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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立有限政府，就要防止“泛行政化”和“泛政治化”；同时积极发展现代社会自治组织，为现代国家提供公民社会支柱。
7年立法10年目标
将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重视行政许可法，但中国社会对这一法律所寄之厚望，自不待言。
这部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官员高度重视的法律，形成过程长达7年。而对温家宝总理来说，这一部法律也是实现其“10年内中国建成可问责法治政府”伟大目标的加速器和发动机。
今年1月，在“全国贯彻《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新年之初，国务院就召开这样一个会，请各省的省长、各部的部长参加，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为什么贯彻一个法要召开这么高规格的会?因为《行政许可法》是一部规范我们各级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其实，温家宝总理去年9月23日曾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此法。9月底，国务院下发《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10月下旬，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全国政府法制部门会议，具体研究贯彻实施问题。11月初，国务院举办《行政许可法》专题讲座。1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工作安排意见》。可谓紧锣密鼓。
实际上，上世纪8 0年代以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继制定实施，中国建没法治政府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行政许可法》并启动《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不仅是这一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也恰逢新一届政府强调“10年建成可问责的法治政府”之机。
法治政府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开宗明义限制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
法治政府只能是统一的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取消中央政府部门许可设定权，对地方政府许可设定权亦加以严格限制。
法治政府必须奉行公开原则、防止腐败滥权，坚持透明廉洁。因此，《行政许可法》确立许可实施公开原则和相应制约机制。
法治政府必然要体现公正、公平、诚信。因此，《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许可程序作为立法重要目标。
法治政府理所当然是便民政府、高效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将便民、高效规定为行政许可行为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一系列相应规则和制度。
正如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汪永清所说，把握住了行政审批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就抓住了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现在连当保姆也要审批。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当律师要审批，当保姆要不要审批?不要批的理由何在?我们认为，当保姆不需要审批，因为公民法人，也就是老百姓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行的行政审批当中，近50％是要改的，量相当大!”
目前，全国正全力宣传《行政许可法》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历史性意义。然而，任何一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法律要想不只停留在纸上，还必须具备实践的“托架”。在中国法治政府10年远征开始之际，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之。
基本的“托架”：现代化的公务员队伍
在新世纪的中国各大城市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就是香港和上海。但是，就争夺国际大都市和亚太地区金融中心这一点来说，上海需要知道何为对手的强项。
这就是香港有一支成熟、稳健、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2001年春，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位高层官员在一次演说中说：“我想问问市民，香港特区有哪些可贵的信念，是他们希望捍卫和保留的。我想请他们仔细思量，相比于区内的竞争对手，包括上海等内地城市，香港的优势究竟为何。今天，我打算通过自问自答，说出心中的信念。”
她强调的信念核心就是香港的科层制公务员，“我们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独立，政府廉洁负责，并由秉正无私的公职人员施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任人唯才，坚守中立信条。在这个全球一体化、通讯发达、瞬息万变的年代，我的论调听来不免像老生常谈，但这些制度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基石，无论潮流风尚如何转型改变，这些制度都必须维持不变。”
新世纪元年元月，存香港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教授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以任人唯贤为聘用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作风，并以向上司直言进谏为首要职责。与此同时，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透明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
“向上司直言进谏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官员指出：“我认为这是指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恰当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我和同事们自人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而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互信，而非取决于个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
这一席话很有说服力。我们知道，所谓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倘若没有奉公守法、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何来好的政府?
现在国内有个共识：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定位，就是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官僚化。官僚制，又称科层制，在管理学中，它是中性词，并非“官僚主义”作风的同义语。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现代行政组织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这种模式中，由法规严格规定机构与人员的职责权限；严格的公私分开使公务关系对事不对人；官员须通过职业化考核，并只向职务目标效忠；官员由上级权力当局任命而非选举产生；官员身份终身制但没有占有职位的权利；官员接受定额薪金及养老保障，升迁依据个人资历或成就。
这种制度“举起理性和逻辑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靠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保障了人人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和非个人性，其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以及广泛的社会招募来源。
历史地看，官僚制理论的运用，促进政府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现代行政的开始。如文官制度的实施，结束了在美国实行的50多年的“政党分赃制”，基本上杜绝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权力腐败现象，为实现高效廉洁的行政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世袭官僚体制”和科举官僚制，并发展出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制度，这本身的确包含理性化成分。但其本质不是量化的专业技术考核，而是“引礼人法、礼法结合”的伦理判断，行政机构粗糙和技术落后，使之在形态上只能是“人治”，不仅未能培育出现代技术理性精神，反而遗留下来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
中国当代行政组织理性官僚化过程，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尤为重要的是应尽快制订“千呼万唤未出来”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我们期望有一天，中国内地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公务人员，使“优秀公务员”成为与“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模范党员”等同样得到全社会尊敬的光荣称号。
核心的托架：确立科学的党政关系
理性和高效的官僚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特别是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完备的法律体系、专业性的管理者集团等。由国情民意和现代革命传统决定，中国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政治中立等职业文官体系，但必须保证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当前最突出的任务就是理顺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级人大的权力，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按韦伯和黄仁宇的说法，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把一切社会技术问题泛伦理化的社会，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鲸吞蚕食，面临危亡的中国开始把一切社会技术问题泛革命化、泛政治化。这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20多年，随着社会运行高度规范化、复杂化，我们的生活逐步理性化。“仁义礼智信”也好，“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都不适应哪怕一个居委会辖区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强调“党要管党”这一重大原则。在这条事关中国稳定、发展根本大局的原则上，怎么走出切实可行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
在政府拥有无限的行政权力、缺乏立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同时，我们看到，以一般公共服务为内容的中国行政权力，也受到政治权力的过多制约。这主要表现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只有理顺这个关系，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建设才有了核心“托架”。
不久前，中纪委对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审查和处分决定中说，“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及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插手行政事务”，这句话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程作为省委书记可以干预行政事务吗?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不可以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当然，按规定，地方党委对地方重大行政事项拥有决策建议权。但正像一些学者强调的那样，行政事项与行政事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委管大方向、大事，不应插手具体事务；而且即使有关键或典型意义的“事务”，确实需要采取干预行动的是党组织，而绝不是党委书记个人。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领导方式的改进非常重要。在“党政分离”问题上，我们声称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巨大历史任务，即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凌驾社会之上。目前，据统计中国有4500万中央及地方官员，440万国有银行及大型国有企业官员，。700万“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的利益还并不完全等同于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应有此常识。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特别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期，本应成为公民社会中坚的科层官僚并不一定自动转型。在我国，对那些至今 仍然由武装警察充当警卫的铁路、民航、电力等部门，尤其如此。因此，胡鞍钢等专家提出，目前中国改革的难点与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关键是使之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而不是政治家或行政长官。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责无旁贷。
最后的“托架”：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
“美国人遇事急着找律师，中国人遇事急着找表姨。”
在中国，闹市街头，两车相撞，如果两个当事人竞相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人找警察，一个人找“关系”。其他如交通违章车辆被扣，忙碌打电话的更是在向亲友“求救”。
6月初，北京一著名律师向社会宣布，自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之日起，将承揽各种对政府部门的相关行政诉讼。他说，由于行政背后的利益因素，一些拥有许可权力的部门并不甘心依法放弃权力，有的部门可能以种种藉口拖延甚至抵制应予取缔的许可行为，因此他呼吁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承担起职责。
我们也希望，从律师协会到注册会计师协会，从消费者保护组织到个体商业者组织，都能自觉行动起来，更多、更主动地以法律武器而不是人情关系来捍卫自身及社会的利益。
在政府不受限制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而没有公民。而中国要迈人公民社会，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制度。培育上述行业协会等社会“第三部门”就格外重要了。
“第三部门”，主要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非赢利部门”，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的职责是“以强制求公益”，市场则是“以志愿求私益”，而第三部门则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它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悄然兴起，背景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引起人们对“帮助人们自助”和“参与式发展”的关注。鉴于从东方到西方都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们认识到政府做不了、干不好的事和市场不愿做、做不了的事，第三部门是一个理性选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蒙教授通过对41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认为“全球性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
只有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了，政府才可能真正尽可能多地退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可是，目前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为1．45家，这一比例同埃及比较接近，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社团总量不足，大大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制约了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
1953年，第三帝国崛起20周年之际，在一项关于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的民意测验中，当时的联邦德国有45％的人选择1914年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42％的人选择纳粹的第三帝国，而只有7％的人选择民主共和的魏玛共和国，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而到了1972年，支持和认同民主政治的人则达到了9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应当注意到，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民社团协会最多的国家。
其实，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最大不同，不仅在于是否为战祸道歉，更在于德国公民社会前所未有地成熟壮大，这使自大、夸张的普鲁士军国专制主义再无立足之地。
我们中国人在从“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远征中，会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第三部门”的重大价值!
7年立法10年目标
将于今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将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当然，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不重视行政许可法，但中国社会对这一法律所寄之厚望，自不待言。
这部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级官员高度重视的法律，形成过程长达7年。而对温家宝总理来说，这一部法律也是实现其“10年内中国建成可问责法治政府”伟大目标的加速器和发动机。
今年1月，在“全国贯彻《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开门见山地说：“新年之初，国务院就召开这样一个会，请各省的省长、各部的部长参加，足见这次会议的重要。为什么贯彻一个法要召开这么高规格的会?因为《行政许可法》是一部规范我们各级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其实，温家宝总理去年9月23日曾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此法。9月底，国务院下发《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10月下旬，国务院法制办召开全国政府法制部门会议，具体研究贯彻实施问题。11月初，国务院举办《行政许可法》专题讲座。12月初，国务院办公厅又下发《关于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工作安排意见》。可谓紧锣密鼓。
实际上，上世纪8 0年代以来，《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继制定实施，中国建没法治政府进程已经启动。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通过《行政许可法》并启动《行政程序法》起草工作，不仅是这一进程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也恰逢新一届政府强调“10年建成可问责的法治政府”之机。
法治政府第一要义是保障公民自由、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开宗明义限制政府规制人们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范围。
法治政府只能是统一的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取消中央政府部门许可设定权，对地方政府许可设定权亦加以严格限制。
法治政府必须奉行公开原则、防止腐败滥权，坚持透明廉洁。因此，《行政许可法》确立许可实施公开原则和相应制约机制。
法治政府必然要体现公正、公平、诚信。因此，《行政许可法》以规范许可程序作为立法重要目标。
法治政府理所当然是便民政府、高效政府。因此，《行政许可法》将便民、高效规定为行政许可行为的基本原则，并确立一系列相应规则和制度。
正如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汪永清所说，把握住了行政审批制度、行政许可制度，就抓住了我们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现在连当保姆也要审批。我们就要思考一下，当律师要审批，当保姆要不要审批?不要批的理由何在?我们认为，当保姆不需要审批，因为公民法人，也就是老百姓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现行的行政审批当中，近50％是要改的，量相当大!”
目前，全国正全力宣传《行政许可法》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历史性意义。然而，任何一部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法律要想不只停留在纸上，还必须具备实践的“托架”。在中国法治政府10年远征开始之际，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之。
基本的“托架”：现代化的公务员队伍
在新世纪的中国各大城市中，竞争最为激烈的就是香港和上海。但是，就争夺国际大都市和亚太地区金融中心这一点来说，上海需要知道何为对手的强项。
这就是香港有一支成熟、稳健、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2001年春，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位高层官员在一次演说中说：“我想问问市民，香港特区有哪些可贵的信念，是他们希望捍卫和保留的。我想请他们仔细思量，相比于区内的竞争对手，包括上海等内地城市，香港的优势究竟为何。今天，我打算通过自问自答，说出心中的信念。”
她强调的信念核心就是香港的科层制公务员，“我们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独立，政府廉洁负责，并由秉正无私的公职人员施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任人唯才，坚守中立信条。在这个全球一体化、通讯发达、瞬息万变的年代，我的论调听来不免像老生常谈，但这些制度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基石，无论潮流风尚如何转型改变，这些制度都必须维持不变。”
新世纪元年元月，存香港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英国历史学家亨尼西教授提出优秀公务员的标准：以任人唯贤为聘用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作风，并以向上司直言进谏为首要职责。与此同时，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透明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
“向上司直言进谏是什么意思呢?”这位官员指出：“我认为这是指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恰当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我和同事们自人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而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互信，而非取决于个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
这一席话很有说服力。我们知道，所谓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倘若没有奉公守法、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何来好的政府?
现在国内有个共识：中国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定位，就是实现行政组织体制的理性官僚化。官僚制，又称科层制，在管理学中，它是中性词，并非“官僚主义”作风的同义语。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现代行政组织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这种模式中，由法规严格规定机构与人员的职责权限；严格的公私分开使公务关系对事不对人；官员须通过职业化考核，并只向职务目标效忠；官员由上级权力当局任命而非选举产生；官员身份终身制但没有占有职位的权利；官员接受定额薪金及养老保障，升迁依据个人资历或成就。
这种制度“举起理性和逻辑旗帜，批判和否定了产业革命初期靠个人专制、裙带关系、暴力威胁、主观武断和感情用事进行管理的做法”。保障了人人在法规、制度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和非个人性，其基础是专业知识、专家职业，以及广泛的社会招募来源。
历史地看，官僚制理论的运用，促进政府由“人治”到法治、由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的历史性转变，标志着现代行政的开始。如文官制度的实施，结束了在美国实行的50多年的“政党分赃制”，基本上杜绝了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权力腐败现象，为实现高效廉洁的行政创造了条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期间，先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分层管理的“世袭官僚体制”和科举官僚制，并发展出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治理制度，这本身的确包含理性化成分。但其本质不是量化的专业技术考核，而是“引礼人法、礼法结合”的伦理判断，行政机构粗糙和技术落后，使之在形态上只能是“人治”，不仅未能培育出现代技术理性精神，反而遗留下来令人痛恨的“官僚主义”。
中国当代行政组织理性官僚化过程，要借鉴官僚制的理性精神，使我国行政组织尽快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尤为重要的是应尽快制订“千呼万唤未出来”的《公务员法》，把行政官员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制定政府及其部门机构与人员编制法、行政程序法，控制机构膨胀与管理中的主观随意性；完善政务公开、群众投诉和各种对行政的监督措施，进一步健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各种责任追究机制，确保对行政权力运作的有效制约。我们期望有一天，中国内地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公务人员，使“优秀公务员”成为与“劳动模范”、“新长征突击手”、“模范党员”等同样得到全社会尊敬的光荣称号。
核心的托架：确立科学的党政关系
理性和高效的官僚制，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作为保障，特别是政治与行政的相对分离、完备的法律体系、专业性的管理者集团等。由国情民意和现代革命传统决定，中国不可能实行“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政治中立等职业文官体系，但必须保证行政权力的独立性和受制约性。当前最突出的任务就是理顺党政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各级人大的权力，保证司法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按韦伯和黄仁宇的说法，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是把一切社会技术问题泛伦理化的社会，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鲸吞蚕食，面临危亡的中国开始把一切社会技术问题泛革命化、泛政治化。这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改革开放20多年，随着社会运行高度规范化、复杂化，我们的生活逐步理性化。“仁义礼智信”也好，“以阶级斗争为纲”也好，都不适应哪怕一个居委会辖区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旗帜鲜明地强调“党要管党”这一重大原则。在这条事关中国稳定、发展根本大局的原则上，怎么走出切实可行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问题。
在政府拥有无限的行政权力、缺乏立法权力的有效制约的同时，我们看到，以一般公共服务为内容的中国行政权力，也受到政治权力的过多制约。这主要表现为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只有理顺这个关系，中国现代行政管理制度建设才有了核心“托架”。
不久前，中纪委对原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的审查和处分决定中说，“程维高在担任河北省主要领导期间，插手行政事务，为他人和其子程慕阳谋利，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放任配偶及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违纪甚至违法犯罪活动；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 “插手行政事务”，这句话隐含着一个重大问题。程作为省委书记可以干预行政事务吗?按中国共产党章程是不可以的。党章规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地方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当然，按规定，地方党委对地方重大行政事项拥有决策建议权。但正像一些学者强调的那样，行政事项与行政事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党委管大方向、大事，不应插手具体事务；而且即使有关键或典型意义的“事务”，确实需要采取干预行动的是党组织，而绝不是党委书记个人。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当代中国的公共行政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领导方式的改进非常重要。在“党政分离”问题上，我们声称的一贯政策是，实施政治和组织上的领导，通过国家机关党组织的作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不包办政府机关的具体业务。《宪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过程中还有一个巨大历史任务，即防止任何特殊利益集团凌驾社会之上。目前，据统计中国有4500万中央及地方官员，440万国有银行及大型国有企业官员，。700万“事业单位”人员，他们的利益还并不完全等同于全民的利益。整个社会应有此常识。
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特别前苏联东欧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国家现代化转型期，本应成为公民社会中坚的科层官僚并不一定自动转型。在我国，对那些至今 仍然由武装警察充当警卫的铁路、民航、电力等部门，尤其如此。因此，胡鞍钢等专家提出，目前中国改革的难点与重中之重，就是如何处理这些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特殊利益集团。关键是使之从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变为纯粹的经济人，而不是政治家或行政长官。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在此责无旁贷。
最后的“托架”：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
“美国人遇事急着找律师，中国人遇事急着找表姨。”
在中国，闹市街头，两车相撞，如果两个当事人竞相打电话，一般情况下是一个人找警察，一个人找“关系”。其他如交通违章车辆被扣，忙碌打电话的更是在向亲友“求救”。
6月初，北京一著名律师向社会宣布，自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之日起，将承揽各种对政府部门的相关行政诉讼。他说，由于行政背后的利益因素，一些拥有许可权力的部门并不甘心依法放弃权力，有的部门可能以种种藉口拖延甚至抵制应予取缔的许可行为，因此他呼吁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律师，承担起职责。
我们也希望，从律师协会到注册会计师协会，从消费者保护组织到个体商业者组织，都能自觉行动起来，更多、更主动地以法律武器而不是人情关系来捍卫自身及社会的利益。
在政府不受限制的地方，只有臣民、草民，而没有公民。而中国要迈人公民社会，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制度。培育上述行业协会等社会“第三部门”就格外重要了。
“第三部门”，主要指在政府部门和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部门之外的“非赢利部门”，它与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的职责是“以强制求公益”，市场则是“以志愿求私益”，而第三部门则被定位为“以志愿求公益”。它是自由公民的联合体。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社团革命”悄然兴起，背景是现代福利国家危机和全球性环境危机，引起人们对“帮助人们自助”和“参与式发展”的关注。鉴于从东方到西方都存在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们认识到政府做不了、干不好的事和市场不愿做、做不了的事，第三部门是一个理性选择。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拉蒙教授通过对41个国家的比较研究，认为“全球性社团革命”对20世纪晚期的意义，如同19世纪晚期民族国家的兴起。
只有社会组织成长壮大起来了，政府才可能真正尽可能多地退出民众的日常生活。可是，目前中国每万人拥有的社团数量为1．45家，这一比例同埃及比较接近，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社团总量不足，大大制约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也制约了中国社会管理现代化进程。
1953年，第三帝国崛起20周年之际，在一项关于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最好的民意测验中，当时的联邦德国有45％的人选择1914年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42％的人选择纳粹的第三帝国，而只有7％的人选择民主共和的魏玛共和国，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而到了1972年，支持和认同民主政治的人则达到了9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应当注意到，联邦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公民社团协会最多的国家。
其实，战后日本与德国的最大不同，不仅在于是否为战祸道歉，更在于德国公民社会前所未有地成熟壮大，这使自大、夸张的普鲁士军国专制主义再无立足之地。
我们中国人在从“全能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远征中，会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第三部门”的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