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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很多人说汉字迎来了它的危机。在讨论危机的破局之道时，很多人不免要走上那复古主义的道路，以至于要师法先王、缅怀三代。但须知时代的大潮是滚滚向前的，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是定要在动态的发展中解决的。汉字危机之解决，不在退守的过去，而在进取的未来。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绝不因科技的进步被湮灭，而会因之发掘出更多的潜能，焕发更璀璨的光彩。正如下文所说：“只要我们个体有意愿去沟通灵智，文化就不会危机”。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报道：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而且越是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以及和网络亲密接触的青年一代，“提笔忘字”的感受就越为深刻。当虚拟空间给予人们太多的写作自由和效率时，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方块字越来越陌生了。和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方块字不仅仅是语言的抽象和文化的载体，更是书法艺术的符号。绘画大师毕加索说过：“如果我生为中国人，我会做书法家，而不是画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提笔忘字，汉字特有的艺术审美也会丧失殆尽。
几乎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教授年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319名学生进行的一项测试也显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学生不及格，68%的学生得分在70分以下。对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进行测试时，贺阳发现：66.2%的人存在信件书写格式问题，86.5%的人存在行文语气问题，100%的人存在语法问题。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坦言自己在汉语应用中存在不少问题——“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64.8%）、“词语的使用、搭配存在问题”（28.6%）、“行文格式存在问题”（27.8%）“语法错误比较多”（17.4%）、“不认识的汉字太多”（16.4%）等。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符号，分为“看得懂”、“表达通顺”和“给人以美的享受”三个层次。归总概括网民们的各种忧思，“汉字危机”大致涉及两方面：汉字作为工具的危机以及汉字作为文化的危机，借用中国早期阐述文化的晋代典籍《补亡诗·由仪》的一句话：“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原意指武力与文化的关系）——汉语作为工具像是武功技术，而语言文字归根结蒂还是文化。
？笏 武功外悠——汉字作为工具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类似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随现象，同时更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裹挟于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模式，汉字手写渐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也是必然结果。
一项调查显示，83%的人有提笔忘字的经历，74.2%的人在工作生活中手写机会不多，68.8%的人有一年以上时间没收到过别人的手写稿。“提笔忘字”当非偶然。但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便捷：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就是这样的活灵活现。相形之下，感觉词穷、词不达意便更为棘心。我以为，在科技发展早已超越人类想象的今日，从技术端缓解“汉语应用危机”应是信手拈来。例如：拓展汉字输入法，将近义词、反义词、成语俚语等植入输入法的字、词库；国家汉办在向海外推广汉语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国人汉语水平，将各种典籍搬上互联网，让使用者在网上方便地获取系统且权威的出处、应用、规范等；类似语法问题，通过电脑中文系统的优化也可改善。
总之，随着电脑等普及而至的应用危机，同样通过电脑技术处理是可获改善的。因此，汉字作为工具可视为武功技术，是可控的。全球超过15%的人在使用汉语；汉字的应用技术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着力实施。
？笏 文化内辑——汉语作为文化
中国曾经是个诗国，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喜庆贺词、哀丧挽联，都引用诗体，法官的判断，医师的处方，巫觋的神谕，无不出之以诗句，名妓个个是女诗人，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西方人善舞蹈，中国人精书法，中国的书法之道，是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段中，最彰显天才和功力的一种灵智行为。中国的古典文学更是达到了不能增减一字的高度完美，而古哲学家又都是一流的文体家，你仓促难明其玄谛，却不能不为文学魅力所陶醉倾倒，甚至像卡夫卡那样的大文豪都要在老子面前俯首称臣。庞德、梵乐希凭直觉捉摸中国，克洛岱尔、博尔赫斯依感官眷恋中国，达摩为何不去别处而要到中国来，这是禅宗的第一公案。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包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在此援引木心美文：能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而有关钢笔、手写、书法、汉语用法等等诸多萎顿现象背后，实属危机的是“文化危机”。汉字危机仅是文化危机的一个向度。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通常文化包括文字、语言、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如文字。文字用以表达人的自我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也是一个人在回到自己内心世界时的一种自我对话、观察的方式。数据显示：当下中国大多数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能用母语妥洽表境达意。此即其心灵意识与感知的混沌，是自向对话能力的凋衰。
这一危机源于现代化吗？在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的元素对其他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无可争议的是，组成所谓“现代化”概念的技术、社会模式中的大部分，都发展自西方世界。
但这些技术和社会模式是否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部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权威答案。许多人根据实证科学，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价值”问题，必须在其价值系统中（如哲学、宗教、政治理论）才能找到答案。日本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的电脑普及率很高，但每年仍会举办“写字节”。一到这天，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就聚集在一起写大字，场面十分壮观。以书法宗祖的中国比对，恐不只是汗颜了。因此，汉字危机和现代电脑网络应用无必然联系。 这一危机源于全球化吗？毋庸赘言，文化作为互相关系的整体而呈现一体化趋势。但纵观历史，中国每每被攘，结果均为汉文化吞噬入侵者文化——中华文化内在极富王道，也是其传承几千年不曾断裂的根源。众多文化名流前辈，不仅不曾因为精通西文而荒疏母语，反而由文化上的融通与精进为我们呈现无数美文谛理。全球超过15%的人口以汉语作为母语，是世界第一大语言。因此，汉字危机和钻研英语并无必然关联。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得有“人”才有文化——“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客观地说文化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它偏内在，偏重于精神方面，包含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与习俗。因此，文化是人内在的精神维度。汉字危机是中国现代人缺乏或丧失精神愿景的体现，所谓跑得太快把灵魂丢落在后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网上可查的数据显示：自1991年来，中国GDP二十年来保持10%左右年均递增（世界范围内都鲜有）。如将此速度还原到百姓生活的时间上，是否可以描述成“太忙了”不再可能有和自己灵魂对话的时间？如将此数字还原到百姓生活的物质上，是否可以描述成“太累了”须不低于平均增长地多挣钱？二十个不停歇的10%，至少是一个线索。文化，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才开始水清见底，那“底”既有我们个人，也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就叫为“时代”。
那么，该怎么办呢？文化确属植物性的上层建筑，站在动物性的政治经济等制高点上，自我清洁洗练的能力正是文化的功能。每一个个体，走过时代后，终会跳离力不从心、心不从力的伪饰繁华回归至“文化共识”。文化是作为个体的点与群体的圈的互成。端详近年传统文化的渐劲，便可窥一斑。正所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云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海日楼札丛》妙语曰：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此处此时以书法比拟文化，恰好。
在汉字危机热议中，常见对于“写一手好字”“语文教学改革”“网络语言”等等的讨论。除教育改革属政府鸿篇巨制外（也关联施教者个人文化），书写和流行语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层面问题：当文字语言是自我灵魂对话的载体时，其一定是漂亮而得体的。
最后，谈汉字与中国文化，定是要遇见书法的。
钱泳的一段文字，可见书法的递延：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孝之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即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
由此可见，今人的中国书法、文化也是在古人否定中演进而来的。因此，汉字也罢文化也好必是行进在变化中，非一切变化都是萧条靡软。
只要我们个体有意愿去沟通灵智，文化就不会危机；只要我们母语是汉语，汉字汉语也就不会危机。语言作为文化的需求，定将统领政府政治政策去向不断改革淬炼。此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搁笔之时，不由自叹：明明通篇文字都是键盘敲入，怎么能叫“搁笔”哪？不叫搁笔，可“会意”的汉语又该叫什么哪？可见汉语的昌明，更需要电脑达人去开发，而不得一味强调笔书。
我那只二十年前的家把式“英雄”钢笔，此刻正等着我周末带他去广义修笔店哪。他一直在随身的笔袋里，已晋级为“文化”，躺在心的最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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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南是腔北是调
易中天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方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馍”，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ɑ”，把“劳累”叫“níɑ”，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很多人说汉字迎来了它的危机。在讨论危机的破局之道时，很多人不免要走上那复古主义的道路，以至于要师法先王、缅怀三代。但须知时代的大潮是滚滚向前的，发展中产生的问题，是定要在动态的发展中解决的。汉字危机之解决，不在退守的过去，而在进取的未来。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文化，绝不因科技的进步被湮灭，而会因之发掘出更多的潜能，焕发更璀璨的光彩。正如下文所说：“只要我们个体有意愿去沟通灵智，文化就不会危机”。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报道：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而且越是文化程度高的群体，以及和网络亲密接触的青年一代，“提笔忘字”的感受就越为深刻。当虚拟空间给予人们太多的写作自由和效率时，中国人对祖先留下的方块字越来越陌生了。和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方块字不仅仅是语言的抽象和文化的载体，更是书法艺术的符号。绘画大师毕加索说过：“如果我生为中国人，我会做书法家，而不是画家。”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提笔忘字，汉字特有的艺术审美也会丧失殆尽。
几乎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教授年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319名学生进行的一项测试也显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学生不及格，68%的学生得分在70分以下。对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进行测试时，贺阳发现：66.2%的人存在信件书写格式问题，86.5%的人存在行文语气问题，100%的人存在语法问题。本次调查中，受访者坦言自己在汉语应用中存在不少问题——“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64.8%）、“词语的使用、搭配存在问题”（28.6%）、“行文格式存在问题”（27.8%）“语法错误比较多”（17.4%）、“不认识的汉字太多”（16.4%）等。
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符号，分为“看得懂”、“表达通顺”和“给人以美的享受”三个层次。归总概括网民们的各种忧思，“汉字危机”大致涉及两方面：汉字作为工具的危机以及汉字作为文化的危机，借用中国早期阐述文化的晋代典籍《补亡诗·由仪》的一句话：“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原意指武力与文化的关系）——汉语作为工具像是武功技术，而语言文字归根结蒂还是文化。
？笏 武功外悠——汉字作为工具
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类似御牛耕地、烧火做饭这些中国人千百年来赖以糊口吃饭的基本技能，都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生存和生活技能的更新换代，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随现象，同时更是生产力不断上升的结果。裹挟于现代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模式，汉字手写渐被更为高效和标准的键盘输入所替代也是必然结果。
一项调查显示，83%的人有提笔忘字的经历，74.2%的人在工作生活中手写机会不多，68.8%的人有一年以上时间没收到过别人的手写稿。“提笔忘字”当非偶然。但人们的解决之道颇为便捷：不再去翻新华字典，而是掏出手机按几个按键，用拼音打出忘了的字——“键盘依赖”就是这样的活灵活现。相形之下，感觉词穷、词不达意便更为棘心。我以为，在科技发展早已超越人类想象的今日，从技术端缓解“汉语应用危机”应是信手拈来。例如：拓展汉字输入法，将近义词、反义词、成语俚语等植入输入法的字、词库；国家汉办在向海外推广汉语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国人汉语水平，将各种典籍搬上互联网，让使用者在网上方便地获取系统且权威的出处、应用、规范等；类似语法问题，通过电脑中文系统的优化也可改善。
总之，随着电脑等普及而至的应用危机，同样通过电脑技术处理是可获改善的。因此，汉字作为工具可视为武功技术，是可控的。全球超过15%的人在使用汉语；汉字的应用技术更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着力实施。
？笏 文化内辑——汉语作为文化
中国曾经是个诗国，皇帝的诏令、臣子的奏章、喜庆贺词、哀丧挽联，都引用诗体，法官的判断，医师的处方，巫觋的神谕，无不出之以诗句，名妓个个是女诗人，武将酒酣兴起即席口占，驿站庙宇的白垩墙上题满了行役和游客的诗。西方人善舞蹈，中国人精书法，中国的书法之道，是所有的艺术表现手段中，最彰显天才和功力的一种灵智行为。中国的古典文学更是达到了不能增减一字的高度完美，而古哲学家又都是一流的文体家，你仓促难明其玄谛，却不能不为文学魅力所陶醉倾倒，甚至像卡夫卡那样的大文豪都要在老子面前俯首称臣。庞德、梵乐希凭直觉捉摸中国，克洛岱尔、博尔赫斯依感官眷恋中国，达摩为何不去别处而要到中国来，这是禅宗的第一公案。中国的历史是和人文交织浸润的长卷大幅，西方的智者乘船过长江三峡，为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包涵人文精神而惊叹不止。在此援引木心美文：能用中国古文化给予我的双眼去看世界是快乐的，因为一只是辩士的眼，另一只是情郎的眼——艺术到底是光明磊落的隐私。
而有关钢笔、手写、书法、汉语用法等等诸多萎顿现象背后，实属危机的是“文化危机”。汉字危机仅是文化危机的一个向度。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通常文化包括文字、语言、音乐、文学、绘画、雕塑、戏剧、电影等。大致上可以用一个民族的生活形式来指称它的文化。
文化的核心是其符号系统，如文字。文字用以表达人的自我心灵意识和感知方式，也是一个人在回到自己内心世界时的一种自我对话、观察的方式。数据显示：当下中国大多数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能用母语妥洽表境达意。此即其心灵意识与感知的混沌，是自向对话能力的凋衰。
这一危机源于现代化吗？在世界范围内，西方文化中的元素对其他文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无可争议的是，组成所谓“现代化”概念的技术、社会模式中的大部分，都发展自西方世界。
但这些技术和社会模式是否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部分，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权威答案。许多人根据实证科学，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价值”问题，必须在其价值系统中（如哲学、宗教、政治理论）才能找到答案。日本在保留传统的同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例如日本的电脑普及率很高，但每年仍会举办“写字节”。一到这天，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就聚集在一起写大字，场面十分壮观。以书法宗祖的中国比对，恐不只是汗颜了。因此，汉字危机和现代电脑网络应用无必然联系。 这一危机源于全球化吗？毋庸赘言，文化作为互相关系的整体而呈现一体化趋势。但纵观历史，中国每每被攘，结果均为汉文化吞噬入侵者文化——中华文化内在极富王道，也是其传承几千年不曾断裂的根源。众多文化名流前辈，不仅不曾因为精通西文而荒疏母语，反而由文化上的融通与精进为我们呈现无数美文谛理。全球超过15%的人口以汉语作为母语，是世界第一大语言。因此，汉字危机和钻研英语并无必然关联。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得有“人”才有文化——“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和/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客观地说文化是社会价值系统的总和。它偏内在，偏重于精神方面，包含了宗教、哲学、艺术等思想与习俗。因此，文化是人内在的精神维度。汉字危机是中国现代人缺乏或丧失精神愿景的体现，所谓跑得太快把灵魂丢落在后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从网上可查的数据显示：自1991年来，中国GDP二十年来保持10%左右年均递增（世界范围内都鲜有）。如将此速度还原到百姓生活的时间上，是否可以描述成“太忙了”不再可能有和自己灵魂对话的时间？如将此数字还原到百姓生活的物质上，是否可以描述成“太累了”须不低于平均增长地多挣钱？二十个不停歇的10%，至少是一个线索。文化，理应是迷离惝恍的，在追思中才开始水清见底，那“底”既有我们个人，也超越了个人性，像碎镜子中的纷纭世界，一片一世界，加起来就叫为“时代”。
那么，该怎么办呢？文化确属植物性的上层建筑，站在动物性的政治经济等制高点上，自我清洁洗练的能力正是文化的功能。每一个个体，走过时代后，终会跳离力不从心、心不从力的伪饰繁华回归至“文化共识”。文化是作为个体的点与群体的圈的互成。端详近年传统文化的渐劲，便可窥一斑。正所谓：自来书家，从无不出锋者。只是处处留得笔住，不使直走。云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海日楼札丛》妙语曰：笔提得起，自然中，亦未尝无兼用侧锋处，总为我一缕笔尖所使，虽不中亦中。此处此时以书法比拟文化，恰好。
在汉字危机热议中，常见对于“写一手好字”“语文教学改革”“网络语言”等等的讨论。除教育改革属政府鸿篇巨制外（也关联施教者个人文化），书写和流行语归根结底还是文化层面问题：当文字语言是自我灵魂对话的载体时，其一定是漂亮而得体的。
最后，谈汉字与中国文化，定是要遇见书法的。
钱泳的一段文字，可见书法的递延：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孝之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即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
由此可见，今人的中国书法、文化也是在古人否定中演进而来的。因此，汉字也罢文化也好必是行进在变化中，非一切变化都是萧条靡软。
只要我们个体有意愿去沟通灵智，文化就不会危机；只要我们母语是汉语，汉字汉语也就不会危机。语言作为文化的需求，定将统领政府政治政策去向不断改革淬炼。此谓：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搁笔之时，不由自叹：明明通篇文字都是键盘敲入，怎么能叫“搁笔”哪？不叫搁笔，可“会意”的汉语又该叫什么哪？可见汉语的昌明，更需要电脑达人去开发，而不得一味强调笔书。
我那只二十年前的家把式“英雄”钢笔，此刻正等着我周末带他去广义修笔店哪。他一直在随身的笔袋里，已晋级为“文化”，躺在心的最里面。
链接
为什么南是腔北是调
易中天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方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馍”，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íɑ”，把“劳累”叫“níɑ”，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