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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难以拯救“中等收入陷阱”徘徊的国家，各国应在“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差距中寻找潜力所在、活力所在和创新力所在
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市场要素体系、市场组织体系、市场法制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市场环境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六大方面；各国经济资源分为“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三大类，二者的配对产生“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等九种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组合模式。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经济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这里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市场有效——即现代市场体系中的市场基本功能（包括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市场基本秩序（包括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与市场环境基础（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健全；二是政府有為——即一国政府能对“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系统的有效调配、政策配套、制度安排。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在现代市场体系健全条件下一国政府对三类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是“强式有为政府” “强式有效市场”模式组合下实现的增长率。
现实经济增长率或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末期国民生产总值与基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以末期现行价格计算末期GNP，属名义经济增长率，以基期价格（即不变价格）计算末期GNP，属实际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即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它现实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
由于世界各国市场发展程度和政府有为状况不一，或者出现“弱式有为政府”结合“弱式有效市场”的模式，比如大多数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或者出现“半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结合的模式，比如说现行的美国；或者出现“强式有为政府”与“半强式有效市场”结合的模式，比如说目前仍然面临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市场竞争、市场秩序、市场信用和市场基础设施的中国；它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效市场”结合形成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差距就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针对这差距采取的系列经济措施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针对这差距采取的系列政策配套或制度安排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力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强式有为政府” “强式有效市场”，它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最高级模式，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理论目标，也是世界各国经济运行中实践探索的最佳模式。
在现实经济中，世界各国或者出现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或者出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我们都可以从完善的市场体系6个方面对应有为政府有效调配三类资源的模式上或图案中找到它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与方向。
“华盛顿共识”与“中等收入陷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面对世界经济衰退，世界各国现实经济增长率萎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全球化波折、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状况，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由位于华盛顿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参与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十条政策措施——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其政策核心点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在理论上，其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作用；只要市场能够自由配置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在政策上，其涵盖：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盛顿共识”，旨在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和对策，并为东欧国家转轨提供政治经济理论依据。应该说，“华盛顿共识”十项政策措施对刺激各国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有一定合理内涵，但其既忽视了各国完善市场体系六大方面建设的重要性，更忽视了各国政府对三大类经济资源作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弱式有为政府”与“弱式有效市场”的结合模式，政府对经济基本没能发挥出调控作用，市场发育也并不健全，法制欠缺，秩序混乱，市场竞争机制也常被隔断，这种模式、这种政策措施、这种理论主张，是肯定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其结果也必然会以困境作终结。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专指那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即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矛盾难以克服，陷入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一方面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等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缺乏核心尖端技术，难以创新，产业处于链条中低端，缺乏竞争力，从而由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引发就业困难、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贫富分化、腐败多发、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等。这些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遵循“华盛顿共识”推进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也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阿根廷在1964年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了2000多美元，而后2014年又回升到了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2014年人均GDP仍然居于10718美元，41年后还处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门槛。 以阿根廷为典型的拉美国家发展停滞“病灶”剖析：（1）现实经济增长率起伏大。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有16年人均GDP负增长，在这45年中，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1963年，阿根廷人均GDP为842美元，已达到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但到45年后的2008年，其人均GDP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科技引擎能力弱。从研发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看，2003年阿根廷为0.41%，在世界各国排名40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只有1.1人；从劳动力素质看，2007年阿根廷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29.5%，优势不明显。（3）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为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接近为0.50，2007年达到0.5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开看，阿根廷为40.9%，分配不公问题不仅体现在财产性收入中，而且也體现在工资档次上。再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治安恶化，社会矛盾突出。（4）政府管理不得法。阿根廷宏观经济长期不稳定，汇率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财政逆差司空见惯，供给侧问题成堆，宏观管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软弱，造就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经济失调、社会失衡的普遍现象。
可以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战略，其“休克疗法”是一种政策失败。（1）各国有效市场是市场充分竞争、法制监管有序、社会信用健全的市场。“华盛顿共识”只侧重各国市场基本功能即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的竞争与提升，却忽略了各国市场基本秩序即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的健全，以及市场环境基础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华盛顿共识”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而非系统功能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2）各国有为政府是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参与市场竞争的政府。“华盛顿共识”只承认各国政府对“非经营性资源”即社会公共产品的保障与提供，而完全忽视了各国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即对产业资源企业竞争除了有“调节、监督、管理”政策的一面外，还有“规划、引导、扶持”政策的一面，更全面不了解各国政府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对城市资源调配除了有推动建设的同时，也存在参与竞争的角色。只有对三类资源调配实现政策配套、取得实效的政府，才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有为政府。因此“华盛顿共识”中的“放松政府管制”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呈现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理论对比，表现的极为贫乏。（3）各国现实经济增长率要接近或等同潜在经济增长率，除了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外，当前重中之重的是要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制度安排与制度建设、以及发展模式转换。这在“华盛顿共识”中是空白的。各国政府能力建设既包括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又包括驾驭市场经济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各国制度环境建设既包括健全市场立法、执法、司法和市场法制教育等系列，又包括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构建监管主体、监督内容、监管方式，实施对机构、业务、市场、政策法规执行等监管，还包括完善对政府组织改革、发展自我实施的社会规范和制度规范等。各国发展模式转换则实质地应当从亚当·斯密：市场（看不见的手） 侧重供给（商品、价格、供给调节）；凯恩斯：政府干预 侧重需求（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转换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引领（干预） 侧重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的发展模式上来，即转换到“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发展模式上来。政府超前引领应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全方位和全过程。
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
1948年，拉格纳·纳克斯把贸易比作19世纪的增长“引擎”，借以说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2012—2014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全球贸易年增长不到4%，远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增速，于是，又有世界银行官员提出如何“重启”全球贸易引擎的问题。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投资驱动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的转换过程，好些国家，尤其是那些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运用资源要素、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等“有形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发挥到了极致并呈现出不可持续性，那么，在21世纪的“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现代市场体系中，推动与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而非需求侧“贸易引擎”），充分发挥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的作用，构建全球“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相结合的投资、创新、规则“三引擎”，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构建全球投资新引擎
投资驱动型增长，既取决于供给侧产品和产业资源的配置与竞争状况，又取决于供给侧政府调配城市资源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表现。它能导致各国市场深化、资本增加，带来技术革新和岗位就业，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1、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推动新型工业化。它涉及三个方面。a.扶持和引导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各国通过扶持和引导企业技术改造盘活巨大存量资产，优化提升产业质量的效益，能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b.扶持和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作为增量资产，各国应着重于扶持和培育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培植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和现代化服务网络。c.各国借助于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兼并收购，整合重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它是实现供给侧有效投资、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手段之一。
（2）加快农业现代化。a.各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既包括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化，又包括“农民的现代化”。应引导和培育农民摆脱愚昧和落后，成为“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的新式农民。b.组织方式——各国不管是大农场，还是小规模家庭经营，都应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或众多分散的农户与市场对接，实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条龙，购买生产资料、开展农产品储存加工运输、以及销售农产品作业一条龙。c.适度规模经营。d.适度城镇化。e.推进农业技术教育职业化。各国农业现代化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降低社会成本，繁荣各国经济。 2、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1）推进新型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世界各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海绵城市”、“海绵社区”地下管廊、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水、电、路、气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设施建设，以及发展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交通运输等，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增长潜力。
（2）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它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环保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建设的现代化。该投资回旋空间大、潜力足，能有效推动各国经济增长。
3、加大科技项目投入
例如美国的NNMI计划（National
Networks of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首期投入10亿美元，十年内建立45个IMI（Institutes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英国KTP计划（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以及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制造的德国工业4.0战略；它们能整合人才、企业、机构创新资源，引领产业研发方向，促進产业提升发展。世界各国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投入，对NBIC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的投入，将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4、提升金融配套能力
它既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又推进金融、科技、产业三融合。世界各国投资新引擎，离不开各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二）构建全球创新新引擎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当其从寻找本域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转而进入经济发展模式的切换；从发挥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过程进入国家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的过程；从单一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构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新引擎时；必然涉及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公平、公正原则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利益的保护，开放经济体系的维持或扩大以抵制保护主义，应对经济新领域（例如网络领域）以实施规范，以及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而需不断跨越等一系列新问题。因此，现存的以世界各国在竞争合作中历史地形成的协调并治理全球经济秩序的公共机制或公共产品——思想性公共产品、物质性公共产品、组织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就需要予以创新与完善。
1、推进思想性公共产品理念创新。a.市场应是“有效市场”。现代市场体系是由六个方面组成的完整系统。一些国家过份强调市场要素与市场组织的竞争而忽视法制监管体系的建设和市场信用体系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健全，都将产生市场“三公”原则的偏离。b.政府应是“有为政府”。各国政府不仅应对“可经营性资源”——产业资源配置实施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和管理；而且应对“非经营性资源”——社会公共产品提供实施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还应对“准经营性资源”——城市资源配置进行调节，参与竞争。c.世界各国追求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应是“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在市场经济大系统中，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应发挥出重要作用。
2、推进物质性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当前科技发展最典型的是用信息化融合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及基础设施现代化。用中国语言即“互联网 ”。所以，当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向民众、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交通、城管、教育、医疗、文化、商务、政务以及环保、能源和治安配置融合了智能化的时候，“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结合而成的智能城市的安全、高效、便捷和绿色、和谐将不仅造福民众，还将推动各个城市或各个国家加快工业化转轨，城市化转型和国际化提升，它能促进新兴国家崛起。
3、推进组织性公共产品管理创新。一个世界如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传统的城市建设和组织框架如摊大饼，即使该城市有了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甚至五环道路，仍然还易公路堵塞，交通不畅，空气污染，红绿灯失效，效率低下。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组团式的布局，其与网络发展要求重塑空间秩序、全球供应链发展容易“抹掉国界”一样，城市组团式架构能有效解决传统摊大饼城市管理带来的系列问题。世界经济秩序的组织管理如城市架构一样需要从摊大饼模式向组团式布局改革创新发展，但它需要相应的新规则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布局合理，世界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
4、推进制度性公共产品规则创新。一国建设有概念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三位一体系”，其形成的战略规划、布局定位、实施标准、政策评估、法制保障等产生了既系列严谨又层次细分的实施作用；全球经济治理有联合国宪章、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规章机制，围绕着“让全球化带来更多机遇”和“让经济增长成果普惠共享”，我们需要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制度性相关规则，促进各国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经济、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共商共建共享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构建全球规则新引擎
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四I”世界经济，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各国“非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与各国“可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与各国“准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世界城市资源配置体系；它们各自遵循客观存在的规则运行。
1、国际安全秩序规则——和平、稳定。这点已被世界各国一致认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基本准则，应构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营造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
2、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公平、效率。它是世界各国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中企业竞争的基本准则。比如G20（中国杭州2016）确定的“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指导原则，包括减少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和限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以降低边境成本；适当减少贸易和投资的边境限制，促进更广泛的跨境协调；通过多边、诸边和双边协议最小化对第三方的歧视性措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确定的“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指导原则，包括强化竞争法律及落实；减少开办企业和扩大经营的行政及法律障碍；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实施高效的破产程序；减少妨碍竞争的限制性规定，减少额外的监管合规负担，并对监管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加强法治，提高司法效率，打击腐败。等等，无不体现出各国企业竞争中所必须实施的公平与效率规则。
3、国际共同治理规则——合作、共赢。它是世界各国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中政府间竞争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城市资源存在着“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两方面，其中，新型城镇化，智能城市开发，以能源、交通、环保、信息、水利等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投资，将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它能带来资本扩大、就业增加、技术革新、市场深化、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受益、环境改善、国力提升……。由于各国城市化进程、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不一，其投资驱动增长与竞争结果不一。但作为各国之间政府的竞争，应该是合作竞争，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应该是共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竞争和共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竞争。其基本原则应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体系，将能持续创新增长方式，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福于各国，造福于世界。
现代市场体系包括市场要素体系、市场组织体系、市场法制体系、市场监管体系、市场环境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六大方面；各国经济资源分为“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三大类，二者的配对产生“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等九种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组合模式。
“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经济在现代市场体系中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在现代市场体系中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
这里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是市场有效——即现代市场体系中的市场基本功能（包括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市场基本秩序（包括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与市场环境基础（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健全；二是政府有為——即一国政府能对“可经营性资源”、“非经营性资源”和“准经营性资源”系统的有效调配、政策配套、制度安排。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在现代市场体系健全条件下一国政府对三类资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增长率，是“强式有为政府” “强式有效市场”模式组合下实现的增长率。
现实经济增长率或实际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末期国民生产总值与基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以末期现行价格计算末期GNP，属名义经济增长率，以基期价格（即不变价格）计算末期GNP，属实际经济增长率。实际经济增长率即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它现实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程度的动态指标。
由于世界各国市场发展程度和政府有为状况不一，或者出现“弱式有为政府”结合“弱式有效市场”的模式，比如大多数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或者出现“半强式有为政府”与“强式有效市场”结合的模式，比如说现行的美国；或者出现“强式有为政府”与“半强式有效市场”结合的模式，比如说目前仍然面临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市场竞争、市场秩序、市场信用和市场基础设施的中国；它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强式有为政府”和“强式有效市场”结合形成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相比，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差距就是各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所在；针对这差距采取的系列经济措施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活力所在；针对这差距采取的系列政策配套或制度安排就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创新力所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强式有为政府” “强式有效市场”，它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最高级模式，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理论目标，也是世界各国经济运行中实践探索的最佳模式。
在现实经济中，世界各国或者出现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或者出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我们都可以从完善的市场体系6个方面对应有为政府有效调配三类资源的模式上或图案中找到它的根源，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与方向。
“华盛顿共识”与“中等收入陷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面对世界经济衰退，世界各国现实经济增长率萎缩，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人口增长率下降、经济全球化波折、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状况，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由位于华盛顿三大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参与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提出十条政策措施——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实施利率市场化；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放松政府的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权。其政策核心点是“主张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在理论上，其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作用；只要市场能够自由配置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在政策上，其涵盖：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国有企业的快速私有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以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化。“华盛顿共识”，旨在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提供经济改革方案和对策，并为东欧国家转轨提供政治经济理论依据。应该说，“华盛顿共识”十项政策措施对刺激各国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有一定合理内涵，但其既忽视了各国完善市场体系六大方面建设的重要性，更忽视了各国政府对三大类经济资源作用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弱式有为政府”与“弱式有效市场”的结合模式，政府对经济基本没能发挥出调控作用，市场发育也并不健全，法制欠缺，秩序混乱，市场竞争机制也常被隔断，这种模式、这种政策措施、这种理论主张，是肯定没有持久生命力的，其结果也必然会以困境作终结。
2006年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专指那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即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矛盾难以克服，陷入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一方面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等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又缺乏核心尖端技术，难以创新，产业处于链条中低端，缺乏竞争力，从而由经济增长的回落或停滞，引发就业困难、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贫富分化、腐败多发、信仰缺失、社会动荡、等等。这些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此时，遵循“华盛顿共识”推进经济改革的拉美国家也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阿根廷在1964年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了2000多美元，而后2014年又回升到了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2014年人均GDP仍然居于10718美元，41年后还处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门槛。 以阿根廷为典型的拉美国家发展停滞“病灶”剖析：（1）现实经济增长率起伏大。阿根廷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有16年人均GDP负增长，在这45年中，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4%，1963年，阿根廷人均GDP为842美元，已达到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但到45年后的2008年，其人均GDP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2）科技引擎能力弱。从研发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看，2003年阿根廷为0.41%，在世界各国排名40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只有1.1人；从劳动力素质看，2007年阿根廷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29.5%，优势不明显。（3）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为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接近为0.50，2007年达到0.51。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开看，阿根廷为40.9%，分配不公问题不仅体现在财产性收入中，而且也體现在工资档次上。再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治安恶化，社会矛盾突出。（4）政府管理不得法。阿根廷宏观经济长期不稳定，汇率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财政逆差司空见惯，供给侧问题成堆，宏观管理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软弱，造就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经济失调、社会失衡的普遍现象。
可以说，“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失败战略，其“休克疗法”是一种政策失败。（1）各国有效市场是市场充分竞争、法制监管有序、社会信用健全的市场。“华盛顿共识”只侧重各国市场基本功能即市场要素体系和市场组织体系的竞争与提升，却忽略了各国市场基本秩序即市场法制体系和市场监管体系的健全，以及市场环境基础包括社会信用体系和市场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华盛顿共识”中的市场经济是自由市场经济而非系统功能健全的现代市场经济。（2）各国有为政府是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参与市场竞争的政府。“华盛顿共识”只承认各国政府对“非经营性资源”即社会公共产品的保障与提供，而完全忽视了各国政府对“可经营性资源”即对产业资源企业竞争除了有“调节、监督、管理”政策的一面外，还有“规划、引导、扶持”政策的一面，更全面不了解各国政府对“准经营性资源”即对城市资源调配除了有推动建设的同时，也存在参与竞争的角色。只有对三类资源调配实现政策配套、取得实效的政府，才是成熟市场经济中的有为政府。因此“华盛顿共识”中的“放松政府管制”实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它与现代市场经济呈现为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的理论对比，表现的极为贫乏。（3）各国现实经济增长率要接近或等同潜在经济增长率，除了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外，当前重中之重的是要加强政府能力建设、制度安排与制度建设、以及发展模式转换。这在“华盛顿共识”中是空白的。各国政府能力建设既包括遵循市场经济规则，又包括驾驭市场经济发展，参与市场经济竞争。各国制度环境建设既包括健全市场立法、执法、司法和市场法制教育等系列，又包括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构建监管主体、监督内容、监管方式，实施对机构、业务、市场、政策法规执行等监管，还包括完善对政府组织改革、发展自我实施的社会规范和制度规范等。各国发展模式转换则实质地应当从亚当·斯密：市场（看不见的手） 侧重供给（商品、价格、供给调节）；凯恩斯：政府干预 侧重需求（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转换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引领（干预） 侧重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的发展模式上来，即转换到“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发展模式上来。政府超前引领应作用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全方位和全过程。
构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
1948年，拉格纳·纳克斯把贸易比作19世纪的增长“引擎”，借以说明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合理性。2012—2014年金融危机爆发期间，全球贸易年增长不到4%，远远低于危机前7%左右的平均增速，于是，又有世界银行官员提出如何“重启”全球贸易引擎的问题。我们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阶段到投资驱动阶段、到创新驱动阶段的转换过程，好些国家，尤其是那些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运用资源要素、土地要素、劳动要素等“有形要素驱动”经济增长发挥到了极致并呈现出不可持续性，那么，在21世纪的“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的现代市场体系中，推动与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新引擎（而非需求侧“贸易引擎”），充分发挥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的作用，构建全球“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相结合的投资、创新、规则“三引擎”，将对全球经济治理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一）构建全球投资新引擎
投资驱动型增长，既取决于供给侧产品和产业资源的配置与竞争状况，又取决于供给侧政府调配城市资源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竞争表现。它能导致各国市场深化、资本增加，带来技术革新和岗位就业，具有长期可持续性。
1、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推动新型工业化。它涉及三个方面。a.扶持和引导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各国通过扶持和引导企业技术改造盘活巨大存量资产，优化提升产业质量的效益，能拉动需求，推动经济增长。b.扶持和培植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作为增量资产，各国应着重于扶持和培育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与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培植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构建完善的产业链和现代化服务网络。c.各国借助于市场竞争，推动企业兼并收购，整合重组，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它是实现供给侧有效投资、新旧动力转换的重要手段之一。
（2）加快农业现代化。a.各国农业现代化内涵，既包括土地经营规模扩大化，又包括“农民的现代化”。应引导和培育农民摆脱愚昧和落后，成为“有文化、有技术、会经营”的新式农民。b.组织方式——各国不管是大农场，还是小规模家庭经营，都应扶持农民合作组织或众多分散的农户与市场对接，实现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一条龙，购买生产资料、开展农产品储存加工运输、以及销售农产品作业一条龙。c.适度规模经营。d.适度城镇化。e.推进农业技术教育职业化。各国农业现代化能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降低社会成本，繁荣各国经济。 2、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1）推进新型城镇化。发达国家城镇人口一般占80%以上。随着世界各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的形成，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与建设，“海绵城市”、“海绵社区”地下管廊、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城乡一体化水、电、路、气基础设施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设施建设，以及发展休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交通运输等，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增长潜力。
（2）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它包括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环保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建设的现代化。该投资回旋空间大、潜力足，能有效推动各国经济增长。
3、加大科技项目投入
例如美国的NNMI计划（National
Networks of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首期投入10亿美元，十年内建立45个IMI（Institutes for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英国KTP计划（Knowledge Transfer Partnership），以及基于信息物理系统（CPS）智能制造的德国工业4.0战略；它们能整合人才、企业、机构创新资源，引领产业研发方向，促進产业提升发展。世界各国对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投入，对NBIC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的投入，将能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
4、提升金融配套能力
它既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又推进金融、科技、产业三融合。世界各国投资新引擎，离不开各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创新和发展。
（二）构建全球创新新引擎
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当其从寻找本域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转而进入经济发展模式的切换；从发挥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过程进入国家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的过程；从单一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构建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新引擎时；必然涉及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公平、公正原则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利益的保护，开放经济体系的维持或扩大以抵制保护主义，应对经济新领域（例如网络领域）以实施规范，以及应对全球经济发展新挑战而需不断跨越等一系列新问题。因此，现存的以世界各国在竞争合作中历史地形成的协调并治理全球经济秩序的公共机制或公共产品——思想性公共产品、物质性公共产品、组织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就需要予以创新与完善。
1、推进思想性公共产品理念创新。a.市场应是“有效市场”。现代市场体系是由六个方面组成的完整系统。一些国家过份强调市场要素与市场组织的竞争而忽视法制监管体系的建设和市场信用体系等环境基础设施的健全，都将产生市场“三公”原则的偏离。b.政府应是“有为政府”。各国政府不仅应对“可经营性资源”——产业资源配置实施规划、引导、扶持、调节、监督和管理；而且应对“非经营性资源”——社会公共产品提供实施基本托底、公平公正、有效提升；还应对“准经营性资源”——城市资源配置进行调节，参与竞争。c.世界各国追求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应是“有为政府” “有效市场”，在市场经济大系统中，企业竞争配置产业资源，政府竞争配置城市资源。国家政府在全球经济增长中应发挥出重要作用。
2、推进物质性公共产品技术创新。当前科技发展最典型的是用信息化融合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及基础设施现代化。用中国语言即“互联网 ”。所以，当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向民众、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交通、城管、教育、医疗、文化、商务、政务以及环保、能源和治安配置融合了智能化的时候，“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结合而成的智能城市的安全、高效、便捷和绿色、和谐将不仅造福民众，还将推动各个城市或各个国家加快工业化转轨，城市化转型和国际化提升，它能促进新兴国家崛起。
3、推进组织性公共产品管理创新。一个世界如一个国家或一座城市。传统的城市建设和组织框架如摊大饼，即使该城市有了一环、二环、三环、四环甚至五环道路，仍然还易公路堵塞，交通不畅，空气污染，红绿灯失效，效率低下。现代城市发展要求组团式的布局，其与网络发展要求重塑空间秩序、全球供应链发展容易“抹掉国界”一样，城市组团式架构能有效解决传统摊大饼城市管理带来的系列问题。世界经济秩序的组织管理如城市架构一样需要从摊大饼模式向组团式布局改革创新发展，但它需要相应的新规则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布局合理，世界和谐，协调可持续发展。
4、推进制度性公共产品规则创新。一国建设有概念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三位一体系”，其形成的战略规划、布局定位、实施标准、政策评估、法制保障等产生了既系列严谨又层次细分的实施作用；全球经济治理有联合国宪章、联合国贸发会议、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等规章机制，围绕着“让全球化带来更多机遇”和“让经济增长成果普惠共享”，我们需要完善和创新经济增长理念和制度性相关规则，促进各国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政策相互配合，经济、劳动、就业和社会政策保持一致，需求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结合，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进，和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共商共建共享及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构建全球规则新引擎
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四I”世界经济，需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与各国“非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与各国“可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国际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与各国“准经营性资源”相对应的是世界城市资源配置体系；它们各自遵循客观存在的规则运行。
1、国际安全秩序规则——和平、稳定。这点已被世界各国一致认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基本准则，应构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加强国际安全合作，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营造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安全秩序。
2、国际经济竞争规则——公平、效率。它是世界各国产业资源配置体系中企业竞争的基本准则。比如G20（中国杭州2016）确定的“促进贸易和投资开放”指导原则，包括减少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壁垒和限制；实施贸易便利化措施以降低边境成本；适当减少贸易和投资的边境限制，促进更广泛的跨境协调；通过多边、诸边和双边协议最小化对第三方的歧视性措施，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确定的“促进竞争并改善商业环境”指导原则，包括强化竞争法律及落实；减少开办企业和扩大经营的行政及法律障碍；促进公平的市场竞争；实施高效的破产程序；减少妨碍竞争的限制性规定，减少额外的监管合规负担，并对监管政策进行有效监督；加强法治，提高司法效率，打击腐败。等等，无不体现出各国企业竞争中所必须实施的公平与效率规则。
3、国际共同治理规则——合作、共赢。它是世界各国城市资源配置体系中政府间竞争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准则。城市资源存在着“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两方面，其中，新型城镇化，智能城市开发，以能源、交通、环保、信息、水利等为主体的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投资，将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它能带来资本扩大、就业增加、技术革新、市场深化、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社会受益、环境改善、国力提升……。由于各国城市化进程、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不一，其投资驱动增长与竞争结果不一。但作为各国之间政府的竞争，应该是合作竞争，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应该是共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竞争和共同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的竞争。其基本原则应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体系，将能持续创新增长方式，提升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造福于各国，造福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