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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有排斥理论的，认为理论只会生搬硬套，伤害真确的美感，鼓吹不带理论的阅读;有轻视文艺理论没有具体研究对象的，认为文艺理论缺乏学科根基，飘忽不定;有以批评代替理论的，认为批评就是理论，没有脱离批评的理论;有工具化文艺理论的，认为一种文艺理论的好坏主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将文艺理论限制在现代性“文艺”范畴之内，割断了其与社会现实的直接性关系;有灰色化文艺理论的，认为它远离现实，不解决实际问题;有狭隘化文艺理论的，将文艺理论仅仅视为关于文艺自身的理论，其它人文学科可以对文艺理论不管不问。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将严重阻碍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社理论部联合湖南理工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2015年4月25日在北京举办“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与文艺理论发展”高峰学术论坛活动。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文艺报社、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部社科中心、北方工业大学、人民日报、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大学、湖南理工学院、江苏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讨论集中于三个议题：文艺理论的当前危机与出路;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文艺理论与当代现实生活和整个人文学科的关系。
一、文艺理论学科的危机与出路
与会议主办者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多位学者指证了他们各自所看到的文艺理论危机，深度剖析了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并积极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应对的策略。文艺报社理论部熊元义教授指出，中国当代社会正从学习模仿的追赶阶段转向自主创新的创造阶段。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理论创新应是先导。然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却很不适应这个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仅出现了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的断档危机，很多重点高校的重点文艺学学科后继乏人，而且某些文艺重要部门有极为轻视甚至忽视文艺理论的倾向。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告别理论”的倾向。有些文学批评家虽然没有公开拒绝文学理论，但却对文学理论相当漠视或敌视，试图以阅读、欣赏和评论取代文艺理论。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黄卓越教授从学术变动的历史趋势和文学理论的范围出发分析和阐释了“理论”或“文学理论”的危机。他指出，从学术变动的历史趋势上看，有两个方面的情况需要关注，一是从整个现代学术或知识范型的转换来看，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都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后理论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愈益从一种抽象性下降到具体性，从一种普遍性的诉求下降到对分类性的关注，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由上至下”的移动。在后理论阶段，理论的言述不再以某种纯粹的模式建构为旨趣，而是往往与对“语境”的阐述关联或纠集在了一起。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或者是将现成的一些理论作为语境分析的、也是权宜性的工具，或者是从语境的实证中去发现、提炼，甚至发明出一些新的理论观念。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需要得到“在语境中”的证明，或者与语境进行一种话语协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历史经验仅仅是看做随意取用的材料，并单独去编织出一套转承自如的理论体系。第二种趋势，可以专就文学理论的范围来看。究竟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否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动摇的、界限清晰的、独立的文学理论？尽管国内学者一直还在“文学理论”这样的名义下编制各种教材，开设相关的课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规训式的努力其实是勉为其难的，也是一件不讨好的事。这种已经发生的变化，可能是由几种情况引起的，一是文学生产本身，也包括对“文学”这个概念的解释等，都已在当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个是学术关注的重心或视角，也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这点与文化研究等的兴起是有密切关切关系的，文化，或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开始成为众多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尽管学科的意识或方法论门槛在目前还是无形或有形地存在的，但是又有大量几乎是相同的话题、话域等使不同领域的学者游走在一个十分开放的区域中，使得这个理论与那个理论之间的界限显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使得文学理论很难像过去那样可以设定出一套独特的范畴体系，由此而导致了一种被称为是“泛文论化”的趋势。其他学科的“文论化”与文学理论的“泛文论化”几乎是同时存在于当代的学术场域中的。他强调对以上趋势的描述，并不是说可以就此获得一个确凿的定论，因为不确定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存的主要特征。但不管情况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理论的需求以及它的重要性，都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它不会再以过去那种形态出现了而已。而目前已经出现的这种变化，他指出，既可以看作是理论的危机，也可将之看作理论重生的某种契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时胜勋从身份危机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理论的危机。他认为在文化现代化语境中，知识的“去分化”是未来趋势，文论泛化是必然的。但文论泛化不是取消自己，而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种更高的“自由知识”状态。而如今的文论正处于对这种状态的痛苦追寻中，这也是当前文论身份问题即“同一性危机”之由来。同一性危机的解决其一在于重塑文论知识共同体的多重性。中国文论共同体重塑受到来自于人才培养、学术进步、文化导向、社会需求等多重制约，因此，文论家非单一身份，而是教师、学者、文化建设者和现实生活的多重解释者。其二在于文论知识品格与定位。文论游走于哲学与文艺实践之间，是一种兼顾理论性与感性的知识形态。如果说，哲学称为“形而上”（先验性），文学研究称为“形而下”（经验性），那么，文论可以称为“形而中”（先验性与经验性），它们与文学等共同构成了“文学生活世界”。其三在于他者视野及其阐释意识。在知识他者上，文论要有一种“延展性”的意识，植根于文学实践，并趋向于哲学。在现实他者上，文论承担语境化和“符号化现实生活”的解释者，而非沦为配角、材料。在异质文化他者上，坚持中外文论“交互阐释”和对共同文学世界的“共同体阐释”，并走向世界的文论、人类的文论。最后他指出要解决同一性危机，需要形成新的主体状态：一是反思性（“反身而诚”）意识，强调文论家自身的内在修养、精神情操，职业的敬畏感。二是限度（知止）意识，文论处于哲学与文学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相得益彰。文论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但又不是普遍性的“滥用”。三是文化报警器意识，文论家应该对文化的危机有所警觉、报警，而非抱怨。四是“君子不器”，不要人为圈定自己，而应在内外兼修、技近乎道中体认学术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语）。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世涛教授指出，当今的文艺理论确实存在着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确实有必要认真对待文艺理论危机的现实。解决危机的方法：必须提高学者的精神境界、学养、自律、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否则，文论的现实性、专业性就无法保障，文论的危机就仍然会延续、加深。他衷心希望能扭转这种局面，使文论获得切实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副主编夏锦乾教授指出：近三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一直步履维艰，始终徘徊在如何吸纳西方文论、如何转化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反映时代生活这些问题之间。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东西古今”的二维框架。百年来我们文艺理论界的兴趣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框架之中，很难跳出来。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季羡林先生上个世纪在《东方文论选》的《序言》中说过那段著名的话：“我们东方国家在近现代没有出过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的。”在季先生的眼里，文艺理论的成功与否，还是一个东西比较的关系。我们指出文艺理论研究没有走出“东西古今”的框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个框架的合理性，尤其在今天，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建设中国文艺理论的整体工程而言，这样的框架是有严重缺陷的，从根本上说，它虽然包罗了东西古今，却唯独把文艺理论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建设者主体忽视了。文艺理论说到底是主体创造的产物，在主体缺失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怎样努力，都注定不可能“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没有主体的自觉，所谓汲取西方的精华和中国古代的精华，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所以文艺理论的建设，首要的是建设者主体的确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在“全球化”和“后理论”的语境下阐述了文学理论“终结”之后的价值选择。他指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与状态，其本质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是交往开放与文化资源共享的日趋扩大，增强了不同文化价值与观念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造成弱势文化国家文化主权危机。其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形成的影响是，理论的全球性旅行，弱势文化国家追随和移植异质文化思潮与话语，造成本土文化价值坐标的位移以及理论话语建设的弱化。
李先生指出，“后理论”是当下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语境。伊格尔顿虽然提到了“理论的终结”与文化研究黄金时代的消失，但其观点的基本内涵是“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对理论的抵制，也不意味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而是“反思”或“重新思考”，让理论成为行使反思性功能的重要形式。李先生强调从当今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背景和发展状态看，价值选择与思想生产的优先性极为重要。面对全球性的理论旅行和学科知识生产中过度的移植化与意义危机，作为人文阐释话语生产的文学理论，应首先确立完善而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学科思想与观念，因为它决定文学理论的存在根基与发展方向，构成学科的意义世界，并从根本上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阐释提供思想资源。其次，建立具有民族文化根基与现代人文和审美属性的阐释性话语形态，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中国文论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自觉介入交往与对话，其价值选择的重心是：应直面中国的存在、中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问题，通过对传统的转化与多元借鉴，生成具有现代人文与审美精神、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我们是否能够从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根基与知识视域中，自觉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形态，这既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价值重构的核心与焦点，也是当代中国学人必须面对并予以努力解答的重要课题。
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文艺理论学科产生危机的社会原因：其一，缺少学者独立思考的社会氛围;其二，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逼迫学者急功近利，难于有时间独立思考;其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支配学者由追求真理走向追求利益。我们国家当今学术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设置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的项目、课题、“工程”、基地、奖励等等引诱、支配着学者围着转，因为这些东西代表着各种实际的利益（金钱、名誉、地位），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渐渐由追求真理走向追求利益。由于相当多的学者一门心思追求看得见的利益，自然不会在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上下真功夫，这样的情势下文艺理论学科产生危机，便是毫不奇怪的了。针对这些社会问题，他呼吁学者们应坚持操守，为追求真理而开展学术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徐放鸣教授提醒广大学者：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看似活跃，实际上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那就是远离文学现场，脱离文学实践，热衷于引进和套用西方概念来建构理论，只在圈子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一味地搞“体内循环”，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弱，作家对于搞理论和批评的人往往敬谢不敏。他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不能对文学创作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有何存在意义？理论研究的“空对空”只会将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小众化”和“圈子化”。因此，追求文学理论的创新境界，需要系统地清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各种文论范式，例如审美反映论、审美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文化批评等范式，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依然缺乏立足于本土语境和本土文学经验的理论创造，还是在引进、借鉴、跟随中重复着国外的理论走向。对此，他提出三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如何使中国由“理论消费国”变为“理论生产国”？如何在文论领域推出“中国创造”？如何实现外来文论资源的“本土化”，真正成为接地气的、能够引领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健康发展的理论建构？他指出这是在学科反思中需要确立的问题意识。
教育部社科中心马建辉教授从文学理论危机的表象、产生原因和关怀意识三方面阐述了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理解。首先，当前文艺理论学科危机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表象是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缺乏原创性，原创意识不足，我国当代文论史缺大家、缺经典。其次，文论学科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理论思维的弱化，日常思维、想当然的简单思维、线性思维、平面思维较多。文艺理论要有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细致的理论思维，要有反思的思维品质。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文艺作品呈现的复杂性，都要求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辩证思维作为基础的复杂思维。再次，文艺理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其危机还在于它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一种关怀意识，确立这样的关怀意识是文论人文学科本性的一种体现和要求。他认为文艺理论学科危机的出路在于重建我们的学科，而其标志则应是高品质、原创性成果的推出，这既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思维品质的提升，构建意识的增强，又在于我们关怀现实、关怀人民的人文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考察了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后，指出欧美左翼文论也同样存在着危机。欧美左翼文论在此特指20世纪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对文艺、美学和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相关的传统文化问题成为左翼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焦点。他们中有的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哲学理论的启发，有的受到中国革命文艺的吸引，有的则及时跟踪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有的还到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理论资源。经过美学转化的中国问题成为欧美左翼文论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欧美左翼学者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但以之为对象进行独立完整研究的尚还比较缺乏。近三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面向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同时亦与欧美左翼学者广泛接触，成为中西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认为欧美左翼文论家一方面从毛主义、“文革”及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巨大变化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和理论的灵感，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浪漫想象和“后三十年”的悲观失望的双重误读，有的则经历了从狂热歌颂到刻意回避的变化。欧美左翼文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同情底层、批判资本主义等思想倾向，多以政治批评为主，采取政治美学的视角，致力于政治思想的审美转向，是“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欧美左翼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多采取学术与思想相剥离的策略，只是截取其讨论文学艺术的部分，既忽略文艺思想在其思想整体之中的位置，也没在意它们是如何将政治思想转化为美学问题的。因此，亟待全面客观认识欧美左翼理论的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分析其政治思想的美学创化。
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从美学角度阐述了美学研究的三条路径。他提出美学（Aesthetics）不只是研究“美”的学问，也不只是研究“艺术”的学问，而是研究人与对象世界“情感关系”的学问。由于人与对象世界“情感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学研究所可能存在的三条有效路径：生物学路径、实践论路径、符号学路径。首先，人是动物，我们身上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自然进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研究人类审美能力的生物学前提，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一条路径。其次，人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改变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从而使陌生的自然变成了为我的自然，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变化。因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与对象世界的情感关系，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最后，人不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而且是能够创造并使用符号的动物。人在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变成了社会动物，使观念乃至情感的传递成为可能。因而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符号、以及符合以外的形象如何承载并传递情感的问题，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有助于探索“自然美”及其最高形式的“人体美”的奥秘，第二条路径有助于探索“社会美”的奥秘，第三条路径有助于探索“艺术美”的奥秘。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在第二条路径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相对排斥了第一条和第三条路径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自然进化的终点是社会发展的起点，社会实践的终点是艺术创造的起点一样;第一条路径研究的终点，恰恰是第二条路径的起点;第二条路径的终点，恰恰是第三条道路的起点。
河南大学张清民教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和出路。他提出目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学科发展的弱化，其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学术生产、教育传播方面的不足以及人才队伍的匮乏。二、批判意识的退化，其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对当前消费文化引发的伦理关系的溃败、人文素质的降低、创作水平的平庸等缺乏反思和批判。三、学术研究政治化、口号化，这表现一些研究者习惯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文章中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字眼。这种文风要克服。学术作为文化软实力因素，在世界大语境下也是一种政治。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科学，那就不能把它等同于权力政治学，不能把该领域的学术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不应迷信政治口号，因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活动;真假马克思主义不是按口号区分，而是按其行事所循的原则与方法。学术研究政治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能力不足，其表现是研究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指出这一状况必须改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这一点上，文艺家应当向政治家学习。如果毛泽东、邓小平死守马恩教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永远产生不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学者们从学理层面认真反思。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学科的科学性至今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因为该学科赖以支撑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缺乏明确的界定，更没有统一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意义及定性也很成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政治课的延伸还是独立的文学学科？这一问题没有谁能从理论上说得清。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就无从说起。
二、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针对当前文学界某些割裂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和文学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教授指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是文学研究者不要理论，第二种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研究文学。这可能是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造成的，也与吸收国外文学研究成果时出现的偏差有关。文学研究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文学史和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一部分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两部分人长期以来交流不够，以至于在当前，出现了危险的相互完全分离、各行其是的倾向。前一种研究者在逃避理论。他们要用作家作品研究代替理论研究，用知识性取代理论性，热衷于谈论作品的细节知识，开会发言时以卖弄文坛掌故为乐，写作时用成串的故事堆砌成文。他们中一些严谨的学者，则致力编辑作家年谱、全集、选集，作品的精注、详注，写作文学史、作家传记，汇集研究资料集。他们中一些有才气的学者，则致力于写感受性批评，针对作家作品发挥自己充满灵气的妙论。他们有一种说法，批评本身也要写得像是文学。于是，文学批评文章写得漂亮，追求文章本身的艺术性，而不是思想深度。作为对这种学问之道的支撑，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要“接地气”。先把读者假想成半文盲水平，然后以假定读者不懂来否定任何带理论色彩的写作。于是，“接地气”成了取消理论的借口，这是很荒谬的。理论的“接地气”，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而不是取消理论。后一种研究者则相反，逃避文学本身。文学理论研究者长期不接触文学，不读作品，不关心文学的发展，而是以文学理论为平台，进行着社会和文化批评。文学研究者如果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跨出自己的学科，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这未尝不可，如果做得好，也可喜可贺。但是，如果说，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则显然是荒谬的。文学理论家不能成为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成为“知道分子”，成为关于各种问题的清谈家。文学理论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理论家要读前人的理论著作，读同时代人的理论著作，读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著作。文学研究者，要做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人。文学研究还要读各种学术经典，从经典中汲取营养。但是，文学理论家，还是要关心文学，解决文学中的问题。一个可进可出的常住地，是家;一个只可在其中，不可出去的常住地，是牢。如果只是就文学谈文学，那是画地为牢。文学理论家要出去，但出去后，还要回来。如果不回来，那就无家可归了。文学理论家们不要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要把文学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们要理论，要坚持理论，但这种理论要解决文学中的问题。不要抬出洋人来吓唬人，也不抬出古人来吓唬人。不要做吓唬人的学问，要做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 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出现质量下滑和想象凋敝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陈众议教授指出，文学批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他提出批评家要关注文学现象又不能被现象牵着鼻子走，否则，就会忽略规律、舍本求末。文学研究者应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服务，强健民族文化母体、引领大众审美趣味。目前，中国文坛的批评话语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理论体系的漠然，这与多年来解构风潮不无关系;二是概念混乱，载道说、崇高说和游戏说、消遣说彼此消解，拥经典与反经典、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等悖论式观点杂然并存;三是方法芜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批评与印象批评、意识形态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等相互抵牾。殊不知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学的主要矛盾是趋同与守护、追逐与传承，一如我国社会的最大矛盾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换一个角度说，当批评怎样都可以时，它也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同时，当文学什么都是时，它也便什么都不是了。可见当代文学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相对的认同，罔论价值守恒。当然，尺短寸长，我们无意回到万众一声的沉闷。但起码的文艺标准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的基础之一。所以，当务之急是构建和营造一个思辨与实践相结合、进退中矩、有理有节的批评风气。
人民日报文艺部刘琼编审指出，当下中国文艺实践对于理论缺位的严重不满，集中表现为对于文艺批评的不满。对此，她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的确需要创新理论。二是的确需要打捞经典文艺理论。今天的高等院校教学实践和文艺实践中，对于经典理论的学习和掌握，热情似乎并不够。文艺理论的创新不是在沙滩上建城堡，它要面对共时性的现实实践，还要面对历时性的经典传统。加强对经典的学习，是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要务之一。三是的确需要整个人文学科的联动。文艺理论研究要“逸出”文艺，才能有空间和力量。文艺理论建设需要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支持。
广西师范大学麦永雄教授从文艺理论和文学的关系上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提出，当理论遭遇文学之际所要面临的问题——谁玩坏了文学？庄子《应帝王》：“七窍成而混沌死。”在隐喻意义上，理论骨感如斧斫，文学鲜活如混沌，乃人类精神的结晶，至柔而至刚，因此要备加呵护。谁玩坏了文学？借用法国批评家阿贝尔·蒂博代三种文学批评分类：文学爱好者的自发批评玩不坏！大师批评——融会贯通而玩不坏！职业批评理论家最为可疑，尤其是学艺不精者，可能生搬硬套、穿凿附会、沽名钓誉、过度诠释……理论乃双刃剑：毁人无倦 相得益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前理论遭遇文学的“迷阵”（Aporia），一些纯外国文学背景的教授、学者抱怨没有理论（框架），发不了论文，博士生无法毕业、正高职称晋升折戟沉沙。而滥用理论则可能诸多荒谬，例证颇多。从代际模式比较视野看，1980年代属于（无）理论模式。贺祥麟先生的欧美文学课程就是课堂精读和翻译美国大学著名全英文教材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内容;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文学研究明显需要外语与理论双翼，甚至无理论则无足与言，无法进行有效的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那么如何避免用理论玩坏文学？他倡议宜以学术勤勉和思想悟性“练好武功”。从佛家老僧参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三重境界得到启迪。从缺招、有招到无招，遍识千剑方可弃剑！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当理论遭遇文学，似可倡导文化诗学——文学与文化双向互动，立足文学本体，注重文化语境与文学的审美特性;重视哲性诗学——哲学与诗学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交叠互渗。精彩例证不胜枚举，如美国耶鲁解构学派J. H. Miller对《俄狄浦斯王》《苔丝》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再如德勒兹哲学概念块茎、褶子、游牧、空间理论与普鲁斯特、卡夫卡、新巴洛克、赛博空间文学艺术的关联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国旗教授提出要从文学批评入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经典作者的文学批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直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理论的发展，还将可以带动文学其他学科的发展。
北方工业大学王文革教授指出文学理论的自信仍然是有道理可讲的。他说，一事物有一事物存在之理（或道），如冯友兰的名言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理”之存在，是理性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念。有文学即有文学之理。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现象早已存在，只需人们去探索、研究，去把握、发现其理;而文学则是人们的精神创造物，离开人，离开具体的人，就没有文学可言，没有飞机也可研究飞机之理，但没有文学则无法研究文学之理。他阐述文学之理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是：文学之理是客观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之理的反映或揭示，自然是主观的。反映得是否准确、全面、及时，决定于文学的展现程度和理论研究的程度，并且可以由文学实践来检验。
人们在消解、逃离文学理论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文学理论背后的文学之理的存在。王先生认为文学理论可以超越文学现象，有事实为证。许多文学理论命题直到今天并未过时、还有生命力，显示出历史的穿透力。这就表明文学理论本身是可以超越时代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自古至今直至未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精神需求是基本相同的，愿望与现实的矛盾是基本相同的，最根本的是，都将面临死亡的悬临。文学作为苦闷的象征也好，作为精神的鸦片也好，是心灵的自由解放也罢，总之，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存在的理由没有变，文学的基本功能、主题、母题都没有根本的变化，变的只是文学的具体形态。既然如此，随着人们理论研究的推进，对文学之理的客观把握也必将日益逼近。这样，文学理论的超越性——超越文学现象、超越当下就是可以预期的。他强调这就是文学理论自信的理由。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学院鸿峻教授提出应在文艺现实的挑战中重塑理论的尊严。他回顾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基本都是理论先行的，文学理论深深介入到了“新文学”品格的塑造，并支撑了文学批评。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本身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退出，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因此而被边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学术体制及其所设定的评价指标导致文学理论研究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动力。在当前的批评界，“去”“非”主义话语盛行：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去中国化、非意识形态化、非虚构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很容易引起误导。在具体的批评话语中，术语与概念使用的随意，逻辑的混乱与离奇，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顾此失彼、露洞明显的判断，已经到了十分泛滥的程度。批评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理论知识与素养缺乏，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话语与理论思维方式，恐怕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的原因。在文学界，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实际上也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然而，当有人提出去历史化、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等主张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应和，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它表明了在批评家的意识中文学理论常识的严重缺席。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文学理论也只有在应对新的文艺现实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重新赢得自己曾经享有的尊严与地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孙伟科教授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入手，分析并阐述了文学理论究竟迷失的是什么。他回顾30余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发现文学理论研究者们经历了很多变化，在面对许多新情况时，常常表现出手足无措，甚至惊慌失措。过去的理论被认为不适应了、落后了，新的理论演练了、操练了，但总是未能尽如人意。他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说起。《平凡的世界》以广阔的画面、众多的人物、朴实的艺术、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从1975年写到1985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前不久，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引起了读者和观众极大的反响。历史的检验证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是被读者接受、也是成功的文艺作品。他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时文学界甚至现在依然普遍认为路遥落后了，那时它的发表也成了问题。落后的原因，在于外在描写的太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落后，路遥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学无我，不行。文学要“向内转”啦，要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走向现代。路遥没有及时“向内转”，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忠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态度！但这被认为是过分单一的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后来的“向内转”转向了哪里呢？大多数转向了“自我”“私我”“狡智”，转向了“不可捉摸”和对人性的怀疑，转向了所谓“不可知”幽暗黑洞，转向了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向内转”崇尚什么？不再崇尚生活的客观性，不再崇尚劳动，不再歌颂醇美纯真的爱情，不相信有理想的生活。与此相适应，文学中的价值观极端自私化。似乎只有从我出发和自私才是合理的、真实的、自然的。仔细观察，文坛的鄙俗化、粗鄙化与“向内转”并行不悖，互为根据，互相声援。所谓“文学新世纪”的开始，是令人遗憾的开始，也确实是“拾了西方的余唾”。他反问再回过来看，路遥是不是没有“内”呢？他指出如果要分文学的内外，没有内的文学是没有的。路遥也不例外。在荒芜贫瘠、贫穷苦难的黄土高原上，能够发现生活的美，发现人内心的丰富世界，发现人物的强烈意志，能够描摹不同性格的人物，不潜入生活的内部、人物的心理内部是不行的。
孙先生注意到现在又有理论家呼吁我们要“向外转”了。距1988年《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不到30年，2012年《论中国当代文学应“向外转”》又火热出笼了。他提醒类似这样的口号和号召，可能都是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为了求新求洋，我们会不会误导作家艺术家？其间，我们积累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对文学发展的所谓引导、口号是不是太多了？！
北京大学王丽丽教授也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阐述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她提及她在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正在写一篇文章：《写出痛痒相关的“真”——阿垅与〈七月〉的抗战文学》，思及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关系，她想到：编辑《七月》的胡风和阿垅、丘东平和曹白，还有文章将要写到的鲁迅与他翻译和阐释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不都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和理论阐释互生的例证吗？她直言赞同“不局限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提法，因为这已经是事实。但她指出理论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之后，也不要忘了文学是我们的发祥地，需要常常回望起源地。对研究者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他不可能以广阔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而必须精确定位和捕捉对象，然后对言说对象进行细致的探究。她谈到在自己教学中的体会：理论文本也是需要细读的。我们古人总能设想某种理想而高妙的境界：致广大而尽精微。套用东平的说法：广大和精微是一对对立的存在。
三、文艺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整个人文科学的关系
文学理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向前发展，需要拓宽思路和重新将其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惠敏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不断的反思，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在文学研究大学科里，文艺理论也许最迫切地需要再定位，这是因为任何门类的文学研究都堪称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文艺理论（的运用）。如伊格尔顿所说，反对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现在我们提出文艺理论再定位的要求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确定文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之间在文学大学科内的关系;二是确定文艺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三是确定文艺理论与整个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前人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而是这些问题需要再次思考了。他坚持他十多年前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理论的解放，对促进文学理论之社会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一直以来，我们习惯将文艺理论定位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上，以致于有不少人认为，文艺理论应该为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服务。这当然没有错，文艺理论确实应该是人类全部文学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总结，应该为指导、理解和研究文学审美活动提供帮助。但这种观点的一个缺陷是文艺理论之为社会服务必须经过文学创作这个中介，将文艺理论拘禁在文学的（文本）世界之内，而实际上，文学作品作为审美经验的高浓度体现，是可以理论化为一般命题并从而直接作用于社会文化现象，即以美学精神为指导进行社会文化批评。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也可以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具有审美特性的人类的种种活动及其成果。将文艺理论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解放出来，将极大地促进文艺理论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实现。他认为文艺理论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就如数学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样。
对此他强调了三点：一、文艺理论不仅是文学研究各学科的元科学，而且也应当有雄心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元科学，就像数学之于整个自然科学一样。二、哲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的元科学，其一翼是文艺理论，另一翼是数学。三、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理论也就是美学。他阐释了何以美学应当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元科学的问题。从哲学上说，人的行为受理性的支配，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许多情况下是受感性支配。
他指出如今的社会呈现出愈益感性的特征，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改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对理性的研究以数学为代表，对感性的研究是美学的主要任务。当年在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受到实证科学的压迫时，狄尔泰先后为精神科学寻找过基础，起初是心理学，最后是解释学，这个解释学后来被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解释学，而说到底，这个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感性存在。海德格尔反对感性是因为感性还感性得不够彻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方喜教授指出一个规律：社会如果处于相对平稳期，相对而言对“理论”的需求或许不太强烈，而处于剧烈、重大转型期，对真正理论的需求必然是非常迫切的。如今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我们都正处在一个剧烈、急速转型的时代。这是个需要文学理论的时代，但人们对“理论”尤其“理论”的作用却存在诸多误解。从历史地来看，对理论作用的误解乃至曲解，其来已久。比如明末清初就曾流行“清谈误国”之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对，“空谈”或可误国，“清谈”未必误国。我觉得这里涉及谈论活动的“对象”和“主体”问题：如果国家政策的制定、决策者谈论具体的经济问题过分理想化，就是“空谈”，这种空谈肯定会误国;但如果一个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研究者，谈谈形而上的理想、价值、审美无功利乃至乌托邦等问题，或许就是“清谈”，就是像魏晋名士们那样的谈玄论虚的清谈，但这种“清谈”未必误国。魏晋之乱、朱明之亡，与士人的不务实，确实有一定关系，但如果像顾炎武等学者那样由此得出“清谈误国”的结论，未免过分夸大了理论的负面作用。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未必符合我们实际的常识和经验。
如何认识理论的作用和价值，刘先生举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了在中国古代几乎空前绝后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那么，它对其后的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巅峰的唐诗及其创作者有何影响？据我不成熟的研究，《文心雕龙》对唐诗创作的影响力，至少比另一重要文献《文选》要小得多：李白、杜甫都曾自述自己早年如何学习乃至模拟《文选》中的作品——那么，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文心雕龙》没有多大价值吗？我们今天学术界中大多数学者，恐怕都不会贸然认可这种结论。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关系，进而文学理论本身的作用与价值等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把理论的基本功能定位为“指导”创作，或者说，理论只能是总结创作实践的产物，这些貌似有理的说辞，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西南大学肖伟胜教授就文艺理论是否仍然要坚守以文学为中心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区分了坚守派和破除派的观点：没有文学，哪有文学理论？这是坚守派反复申说的主张和理据;破除派则主张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反而是对文学理论的解放，只有让文学理论从围绕文学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才能真正直面当前符号化（文学化）的社会现实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理论的社会功能。这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当前文学理论的发展到底是以文学为中心还是以问题为中心。他指出要破解这一问题的症结，应该从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层面来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不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首先，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知识分化的产物，学科这个词的英文discipline，意思是“规训”，这说明现代性意义上的学科本身是现代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很显然，随着当前社会整体向信息网络的结构转型，新的知识/权力的重新配置和播撒，必然导致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理论也随着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更新。其次，从逻辑上看，文学固然是传统文学理论的聚焦点，但随着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像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印刷文学在“图像霸权”的侵凌下被迫退让边缘而日益溃败，在此情形下，“文学的终结”之说在以“图像”为主因的视觉文化时代仿佛不再是一种理论假说，而成了一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现实和无从规避的宿命。在“文学终结”之后如何建立文学理论，我们显然就不能固守先前以文学为中心的藩篱，正如二战后法国一大批文学理论家，面对当时普遍符号化的消费社会，他们敢于挑战既有的知识框架，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重建了能够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学理论。最后，一旦我们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明了当前文学理论争论的内在理路，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最终落实在实践层面上，从具体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批评入手，只有在真正“接地气”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感性地平上，才能开显出一条当前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路，不至于在无谓的争论、空洞的理论玄谈中错失学科重建的良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德明教授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历史发展进步的被解放者和受益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包括他们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是人民，特别是那些被剥削、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大众。所以，他们更期待作家和作品，能够引领公共精神，能够启发人们觉醒和想象未来的命运，并勇敢自觉地为之抗争，从而过上舒心、幸福、公平和尊严的生活。而且，这一切应该是文学的主流脉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的”在文艺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中凸显出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他坚信，“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提出，势必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结构体系及其强盛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教授则主张回到“生活美学”来重新审视文艺理论。他指出在这个崭新的“微时代”，文艺理论并没有退位，而是普泛化了;文学也并未消失，而是生活化了。从“生活美学”出发观之，文学既是生活又是审美，文学既是一种生活形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两个层面是合一的。说文学仅仅是一种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无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同时也是给人审美的，当今文学皆与日常生活形成了延续性关联，但又因其审美品质而拥有了非日常的性质，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恰恰形成了张力结构。当今文学与生活的关联应该是愈加紧密了，理由就在于，尽管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地位下降了，但是大众化的文学与日常文学的审美却从量上累积得更多，尽管由此带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大众文学审美的“虚薄化”：不仅审美变得越来越稀薄（文字少且内涵浅），而且变得愈来愈虚拟（文字被数字化了）。与此同时，传统文学原来所形成的“审美共同体”也被逐步消解了，从而被一个个崭新的“微圈子”所取代。但恰恰是微时代，使得文学共同体与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了崭新的虚拟关系与交互关联。总之，文学回到生活，这不仅仅是对当今微时代的文学命运的深描，也同时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诉求。刘教授要求回归到“生活美学”来规定文学的本体存在，认为这也许能开辟出一条文艺理论的创新之路。 陕西师范大学陈海从米勒事件来阐发文学理论的困境。他认为米勒事件是近年讨论文学问题的典型案例，包括米勒的北京发言、论文发表、学界对米勒的批评、误读等。自米勒发言之后，学术界集体展开了对米勒的批评，提出文学存在的三大辩护理由：情感、语言和人的存在。虽然这些批判基于对米勒的误读，然而米勒事件确有其价值。其一，它揭示了当代文论界的集体焦虑;其二，它展现了技术压迫下文艺理论的困境。反思电子技术对文学的冲击，构建数字时代的文艺理论，不仅应指出文学的“终结”，更应该积极面对技术嵌入文艺理论结构这一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达敏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但也造成严重后果。例如，五四以后，进化论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支配力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辞成为文学史写作中压倒性的规则。就明清两代而论，小说原本不登大雅之堂，像《金瓶梅》的作者至今尚在疑似之间，而《红楼梦》的作者被考出也是很靠后的事。但在进化论的笼罩下，小说成为明清文学史叙述的中心;而当时的文坛主角诗文，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完全成为无足轻重之物。又例如，来自西方的纯文学概念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后，作为古代文学大宗的古文辞中，只有少量带有抒情、叙事成份的文体进入学者视野，而大量的应用性文体被摒弃于文学史之外。可以说，近百年来的绝大多数文学史著，由于奉西方理论为圭臬，虽号称“史”，却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因此，如何在西方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求得一种均衡，是今天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的重要学术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张蕴燕教授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例将话语理论应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从而指出其带来的问题。她阐述了话语理论是一个超出语言学内涵而关乎文化、思想、政治与权力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表意实践，自福柯以来，话语理论已成为一种强有力且应用广泛的批评分析理论。话语与主体的关系是话语理论的核心，福柯甚至将主体也看作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和知识的隐秘的共谋关系，但过于强调话语的建构力量与依赖话语分析的缺陷也往往就在于其对主体与真实的实在世界经验的悬置。近些年话语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应用很广泛，但将话语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时，其带来的问题与话语理论与批评本身的缺陷是一致的。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例，在中国，经历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由“夷夏之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形态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国”、“国民性”话语体现了民族主义关于民族危机的思考由外来思潮向内在危机的反思。“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又改变了方向，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主导方向。而延安整风以来，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取，翻身成为动员战争力量的强有力诉求，“大众化”与阶级话语成为整合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资源并延续至1949年后。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话语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又增添了新形态，比如“大国崛起”“强国梦”“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等等，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三个自信”与“中国梦”。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不断地变换出新的形态，吸收新的现实经验。但这些新形态的话语，仅仅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主体的包装呢，还是注入了或修改为新的内涵，这些新鲜的经验又是否全部经过了话语的再创而脱胎换骨了呢？这些问题如若不还原到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的过程中去，恐怕是不太明晰的。抗战时期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为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领域从文化与政治双重方向上思考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值得特别研究。
除了上述专家学者之外，北京大学金永兵教授、上海交大王杰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曹卫东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和湖北大学张建军教授也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将独立成文发表，此处不做综述。
本次论坛主题集中，既同声相求，又各有主张，可谓异彩纷呈。组织者不求意见一律，只求危机意识，期待在此危机意识中开出转机、生机，结出硕果。也许时间将证明此次论坛在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发展史上的意义。
【责任编辑 付国锋】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北京大学中文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文艺报社理论部联合湖南理工学院、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2015年4月25日在北京举办“文艺理论学科建设与文艺理论发展”高峰学术论坛活动。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文艺报社、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部社科中心、北方工业大学、人民日报、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大学、河南大学、上海大学、湖南理工学院、江苏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的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此次论坛。讨论集中于三个议题：文艺理论的当前危机与出路;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文艺理论与当代现实生活和整个人文学科的关系。
一、文艺理论学科的危机与出路
与会议主办者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多位学者指证了他们各自所看到的文艺理论危机，深度剖析了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并积极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和应对的策略。文艺报社理论部熊元义教授指出，中国当代社会正从学习模仿的追赶阶段转向自主创新的创造阶段。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时期，理论创新应是先导。然而，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界却很不适应这个中国当代社会转型阶段，不仅出现了中青年文艺理论人才的断档危机，很多重点高校的重点文艺学学科后继乏人，而且某些文艺重要部门有极为轻视甚至忽视文艺理论的倾向。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出现了“告别理论”的倾向。有些文学批评家虽然没有公开拒绝文学理论，但却对文学理论相当漠视或敌视，试图以阅读、欣赏和评论取代文艺理论。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黄卓越教授从学术变动的历史趋势和文学理论的范围出发分析和阐释了“理论”或“文学理论”的危机。他指出，从学术变动的历史趋势上看，有两个方面的情况需要关注，一是从整个现代学术或知识范型的转换来看，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都经历了一个从哲学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后理论的演变过程，也就是愈益从一种抽象性下降到具体性，从一种普遍性的诉求下降到对分类性的关注，在总体上显示出一种“由上至下”的移动。在后理论阶段，理论的言述不再以某种纯粹的模式建构为旨趣，而是往往与对“语境”的阐述关联或纠集在了一起。这种关联，主要表现在，或者是将现成的一些理论作为语境分析的、也是权宜性的工具，或者是从语境的实证中去发现、提炼，甚至发明出一些新的理论观念。但无论是哪种方式，都需要得到“在语境中”的证明，或者与语境进行一种话语协商，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将历史经验仅仅是看做随意取用的材料，并单独去编织出一套转承自如的理论体系。第二种趋势，可以专就文学理论的范围来看。究竟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是否还存在着一个不可动摇的、界限清晰的、独立的文学理论？尽管国内学者一直还在“文学理论”这样的名义下编制各种教材，开设相关的课程，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规训式的努力其实是勉为其难的，也是一件不讨好的事。这种已经发生的变化，可能是由几种情况引起的，一是文学生产本身，也包括对“文学”这个概念的解释等，都已在当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另一个是学术关注的重心或视角，也在发生变化，毫无疑问，这点与文化研究等的兴起是有密切关切关系的，文化，或是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开始成为众多人文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尽管学科的意识或方法论门槛在目前还是无形或有形地存在的，但是又有大量几乎是相同的话题、话域等使不同领域的学者游走在一个十分开放的区域中，使得这个理论与那个理论之间的界限显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使得文学理论很难像过去那样可以设定出一套独特的范畴体系，由此而导致了一种被称为是“泛文论化”的趋势。其他学科的“文论化”与文学理论的“泛文论化”几乎是同时存在于当代的学术场域中的。他强调对以上趋势的描述，并不是说可以就此获得一个确凿的定论，因为不确定性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生存的主要特征。但不管情况会发生多大的变化，理论的需求以及它的重要性，都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它不会再以过去那种形态出现了而已。而目前已经出现的这种变化，他指出，既可以看作是理论的危机，也可将之看作理论重生的某种契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时胜勋从身份危机的角度来论述文学理论的危机。他认为在文化现代化语境中，知识的“去分化”是未来趋势，文论泛化是必然的。但文论泛化不是取消自己，而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一种更高的“自由知识”状态。而如今的文论正处于对这种状态的痛苦追寻中，这也是当前文论身份问题即“同一性危机”之由来。同一性危机的解决其一在于重塑文论知识共同体的多重性。中国文论共同体重塑受到来自于人才培养、学术进步、文化导向、社会需求等多重制约，因此，文论家非单一身份，而是教师、学者、文化建设者和现实生活的多重解释者。其二在于文论知识品格与定位。文论游走于哲学与文艺实践之间，是一种兼顾理论性与感性的知识形态。如果说，哲学称为“形而上”（先验性），文学研究称为“形而下”（经验性），那么，文论可以称为“形而中”（先验性与经验性），它们与文学等共同构成了“文学生活世界”。其三在于他者视野及其阐释意识。在知识他者上，文论要有一种“延展性”的意识，植根于文学实践，并趋向于哲学。在现实他者上，文论承担语境化和“符号化现实生活”的解释者，而非沦为配角、材料。在异质文化他者上，坚持中外文论“交互阐释”和对共同文学世界的“共同体阐释”，并走向世界的文论、人类的文论。最后他指出要解决同一性危机，需要形成新的主体状态：一是反思性（“反身而诚”）意识，强调文论家自身的内在修养、精神情操，职业的敬畏感。二是限度（知止）意识，文论处于哲学与文学之间，不是相互取代，而是相得益彰。文论是微量元素，不可或缺，但又不是普遍性的“滥用”。三是文化报警器意识，文论家应该对文化的危机有所警觉、报警，而非抱怨。四是“君子不器”，不要人为圈定自己，而应在内外兼修、技近乎道中体认学术的“天地境界”（冯友兰语）。 中国艺术研究院李世涛教授指出，当今的文艺理论确实存在着危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确实有必要认真对待文艺理论危机的现实。解决危机的方法：必须提高学者的精神境界、学养、自律、现实关怀、问题意识，否则，文论的现实性、专业性就无法保障，文论的危机就仍然会延续、加深。他衷心希望能扭转这种局面，使文论获得切实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副主编夏锦乾教授指出：近三十年来，乃至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建设一直步履维艰，始终徘徊在如何吸纳西方文论、如何转化中国古代文论、如何反映时代生活这些问题之间。这些问题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东西古今”的二维框架。百年来我们文艺理论界的兴趣和争论的焦点，基本上都包括在这个框架之中，很难跳出来。举例来说，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季羡林先生上个世纪在《东方文论选》的《序言》中说过那段著名的话：“我们东方国家在近现代没有出过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的。”在季先生的眼里，文艺理论的成功与否，还是一个东西比较的关系。我们指出文艺理论研究没有走出“东西古今”的框架，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个框架的合理性，尤其在今天，它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从建设中国文艺理论的整体工程而言，这样的框架是有严重缺陷的，从根本上说，它虽然包罗了东西古今，却唯独把文艺理论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建设者主体忽视了。文艺理论说到底是主体创造的产物，在主体缺失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怎样努力，都注定不可能“有一套自己的话语”。没有主体的自觉，所谓汲取西方的精华和中国古代的精华，都是纸上谈兵，因为我们压根就不知道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所以文艺理论的建设，首要的是建设者主体的确立。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西建教授在“全球化”和“后理论”的语境下阐述了文学理论“终结”之后的价值选择。他指出，全球化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与状态，其本质表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是交往开放与文化资源共享的日趋扩大，增强了不同文化价值与观念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另一方面则是强势文化国家利用其在文化传播上的优势，造成弱势文化国家文化主权危机。其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形成的影响是，理论的全球性旅行，弱势文化国家追随和移植异质文化思潮与话语，造成本土文化价值坐标的位移以及理论话语建设的弱化。
李先生指出，“后理论”是当下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语境。伊格尔顿虽然提到了“理论的终结”与文化研究黄金时代的消失，但其观点的基本内涵是“后理论”不是理论的终结，不是对理论的抵制，也不意味着后理论时代的到来，而是“反思”或“重新思考”，让理论成为行使反思性功能的重要形式。李先生强调从当今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背景和发展状态看，价值选择与思想生产的优先性极为重要。面对全球性的理论旅行和学科知识生产中过度的移植化与意义危机，作为人文阐释话语生产的文学理论，应首先确立完善而具有明确价值取向的学科思想与观念，因为它决定文学理论的存在根基与发展方向，构成学科的意义世界，并从根本上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与阐释提供思想资源。其次，建立具有民族文化根基与现代人文和审美属性的阐释性话语形态，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的重要任务。中国文论应当以一种开放的姿态，自觉介入交往与对话，其价值选择的重心是：应直面中国的存在、中国的经验与中国的问题，通过对传统的转化与多元借鉴，生成具有现代人文与审美精神、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形态。我们是否能够从全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思想根基与知识视域中，自觉建立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形态，这既成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理论价值重构的核心与焦点，也是当代中国学人必须面对并予以努力解答的重要课题。
湖南理工学院余三定教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文艺理论学科产生危机的社会原因：其一，缺少学者独立思考的社会氛围;其二，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逼迫学者急功近利，难于有时间独立思考;其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支配学者由追求真理走向追求利益。我们国家当今学术管理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设置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的项目、课题、“工程”、基地、奖励等等引诱、支配着学者围着转，因为这些东西代表着各种实际的利益（金钱、名誉、地位），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渐渐由追求真理走向追求利益。由于相当多的学者一门心思追求看得见的利益，自然不会在学术研究、理论创新上下真功夫，这样的情势下文艺理论学科产生危机，便是毫不奇怪的了。针对这些社会问题，他呼吁学者们应坚持操守，为追求真理而开展学术研究。
江苏师范大学徐放鸣教授提醒广大学者：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看似活跃，实际上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那就是远离文学现场，脱离文学实践，热衷于引进和套用西方概念来建构理论，只在圈子内自说自话，自娱自乐，一味地搞“体内循环”，一定程度上确实成了“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这使得文学理论和批评对文学创作实践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弱，作家对于搞理论和批评的人往往敬谢不敏。他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不能对文学创作实践发挥指导作用的文学理论与批评还有何存在意义？理论研究的“空对空”只会将我们的研究不断地“小众化”和“圈子化”。因此，追求文学理论的创新境界，需要系统地清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所流行的各种文论范式，例如审美反映论、审美形式主义、接受美学、文化批评等范式，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依然缺乏立足于本土语境和本土文学经验的理论创造，还是在引进、借鉴、跟随中重复着国外的理论走向。对此，他提出三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如何使中国由“理论消费国”变为“理论生产国”？如何在文论领域推出“中国创造”？如何实现外来文论资源的“本土化”，真正成为接地气的、能够引领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健康发展的理论建构？他指出这是在学科反思中需要确立的问题意识。
教育部社科中心马建辉教授从文学理论危机的表象、产生原因和关怀意识三方面阐述了对文学理论学科危机的理解。首先，当前文艺理论学科危机存在的一个最基本的表象是文艺理论学科研究缺乏原创性，原创意识不足，我国当代文论史缺大家、缺经典。其次，文论学科危机的内在原因之一，就是理论思维的弱化，日常思维、想当然的简单思维、线性思维、平面思维较多。文艺理论要有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细致的理论思维，要有反思的思维品质。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作家创作的复杂性、文艺作品呈现的复杂性，都要求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辩证思维作为基础的复杂思维。再次，文艺理论作为一种人文学科，其危机还在于它一定程度上缺失了一种关怀意识，确立这样的关怀意识是文论人文学科本性的一种体现和要求。他认为文艺理论学科危机的出路在于重建我们的学科，而其标志则应是高品质、原创性成果的推出，这既取决于我们的理论思维品质的提升，构建意识的增强，又在于我们关怀现实、关怀人民的人文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上海大学文学院曾军教授考察了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后，指出欧美左翼文论也同样存在着危机。欧美左翼文论在此特指20世纪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对文艺、美学和文化等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相关的传统文化问题成为左翼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焦点。他们中有的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哲学理论的启发，有的受到中国革命文艺的吸引，有的则及时跟踪当代中国文化生产，有的还到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理论资源。经过美学转化的中国问题成为欧美左翼文论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尽管欧美左翼学者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中国思想文化和文学艺术问题的研究，但以之为对象进行独立完整研究的尚还比较缺乏。近三十多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面向西方世界研究中国问题，同时亦与欧美左翼学者广泛接触，成为中西思想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认为欧美左翼文论家一方面从毛主义、“文革”及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的巨大变化中获得思想的启发和理论的灵感，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对当代中国“前三十年”的浪漫想象和“后三十年”的悲观失望的双重误读，有的则经历了从狂热歌颂到刻意回避的变化。欧美左翼文论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同情底层、批判资本主义等思想倾向，多以政治批评为主，采取政治美学的视角，致力于政治思想的审美转向，是“有思想的文学”和“有文学的思想”。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欧美左翼文论的译介和研究多采取学术与思想相剥离的策略，只是截取其讨论文学艺术的部分，既忽略文艺思想在其思想整体之中的位置，也没在意它们是如何将政治思想转化为美学问题的。因此，亟待全面客观认识欧美左翼理论的政治立场和文艺思想之间的关系，分析其政治思想的美学创化。
山东大学陈炎教授从美学角度阐述了美学研究的三条路径。他提出美学（Aesthetics）不只是研究“美”的学问，也不只是研究“艺术”的学问，而是研究人与对象世界“情感关系”的学问。由于人与对象世界“情感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美学研究所可能存在的三条有效路径：生物学路径、实践论路径、符号学路径。首先，人是动物，我们身上包括审美在内的精神能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自然进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因而研究人类审美能力的生物学前提，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一条路径。其次，人不是普通的动物，而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人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改变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从而使陌生的自然变成了为我的自然，能够引发我们的情感变化。因而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研究人与对象世界的情感关系，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最后，人不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而且是能够创造并使用符号的动物。人在创造和使用符号的过程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变成了社会动物，使观念乃至情感的传递成为可能。因而从符号学的角度研究符号、以及符合以外的形象如何承载并传递情感的问题，便成为美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有助于探索“自然美”及其最高形式的“人体美”的奥秘，第二条路径有助于探索“社会美”的奥秘，第三条路径有助于探索“艺术美”的奥秘。在以往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在第二条路径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却相对排斥了第一条和第三条路径的可能性。事实上，正如自然进化的终点是社会发展的起点，社会实践的终点是艺术创造的起点一样;第一条路径研究的终点，恰恰是第二条路径的起点;第二条路径的终点，恰恰是第三条道路的起点。
河南大学张清民教授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问题和出路。他提出目前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学科发展的弱化，其主要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学术生产、教育传播方面的不足以及人才队伍的匮乏。二、批判意识的退化，其表现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者对当前消费文化引发的伦理关系的溃败、人文素质的降低、创作水平的平庸等缺乏反思和批判。三、学术研究政治化、口号化，这表现一些研究者习惯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文章中喜欢使用“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字眼。这种文风要克服。学术作为文化软实力因素，在世界大语境下也是一种政治。如果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科学，那就不能把它等同于权力政治学，不能把该领域的学术问题转化成政治问题，因为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没有学术价值也没有政治价值。不应迷信政治口号，因为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活动;真假马克思主义不是按口号区分，而是按其行事所循的原则与方法。学术研究政治化导致马克思主义文论原创能力不足，其表现是研究者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他指出这一状况必须改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这一点上，文艺家应当向政治家学习。如果毛泽东、邓小平死守马恩教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永远产生不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学者们从学理层面认真反思。从逻辑上看，“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学科的科学性至今都没有从理论上得到解决，因为该学科赖以支撑的基本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缺乏明确的界定，更没有统一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学科意义及定性也很成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政治课的延伸还是独立的文学学科？这一问题没有谁能从理论上说得清。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理论上加以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就无从说起。
二、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针对当前文学界某些割裂文学理论、文学研究和文学的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建平教授指出当前文学理论研究存在着两种错误的倾向。第一种是文学研究者不要理论，第二种是文学理论研究者不研究文学。这可能是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造成的，也与吸收国外文学研究成果时出现的偏差有关。文学研究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研究文学史和从事文学评论工作，一部分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这两部分人长期以来交流不够，以至于在当前，出现了危险的相互完全分离、各行其是的倾向。前一种研究者在逃避理论。他们要用作家作品研究代替理论研究，用知识性取代理论性，热衷于谈论作品的细节知识，开会发言时以卖弄文坛掌故为乐，写作时用成串的故事堆砌成文。他们中一些严谨的学者，则致力编辑作家年谱、全集、选集，作品的精注、详注，写作文学史、作家传记，汇集研究资料集。他们中一些有才气的学者，则致力于写感受性批评，针对作家作品发挥自己充满灵气的妙论。他们有一种说法，批评本身也要写得像是文学。于是，文学批评文章写得漂亮，追求文章本身的艺术性，而不是思想深度。作为对这种学问之道的支撑，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要“接地气”。先把读者假想成半文盲水平，然后以假定读者不懂来否定任何带理论色彩的写作。于是，“接地气”成了取消理论的借口，这是很荒谬的。理论的“接地气”，是理论要联系实际，而不是取消理论。后一种研究者则相反，逃避文学本身。文学理论研究者长期不接触文学，不读作品，不关心文学的发展，而是以文学理论为平台，进行着社会和文化批评。文学研究者如果想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或者跨出自己的学科，从事其他学科的研究，这未尝不可，如果做得好，也可喜可贺。但是，如果说，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方向，则显然是荒谬的。文学理论家不能成为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成为“知道分子”，成为关于各种问题的清谈家。文学理论有其自身的延续性。理论家要读前人的理论著作，读同时代人的理论著作，读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著作。文学研究者，要做知识丰富，视野开阔的人。文学研究还要读各种学术经典，从经典中汲取营养。但是，文学理论家，还是要关心文学，解决文学中的问题。一个可进可出的常住地，是家;一个只可在其中，不可出去的常住地，是牢。如果只是就文学谈文学，那是画地为牢。文学理论家要出去，但出去后，还要回来。如果不回来，那就无家可归了。文学理论家们不要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要把文学当作自己的家园。我们要理论，要坚持理论，但这种理论要解决文学中的问题。不要抬出洋人来吓唬人，也不抬出古人来吓唬人。不要做吓唬人的学问，要做解决实际问题的学问。 针对当前文学创作出现质量下滑和想象凋敝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陈众议教授指出，文学批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他提出批评家要关注文学现象又不能被现象牵着鼻子走，否则，就会忽略规律、舍本求末。文学研究者应为当下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服务，强健民族文化母体、引领大众审美趣味。目前，中国文坛的批评话语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理论体系的漠然，这与多年来解构风潮不无关系;二是概念混乱，载道说、崇高说和游戏说、消遣说彼此消解，拥经典与反经典、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等悖论式观点杂然并存;三是方法芜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批评与印象批评、意识形态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等相互抵牾。殊不知全球化时代我国文学的主要矛盾是趋同与守护、追逐与传承，一如我国社会的最大矛盾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换一个角度说，当批评怎样都可以时，它也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同时，当文学什么都是时，它也便什么都不是了。可见当代文学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相对的认同，罔论价值守恒。当然，尺短寸长，我们无意回到万众一声的沉闷。但起码的文艺标准是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的基础之一。所以，当务之急是构建和营造一个思辨与实践相结合、进退中矩、有理有节的批评风气。
人民日报文艺部刘琼编审指出，当下中国文艺实践对于理论缺位的严重不满，集中表现为对于文艺批评的不满。对此，她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的确需要创新理论。二是的确需要打捞经典文艺理论。今天的高等院校教学实践和文艺实践中，对于经典理论的学习和掌握，热情似乎并不够。文艺理论的创新不是在沙滩上建城堡，它要面对共时性的现实实践，还要面对历时性的经典传统。加强对经典的学习，是文艺理论学科建设的要务之一。三是的确需要整个人文学科的联动。文艺理论研究要“逸出”文艺，才能有空间和力量。文艺理论建设需要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共同支持。
广西师范大学麦永雄教授从文艺理论和文学的关系上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提出，当理论遭遇文学之际所要面临的问题——谁玩坏了文学？庄子《应帝王》：“七窍成而混沌死。”在隐喻意义上，理论骨感如斧斫，文学鲜活如混沌，乃人类精神的结晶，至柔而至刚，因此要备加呵护。谁玩坏了文学？借用法国批评家阿贝尔·蒂博代三种文学批评分类：文学爱好者的自发批评玩不坏！大师批评——融会贯通而玩不坏！职业批评理论家最为可疑，尤其是学艺不精者，可能生搬硬套、穿凿附会、沽名钓誉、过度诠释……理论乃双刃剑：毁人无倦 相得益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当前理论遭遇文学的“迷阵”（Aporia），一些纯外国文学背景的教授、学者抱怨没有理论（框架），发不了论文，博士生无法毕业、正高职称晋升折戟沉沙。而滥用理论则可能诸多荒谬，例证颇多。从代际模式比较视野看，1980年代属于（无）理论模式。贺祥麟先生的欧美文学课程就是课堂精读和翻译美国大学著名全英文教材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内容;而到了我们这一代，文学研究明显需要外语与理论双翼，甚至无理论则无足与言，无法进行有效的高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那么如何避免用理论玩坏文学？他倡议宜以学术勤勉和思想悟性“练好武功”。从佛家老僧参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的三重境界得到启迪。从缺招、有招到无招，遍识千剑方可弃剑！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当理论遭遇文学，似可倡导文化诗学——文学与文化双向互动，立足文学本体，注重文化语境与文学的审美特性;重视哲性诗学——哲学与诗学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交叠互渗。精彩例证不胜枚举，如美国耶鲁解构学派J. H. Miller对《俄狄浦斯王》《苔丝》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再如德勒兹哲学概念块茎、褶子、游牧、空间理论与普鲁斯特、卡夫卡、新巴洛克、赛博空间文学艺术的关联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丁国旗教授提出要从文学批评入手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在经典作者的文学批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直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有机结合，不仅能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理论的发展，还将可以带动文学其他学科的发展。
北方工业大学王文革教授指出文学理论的自信仍然是有道理可讲的。他说，一事物有一事物存在之理（或道），如冯友兰的名言所谓“未有飞机之前已有飞机之理”。“理”之存在，是理性主义者的一个基本信念。有文学即有文学之理。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在于：自然现象早已存在，只需人们去探索、研究，去把握、发现其理;而文学则是人们的精神创造物，离开人，离开具体的人，就没有文学可言，没有飞机也可研究飞机之理，但没有文学则无法研究文学之理。他阐述文学之理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是：文学之理是客观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之理的反映或揭示，自然是主观的。反映得是否准确、全面、及时，决定于文学的展现程度和理论研究的程度，并且可以由文学实践来检验。
人们在消解、逃离文学理论的时候，似乎没有意识到文学理论背后的文学之理的存在。王先生认为文学理论可以超越文学现象，有事实为证。许多文学理论命题直到今天并未过时、还有生命力，显示出历史的穿透力。这就表明文学理论本身是可以超越时代的。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类自古至今直至未来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精神需求是基本相同的，愿望与现实的矛盾是基本相同的，最根本的是，都将面临死亡的悬临。文学作为苦闷的象征也好，作为精神的鸦片也好，是心灵的自由解放也罢，总之，人类需要文学。文学存在的理由没有变，文学的基本功能、主题、母题都没有根本的变化，变的只是文学的具体形态。既然如此，随着人们理论研究的推进，对文学之理的客观把握也必将日益逼近。这样，文学理论的超越性——超越文学现象、超越当下就是可以预期的。他强调这就是文学理论自信的理由。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文学院鸿峻教授提出应在文艺现实的挑战中重塑理论的尊严。他回顾了从“五四”开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新文学”基本都是理论先行的，文学理论深深介入到了“新文学”品格的塑造，并支撑了文学批评。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后，文学本身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的中心退出，纯粹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研究因此而被边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行的学术体制及其所设定的评价指标导致文学理论研究者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缺乏与批评家、作家以及当下的文艺作品、文学现实对话的兴趣与动力。在当前的批评界，“去”“非”主义话语盛行：去历史化、去政治化、去中心化、去中国化、非意识形态化、非虚构等等说法不一而足。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很容易引起误导。在具体的批评话语中，术语与概念使用的随意，逻辑的混乱与离奇，单向度的思维方式，顾此失彼、露洞明显的判断，已经到了十分泛滥的程度。批评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理论训练，理论知识与素养缺乏，没有形成严谨的理论话语与理论思维方式，恐怕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的原因。在文学界，文学与历史的关联、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联、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实际上也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然而，当有人提出去历史化、去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等主张的时候，仍然能够得到许多人的应和，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它表明了在批评家的意识中文学理论常识的严重缺席。新的文学时代呼唤着文学理论的在场，文学理论也只有在应对新的文艺现实挑战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重新赢得自己曾经享有的尊严与地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孙伟科教授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入手，分析并阐述了文学理论究竟迷失的是什么。他回顾30余年来文学理论的发展，发现文学理论研究者们经历了很多变化，在面对许多新情况时，常常表现出手足无措，甚至惊慌失措。过去的理论被认为不适应了、落后了，新的理论演练了、操练了，但总是未能尽如人意。他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说起。《平凡的世界》以广阔的画面、众多的人物、朴实的艺术、积极向上的生活观念从1975年写到1985年，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前不久，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热播，引起了读者和观众极大的反响。历史的检验证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是被读者接受、也是成功的文艺作品。他提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反思。当时文学界甚至现在依然普遍认为路遥落后了，那时它的发表也成了问题。落后的原因，在于外在描写的太多，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落后，路遥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文学无我，不行。文学要“向内转”啦，要向西方学习，这样才能走向现代。路遥没有及时“向内转”，依然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忠诚、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态度！但这被认为是过分单一的对待生活的态度。那么后来的“向内转”转向了哪里呢？大多数转向了“自我”“私我”“狡智”，转向了“不可捉摸”和对人性的怀疑，转向了所谓“不可知”幽暗黑洞，转向了唯我独尊的“自大狂”。“向内转”崇尚什么？不再崇尚生活的客观性，不再崇尚劳动，不再歌颂醇美纯真的爱情，不相信有理想的生活。与此相适应，文学中的价值观极端自私化。似乎只有从我出发和自私才是合理的、真实的、自然的。仔细观察，文坛的鄙俗化、粗鄙化与“向内转”并行不悖，互为根据，互相声援。所谓“文学新世纪”的开始，是令人遗憾的开始，也确实是“拾了西方的余唾”。他反问再回过来看，路遥是不是没有“内”呢？他指出如果要分文学的内外，没有内的文学是没有的。路遥也不例外。在荒芜贫瘠、贫穷苦难的黄土高原上，能够发现生活的美，发现人内心的丰富世界，发现人物的强烈意志，能够描摹不同性格的人物，不潜入生活的内部、人物的心理内部是不行的。
孙先生注意到现在又有理论家呼吁我们要“向外转”了。距1988年《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不到30年，2012年《论中国当代文学应“向外转”》又火热出笼了。他提醒类似这样的口号和号召，可能都是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的。为了求新求洋，我们会不会误导作家艺术家？其间，我们积累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和对文学发展的所谓引导、口号是不是太多了？！
北京大学王丽丽教授也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阐述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的关系的认识。她提及她在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正在写一篇文章：《写出痛痒相关的“真”——阿垅与〈七月〉的抗战文学》，思及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以及文学批评的关系，她想到：编辑《七月》的胡风和阿垅、丘东平和曹白，还有文章将要写到的鲁迅与他翻译和阐释的法捷耶夫的《毁灭》，不都是文学创作与批评和理论阐释互生的例证吗？她直言赞同“不局限于文学的文学理论”的提法，因为这已经是事实。但她指出理论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之后，也不要忘了文学是我们的发祥地，需要常常回望起源地。对研究者来说，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他不可能以广阔的空间为研究对象，而必须精确定位和捕捉对象，然后对言说对象进行细致的探究。她谈到在自己教学中的体会：理论文本也是需要细读的。我们古人总能设想某种理想而高妙的境界：致广大而尽精微。套用东平的说法：广大和精微是一对对立的存在。
三、文艺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和整个人文科学的关系
文学理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向前发展，需要拓宽思路和重新将其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惠敏教授指出，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都需要不断的反思，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在文学研究大学科里，文艺理论也许最迫切地需要再定位，这是因为任何门类的文学研究都堪称一种有意或无意的文艺理论（的运用）。如伊格尔顿所说，反对理论也是一种理论。现在我们提出文艺理论再定位的要求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确定文艺理论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之间在文学大学科内的关系;二是确定文艺理论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关系;三是确定文艺理论与整个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前人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而是这些问题需要再次思考了。他坚持他十多年前提出的“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理论的解放，对促进文学理论之社会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作用。他指出一直以来，我们习惯将文艺理论定位在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上，以致于有不少人认为，文艺理论应该为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服务。这当然没有错，文艺理论确实应该是人类全部文学经验和审美经验的总结，应该为指导、理解和研究文学审美活动提供帮助。但这种观点的一个缺陷是文艺理论之为社会服务必须经过文学创作这个中介，将文艺理论拘禁在文学的（文本）世界之内，而实际上，文学作品作为审美经验的高浓度体现，是可以理论化为一般命题并从而直接作用于社会文化现象，即以美学精神为指导进行社会文化批评。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也可以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具有审美特性的人类的种种活动及其成果。将文艺理论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中解放出来，将极大地促进文艺理论社会功能的发挥和实现。他认为文艺理论是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就如数学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一样。
对此他强调了三点：一、文艺理论不仅是文学研究各学科的元科学，而且也应当有雄心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元科学，就像数学之于整个自然科学一样。二、哲学是整个人类科学的元科学，其一翼是文艺理论，另一翼是数学。三、在这个意义上，文艺理论也就是美学。他阐释了何以美学应当成为整个人文学科的元科学的问题。从哲学上说，人的行为受理性的支配，但这只是一方面，还有许多情况下是受感性支配。
他指出如今的社会呈现出愈益感性的特征，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改变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对理性的研究以数学为代表，对感性的研究是美学的主要任务。当年在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受到实证科学的压迫时，狄尔泰先后为精神科学寻找过基础，起初是心理学，最后是解释学，这个解释学后来被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解释学，而说到底，这个日常生活就是人的感性存在。海德格尔反对感性是因为感性还感性得不够彻底。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方喜教授指出一个规律：社会如果处于相对平稳期，相对而言对“理论”的需求或许不太强烈，而处于剧烈、重大转型期，对真正理论的需求必然是非常迫切的。如今无论从中国还是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我们都正处在一个剧烈、急速转型的时代。这是个需要文学理论的时代，但人们对“理论”尤其“理论”的作用却存在诸多误解。从历史地来看，对理论作用的误解乃至曲解，其来已久。比如明末清初就曾流行“清谈误国”之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对，“空谈”或可误国，“清谈”未必误国。我觉得这里涉及谈论活动的“对象”和“主体”问题：如果国家政策的制定、决策者谈论具体的经济问题过分理想化，就是“空谈”，这种空谈肯定会误国;但如果一个哲学、美学、文学理论研究者，谈谈形而上的理想、价值、审美无功利乃至乌托邦等问题，或许就是“清谈”，就是像魏晋名士们那样的谈玄论虚的清谈，但这种“清谈”未必误国。魏晋之乱、朱明之亡，与士人的不务实，确实有一定关系，但如果像顾炎武等学者那样由此得出“清谈误国”的结论，未免过分夸大了理论的负面作用。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未必符合我们实际的常识和经验。
如何认识理论的作用和价值，刘先生举一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例子来说明。比如，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了在中国古代几乎空前绝后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那么，它对其后的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巅峰的唐诗及其创作者有何影响？据我不成熟的研究，《文心雕龙》对唐诗创作的影响力，至少比另一重要文献《文选》要小得多：李白、杜甫都曾自述自己早年如何学习乃至模拟《文选》中的作品——那么，我们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文心雕龙》没有多大价值吗？我们今天学术界中大多数学者，恐怕都不会贸然认可这种结论。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关系，进而文学理论本身的作用与价值等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把理论的基本功能定位为“指导”创作，或者说，理论只能是总结创作实践的产物，这些貌似有理的说辞，其实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西南大学肖伟胜教授就文艺理论是否仍然要坚守以文学为中心的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区分了坚守派和破除派的观点：没有文学，哪有文学理论？这是坚守派反复申说的主张和理据;破除派则主张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反而是对文学理论的解放，只有让文学理论从围绕文学中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它才能真正直面当前符号化（文学化）的社会现实和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文艺理论的社会功能。这两派争论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是：当前文学理论的发展到底是以文学为中心还是以问题为中心。他指出要破解这一问题的症结，应该从历史、逻辑和实践三个层面来深入剖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不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首先，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这个学科本身就是现代性知识分化的产物，学科这个词的英文discipline，意思是“规训”，这说明现代性意义上的学科本身是现代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很显然，随着当前社会整体向信息网络的结构转型，新的知识/权力的重新配置和播撒，必然导致作为学科知识的文学理论也随着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和更新。其次，从逻辑上看，文学固然是传统文学理论的聚焦点，但随着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像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印刷文学在“图像霸权”的侵凌下被迫退让边缘而日益溃败，在此情形下，“文学的终结”之说在以“图像”为主因的视觉文化时代仿佛不再是一种理论假说，而成了一种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日常现实和无从规避的宿命。在“文学终结”之后如何建立文学理论，我们显然就不能固守先前以文学为中心的藩篱，正如二战后法国一大批文学理论家，面对当时普遍符号化的消费社会，他们敢于挑战既有的知识框架，拿出直面现实的勇气，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重建了能够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学理论。最后，一旦我们在历史和逻辑两个层面明了当前文学理论争论的内在理路，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最终落实在实践层面上，从具体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的批评入手，只有在真正“接地气”的文学/文化批评的感性地平上，才能开显出一条当前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路，不至于在无谓的争论、空洞的理论玄谈中错失学科重建的良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包德明教授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历史发展进步的被解放者和受益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包括他们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就是人民，特别是那些被剥削、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劳苦大众。所以，他们更期待作家和作品，能够引领公共精神，能够启发人们觉醒和想象未来的命运，并勇敢自觉地为之抗争，从而过上舒心、幸福、公平和尊严的生活。而且，这一切应该是文学的主流脉动。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的”在文艺鉴赏与批评的标准中凸显出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属性。他坚信，“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提出，势必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标准的结构体系及其强盛的生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刘悦笛教授则主张回到“生活美学”来重新审视文艺理论。他指出在这个崭新的“微时代”，文艺理论并没有退位，而是普泛化了;文学也并未消失，而是生活化了。从“生活美学”出发观之，文学既是生活又是审美，文学既是一种生活形式，也是一种审美方式，这两个层面是合一的。说文学仅仅是一种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那就无法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文学同时也是给人审美的，当今文学皆与日常生活形成了延续性关联，但又因其审美品质而拥有了非日常的性质，在日常与非日常之间恰恰形成了张力结构。当今文学与生活的关联应该是愈加紧密了，理由就在于，尽管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地位下降了，但是大众化的文学与日常文学的审美却从量上累积得更多，尽管由此带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大众文学审美的“虚薄化”：不仅审美变得越来越稀薄（文字少且内涵浅），而且变得愈来愈虚拟（文字被数字化了）。与此同时，传统文学原来所形成的“审美共同体”也被逐步消解了，从而被一个个崭新的“微圈子”所取代。但恰恰是微时代，使得文学共同体与不同个体之间，形成了崭新的虚拟关系与交互关联。总之，文学回到生活，这不仅仅是对当今微时代的文学命运的深描，也同时是对文学本身的一种理论诉求。刘教授要求回归到“生活美学”来规定文学的本体存在，认为这也许能开辟出一条文艺理论的创新之路。 陕西师范大学陈海从米勒事件来阐发文学理论的困境。他认为米勒事件是近年讨论文学问题的典型案例，包括米勒的北京发言、论文发表、学界对米勒的批评、误读等。自米勒发言之后，学术界集体展开了对米勒的批评，提出文学存在的三大辩护理由：情感、语言和人的存在。虽然这些批判基于对米勒的误读，然而米勒事件确有其价值。其一，它揭示了当代文论界的集体焦虑;其二，它展现了技术压迫下文艺理论的困境。反思电子技术对文学的冲击，构建数字时代的文艺理论，不仅应指出文学的“终结”，更应该积极面对技术嵌入文艺理论结构这一事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达敏教授从文学史的角度阐述了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影响。他指出近代以来，西方理论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但也造成严重后果。例如，五四以后，进化论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支配力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辞成为文学史写作中压倒性的规则。就明清两代而论，小说原本不登大雅之堂，像《金瓶梅》的作者至今尚在疑似之间，而《红楼梦》的作者被考出也是很靠后的事。但在进化论的笼罩下，小说成为明清文学史叙述的中心;而当时的文坛主角诗文，在文学史家的笔下，完全成为无足轻重之物。又例如，来自西方的纯文学概念成为文学史写作的指导思想后，作为古代文学大宗的古文辞中，只有少量带有抒情、叙事成份的文体进入学者视野，而大量的应用性文体被摒弃于文学史之外。可以说，近百年来的绝大多数文学史著，由于奉西方理论为圭臬，虽号称“史”，却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因此，如何在西方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求得一种均衡，是今天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的重要学术任务。
上海交通大学张蕴燕教授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例将话语理论应用于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从而指出其带来的问题。她阐述了话语理论是一个超出语言学内涵而关乎文化、思想、政治与权力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表意实践，自福柯以来，话语理论已成为一种强有力且应用广泛的批评分析理论。话语与主体的关系是话语理论的核心，福柯甚至将主体也看作是话语实践的产物。话语理论深刻地揭示了权力和知识的隐秘的共谋关系，但过于强调话语的建构力量与依赖话语分析的缺陷也往往就在于其对主体与真实的实在世界经验的悬置。近些年话语理论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应用很广泛，但将话语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批评时，其带来的问题与话语理论与批评本身的缺陷是一致的。以民族主义话语为例，在中国，经历鸦片战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民族主义由“夷夏之辨”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形态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国”、“国民性”话语体现了民族主义关于民族危机的思考由外来思潮向内在危机的反思。“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主义的话语又改变了方向，所谓“救亡压倒启蒙”，成为主导方向。而延安整风以来，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取，翻身成为动员战争力量的强有力诉求，“大众化”与阶级话语成为整合民族主义话语的重要资源并延续至1949年后。至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话语的兴起，民族主义话语又增添了新形态，比如“大国崛起”“强国梦”“中国形象”“国家形象”等等，一直到新世纪以来的“三个自信”与“中国梦”。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话语不断地变换出新的形态，吸收新的现实经验。但这些新形态的话语，仅仅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主体的包装呢，还是注入了或修改为新的内涵，这些新鲜的经验又是否全部经过了话语的再创而脱胎换骨了呢？这些问题如若不还原到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的过程中去，恐怕是不太明晰的。抗战时期作为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时期，为我们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领域从文化与政治双重方向上思考民族主义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值得特别研究。
除了上述专家学者之外，北京大学金永兵教授、上海交大王杰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曹卫东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山东大学谭好哲教授和湖北大学张建军教授也都做了精彩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将独立成文发表，此处不做综述。
本次论坛主题集中，既同声相求，又各有主张，可谓异彩纷呈。组织者不求意见一律，只求危机意识，期待在此危机意识中开出转机、生机，结出硕果。也许时间将证明此次论坛在中国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和研究发展史上的意义。
【责任编辑 付国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