旧书的来源主要有三个：第一是拍卖。各旧书店无论大小，都是私人企业，但基本上参加当地的旧书店同业公会，公会定期举行以当地旧书店主为对象的拍卖会，各旧书店把不适合本店的旧书拿去拍卖。第二是向个人购买。如藏书家去世后，家人往往把其藏书卖给旧书店，因此日语中有“藏书一代”的说法。第三是“背取”，即从别的旧书店里买来。
旧书店除了开设店铺之外，还单独或和其他一些旧书店联合，定期刊行出售的旧书书目，免费寄给读者，读者可以依书目订书。这些书目多刊登“黑色的”旧书，特有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旧书店还自建网站，通过网络出售旧书。另外，一些旧书店或旧书店公会定期举办旧书市，著名的有神田旧书市、早稻田旧书市及京都旧书市。而百货商店、大超市也与当地旧书店联合举办旧书市。
日本旧书店同业公会总部每年发行一本《日本全国古本屋地图帐》，介绍日本所有加入公会的旧书店，并罗列店名、地址、电话号码、营业时间、休息日、售书的主要范围等，还附上地图。中国如有这种书，那么，逛旧书店就既方便又有乐趣了。
由于旧书市场的发达，日本人养成了把没什么保存价值的新书拿到旧书店贩卖的习惯。一本一千多日元的新书，一般只能卖到50至100日元左右。价格虽低，但想想与其任书闲置，不如让它流入有缘人手中，也可算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旧书店再出售的价格，一般是原书定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其获利较之贩卖新书并不菲薄。因此日本旧书市场的流通量非常大，买卖旧书也是极为普通的一件事情,店铺总在明显的位置，写着“高价收购旧书”之类的宣示，这使古本源源流通，书目林林总总，从早期称来自荷兰的西洋学问医道解剖图，到某届日本海军士校的卒业纪念册无所不有。
此外,日本的旧书也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是有商品价值，店主直接收购得来的旧书。另一种则是回收垃圾时收来的。一般每个月内，各住宅区都有指定的再生资源回收日。懒得处理自家图书的人，会把各种书籍杂志整齐分类叠摞后，用绳子捆上放在家门口。回收公司的人取走书后，会在住宅门前留下一两卷卫生纸作为回报。这些有用的垃圾，回收公司再行处理后，干净有价值的书就会出现在旧书市里，以极其便宜的价格再度流通。
店铺虽小，各有特色
神田的书店街，集中了136家旧书店、三十多家新书店和几乎同等数量的图书批发公司。无论是学术专著、和书、洋书、汉书（中国古书）、珍书（善本），在这里都可以找到。这里老字号的大小店主们，在旧书业界有相当尊崇的地位。他们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敏锐的眼光，才能够发现和鉴定一本书的真正价值。在散布于东京街头的旧书店里，营业执照旁往往并排张贴着店主的简历，上面多有曾于神田古本街修业一句，既能博取顾客的信赖，同时透露出店主的一丝自负，也由此可见日本人对神田书店街这个文化品牌的迷信。
书店街的店铺门面都不大，但越是带着世代沉积的老店就越有味道。也许是深受往来无白丁环境的熏陶，在旧书店工作的人，没有一般商店伙计的虚伪与媚态，言语举止且往往流露一丝万般皆下品，唯有卖书高的傲气。有人曾在一家书店看到一套希求已久的某全集，询问店主能否零买。店主是位老人，正低头读一本德文书，听到问题后头也没抬，冷淡地说：我想不出零买的理由。
近几年日本经济萧条，出版界又受到电子化、网络化的严重冲击，然而神田旧书街凭借其专业性、综合性、独创性及集团性，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店铺的数量甚至继续增加。即使不懂日文的游客，这里也有许多可以选择的好书。比如在欧洲旧书市场里需要百万日元才买得下来的成套精装图书，在这里用几万日元便可寻得。一般一两千日元一本的大型画册，也会让人爱不释手。如果细心挑选，还有各式各样的漫画、明信片和旧相片等有纪念意义和保留价值的商品。
这里每年举办的大型旧书展值得一逛。开展时，许多书迷一进场就直奔柜台，他们都是在活动前就已在网络上查好目标且先预约，等开展后直接付帐取书。但如果数人同时预定了同一本书，则必须到现场抽签后才能知道花落谁家。即使不打算买书，也不妨去体会一下现场的气氛。到玻璃柜前一睹名作家手稿，标价数十万或上百万日元的珍品，让人在大饱眼福的同时望洋兴叹。到书海里挖宝，期待与发现的魅力充满了焦灼、惊喜和满足。书店街是爱书人寻觅他们的目标、同时也寻觅他们自身的一个乐园。
东京千代田区的神保町内有一条书店街，街道内有上百家书店，因位置靠近神田车站，通常又被称作神田古本街。
神田书店街内有许多专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其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内山书店。该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结下友情，是许多人熟知的故事。此外还有以经营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东方书店，也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师生们必去之所。
许多即使在国内都难以求得的善本，在神田书店街却显得很寻常。例如列宁格勒藏本影印的《石头记》，80年代初在国内出版时只发行了300部，如今已难得一见，而神田却有不止一家书店的库存目录上列有该书。对《金瓶梅》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所谓的万历本只有两部存世，一部在北京图书馆，另一部被收藏在日本的日光轮王寺。上世纪30年代，古佚小说刊行会曾以北京图书馆所藏为底本出版了万历本《金瓶梅》，但随处可见墨改补整，尚有缺页，使其价值大打折扣。日本的大安株式会社在1963年以日光本为底本，出版了五卷《金瓶梅词话》。这套令研究者和收藏家垂涎的宝贝，便可在神田挖掘到。
神田书店街内有许多专营中国书籍的书店，其中最负盛名的当然是内山书店。该书店创始人内山完造，30年代在上海与鲁迅结下友情，是许多人熟知的故事。此外还有以经营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为主的东方书店，也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师生们必去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