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 大学毕业，先后在文化馆、文联、媒体和研究部门工作，现在机关供职。在《广西文学》《作品》等刊物发表过作品，出版短篇小说集《苦旅》、杂文集《世说“辛”语》；曾获《广西文学》“全国大学生文学创作奖”、《世界文学》“我最喜欢的外国作家征文奖”，长篇纪实《生于六十年代》（东方出版社）2015年获第七届广西“铜鼓奖”。
　　最近去了一趟涠洲岛，坐在一块石头上出神。那种样子在来来往往的游客眼里，大概有点像罗丹那尊著名的雕塑。几年前，有位领导人说要仰望星空，其实俯视大海也是一样的，特别像涠洲岛的石头，它们年深日久，坐在那些石头上，历史硬硬地硌着屁股，看着辽阔得无边无际的大海，眼泪忍不住爬出来。坐在意大利真皮沙发上你可能会不可一世，舍我其谁，但坐在涠洲岛的石头上，会觉得人生如朝菌蟪蛄，又短暂又渺小。
　　当年的陈子昂登古幽州台大概也是这种感觉，可惜他没有来涠洲。涠洲岛说是“中国地质年龄最年轻的火山岛”，但也有一万岁了。最迟在一万年前从海里喷发的火山，堆积成了现在这个约25平方公里的海岛。我上过无数次涠洲，有一次退潮的时候，心血来潮想绕着海岛走一圈，只走了一半不到，很多地方都是巉岩峭壁，谁叫我不是一只鸟呢！大大小小的石头，狼奔豕突，黝黑凌乱，像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山像是昨天才喷发的。上岛考察的地质学家跟我形容火山喷发的样子：海面像煮开的一锅粥，熔岩喷到半空，旋轉着落下来，变成椭圆的火山弹，散落在鳄鱼山的火山口附近，它们与火山岩、海蚀洞等成为后人看到的壮丽景观。不过现在大部分火山弹已经看不到了，它们被多年前的游客刨得所剩无几。
　　那时候到涠洲的游客离岛的时候，行头除了背包，大都手里拎着一个丝织袋，里头装着在那些摊档上买的雪白的珊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涠洲岛周边海域丰富的珊瑚礁，仿佛成为岛民取之不竭的宝库。除了死去的珊瑚，还有人采挖活珊瑚，潜水挖起的那些五颜六色的活珊瑚，装在盛着海水的泡沫箱里，大模大样地运回大陆，卖给北海当地和远至广州的水族馆。
　　涠洲能让我讲三天三夜自己与它有关的故事，但我远没有我的一位朋友熟悉它。他曾经当过涠洲岛的“岛主”——岛上最高行政长官，他像一头野兽熟悉自己的洞穴一样对涠洲了如指掌。他在岛上待了多年，对开发海岛“无所作为”，对上头来的领导下船伊始就指示或建议如何搞旅游不以为然，认为不开发是对涠洲最好的保护，后来他“理所当然”地被免掉了。这种想法太过“不合时宜”。这中间发生的故事，可以写成一部精彩小说。直到很久以后，他还一直像祥林嫂一样跟我唠叨涠洲岛的珊瑚。我始终记得他说起岛上那个油气终端处理厂，并把它称为“毒瘤”时愤慨的样子。
　　我不能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但我非常尊敬他的态度。因为那个终端处理厂，岛上的用电得到了保障，岛民由于用上液化气，不再砍伐树木，包括道路、通信、景区景点设施等也有了改善，岛民的住房也大都变成了水泥楼房。相比原先那些摄影家趋之若鹜地用火山石砌的房子，它们“高大上”了许多。生活就是这样，看风景是美丽的，做美景则是一种悲哀。随着游客增多，用水量骤增，岛上不少水井变成了枯井，而自发兴起的“渔家乐”像仙人掌一样四处蔓延，杂乱无章地抢占各处景点。
　　涠洲岛现在像一个冉冉升起的热气球，名气越来越大，成了《中国国家地理》评选“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的亚军（冠军是可望难及的西沙群岛）。岛上开得最鲜艳的不是路边的喇叭花，而是充满小资情调的酒吧、茶座和中西餐馆。我去了一位朋友家，岛上第一家“渔家乐”就是他开的。我曾经躺在院子菠萝树之间的网床上，天上的星星在菠萝树的枝丫间探头探脑，一伸手就能摘下来，一种物我两忘、地老天荒的感觉油然而生。当年的“渔家乐”已经翻建成一家崭新的宾馆，虽然还叫原来的名字，房子建得美轮美奂，很有特色，但我心里隐隐有些失落。
　　我还去了一趟天主教堂。这座用珊瑚礁和火山岩石建造的教堂，像一枚徽章别在涠洲的胸襟上。它建了整整十年。有人说是岛上条件差，取材不易，我猜想它是故意建这么久的。教堂的建筑时间都很长，意大利的米兰教堂从中国明初的1386年动工，直到1965年才装上最后一扇铜门，历时六个世纪。我想起我们那些只用一两年就建起的巍然庙宇。信仰是否坚定，与宗教建筑物建造的时间长短有关吗？
　　涠洲岛天主教堂的神父当年被日本人杀掉后，遗骸被得到他保护的村民安葬在山上。我曾经穿过凌乱的树林，看过那个墓地，记得当时骑摩托车带路的村民还跟我要了十元钱“利市”（红包）。天主教堂所在的村子里，村民几乎都是教徒，他们每周到教堂做礼拜，结婚仪式也选择在教堂里，婚纱洁白，韶音绕梁，没有中国式婚礼的热闹，却多了几分庄严。但宗教也要为经济服务的，我看到一群妇女在钢琴伴奏下练习唱诗班的歌曲。一个村民告诉我，只要有尊贵的客人来，唱诗班都会在教堂里表演。
　　我拐进教堂旁的院子里。院子里绿草如茵，鲜花盛开，墙角有一棵木菠萝，还有一棵木瓜。它们果实累累，衬着教堂斑驳陆离的墙壁。十年前，我曾经陪同一位法国女士在这个院子寻访她先人的遗迹，她是那个被日本人杀死的神父的后人。她拿出从法国带来的老照片，在岛上访问到的每个上了年纪的人，都能一下子认出照片上站在人群中的那位神父。我记得，那些老照片里也有一棵粗壮的木瓜树。
　　我一直记得那位女士离开涠洲岛时的情形。靠在船舷上的她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越退越远的海岛，短发在风中飘拂，海水像一条巨大的白练，在湛蓝的海面上飘舞，历史像一卷书徐徐合上。凭着从教会查到的资料，她不远万里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个仅仅在地图上拼音叫“涠洲”的地方，寻访自己的先人，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按中国人的称谓，她应该叫作“叔公”的人。她走进他布道的教堂，沿着腐朽的楼梯，爬上当年他住过的阁楼，抚摸据说他睡过的床板，每走一步，楼板都发出令人心惊的怪响。我不知道当时她心里在想什么。
　　距我那天枯坐的地方大约100米外，有一块石头，上面有四个褚红色的大字：海枯石烂。这四个字的来历，据说是若干年前一位82岁的著名科学家和他28岁的女友登上涠洲岛，在岛上订下终身。这四个大字既是纪念他们穿越时间的爱情，也是涠洲岛旅游的噱头。望着这四个意味深长的大字，我浮起一个念头：涠洲岛应该种满玫瑰、百合、芍药、薰衣草、郁金香等各种花卉，把它变成一个四季鲜花盛开的海岛，现在珊瑚不能买卖了，但每个上岛的游客都可以带着一束鲜艳夺目的“爱情岛鲜花”离开，让涠洲岛的爱情传遍天涯海角。
　　这个念头让我又快乐又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