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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78年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将继续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的时代浪潮中，谱写华彩篇章。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不会有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年的峥嵘岁月，讲述了中国精彩纷呈的伟大故事。
从本期开始，《中国报道》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专栏，通过不同视角、不同人物，展现改革开放的历程，讲述变革创新的故事，展望开放共赢的未来。
1980年秋收时节，鲁西北皮棉丰收。一天清晨，一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头发有些蓬乱的年轻人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行进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的乡间土路上，他背着当时乡下很稀罕的单反相机，同样年轻的同伴车把上挂着算盘，他们来到赵塔头村老赵头家里，收获的棉花堆得偌大的院子都装不下了，在朝阳的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映得老赵头黝黑的脸庞都发了光……快40年了，这个去采访“万元户”的场景依然不时出现在李锦的脑海里。
出生于1952年7月的李锦是江苏盐城人，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西藏分社副社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早年以调查报道闻名，他的新闻报道和调研报告曾多次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1994年后，李锦专注改革理论研究。从第一个万元户的发现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从信贷危机上书到联通混改，李锦在40年间不断提出新的思想与观点，出版了《大转折的瞬间》《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实体经济99评》《新时代国企改革策》等24部专著，为改革鼓与呼。
如今，李锦被外界称为“中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依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日前，李锦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用一口依然带有浓重苏北乡音的普通话，缓缓地从40年前讲起了他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中国报道：1980年，您在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万元户”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李锦：“万元户”是我算账算出来的。
我出身农村，1976年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时也是跑农村，对中国农村极其困难的境地、农民的困苦生活深有了解，所以我对农村问题特别关注。1982年，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农村情况时，他对我说：“你有发言权。”从1978年开始，我就投身包产到户问题调查，先后调查报道了30多个典型。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提出后，有一些人靠着开饭店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赚钱了，但在那个时代，他们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农民收入高低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当时确立了3个报道着眼点，一个是富，收入最高的；一个是家庭，“包产到户”；一个是靠勤劳、种植致富。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胆大，敢闯这样的“禁区”。
当时由于“鲁棉一号”良种推广，棉花产量显著提高，粮棉挂钩政策的落实，让棉农收入大大提高，鲁西北临清县是种植大县，我将目的地定在了比较偏僻但人少地多的八岔路公社。一天晚饭后，我来到当地棉花收购站找到十几名各村抽上来的临时工闲聊，一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青年告诉我，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两个闺女，全家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家里交棉最多。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照相机，与公社财粮助理员一起蹬着自行车直奔赵塔头村找到了家住村边的老赵头（赵汝兰），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可当问起收入，老赵头吞吐起来。从县里赶来的宣传部熊宝友干事赶紧做工作：“人家上级不是来收钱的，如果政策好，就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赵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亩，又开荒9亩，都种了“鲁棉一号”，每亩至少收获220斤，按每斤2.6元计算，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过万了！“万元户啊！”为进一步确认，我们先后用算盘和钢笔演算了三遍，排除各种成本算出赵家最低纯收入也有10239元，他家收获的花生、芝麻、绿豆、地瓜等农作物并没有计算在内。在那个年代，米每斤1角4分，肉每斤9角5分，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在28元左右，“万元户”在当时的意义可见一斑。那一年，老赵头为四儿子结婚置办了“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给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全家上下当时共添置了5辆自行车、3架缝纫机、两块手表、两台收音机，还新盖了6间房……
赵塔头村出了个“万元户”的报道经新华社发出后，立即传遍全世界。赵汝兰夫妇成为中国第一个“万元户”典型，仅1981年1—3月，全国500多批干部群众以及国务院4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士到他们家参观考察。后来，鲁西北农村6个县先后来信表扬，称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今年，山东的年轻记者们沿着我的脚步去重走改革路，展现乡亲们这40年的变化，万元户老赵头去世多年，他的妻子已经是91岁高龄了，儿子赵光泽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当年我的报道还一直为很多当地老百姓记着，这是让我最欣慰的事。
中国报道：听说您以前每年都在一个地方蹲点住50天左右进行深入调查，还在沂蒙山区九间棚村“安了家”？
李锦：现在肯定不行了（笑）。这是1989—1997年的事，我一辈子的底气是那8年打下的基础，那是一段精神专注、思维活跃的日子，我除了沉下心来调研之外，也开始为自己后续的学术发展做准备。我在山东平邑九间棚村住了52天，在青岛双星集团住了42天，在胜利油田住了58天，在山东博兴兴福镇住了48天……通過蹲点调查，出了“九间棚精神”“双星道路”“博兴兴福现象”“资本经营理论”等成果。后来，我先后调查20多家央企，总结推广中建材、保利、中冶、联通等经验，老底子就是在山东基层打下的。 九间棚沂蒙精神的调研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社会思想比较混乱，我背着一书包书来到了地处沂蒙山区的九间棚村蹲点调研。这里四面都是悬崖峭壁，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村民生活困顿。我白天或串门或泡在田地里，有时帮老乡干点活，边干边聊，每天吃地瓜就咸菜、喝小米粥，晚上点着煤油灯写稿和读书。当时我水土不服一下子病倒了，村里的大娘杀了自家的老母鸡给我补身体，还认了我这个“济南儿”，后来我带她到济南大医院看过病。
蹲点一个多月后，我写出了反映当地党群关系从一度动摇到重新建立信任的“大洼风波”故事，挖掘出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化解风波摆脱困境的典型：以刘嘉坤为首的党支部自筹资金1.5万元架电，用20天时间把近一吨重的水泥电线杆抬到山上；正常用5年时间筑的路只用5个月就干完了；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九间棚人勒紧腰带搞工程，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经过6年奋斗，实现高山水利化，治理了2100亩山滩，整治450亩耕地；栽植水土保持林8万亩，人均果树120余棵……创造了改革新时期的奇迹；我写出9个共产党员9根“擎天柱”的“九柱擎天”调查报告，提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九间棚精神：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凝聚力；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党员应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就是凝聚中华民族意志的九间棚典型。我想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社会发展疾病的“穴位”，回答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调查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后来全国众多干部上山考察九间棚村。
在以后的20多年里，我100多次到九间棚村，村民们就和我的亲人一般，我又发出多篇调查报告，进一步总结九间棚精神，据此提炼出的“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1998年我写的沂蒙山区整体脱贫的文章为《人民日报》采用，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这几年在村里建了书院，把我的藏书中的一大部分搬到了这里，每过几个月还去村里住一住。
中国报道：有人说您是“记者转变过来的学者智囊”，您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对此您的体会是什么？
李锦：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从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追赶着大潮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住在青岛双星集团调查市场经济路径，1992年7月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模型，在十四大前发表新华社内参清样4篇，得到高层的肯定。1995年春天，刚提出不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种种责难，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怎样搞市场经济，需要用实践来继续回答。我蹲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研究58天，走访了17个工厂200多人次。我从工程师张鑫一条生产线的成功看到资本组合而增值的道理，写出《资本经营试论》；我还采访了吴敬琏、王钰等学者，写出题为“资本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的调查报告，被全国21家报纸转发。
1994—2002年，我研究民营经济，写出《民营经济基础论》《新阶层入党论》等。2008年后我曾在不同场合三批凯恩斯主义，呼吁中国进入消费主导型新时代，为理论界与新闻媒体关注，后来汇集成书《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
中国报道：最近七八年，国企改革的每个关键时刻，您都在第一时间发声，您印象深的有哪些观点？
李锦：国企改革是近年来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改革。从2012年开始，我提出大企业时代论，“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兼并重组是重要特征”，我还提出国企改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两权分离论”。2015—2017年，我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主体论”，呼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动摇”，提出要看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后来这些文章收在《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与对策》书里。国企改革阻力重重，一波三折，2017年8月，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焦点，我提出联通混改的三大突破点，此后还发出文章《维护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正确抉择》。我一年出版两本书，大都是研究国企改革的书。
中国报道：从最早的耳听手写画版铅印到现在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怎么看互联网时代？
李锦：我以前压根没有想到互联网的传播作用有这么大。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在网上发了“万元户的发现”，上万人点击。于是我从此开设博客、微博、微信，一发而不可收。2015年，我针对《人民日报》一篇题为《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专访权威人士解析当前中国经济大势的文章，一夜间写出《权威人士讲话堪比论持久战》的评论，前后各个平台总共200多万人点击。
我的命运被互联网改变，有一种倒逼的力量，把我推向互联网思维，我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经被悄然改变。但无论媒体变局多么剧烈、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人们总是需要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独到的观点和破解难题的思路。我把过去学到的本事用现在的互联网来发挥，在新闻实践与改革理论的结合处进行集成创新。有了互联网，一个人便可以成为一家“智库”，一个“通讯社”。我写的国企评论，去年221篇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去的，一年近百万字。我的微信群，就像一座个人思想发射塔，每天深夜发射出我的观点。
中国报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您一起奋战在改革最前沿而目前仍然在一线工作的，恐怕是难寻第二人了，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到底图什么？
李锦：很多人说，小伙子也没有像我干得这么猛的，说我现在干这些事，已经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了职称了（笑）。我觉得，人活着就得为社会进步做出点有价值的事情，要不活着就没滋没味了。我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肚里是有货的，当然政治上也是守规矩的，我立下的座右铭是“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我提出学者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當然，我选择的路径，使我个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与国家社会需要结为一体了。站着比坐着更有想法，跑着比站着更有力量，干着比闲着更有意思，倘能一直写下去，我愿终生如此，我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快活的事了。
1978年到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辉煌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步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将继续团结一心、自强不息，在全面深化改革和继续扩大开放的时代浪潮中，谱写华彩篇章。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不会有中国的明天。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年的峥嵘岁月，讲述了中国精彩纷呈的伟大故事。
从本期开始，《中国报道》开设“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专栏，通过不同视角、不同人物，展现改革开放的历程，讲述变革创新的故事，展望开放共赢的未来。
1980年秋收时节，鲁西北皮棉丰收。一天清晨，一名身材不高、戴着眼镜、头发有些蓬乱的年轻人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行进在临清县八岔路公社的乡间土路上，他背着当时乡下很稀罕的单反相机，同样年轻的同伴车把上挂着算盘，他们来到赵塔头村老赵头家里，收获的棉花堆得偌大的院子都装不下了，在朝阳的照射下，耀得人眼发花，映得老赵头黝黑的脸庞都发了光……快40年了，这个去采访“万元户”的场景依然不时出现在李锦的脑海里。
出生于1952年7月的李锦是江苏盐城人，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西藏分社副社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早年以调查报道闻名，他的新闻报道和调研报告曾多次被中央领导同志批示。1994年后，李锦专注改革理论研究。从第一个万元户的发现到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从信贷危机上书到联通混改，李锦在40年间不断提出新的思想与观点，出版了《大转折的瞬间》《资本经营理论的提出》《实体经济99评》《新时代国企改革策》等24部专著，为改革鼓与呼。
如今，李锦被外界称为“中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依然保持着充沛的精力。日前，李锦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用一口依然带有浓重苏北乡音的普通话，缓缓地从40年前讲起了他与改革开放的故事。
首个“万元户”是如何被报道的？
中国报道：1980年，您在新华社第一次发出“万元户”的传真照片，“万元户”由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名词。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李锦：“万元户”是我算账算出来的。
我出身农村，1976年到新华社山东分社当记者时也是跑农村，对中国农村极其困难的境地、农民的困苦生活深有了解，所以我对农村问题特别关注。1982年，我向小平同志汇报农村情况时，他对我说：“你有发言权。”从1978年开始，我就投身包产到户问题调查，先后调查报道了30多个典型。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提出后，有一些人靠着开饭店经商或搞农副产品加工赚钱了，但在那个时代，他们被视为“投机倒把”分子，农民收入高低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当时确立了3个报道着眼点，一个是富，收入最高的；一个是家庭，“包产到户”；一个是靠勤劳、种植致富。回想起来当时真是年轻胆大，敢闯这样的“禁区”。
当时由于“鲁棉一号”良种推广，棉花产量显著提高，粮棉挂钩政策的落实，让棉农收入大大提高，鲁西北临清县是种植大县，我将目的地定在了比较偏僻但人少地多的八岔路公社。一天晚饭后，我来到当地棉花收购站找到十几名各村抽上来的临时工闲聊，一个从赵塔头村来的男青年告诉我，他们村赵汝兰家，有4个儿子、两个闺女，全家10个劳力，包地20多亩，家里交棉最多。第二天一大早，我背上照相机，与公社财粮助理员一起蹬着自行车直奔赵塔头村找到了家住村边的老赵头（赵汝兰），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上级，今年政策太好了，一个是包产到户，劲儿有处使了，老老少少都出力；一个是棉花提价，对老百姓心路。”可当问起收入，老赵头吞吐起来。从县里赶来的宣传部熊宝友干事赶紧做工作：“人家上级不是来收钱的，如果政策好，就向中央汇报，明年还使这个政策，如果不对老百姓思想，就换个法子。”赵家按人口承包了土地21亩，又开荒9亩，都种了“鲁棉一号”，每亩至少收获220斤，按每斤2.6元计算，收入17160元。再扣去成本，收入过万了！“万元户啊！”为进一步确认，我们先后用算盘和钢笔演算了三遍，排除各种成本算出赵家最低纯收入也有10239元，他家收获的花生、芝麻、绿豆、地瓜等农作物并没有计算在内。在那个年代，米每斤1角4分，肉每斤9角5分，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在28元左右，“万元户”在当时的意义可见一斑。那一年，老赵头为四儿子结婚置办了“三大件”：缝纫机、自行车，给未过门的儿媳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全家上下当时共添置了5辆自行车、3架缝纫机、两块手表、两台收音机，还新盖了6间房……
赵塔头村出了个“万元户”的报道经新华社发出后，立即传遍全世界。赵汝兰夫妇成为中国第一个“万元户”典型，仅1981年1—3月，全国500多批干部群众以及国务院40多个部委的负责人士到他们家参观考察。后来，鲁西北农村6个县先后来信表扬，称我是“庄户人家的好记者”。
今年，山东的年轻记者们沿着我的脚步去重走改革路，展现乡亲们这40年的变化，万元户老赵头去世多年，他的妻子已经是91岁高龄了，儿子赵光泽现在是村党支部书记……当年我的报道还一直为很多当地老百姓记着，这是让我最欣慰的事。
蹲点挖掘出“九间棚沂蒙精神”
中国报道：听说您以前每年都在一个地方蹲点住50天左右进行深入调查，还在沂蒙山区九间棚村“安了家”？
李锦：现在肯定不行了（笑）。这是1989—1997年的事，我一辈子的底气是那8年打下的基础，那是一段精神专注、思维活跃的日子，我除了沉下心来调研之外，也开始为自己后续的学术发展做准备。我在山东平邑九间棚村住了52天，在青岛双星集团住了42天，在胜利油田住了58天，在山东博兴兴福镇住了48天……通過蹲点调查，出了“九间棚精神”“双星道路”“博兴兴福现象”“资本经营理论”等成果。后来，我先后调查20多家央企，总结推广中建材、保利、中冶、联通等经验，老底子就是在山东基层打下的。 九间棚沂蒙精神的调研是我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当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危局，社会思想比较混乱，我背着一书包书来到了地处沂蒙山区的九间棚村蹲点调研。这里四面都是悬崖峭壁，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村民生活困顿。我白天或串门或泡在田地里，有时帮老乡干点活，边干边聊，每天吃地瓜就咸菜、喝小米粥，晚上点着煤油灯写稿和读书。当时我水土不服一下子病倒了，村里的大娘杀了自家的老母鸡给我补身体，还认了我这个“济南儿”，后来我带她到济南大医院看过病。
蹲点一个多月后，我写出了反映当地党群关系从一度动摇到重新建立信任的“大洼风波”故事，挖掘出村党支部书记刘嘉坤化解风波摆脱困境的典型：以刘嘉坤为首的党支部自筹资金1.5万元架电，用20天时间把近一吨重的水泥电线杆抬到山上；正常用5年时间筑的路只用5个月就干完了；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九间棚人勒紧腰带搞工程，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经过6年奋斗，实现高山水利化，治理了2100亩山滩，整治450亩耕地；栽植水土保持林8万亩，人均果树120余棵……创造了改革新时期的奇迹；我写出9个共产党员9根“擎天柱”的“九柱擎天”调查报告，提出“开拓进取、艰苦奋斗、坚韧不拔、无私奉献”的九间棚精神：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与人民群众走在一起，从根本上代表人民利益；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形成凝聚力；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党员应该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就是凝聚中华民族意志的九间棚典型。我想用九间棚这根“银针”，来扎社会发展疾病的“穴位”，回答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调查报告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后来全国众多干部上山考察九间棚村。
在以后的20多年里，我100多次到九间棚村，村民们就和我的亲人一般，我又发出多篇调查报告，进一步总结九间棚精神，据此提炼出的“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1998年我写的沂蒙山区整体脱贫的文章为《人民日报》采用，被评为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我这几年在村里建了书院，把我的藏书中的一大部分搬到了这里，每过几个月还去村里住一住。
为改革开放不断鼓与呼
中国报道：有人说您是“记者转变过来的学者智囊”，您的许多理论观点也有很强的影响力，对此您的体会是什么？
李锦：改革开放这40年，我从没有停下脚步，一直追赶着大潮走。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住在青岛双星集团调查市场经济路径，1992年7月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模型，在十四大前发表新华社内参清样4篇，得到高层的肯定。1995年春天，刚提出不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种种责难，什么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怎样搞市场经济，需要用实践来继续回答。我蹲在胜利油田大明集团调查研究58天，走访了17个工厂200多人次。我从工程师张鑫一条生产线的成功看到资本组合而增值的道理，写出《资本经营试论》；我还采访了吴敬琏、王钰等学者，写出题为“资本经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突破”的调查报告，被全国21家报纸转发。
1994—2002年，我研究民营经济，写出《民营经济基础论》《新阶层入党论》等。2008年后我曾在不同场合三批凯恩斯主义，呼吁中国进入消费主导型新时代，为理论界与新闻媒体关注，后来汇集成书《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
中国报道：最近七八年，国企改革的每个关键时刻，您都在第一时间发声，您印象深的有哪些观点？
李锦：国企改革是近年来难度最大、争议最多的改革。从2012年开始，我提出大企业时代论，“中国进入大企业时代，兼并重组是重要特征”，我还提出国企改革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两权分离论”。2015—2017年，我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企主体论”，呼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动摇”，提出要看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后来这些文章收在《国企供给侧改革的难点与对策》书里。国企改革阻力重重，一波三折，2017年8月，联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为焦点，我提出联通混改的三大突破点，此后还发出文章《维护把混改作为国企改革重要突破口的正确抉择》。我一年出版两本书，大都是研究国企改革的书。
一个人的“通讯社”
中国报道：从最早的耳听手写画版铅印到现在的互联网自媒体时代，您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怎么看互联网时代？
李锦：我以前压根没有想到互联网的传播作用有这么大。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我在网上发了“万元户的发现”，上万人点击。于是我从此开设博客、微博、微信，一发而不可收。2015年，我针对《人民日报》一篇题为《正视困难保持定力前景光明》的专访权威人士解析当前中国经济大势的文章，一夜间写出《权威人士讲话堪比论持久战》的评论，前后各个平台总共200多万人点击。
我的命运被互联网改变，有一种倒逼的力量，把我推向互联网思维，我的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已经被悄然改变。但无论媒体变局多么剧烈、传播介质如何进化，人们总是需要优质稀缺的信息、深刻独到的观点和破解难题的思路。我把过去学到的本事用现在的互联网来发挥，在新闻实践与改革理论的结合处进行集成创新。有了互联网，一个人便可以成为一家“智库”，一个“通讯社”。我写的国企评论，去年221篇都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出去的，一年近百万字。我的微信群，就像一座个人思想发射塔，每天深夜发射出我的观点。
中国报道：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与您一起奋战在改革最前沿而目前仍然在一线工作的，恐怕是难寻第二人了，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到底图什么？
李锦：很多人说，小伙子也没有像我干得这么猛的，说我现在干这些事，已经当不了官、发不了财、评不了职称了（笑）。我觉得，人活着就得为社会进步做出点有价值的事情，要不活着就没滋没味了。我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由的，肚里是有货的，当然政治上也是守规矩的，我立下的座右铭是“发现思想，引领社会”，我提出学者的人生价值追求是“历史趋势的发现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當然，我选择的路径，使我个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与国家社会需要结为一体了。站着比坐着更有想法，跑着比站着更有力量，干着比闲着更有意思，倘能一直写下去，我愿终生如此，我确实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样更快活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