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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米兰·昆德拉是探究“存在”的小说家，他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影响，始终致力于用小说艺术来探索“被遗忘的存在”。米兰·昆德拉的每一部小说几乎都是对存在命题的具体论证，他不断提醒人们去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抵抗“存在的被遗忘”。
关键词：胡塞尔；海德格尔；存在；被遗忘的存在；生活世界；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80-02
自人类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笛卡尔就把人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以及占有者的地位上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人们一方面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日益为自己所创造的种种力量（科技、政治、历史）所束缚。在这些力量面前，“存在”被抛到了被遗忘的漩涡之中，人的“生活世界”也变得毫无价值和微不足道。
1935年，晚年的胡塞尔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著名的演讲，他断言欧洲人性已出现了深重的危机，并大声呼吁人们要关注“生活世界”。这无疑代表了胡塞尔哲学思想的一大转变，他最终认识到真正的哲学应致力于关注“存在”本身，而不是只关心与人类具体福利有关的科学真理，且所有科学的前提都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生活世界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前提，是不能再被还原的最后的“剩余”。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也认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从未追问过“存在”，于是海德格尔做出 “存在的被遗忘”的判断。的确，人的存在早已被遗忘了，正如柏拉图所说：“当你们用‘存在着’（einai/to be）这一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已熟悉它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1]尽管存在是显现自身的过程，但人们似乎并不总是明确地理解这一意义；相反，存在的意义经常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被遮蔽、歪曲和割裂，因此需要我们去蔽、揭示和敞亮。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探究“存在”的小说家，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2]，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对存在命题的具体论证。在《笑忘录》中，昆德拉透过妈妈逐渐衰弱的视野看到了人们对本真存在的遗忘。当周边大国的坦克侵入到自己的国家时，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恐慌和震惊，惟独妈妈还在担心着她园子里的梨子。卡莱尔对此感到愤怒，对妈妈斥责道：“大家想的都是坦克，而你，你想的是梨子。”[3]然而，“坦克”真的比“梨子”重要吗？在妈妈的视野中，前景是一个大梨子，是我们最亲近也最容易遗忘的“存在”，远处则是比瓢虫大不了多少的坦克，而它随时可以开走且消失于视线之外。因此坦克是易朽的，梨子才是永恒的。
米兰·昆德拉始终在践行着他的“对存在的诗意思考”的小说观，并不断提醒人们去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抵抗“存在的被遗忘”。这种对“存在”的追溯和探询，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道出了欧洲这个时代既堕落又进步的双重性，小说家们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昆德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塞万提斯的遗产”，欧洲的近4个世纪才并没有因它的双重性而贬值，而这正是他所醉心而且致力于的工作：发现隐藏在各种历史假象背后的人的可能性，画出“存在的图”。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4]作为存在探究者的米兰·昆德拉虽一再强调他的小说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但其中所充斥的大量政治历史叙述和性爱描写，往往使其作品面临着被误读的危险和尴尬，并引发为种种社会历史学或意识形态的阐释。无疑，在意识形态叙述与存在的探询之间的确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此，昆德拉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世界中的存在”这一术语作为回答，并以小说的言说方式接续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他认为，“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跟客体、眼睛与画幅的关系”，而是“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在变化”[5]。因此，作为世界变化中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其作品中的大量的意识形态叙述表现的正是人类存在的共在境况，性爱描写则是人类存在的个体境况，这两者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境遇。海德格尔用“世界中的存在”这一术语说明了存在的特征，昆德拉则用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场面、事件、关系来展现人类存在的历史境况。
基于“存在的被遗忘”，昆德拉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往往是被历史记录所忽略和遗忘的，因为“历史纪录的往往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6]。《生活在别处》的最终时刻，历史在一个丝毫不雅观的、丑陋的小裤衩的形式下参与了小说。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穿的衣服都是很丑的，优雅从政治角度来说就是犯罪。而那些感觉内裤太难看的男人们就穿上了运动时候穿的布短裤上情人的床，悲剧的雅罗米尔因为自己穿的是丑陋的内裤而失去了和梦寐以求的女电影艺术家做爱的机会。不雅观——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背景，而“对于一个被迫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7]。昆德拉从发现存在的角度出发，打破传统的社会历史观，展现了一个被迫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的存在的窘迫状态。又如在《告别圆舞曲》中，昆德拉仅仅通过官方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的灭狗行动，便暗示出了当时高压恐怖的历史氛围，而这一历史片段恰恰是被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完全忘却了的，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历史在昆德拉看来却有着极高的人类学意义。
此外，昆德拉认为，“不光历史背景必须为一个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也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8]。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选取了这样一个片段：当杜布切克在经历了俄军的逮捕、绑架、入狱终于回到了布拉格之后，他在广播上讲话时发出了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和叹息。这一片段是被历史遗忘的，因为在两个小时后，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早已剪掉了这一艰难的停顿。而这一停顿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作为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范畴——软弱：“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9]。 其实，昆德拉的小说并不局限于只在历史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展开人的存在状态，他更多的是站在整个人性的高度来剖析和探询人的存在和存在的一切可能性。《笑忘录》中作者对“力脱斯特”的分析就是至为精彩的一个例子：大学生因为嫉妒自己的运动员女友游泳速度比自己快而产生了“力脱斯特”。“力脱斯特”（Litost）是一个很难翻译的捷克语，表示“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10]，那是“像手风琴一样无限的情感，一种多种情感交织的心态：痛苦、同情、悔恨和某种难以言传的渴望”，“如同一台有两个运转节奏的发动机。自我折磨之后产生的是报复的欲望。报复的目的，是让同伴显现出和我们一样的可悲”[11]。力脱斯特是一种不成熟的标志，它“永远与病态的虚伪脱不掉干系”。如果对手比我们强大，就采取迂回战术——以自杀代替谋杀给他们以间接的打击。学生学琴总学不好就故意出错，幻想着老师受不了把他扔出窗外被指控谋杀，从而满足他报复的欲望。这就是力脱斯特的表现。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后，在城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要胜利，不要妥协。”昆德拉认为这就是力脱斯特的声音。因为“在那时刻，只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失败的选择，除此无它，可是这个城市拒绝妥协，想要胜利！这个时候所表达的，正是力脱斯特！被力脱斯特所支配的人通过自身的毁灭来实施报复”[12]。昆德拉借助这一术语不仅剖析了捷克人对苏军入侵的反应，也道出了人性的弱点和存在的复杂性。
米兰·昆德拉说：“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探寻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12]无论是《笑忘录》中的“笑与忘”、“力脱斯特”，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媚俗”、“轻与重”，米兰·昆德拉对他小说中基本主题的分析、研究、定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探索存在的过程。可以说，“存在”是昆德拉小说主题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命题，也是解读米兰·昆德拉小说的钥匙。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存在”意味着人类生存的各种状态，与此同时，更意味着一种还没有实现或没有被发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小说致力于对“存在”的解读，更确切地说是发现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而这也正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最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4〕〔5〕〔6〕〔8〕〔1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8，8，8，8，8.
〔3〕〔10〕〔11〕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1.
〔7〕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9〕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胡塞尔；海德格尔；存在；被遗忘的存在；生活世界；小说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5-0180-02
自人类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之后，笛卡尔就把人升到了大自然的主人以及占有者的地位上来。伴随着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人们一方面建立起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另一方面又日益为自己所创造的种种力量（科技、政治、历史）所束缚。在这些力量面前，“存在”被抛到了被遗忘的漩涡之中，人的“生活世界”也变得毫无价值和微不足道。
1935年，晚年的胡塞尔相继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著名的演讲，他断言欧洲人性已出现了深重的危机，并大声呼吁人们要关注“生活世界”。这无疑代表了胡塞尔哲学思想的一大转变，他最终认识到真正的哲学应致力于关注“存在”本身，而不是只关心与人类具体福利有关的科学真理，且所有科学的前提都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世界”中，生活世界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前提，是不能再被还原的最后的“剩余”。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也认为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从未追问过“存在”，于是海德格尔做出 “存在的被遗忘”的判断。的确，人的存在早已被遗忘了，正如柏拉图所说：“当你们用‘存在着’（einai/to be）这一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已熟悉它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1]尽管存在是显现自身的过程，但人们似乎并不总是明确地理解这一意义；相反，存在的意义经常在历史和日常生活中被遮蔽、歪曲和割裂，因此需要我们去蔽、揭示和敞亮。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探究“存在”的小说家，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他认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2]，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对存在命题的具体论证。在《笑忘录》中，昆德拉透过妈妈逐渐衰弱的视野看到了人们对本真存在的遗忘。当周边大国的坦克侵入到自己的国家时，所有人都为此感到恐慌和震惊，惟独妈妈还在担心着她园子里的梨子。卡莱尔对此感到愤怒，对妈妈斥责道：“大家想的都是坦克，而你，你想的是梨子。”[3]然而，“坦克”真的比“梨子”重要吗？在妈妈的视野中，前景是一个大梨子，是我们最亲近也最容易遗忘的“存在”，远处则是比瓢虫大不了多少的坦克，而它随时可以开走且消失于视线之外。因此坦克是易朽的，梨子才是永恒的。
米兰·昆德拉始终在践行着他的“对存在的诗意思考”的小说观，并不断提醒人们去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以抵抗“存在的被遗忘”。这种对“存在”的追溯和探询，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哲学家们道出了欧洲这个时代既堕落又进步的双重性，小说家们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逻辑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昆德拉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塞万提斯的遗产”，欧洲的近4个世纪才并没有因它的双重性而贬值，而这正是他所醉心而且致力于的工作：发现隐藏在各种历史假象背后的人的可能性，画出“存在的图”。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4]作为存在探究者的米兰·昆德拉虽一再强调他的小说是超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但其中所充斥的大量政治历史叙述和性爱描写，往往使其作品面临着被误读的危险和尴尬，并引发为种种社会历史学或意识形态的阐释。无疑，在意识形态叙述与存在的探询之间的确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对此，昆德拉引用了海德格尔的“世界中的存在”这一术语作为回答，并以小说的言说方式接续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思考。他认为，“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跟客体、眼睛与画幅的关系”，而是“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的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随着世界的变化，存在（世界中的存在）也在变化”[5]。因此，作为世界变化中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存在的一种状态。其作品中的大量的意识形态叙述表现的正是人类存在的共在境况，性爱描写则是人类存在的个体境况，这两者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人类在现代世界中的生存境遇。海德格尔用“世界中的存在”这一术语说明了存在的特征，昆德拉则用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场面、事件、关系来展现人类存在的历史境况。
基于“存在的被遗忘”，昆德拉所选取的历史事件往往是被历史记录所忽略和遗忘的，因为“历史纪录的往往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6]。《生活在别处》的最终时刻，历史在一个丝毫不雅观的、丑陋的小裤衩的形式下参与了小说。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人们穿的衣服都是很丑的，优雅从政治角度来说就是犯罪。而那些感觉内裤太难看的男人们就穿上了运动时候穿的布短裤上情人的床，悲剧的雅罗米尔因为自己穿的是丑陋的内裤而失去了和梦寐以求的女电影艺术家做爱的机会。不雅观——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历史背景，而“对于一个被迫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7]。昆德拉从发现存在的角度出发，打破传统的社会历史观，展现了一个被迫生活在极权体制下的人的存在的窘迫状态。又如在《告别圆舞曲》中，昆德拉仅仅通过官方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的灭狗行动，便暗示出了当时高压恐怖的历史氛围，而这一历史片段恰恰是被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完全忘却了的，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的历史在昆德拉看来却有着极高的人类学意义。
此外，昆德拉认为，“不光历史背景必须为一个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也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8]。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选取了这样一个片段：当杜布切克在经历了俄军的逮捕、绑架、入狱终于回到了布拉格之后，他在广播上讲话时发出了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和叹息。这一片段是被历史遗忘的，因为在两个小时后，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早已剪掉了这一艰难的停顿。而这一停顿所展示给我们的正是作为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范畴——软弱：“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9]。 其实，昆德拉的小说并不局限于只在历史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展开人的存在状态，他更多的是站在整个人性的高度来剖析和探询人的存在和存在的一切可能性。《笑忘录》中作者对“力脱斯特”的分析就是至为精彩的一个例子：大学生因为嫉妒自己的运动员女友游泳速度比自己快而产生了“力脱斯特”。“力脱斯特”（Litost）是一个很难翻译的捷克语，表示“突然发现我们自身的可悲境况后产生的自我折磨的状态”[10]，那是“像手风琴一样无限的情感，一种多种情感交织的心态：痛苦、同情、悔恨和某种难以言传的渴望”，“如同一台有两个运转节奏的发动机。自我折磨之后产生的是报复的欲望。报复的目的，是让同伴显现出和我们一样的可悲”[11]。力脱斯特是一种不成熟的标志，它“永远与病态的虚伪脱不掉干系”。如果对手比我们强大，就采取迂回战术——以自杀代替谋杀给他们以间接的打击。学生学琴总学不好就故意出错，幻想着老师受不了把他扔出窗外被指控谋杀，从而满足他报复的欲望。这就是力脱斯特的表现。1968年，苏军入侵捷克后，在城市的墙上出现了这样的标语：“要胜利，不要妥协。”昆德拉认为这就是力脱斯特的声音。因为“在那时刻，只有几种不同形式的失败的选择，除此无它，可是这个城市拒绝妥协，想要胜利！这个时候所表达的，正是力脱斯特！被力脱斯特所支配的人通过自身的毁灭来实施报复”[12]。昆德拉借助这一术语不仅剖析了捷克人对苏军入侵的反应，也道出了人性的弱点和存在的复杂性。
米兰·昆德拉说：“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而且我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探寻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12]无论是《笑忘录》中的“笑与忘”、“力脱斯特”，还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媚俗”、“轻与重”，米兰·昆德拉对他小说中基本主题的分析、研究、定义的过程，也就是他探索存在的过程。可以说，“存在”是昆德拉小说主题中最本质、最核心的命题，也是解读米兰·昆德拉小说的钥匙。对于米兰·昆德拉来说，“存在”意味着人类生存的各种状态，与此同时，更意味着一种还没有实现或没有被发现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因此，他的小说致力于对“存在”的解读，更确切地说是发现那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而这也正是米兰·昆德拉小说的最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88.
〔2〕〔4〕〔5〕〔6〕〔8〕〔1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8，8，8，8，8，8.
〔3〕〔10〕〔11〕米兰·昆德拉.笑忘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1.
〔7〕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
〔9〕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