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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国庆前夕，东莞工业区内招聘“普工”的条幅随处可见，而金融危机前住满了员工的宿舍楼仍旧空空荡荡。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个月前还在到处求人为自己手下的人找工作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现在“牛”起来了，每天都有企业求他派人，而他却“无兵可派”。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
“民工荒”卷土重来
目前，与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苏州工业园区当前用工缺口达5000人左右；深圳市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在四川成都劳动力输出的大县金堂县。从天津来这里招工的人力资源经理吉宏凯代表天津滨海新区的几家企业来四川招聘工人300名。吉宏凯以为四川是人口大省，随便找几百多人没有问题，但她来四川10天了。联系了各地就业局。才只招到了80人。她现在很迷惑。民工都去哪儿了?
的确，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四川因金融危机返乡的民工达400万人，但是灾后重建吸纳的人数只有140万人。来自金堂县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中只有不到20％留在当地务工，那么还有上百万农民工去了哪里呢?成都市人才市场原本只有45个招聘席，但现在招人单位太多，不得不两家单位挤一个招聘席。很多用人单位早上7点半就来排队，但还是有很多人排不上号。
金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玉明披露，随着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动工，为返乡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去年6万农民工返乡后，只有5万人再出去打工。
回顾今年2月。东莞长安镇某厂，刚刚完成一批裁员的该厂人事主管王亮对工厂的前景毫无信心。那个时候。压缩生产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但4月份以后，厂里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部门全向他要人，这让担任人事主管的他压力骤增。接下来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一线工人。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吗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它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但自“民工荒”发生以后，珠三角的民工工资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他们认为，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发生逆转，“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让珠三角的“民工荒”提前了20年。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特点是大量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化。由于外资大多聚集在沿海一带，聚积的剩余劳动力都集中在西部地区，这就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许多西部的农民不愿意背井离乡来到沿海地区。另外。由于外资的大量集聚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大量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这样，更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
同时。最应该警醒的恰恰是那些面临招工难的沿海地区，无论外需萎缩的国际市场，紧张的国内劳动力环境，还是我们日益强调的生态资源环境，都在压缩简单加工制造业的空间。尽管过去20多年里，不少沿海地区靠加工制造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看。继续一条路走到黑只会越走越窄。就像民工潮的来临是市场推动的一样，民工潮的退去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无论潮起潮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敏锐地把握其中的动向。对经济发展、产业模式做出提早规划，不要被晾在了沙滩上。
而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今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研报告显示。从务工区域看，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目的地，受调查的8个市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共350万人，同比减少19％。而农民工收入也出现了在沿海一带减少、在内地省份增加的情况，在外向型企业减少、在内需型企业增加的特征，同时呈现出制造业收入下降、建筑工收入增加的趋势。报告综合分析。原来从业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目前转行于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是择业的主要趋势。
这实际上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是金融危机期间，或者是在以前务工的时候。农民工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的权益都有保障，金融危机发生后也不把他们当成包袱来甩，他们也不会这样。”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老家的工作好找、工资不低，他们当然不愿意舍近求远，漂泊在外。
“民工荒”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富余程度在减弱，这或许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的信号，弥补技术工人缺口和用工制度缺陷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催生这一轮“民工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和“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打工不同，这一代人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
社保转移势在必行
2009年9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将在今年四季度出台。
大量农民工在返乡或者是跨城市就业的时候，由于养老保险关系不能顺畅地转移，造成了春节前大量退保现象，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为此，政府专门拟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一个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这两个《办法》出台之后。可以缓解当前社保转移接续难的问题：第一，通过降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来使更多农民工有能力参加养老保险；第二，通过对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和个人账户的记录以及跨地区的资金转移来保证他们这种权益的延续和累积；第三，设计出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衔接，使得即使回到农村去的农民工，他们的权益也可以继续得到保障。
胡晓义指出，有关部门在设计政策时，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民卫慌”和“民工荒”的现象。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个月前还在到处求人为自己手下的人找工作的“农民工司令”张全收现在“牛”起来了，每天都有企业求他派人，而他却“无兵可派”。
从去年年底珠三角的“民工慌”到现在的“民工荒”，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逐渐回暖的一个信号，更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劳资矛盾等深层次问题的再次暴露。
“民工荒”卷土重来
目前，与逐渐回升的经济数据几乎同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正在加剧。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7月供求报告显示。企业需求总人数60.3万人，求职总人数35.4万人，用工缺口达25万人；苏州工业园区当前用工缺口达5000人左右；深圳市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在四川成都劳动力输出的大县金堂县。从天津来这里招工的人力资源经理吉宏凯代表天津滨海新区的几家企业来四川招聘工人300名。吉宏凯以为四川是人口大省，随便找几百多人没有问题，但她来四川10天了。联系了各地就业局。才只招到了80人。她现在很迷惑。民工都去哪儿了?
的确，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四川眼下招工也是困难重重。四川因金融危机返乡的民工达400万人，但是灾后重建吸纳的人数只有140万人。来自金堂县的调查显示，返乡农民工中只有不到20％留在当地务工，那么还有上百万农民工去了哪里呢?成都市人才市场原本只有45个招聘席，但现在招人单位太多，不得不两家单位挤一个招聘席。很多用人单位早上7点半就来排队，但还是有很多人排不上号。
金堂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李玉明披露，随着当地企业的发展和基础建设的动工，为返乡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去年6万农民工返乡后，只有5万人再出去打工。
回顾今年2月。东莞长安镇某厂，刚刚完成一批裁员的该厂人事主管王亮对工厂的前景毫无信心。那个时候。压缩生产规模、降低人力成本、减少营运费用，几乎是珠三角所有外向型企业共同采取的自救措施。但4月份以后，厂里的订单突然多了起来，各个生产部门全向他要人，这让担任人事主管的他压力骤增。接下来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即使提高了工资待遇。仍然无法招到足够多的一线工人。
“刘易斯”拐点出现了吗
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劳动力和其它资源由传统农业部门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的工业化过程。随着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逐渐转移。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之日，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
从中国的情况看，由于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在珠三角地区，从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农民工的工资基本没有变化，扣除物价因素，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是负增长。但自“民工荒”发生以后，珠三角的民工工资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发端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现象，而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征兆。他们认为，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正发生逆转，“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让珠三角的“民工荒”提前了20年。中国工业化的基本特点是大量利用外资和国际市场而发展起来的外向型工业化。由于外资大多聚集在沿海一带，聚积的剩余劳动力都集中在西部地区，这就增大了劳动力转移的成本，许多西部的农民不愿意背井离乡来到沿海地区。另外。由于外资的大量集聚加快了沿海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大量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这样，更造成了劳动力的短缺。
同时。最应该警醒的恰恰是那些面临招工难的沿海地区，无论外需萎缩的国际市场，紧张的国内劳动力环境，还是我们日益强调的生态资源环境，都在压缩简单加工制造业的空间。尽管过去20多年里，不少沿海地区靠加工制造业赚到了第一桶金，但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趋向看。继续一条路走到黑只会越走越窄。就像民工潮的来临是市场推动的一样，民工潮的退去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无论潮起潮落，政府和企业都应该敏锐地把握其中的动向。对经济发展、产业模式做出提早规划，不要被晾在了沙滩上。
而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今年7月呈报给国务院的农民工就业情况调研报告显示。从务工区域看，四川省内和“三北”地区成为返乡农民工再就业的首选目的地，受调查的8个市东南沿海务工人数共350万人，同比减少19％。而农民工收入也出现了在沿海一带减少、在内地省份增加的情况，在外向型企业减少、在内需型企业增加的特征，同时呈现出制造业收入下降、建筑工收入增加的趋势。报告综合分析。原来从业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农民工目前转行于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已经是择业的主要趋势。
这实际上是农民工在用脚“投票”。四川省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冷荣忠说：“如果是金融危机期间，或者是在以前务工的时候。农民工收入不错，生活也很好，各方面的权益都有保障，金融危机发生后也不把他们当成包袱来甩，他们也不会这样。”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对于农民工来说，只要老家的工作好找、工资不低，他们当然不愿意舍近求远，漂泊在外。
“民工荒”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富余程度在减弱，这或许是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结束的信号，弥补技术工人缺口和用工制度缺陷成为当务之急。
事实上，催生这一轮“民工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出来打工的人，70％以上是“80后”和“90后”，与上一代背着竹篓打工不同，这一代人是拎着拉杆箱进城的，除了工资福利外，他们对工作环境、发展前途有着比父辈更多的诉求，也不甘心只从事生产一线的辛苦工作。
社保转移势在必行
2009年9月28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办法》将在今年四季度出台。
大量农民工在返乡或者是跨城市就业的时候，由于养老保险关系不能顺畅地转移，造成了春节前大量退保现象，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为此，政府专门拟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两个《办法》：一个是《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一个是《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这两个《办法》出台之后。可以缓解当前社保转移接续难的问题：第一，通过降低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缴费比例来使更多农民工有能力参加养老保险；第二，通过对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和个人账户的记录以及跨地区的资金转移来保证他们这种权益的延续和累积；第三，设计出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政策衔接，使得即使回到农村去的农民工，他们的权益也可以继续得到保障。
胡晓义指出，有关部门在设计政策时，尽可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农民工的权益。
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民卫慌”和“民工荒”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