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战场:医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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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在武汉市青山区云峰公司,工作人员在对医疗废弃物转运箱进行消毒(才扬/ 摄)

  新冠疫情发生后,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的医疗废弃物(以下简称“医废”)急速增加。
  “平常武汉的医废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高峰时期达到每天240多吨。”3月11日,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疫情暴露出武汉医废处理能力差距较大的情况。
  医废处理,成为新冠疫情防控中的另一个战场。
  事实上,从2003年起我国的医废处理已进入规范化管理轨道,但17年来,这是第一次经受重大疫情检验,医废处理在收集、无害化处置、相关硬件建设以及管理上的短板也在此次疫情中暴露出来。
  赵群英在3月11日的会上还表示,到2020年底,每个地级市都要建成一个规范的医疗垃圾处理厂,到2022年6月,全国所有区县都要形成医疗垃圾从收集、转运到处理的科学体系,从而使得所有医疗废物得到科学有效安全的收集转运处理。

规范化管理,始于非典时期


  医废,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分为感染性、病理性、损伤性、药物性、化学性废物五类。
  “1995年,我国颁布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医废包含在危险废物之中。但因专门的处理体系尚未建立,医废一直没能得到规范化管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在我国医废基本混入生活垃圾,70年代曾发生过由于医废处理不善导致地区乙肝流行的惨痛教训。90年代,大中型医疗机构开始自行处理医废,主要采取焚烧、填埋方式。
  2003年发生非典疫情,医废的无害化处理获得政策层面的空前重视。当年6月,《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公布;8月,《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实施;10月,当时的卫生部会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下发《医疗废物分类目录》。
  2003年以后,医废的收集、运输、处理体系逐步建立,三联单制度得到推广。
  医院先把垃圾分类暂存,在医疗机构暂存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48小时,然后由第三方医废处理中心派车拉走,集中处理。
  医疗废物本地转移用三联单,分别是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接收单位各一联。医疗废物跨地区转移用五联单,分别是产生单位、运输单位、接收单位、移出地生态环境局和移入地生态环境局各一联。
  也是在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理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以地市为单位,集中建设运营医废集中处理设施。但实际上,到2017年底,全国还有近20%的地级城市无医废集中处理机构。
  非典时期,北京也遭遇过医废应急处理难题。
  当时北京有500多家医院和7000多家卫生医疗机构,非典期间医疗垃圾暴增到每天120吨,北京只能紧急从全国征购焚烧炉缓解燃眉之急。
  非典之后,国内各城市不断提升医废处理能力。2014年发布的《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规划总投资149.2亿元,在全国投建300项医疗垃圾处理设施,为医疗垃圾处理投下一剂“猛药”。

  医疗废弃物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的全过程现在都可在移动式医废处理方舱里完成。

  “但部分城市还是存在设施不足的情况,日常管理参差不齐,比如北京已实行三联单制度,但本次疫情发生的时候武汉还未实现三联单制度。”王维平说。

医废“井喷”


  新冠疫情导致医废体量“井喷”,赵群英说,疫情暴露出武汉医废处理能力有短板,而全国范围,也有许多城市医废处理超负荷运行。
  湖北省共17个市州,全省只有16个医废集中处理中心,仙桃、天门和潜江三地均无医废集中处理中心。截至2019年12月底,全省医废集中处理企业(已发牌照)的产能总计每年6.3万吨,其中61%的产能采取高温焚烧处理工艺,39%的产能采取破碎与高温蒸汽灭菌处理,这些产能平均每天可处理医废一百多吨,还不能满足疫情高峰时武汉市一地的需求。
  “最严重的时候,一辆车一天要在医院和处理厂之间往返三四次。”王春山说。为了实现医废“日产日清”,前线工人日夜连轴转。
  武汉本地只有一家具备医废处理资质的企业——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疫情发生后,该公司每天要处理约2500多箱医疗垃圾,接近正常工作量的两倍。
  本地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武汉只能向外地求援。位于襄阳的中油环保开始只是受武汉委托,以支援者的身份协助运输武汉的医废。进入2月,除了运输,他们还承担了部分焚烧处理工作。除了中油环保,环境部南京所、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等省外单位也都参与了运输和处理医废。
  武汉本地企业想尽办法紧急扩大产能。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武汉市规模最大的工业废物处理厂。疫情暴发后,市環保局联系北湖云峰,请他们帮忙处理医废。在交通封闭、无法购买改造材料的情况下,工人们从其他车间拆卸零部件进行设备改造,以便适合医废处理。
  全国层面,东江环保在江浙两省所属危废处理基地的医废处理量由日常的每天19吨增至26吨;在广东,位于惠州的广东省危险废物综合处理示范中心根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应急配备了每天处理4吨医废和1万多张感染患者床位的处置能力。
  甚至,水泥企业因为具备高温处理能力,也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理技术参与到医废处理中来。

将协同处理体系常态化

  生态环境部反应迅速,1月21日,印发《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部署各地及时、有序、高效、无害化处理疫情医废。1月28日,又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理管理与技术指南(试行)》,各地纷纷行动,对医废的收集、转运、处理加强全流程监控。
  湖北、广东、四川等各省生态环境厅迅速印发文件,将确保医废应急处理能力之需和确保处理过程中人员安全放在了突出位置。政策措施丰富起来,各地医疗废弃物处理能力也在政府、企业等各方的协同“作战”下逐步增强。
  “回头来看,应急能力提升有必要,但有了常态化的协同体系,就可以最大程度避免措手不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会强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应急处理体系由“常态化处理体系 应急预案系统”组成。“其中常态化体系是基础,应急预案系统是非常时期的安全保障,它包括常态化处理体系的预留能力、社会各方资源在非常时期的协同能力,如垃圾焚烧厂、水泥厂等的应急协同处理,临时性的应急处理设备设施,区域统筹的应急处理系统等。”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董事长张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应将医废处理纳入城市环境规划整体布局,在科学化、系统化的城市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安全体系中相互配合发挥作用。”

提高城市医废处理弹性


  专门的清运车将医院装好箱的医废搬上车之前,先进行喷雾消毒,上车后再对车厢内外分别消毒,到达处理厂后,过磅得出准确数量,医废进入回转窑焚烧,焚烧后的残渣作为固体废物运到垃圾场填埋。
  这是医疗废弃物从收集、运输到处理的全过程。现在全过程都可以在移动式医废处理方舱里完成。
  3月11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研制的航天移动式医废处理方舱在协和医院江南院区正式启动。方舱由柴油机供电,采用高温蒸煮工艺对疫情医废、突发性灾害产生的医废、日常医废进行应急处理。单台装置可以实现日处理2.8吨医废。
  “?方舱自带柴油发电机,不需电源,??哪里需要车子可以直接开到哪里,应急处理效率高。??疫情结束之后??就可以再用小型车辆把它运到周边的??卫生所,为社区卫生站服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航天神禾(北京)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舒小明说。

  在交通封闭、无法购买改造材料的情况下,工人们从其他车间拆卸零部件进行设备改造,以便适合医疗废弃物处理。

  大量的医废属危险废物,不宜长途运输。因此,除了以地级市为单位建设医废集中处理设施外,建设一批就地就近的小型非焚烧处理设施,作为集中设施的合理补充显得十分重要。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集中处理设施基础上,可以新增布局一些分散的、小型就地的医废处理设施,适当提高城市医废处理的弹性。”
  孙宁认为,每个地市在常态下就应该制定突发情况下的应急管理预案和应急处理设施清单,确定好清单中每个设施的位置、应急情况下需要进行的设施调整和改造需求、需要的各种应急储备物质以及备选的供货生产企业等,将这些内容纳入到应急预案中。
  各方努力下,截至2020年3月14日,全国医废处理能力为每天6058.8吨,相比疫情前的每天4902.8吨,增加了23.6%。其中,湖北省处理能力从疫情前的每天180吨提高到了667.4吨;武汉市处理能力从疫情前的每天50吨提高到了265.6吨。
  赵群英介绍,这个能力增加,主要来自移动设备和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协同处理能力增加。

抗疫与环保双赢


  在清运医疗废弃物过程中,环卫工人是首当其冲易受感染的人群。
  “环卫工人的感染途径区别于医护人员的飞沫传播,多為接触传播。所以防护服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至关重要。”王维平说。
  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正值春节假期,几乎所有医院尤其是定点医院都面临物资、耗材紧缺的难题。所有防护服首先供应一线医护人员,而疫情防护的第二战场——社区、防疫关卡,则面临防护物资严重短缺的局面。
  在产能没赶上之前,国内多家企业的创新做法发挥了防疫作用。有的企业采用再生聚酯纤维的安全环保材质,生产符合国家标准的非医用防护服,用于非医疗场合的常规防护。每件防护服的用料相当于26个废弃饮料瓶回收再生而成。
  据介绍,非医用防护服与医用级防护服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用料都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未进行阻燃处理以及环氧乙烷灭菌处理,不能达到医用标准。适合各类防疫检查关卡、单位企业、大型公共场所等地使用,也可在药房、挂号室、社区医院等场合供保洁等工作人员使用。
  “全国大量的一次性防护物资的消耗必将为环境问题带来新的考验,如何在尽量减轻环境负担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增加新冠肺炎阻击战的耗材供给,是我国再生资源利用行业共同的命题与挑战。” 抱朴再生创始人刘学颂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抗击疫情与环境保护,可以实现双赢。
  日本在1997年实行垃圾容器登记制度,可回收医疗垃圾的处理程序越来越方便。比如一次性针头,回收公司把垃圾容器发放给医院,容器满了以后回收公司拉走运到工厂,用2000度高温将针头熔成钢水,再制造成钢管等产品。
  从医疗耗材的生产到医废精细化处理,循环经济或将在卫生领域的社会治理层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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