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举报变得简单起来。传统举报靠文字描述，靠字据票根，现在只需获取图像了。如果获得的是“官员不雅视频”，简直就可以一击而中。考虑到图像获取和信息传播的普及程度，举报所需的只是跟踪拍摄的耐心而已。
　　近年，通过照片和视频形成舆论关注，已成常态，倒下的官员不止是雷政富、杨达才、上海四法官等等。余姚大水中一乡镇官员头天被曝走访灾情要人背着过积水，第二天报道说已被免职。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中，有“焦作首长车司机被超车后打人”风波，那也是一段行车视频，后来说打人车都属私车，但尚未消除疑问，人们怀疑豫H00027、豫H00061不是私车，也猜测即使是私车，上面是否真载有“首长”。
　　有的图像是妙手偶得，无意间得之。还有的图像是自我提供，无意而成了舆论场上的证物。有的地方领导据称在指导工作，把人加在背景上，PS技术不过关，登出的是“悬浮照”；有的官员平时很拉风，出镜都很有派头，集中起来就让人看出目不暇接的名贵行头；还有的是被人做局，一时玩得HIGH，留下录下“十二秒”；还有的是不慎走光，本来私密的娱乐被曝光出来；还有的图像来源神秘，发布者自称捡到了手机或者以修电脑为业。
　　最具威胁的，还是一个人单枪匹马，长时跟踪官员，录到图像后公布。暂时地，人们可以看到其反腐效果。深想一下，跟踪录到图像而后公布，其实还是最值得庆幸的一种跟踪行为。如果跟踪者是要进行人身袭击，那又如何？ 用作举报证据的图像生产，有时还是一种经过协调组织的购买行为。有一个例子是，大连一位女企业家因遭遇野蛮拆迁，调查大连市城管局长，举证包括局长有5辆豪车、使用假牌、婚后两年消费1126万元等。这不是个人亲力可为，而是有个人蹲守，还有信息悬赏征集，出价10万元，跟公安部门悬赏捉拿的最高额度相当。从中可以看到企业家的“死嗑”精神，也可以看到其资源调动的能力。
　　支撑举报人去拍摄的，是“不信他没有问题”这样一种认知，而事实也往往证明那些威严的官员真是“不查就没有问题，一查就一定有问题”。
　　这些反腐图像的生产行为，其实有比揭开腐败官员更重要的社会含义。这种图像生产行为，实在是当下社会状况的喻体之一。跟踪行为作为一种投入，有一定的产出预期，如果这一预期很难实现，那就会影响投入的热情，但事实上图像获取经常是有收益的。
　　这种行为还可以让人感知到某种“不抱希望”。图像获取者对获得腐败记录的图像有很高的预期，但对腐败行为会得到正常的发现和查处则不抱希望，于是自力而为，把证据送到负有发现和查处之责的机构面前。
　　图像的获取者有时是分散的网民，有时是单一的个体，有时则是像斗败城管局长的大连女企业家那样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人。这些图像生产和获取行为都围绕着官员而展开，实际上就是一种可以称为“图像政治”的民间活动。
　　从另一方面看，现在每有一事發生，人们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调看监控视频”，而经常地，监控恰好在紧要处断掉，有时是监控坏了，有时是监控留下的死角，有时则干脆就是不翼而飞，变成了空白。还有的时候，普通人的现场图像录制会受到禁止，例如执法队现在经常有视频录制，普通人拿出手机拍摄则会被禁止。这些显然造成了图像控制上的可信度问题，也提示了图像权力与图像权利的分野，促成了人们要把图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倾向。
　　“有图有真相”作为一种朴素的观念，为人们普遍认可。现在，它更多地发生在反腐领域，但影响并不止于反腐而已，图像可能撬动社会。图像生产和获得的普遍性，可能让人产生“真相随手可得”的印象，但图像控制上的官民之争，可能表达出的仍然是两部以片断和截面书写的“真相史”，而且指向绝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