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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设计研究项目的用户研究提供模糊前期参考，利用对立叙述准则为基础的案例研究对火车站安全状况进行案例内剖析和案例间对比。通过对目标案例一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内剖析得出其安全痛点在于信息危机，通过各个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间比较发现信息危机作为一个共性问题，是在各个车站普遍存在的现象。
关键词：安全 火车站 案例研究 对立叙述准则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8-0136-03
1项目背景
本文以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设计研究项目为基础，此项目为荷兰铁路公司、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共同合作发展。荷兰铁路公司希望此项目一方面能够在战略层面明确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问题的定义和需求模型，另一方面能够在实践层面就问题和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探索。
2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在多个学科都已成为最为广泛的研究思路。其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包含了各种方法，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手段，是一种全面性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它在不脱离现实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研究当前正在进行的现象。案例研究方法依照研究目的不同会分成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通常解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解释性研究则解答“为什么”的问题。
2.1描述性与解释性的案例研究
在设计学领域中，所采用到的案例研究多数是以设计师选定的设计目标作为研究单元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这种描述性案例通常在项目中被归结在桌面研究范畴。就多数的设计师而言，描述性案例研究足够支撑他们去完成项目的知识储备工作，然而描述性案例研究所存在局限性决定了其本身并在项目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其所展现的信息量达不到市场研究所需的庞大数据量，因此在项目发起方看来描述性案例研究缺乏实质性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描述性案例研究的工作和产品定义以及设计概念的输出之间也缺乏显性的逻辑联系，从描述性案例研究中很难挖掘现象的因果。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笔者在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研究项目实践中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
2.2基于项目案例的对立叙述准则确立
对于案例研究，首先的工作是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聚类，制定结构化的案例维度。在这里，结构化的维度所指代的是以可控的变量作为叙述性数据的框架基础。在各个维度的横向上，案例间构建出了可以发生比较的系统。通过横向间维度的比较，便可以很清晰地比较各个案例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准则间的优劣势。
同样的叙述逻辑也被运用在该项目案例研究中。在对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现象进行剖析时，众多信息被归纳成了三种不同的、对火车站内外安全问题有着直接影响关联的案例维度：规模、信息、生态圈：“规模”阐释了车站空间规格、硬件设施配备在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火车站内“信息”的多少，“信息”指引的质量好坏，在心理感知层面对旅客的安全感影响非常之大。“生态圈”在这里指代的是火车站内部和外部周边所共同形成的多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共生系统。
然而，每一个叙述维度实则包含着复杂的信息。以上述维度之一的“规模”为例，在规模的维度上进行案例间比较时，是否车站的规模越大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亦或者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在此大量被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车站数据得到了分析，发现同一空间规模大小的车站安全状况因为安全设施规模的不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样，具备相似的安全设施规模的两个车站的安全状况之间因为空间规模的不等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每一个特定的维度均可以继续向下拆分为一对对立的叙述准则，对立叙述准则之间的互相比较就可以评价该维度的安全倾向性。
所以，在研究项目中，每一个案例维度被拆分成了积极（Positive）与消极（Negative）这两个对立倾向。如下表1所示，“规模”（Scale）维度对安全的积极面是安全设施的规模（Scale of Safety Management），对安全的消极面是车站的空间规模（Scale of Station）。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主要体现在安全相关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服务的覆盖面上。也就是说，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对安全的积极作用愈加显著；而空间规模则主要体现在车站物理空间的大小，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加显著，这里值得说明的是，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消极作用越明显这种说法并不存在绝对性，对空间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是基于并相对于安全设施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所提出。同理，“信息”（Information）维度被拆分成了车站内外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和车站内外的信息量（Quantity of Information），信息指引指的是车站内为旅客在车站内提供的信息获取渠道，如信息指示牌，人工信息服务等，信息指引为安全带来了积极作用；信息量所指代的是游客在车站内外可能需要获取的信息汇总，例如车站周边的其他交通方式、车站附近的便民场所等，游客所需要的潜在信息量越多，其会造成的安全缺失感就会越为显著。“生态圈”（Community）维度被拆分为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Openness of Community）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复杂性（Complexity of Community），车站内外生态圈开放性是指车站内微世界和车站外宏世界的连接程度，它们之间连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多；车站内外生态圈复杂性代表着车站内外主要活动人员和周围环境的综合构成情况，复杂的程度越高，则为火车站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多。（表1）
3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析与案例间比较
在每一对对立叙述准则确立之后，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同一维度下两两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案例内各个维度的安全倾向性。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案例间某些对立叙述准则比较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量化的比较方式来实现，这种可量性的叙述准则本身的数据来源是有迹可循，例如火车站的规模大小和火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大小。而另外一部分的叙述准则比较，比如火车站生态圈的复杂性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它们之间的比较是模糊的、质性的比较，为它们之间比较所制定的评级划分也是基于观察和认知。笔者在此并无意去明晰两种比较方式的优劣与否，并且在上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案例研究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时就指出，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输出对后续用户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模糊前期，这也意味着此处研究工作的结论就是模糊且质性的，因此叙述准则间比较的方式，无论是量性的还是质性的，都可以满足模糊前期结论输出的需要。 3.1案例内剖析
图1所展示的是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自我剖析的可视化表达，图中三个空间轴分别代表着三种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维度：规模、信息和生态圈。每个案例维度都会被拆解成正负两级，正极代表着对安全状况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反之负极代表着对安全状况能够产生消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依照着量性和质性的数据分析，每个叙述准则的程度大小通过极轴的长短进行表达，因此，一组对立叙述准则长度的差异就可以形成整个轴向上特定维度的倾向性程度。以信息维度为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安全消极面的信息量（Quantit of Information）程度大于代表安全积极面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程度，因此，这说明了在埃因霍温火车站中，信息的指引无法涵盖和满足车站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整个信息维度的倾向性就偏向于安全消极面，而信息量较之信息指引盈余的部分（在图表中以红色柱表示）则体现了整个信息维度消极倾向的程度大小。
3.2案例间比较
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框架同样也可以运用在其他的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中。三组、一共六个火车站案例被抽取作为多案例研究单元（表2）。案例的选取一方面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出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车站规格上着眼，双方面作为抽取的约束标准。文化语境是一个宏观约束标准：文化背景落地在车站安全问题上有多样化的体现形式，因此文化语境是一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差异化直接影响着众多安全影响因子的差异化。车站规格则是一个微观约束标准：规格作为一个车站显性特征，在案例的识别度和区分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规格不是绝对地对安全状况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析模型中（图2），我们可以发现多个火车站案例间并不是依照案例的维度比较，也不是依照其中之一的特定叙述准则比较，而是依照维度的倾向程度比较。
4讨论与总结
本项目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的输出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结论：案例内剖析所输出的结论和案例间比较所输出的结论。
通过案例内剖析，三个维度的倾向性能够清晰地被呈现在可视化表达中，对于埃因霍温火车站而言，“规模”的维度上消极性和积极性基本持平，这意味着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和车站空间规模处于对等的地位。“生态圈”的维度上，埃因霍温车站本身是对整个社会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它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是一个日常工作学习必经通道，而与此同时，车站内外的生态圈复杂性程度不高，因此这个维度上车站处于一种绿色安全倾向。当我们将聚焦目光放在“信息”维度上，就会发现信息量和信息指引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所以，再重新回到埃因霍温火车站整体的安全状况上来看，安全问题最为失衡的部分就在“信息”维度上，这也成为了整个车站安全问题的主要痛点（图2）。而需要解决这个安全痛点的途径之一，便是将两个对立叙述准则发展到一种平衡对等的状态，让提升信息指引质量作为一种长期解决信息安全危机的入口。
通过案例间比较（图3），可以观察到这些火车站案例，无论它们在大小、文化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某些特定维度的安全倾向上的共性。在“规模”、“生态圈”的维度上，各个火车站在对应维度上的安全倾向性都会有所不同：深圳坂田火车站在“规模”维度上的倾向是安全的，虽然本身的火车站是全中国最迷你的火车站之一，然而车站内部所部署的少量安全设备可以基本满足坂田火车站的小规模空间需求。反观罗马火车站，作为欧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之一，车站内外的安全设备相较于普通规模车站的设施配备要完善许多，然而正是因为罗马车站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心，其每日所需要处理的安全问题也是十分繁重，到目前为止，车站内外的安全设备配备依然没有全面覆盖安全问题。但是在“信息”的维度上，所列举的车站安全状况案例都在这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具有共性的趋势，即在信息安全上的消极性：这些火车站案例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指引系统无法满足信息需求的问题。
总体而言，案例内剖析通过各个维度对立叙述准则之间的相互比较，输出了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安全痛点，定义了模糊前期的范畴，即信息危机范畴，从而为在后续的用户研究工作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定义目标用户群：车站中遭遇信息危机的用户。目标用户群的定义直接影响着用户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内容和进一步的需求分析结果。案例间倾向性程度的比较则验证了信息危机是为众案例安全状况中的一种共性存在的现象，也强调了解决信息危机这一途径作为提升多数火车站安全状况战略之一的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研究项目讨论了对立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方法的形成、开展、输出和意义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目的是为了让该项目前后做到逻辑性与效度性并行。
关键词：安全 火车站 案例研究 对立叙述准则
中图分类号：TB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8-0136-03
1项目背景
本文以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设计研究项目为基础，此项目为荷兰铁路公司、埃因霍温理工大学工业设计系共同合作发展。荷兰铁路公司希望此项目一方面能够在战略层面明确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问题的定义和需求模型，另一方面能够在实践层面就问题和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探索。
2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在多个学科都已成为最为广泛的研究思路。其作为一种实证研究，包含了各种方法，涵盖了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手段，是一种全面性的、综合性的研究思路，它在不脱离现实生活环境的情况下研究当前正在进行的现象。案例研究方法依照研究目的不同会分成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描述性研究通常解答“是什么”的问题，而解释性研究则解答“为什么”的问题。
2.1描述性与解释性的案例研究
在设计学领域中，所采用到的案例研究多数是以设计师选定的设计目标作为研究单元进行描述性案例研究。这种描述性案例通常在项目中被归结在桌面研究范畴。就多数的设计师而言，描述性案例研究足够支撑他们去完成项目的知识储备工作，然而描述性案例研究所存在局限性决定了其本身并在项目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其所展现的信息量达不到市场研究所需的庞大数据量，因此在项目发起方看来描述性案例研究缺乏实质性的启发意义：另一方面描述性案例研究的工作和产品定义以及设计概念的输出之间也缺乏显性的逻辑联系，从描述性案例研究中很难挖掘现象的因果。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笔者在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研究项目实践中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性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
2.2基于项目案例的对立叙述准则确立
对于案例研究，首先的工作是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聚类，制定结构化的案例维度。在这里，结构化的维度所指代的是以可控的变量作为叙述性数据的框架基础。在各个维度的横向上，案例间构建出了可以发生比较的系统。通过横向间维度的比较，便可以很清晰地比较各个案例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同准则间的优劣势。
同样的叙述逻辑也被运用在该项目案例研究中。在对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现象进行剖析时，众多信息被归纳成了三种不同的、对火车站内外安全问题有着直接影响关联的案例维度：规模、信息、生态圈：“规模”阐释了车站空间规格、硬件设施配备在安全问题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火车站内“信息”的多少，“信息”指引的质量好坏，在心理感知层面对旅客的安全感影响非常之大。“生态圈”在这里指代的是火车站内部和外部周边所共同形成的多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共生系统。
然而，每一个叙述维度实则包含着复杂的信息。以上述维度之一的“规模”为例，在规模的维度上进行案例间比较时，是否车站的规模越大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亦或者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就真正意味着火车站的安全系数越高？在此大量被收集到的世界各地的车站数据得到了分析，发现同一空间规模大小的车站安全状况因为安全设施规模的不等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样，具备相似的安全设施规模的两个车站的安全状况之间因为空间规模的不等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每一个特定的维度均可以继续向下拆分为一对对立的叙述准则，对立叙述准则之间的互相比较就可以评价该维度的安全倾向性。
所以，在研究项目中，每一个案例维度被拆分成了积极（Positive）与消极（Negative）这两个对立倾向。如下表1所示，“规模”（Scale）维度对安全的积极面是安全设施的规模（Scale of Safety Management），对安全的消极面是车站的空间规模（Scale of Station）。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主要体现在安全相关设施的完善程度和服务的覆盖面上。也就是说，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越大，对安全的积极作用愈加显著；而空间规模则主要体现在车站物理空间的大小，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的消极作用愈加显著，这里值得说明的是，物理空间越大则安全消极作用越明显这种说法并不存在绝对性，对空间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是基于并相对于安全设施规模之于安全倾向的判断所提出。同理，“信息”（Information）维度被拆分成了车站内外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和车站内外的信息量（Quantity of Information），信息指引指的是车站内为旅客在车站内提供的信息获取渠道，如信息指示牌，人工信息服务等，信息指引为安全带来了积极作用；信息量所指代的是游客在车站内外可能需要获取的信息汇总，例如车站周边的其他交通方式、车站附近的便民场所等，游客所需要的潜在信息量越多，其会造成的安全缺失感就会越为显著。“生态圈”（Community）维度被拆分为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Openness of Community）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复杂性（Complexity of Community），车站内外生态圈开放性是指车站内微世界和车站外宏世界的连接程度，它们之间连接程度越高则意味着其带来的积极影响越多；车站内外生态圈复杂性代表着车站内外主要活动人员和周围环境的综合构成情况，复杂的程度越高，则为火车站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越多。（表1）
3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析与案例间比较
在每一对对立叙述准则确立之后，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同一维度下两两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叙述准则之间的比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案例内各个维度的安全倾向性。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案例间某些对立叙述准则比较中有一部分是通过量化的比较方式来实现，这种可量性的叙述准则本身的数据来源是有迹可循，例如火车站的规模大小和火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大小。而另外一部分的叙述准则比较，比如火车站生态圈的复杂性和火车站生态圈的开放性，它们之间的比较是模糊的、质性的比较，为它们之间比较所制定的评级划分也是基于观察和认知。笔者在此并无意去明晰两种比较方式的优劣与否，并且在上文所提出的研究框架和案例研究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时就指出，这里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输出对后续用户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的模糊前期，这也意味着此处研究工作的结论就是模糊且质性的，因此叙述准则间比较的方式，无论是量性的还是质性的，都可以满足模糊前期结论输出的需要。 3.1案例内剖析
图1所展示的是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自我剖析的可视化表达，图中三个空间轴分别代表着三种火车站安全状况的案例维度：规模、信息和生态圈。每个案例维度都会被拆解成正负两级，正极代表着对安全状况能够产生积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反之负极代表着对安全状况能够产生消极影响一方的叙述准则。依照着量性和质性的数据分析，每个叙述准则的程度大小通过极轴的长短进行表达，因此，一组对立叙述准则长度的差异就可以形成整个轴向上特定维度的倾向性程度。以信息维度为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代表安全消极面的信息量（Quantit of Information）程度大于代表安全积极面的信息指引（Quantity of Guidance）程度，因此，这说明了在埃因霍温火车站中，信息的指引无法涵盖和满足车站本身所包含的信息，整个信息维度的倾向性就偏向于安全消极面，而信息量较之信息指引盈余的部分（在图表中以红色柱表示）则体现了整个信息维度消极倾向的程度大小。
3.2案例间比较
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框架同样也可以运用在其他的火车站安全状况案例中。三组、一共六个火车站案例被抽取作为多案例研究单元（表2）。案例的选取一方面从不同的文化语境出发，另一方面在不同的车站规格上着眼，双方面作为抽取的约束标准。文化语境是一个宏观约束标准：文化背景落地在车站安全问题上有多样化的体现形式，因此文化语境是一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的差异化直接影响着众多安全影响因子的差异化。车站规格则是一个微观约束标准：规格作为一个车站显性特征，在案例的识别度和区分度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规格不是绝对地对安全状况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内剖析模型中（图2），我们可以发现多个火车站案例间并不是依照案例的维度比较，也不是依照其中之一的特定叙述准则比较，而是依照维度的倾向程度比较。
4讨论与总结
本项目基于对立叙述准则的案例研究的输出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结论：案例内剖析所输出的结论和案例间比较所输出的结论。
通过案例内剖析，三个维度的倾向性能够清晰地被呈现在可视化表达中，对于埃因霍温火车站而言，“规模”的维度上消极性和积极性基本持平，这意味着车站的安全设施规模和车站空间规模处于对等的地位。“生态圈”的维度上，埃因霍温车站本身是对整个社会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它不仅是一个交通枢纽，对于当地居民而言也是一个日常工作学习必经通道，而与此同时，车站内外的生态圈复杂性程度不高，因此这个维度上车站处于一种绿色安全倾向。当我们将聚焦目光放在“信息”维度上，就会发现信息量和信息指引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所以，再重新回到埃因霍温火车站整体的安全状况上来看，安全问题最为失衡的部分就在“信息”维度上，这也成为了整个车站安全问题的主要痛点（图2）。而需要解决这个安全痛点的途径之一，便是将两个对立叙述准则发展到一种平衡对等的状态，让提升信息指引质量作为一种长期解决信息安全危机的入口。
通过案例间比较（图3），可以观察到这些火车站案例，无论它们在大小、文化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在某些特定维度的安全倾向上的共性。在“规模”、“生态圈”的维度上，各个火车站在对应维度上的安全倾向性都会有所不同：深圳坂田火车站在“规模”维度上的倾向是安全的，虽然本身的火车站是全中国最迷你的火车站之一，然而车站内部所部署的少量安全设备可以基本满足坂田火车站的小规模空间需求。反观罗马火车站，作为欧洲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之一，车站内外的安全设备相较于普通规模车站的设施配备要完善许多，然而正是因为罗马车站作为重要交通枢纽中心，其每日所需要处理的安全问题也是十分繁重，到目前为止，车站内外的安全设备配备依然没有全面覆盖安全问题。但是在“信息”的维度上，所列举的车站安全状况案例都在这个方面呈现出一种具有共性的趋势，即在信息安全上的消极性：这些火车站案例中都普遍存在着信息指引系统无法满足信息需求的问题。
总体而言，案例内剖析通过各个维度对立叙述准则之间的相互比较，输出了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的安全痛点，定义了模糊前期的范畴，即信息危机范畴，从而为在后续的用户研究工作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定义目标用户群：车站中遭遇信息危机的用户。目标用户群的定义直接影响着用户研究所收集的数据内容和进一步的需求分析结果。案例间倾向性程度的比较则验证了信息危机是为众案例安全状况中的一种共性存在的现象，也强调了解决信息危机这一途径作为提升多数火车站安全状况战略之一的重要借鉴意义。本文基于埃因霍温火车站安全状况研究项目讨论了对立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方法的形成、开展、输出和意义叙述准则下的案例研究目的是为了让该项目前后做到逻辑性与效度性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