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环球网报道，10月17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首都机场等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逝世降半旗志哀。这是近18年来，我国第一次为外国人降半旗，上一次要追溯到1994年金日成逝世。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我国的外交语汇中的特殊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老朋友”们也逐个离世。而我国素以文明之邦礼仪之邦为傲，对于逝去的“老朋友”，又是如何表达哀悼的呢？
　　悼词考究有深意
　　正如一些古人死后有谥号一样，在这些“老朋友”离世后，我国也有不同的官方评价。在这些老朋友离世之际，最先发出的就是以国家名义或领导人个人名义发出的唁电。这些唁电中，大致会对这位老朋友与我国的关系作一番大致的评价。此番措辞十分考究，措辞间的微妙变化蕴含着深意。
　　譬如，刚刚离世的西哈努克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样的称呼，在我国评价“老朋友”的历史上，算是比较少见。这样以“伟大”定调和西哈努克与我国以及“同中国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唁电内容）不无关系。
　　不仅是个人关系，在两国关系上，柬埔寨和我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善。今年7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柬方在“南海问题”上帮了中国很大的忙。
　　而“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则是一个基于历史坐标的称谓，多用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中与中国关系较好的领导人。
　　譬如，金日成与胡志明离世时，我国发出的唁电就以这个词语来称呼这两位“老朋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的苏联，在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时，我国给予他的评价更高——“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斯大林之后的几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就再也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这一词汇，在进入21世纪以来，频繁的出现在唁电中。如2011年去世的金正日、2009年去世的加蓬总统邦戈以及2007去世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等。
　　相对于身为各国政要“老朋友”而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措辞多用于民间好友的评价上。如胡锦涛在萨马兰奇的唁电中称其为，“萨马兰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周恩来在斯诺的唁电中也称呼斯诺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唁电措辞不仅能看出我国对某位“老朋友”的历史定位，更能读出几分政治含义。这在对朝鲜两任领导人离世的唁电中显示地尤为明显。
　　在金正日离世后，我国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表唁电中表示：“我们相信……紧密团结在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继续前进。”
　　而此前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唁电则提到“我们坚信……紧密团结在以金正日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周围”的相关内容，相隔十多年的两份唁电内容大同小异。
　　有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朝鲜盟友的中国，亦在通过唁电这一形式体现了对朝鲜领导人接班人的支持和认同。这对于朝鲜内部在权力交接平稳过渡亦有很重要的作用。”
　　悼念规格显地位
　　我国对已经离世的“老朋友”的悼念规格也有不同的规格。
　　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唁电在党报《人民日报》的版面位置，领导人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唁电还是以国家政府名义发出的唁电，去使馆吊唁官员的级别，派往参加葬礼的官员级别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这次对西哈努克的悼念活动级别可谓非常之高。从降半旗、常委的悼念到国务委员戴秉国亲自护送灵柩回国，这都显示了我国政府对于这位“伟大朋友”的重视。但是相对于我国对斯大林逝世的悼念活动而言就是规模较小的。
　　1953年3月5日晚上斯大林去世，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3月6日就偕多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前往大使馆吊唁。
　　1953年3月9日，斯大林葬礼在莫斯科举行，毛泽东动员60万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追思大会 ，莫斯科葬礼和北京的追思大会几乎同步。此外《人民日报》的头版更是几近全部贡献给了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新闻和唁电。毛泽东还亲自撰写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则亲赴莫斯科参加葬礼。
　　1954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都悬挂半旗纪念”。
　　如今，当一些身在国外的“老朋友”离世时，参加葬礼的领导人级别就大抵维持在副总理级别，如今年9月，副总理回良玉全程参加了埃塞俄比亚“老朋友” 梅莱斯的葬礼。
　　不少人关注到，西哈努克去世后，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还以个人名义发表唁电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其实这并非首开先例，此前的1994年，金日成逝世后，《人民日报》也刊登了当时已没有公职的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唁电。
　　除此离世的悼念外，我国还会在“老朋友”离世后的诞辰或逝世的“逢五逢十”进行纪念活动，诸如开展座谈会、纪录片、纪念文章等。届时，人们便可以在媒体上再次回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降半旗愈发难得
　　鉴于曾经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我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与兄弟并不吝惜自己的人情。除对外援助外，在悼念过世领导人级别的“老朋友”上也彰显足够的诚意。
　　经过梳理发现，苏联的斯大林、捷克斯洛伐克哥的特瓦尔德、蒙古的布曼增迪、罗马尼亚的格罗查、保加利亚的达米扬诺夫、刚果（金）的卢蒙巴、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胡志明、金日成，这些领导人去世时，我国均降过半旗。而这些领导人所在国家在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鲜有为他国领导人离世降半旗的实例。此次西哈努克去世，为其降半旗是新世纪的首次。此前即便是助我国申办奥运成功的萨马兰奇也没有享受到“降半旗”的哀荣。
　　就事论事，在世的“老朋友”名单中能有西哈努克这样资历的人恐怕少之又少。西哈努克所享的“降半旗”哀荣不说是绝后，恐怕也是今后很难再有的待遇了。
　　相比为“外国友人“降半旗的减少，我国国旗越来越多的为我国普通民众而降，譬如玉树地震、汶川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均为遇难的普通民众降半旗。
　　还有一种情况是为我国在海外遇难的同胞降半旗致哀，如2010年在海地地震中牺牲的王树林等8位维和警察，1999年悼念在北约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等3位同志。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种变化彰显的是一种对内的“以人为本”，对外日趋务实的外交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