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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崔树人是山东大学中文系56级同学。1960年他支边去了黑龙江，老同学一南一北，十多年无联系。不寻常的是“文革”结束之后，我在北京红旗杂志受审之际，他突然降临在我面前，令我大惑不解：“这种时候你还敢来？”他泰然自若：“我为什么不能来？”他敢逆世故潮流而动，确实与众不同。我写此序，不完全是冲着他为人真诚，也确实因为读了这本《凝思与追求》之后有话要说，骨鲠在喉，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