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七至八世纪历史背景的变化的分析,指出,由于贵族知识阶层的瓦解与重视实用的普通知识阶层的兴起,八世纪中叶以后普遍战乱中作为理论中心的大寺院的衰败,使得需要互相砥砺论辩才能厘清思路的理论分析,需要从容地埋头运算才能进行叙述的纯粹理论,都成了不合时宜的奢侈.因而八世纪中叶以后,依靠译经、讲经、论辩、造疏维持的佛教理论兴趣在逐渐衰退.这种衰退一方面使南北朝初唐以来崇尚义学的风气渐渐消解,而对自我体验式的信仰兴趣渐渐滋长;一方面使人们对佛教中的放纵散漫的风气有了警觉,而恪守戒律的高尚行为又成为士人追求的理想,于是导致了重视宗教实践性的禅、律在中唐时代的兴盛.不过,本文也指出,理论兴趣的衰退,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抽象世界的把握能力和哲理语言的创造能力,同样来自佛教的对于智慧的推崇和对知识的蔑视,延续了古代中国的旧传统,又构成了古代中国的新传统.这种传统延续的后果是很深刻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