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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在天津市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1055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1/3。
老赵有一个“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赵永华，男，59岁，遗，角。”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从排2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122号。
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这是他2004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10岁到90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2012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12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整个过程中，时间要协調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捐献了遗体和角膜，医学院先把遗体拉走了，眼库需要的角膜还没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医院过世的更难办。“好比病房是三人间，护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遗体，反正屋里只能搁活的，不能搁死的，一直催你赶紧拉走。但车还没到，怎么办？”
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
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72岁的老赵记得，第一次听妻子孙秀兰说起捐献遗体是1998年。他纳闷，她年轻时长子宫瘤都不愿上手术台，怎么遗体放到医学院的台子上让人家大卸八块她就愿意？
“省事儿，省钱。”20年后，孙秀兰用两个简单的词回答了无数人问过她的问题。在老赵看来，遗体捐献有四点好处——丧葬费十万八万省了；村里不用占块地方了；医学院的小孩儿能拿活人练习了；清明节祭扫日儿女不用请假了。
2002年，老赵两口子终于办成了遗体捐献手续。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遗体捐献，他就带着申请表上门。遇到腿脚不利索的，他还领着去公证。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有时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老赵也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人家要啥，咱就给啥”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在老赵眼里，子女未成年时做这个决定，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发言权。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所以刘淼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10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北京大学医学部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2009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
在天津市蓟县元宝山庄陵园，最南边的山脚下，立着一块近600平米的黑色大理石墙。1055个描金的名字一个挨着一个，没有生卒日期，没有照片，没有骨灰。他们离开的时候，身体或身体的一部分还留在这个世界。
这是天津市所有遗体捐献志愿者的纪念碑。
“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老赵是一名遗体捐献宣传服务志愿者，不属于任何组织。十几年来，他不仅宣传遗体捐献，还会在捐献者过世时帮忙料理后事。至今为止，他和妻子送走了300多位捐献者，在千余个描金名字中占了约1/3。
老赵有一个“生死簿”，排1号的是他自己。“赵永华，男，59岁，遗，角。”遗，代表遗体捐献；角，代表角膜捐献。后面打一个红色小对勾，意思是“夫妻同捐”。从排2号的妻子开始，依次往后编到了122号。
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遗体角膜捐献志愿者公证名单册》。这是他2004年开始登记的信息，这样的本子越来越多，登记的人年龄从10岁到90岁都有，“故去原因”的信息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字是“癌”。
2012年，他把家里的电话变成了服务热线，只要夜里12点以后铃声嘟嘟一响，妻子就叫他：“老赵，起吧。又走一个。”
他接起电话先问，人在家还是医院？然后翻开“生死簿” ，找到这个人的信息核对，再打电话给红十字会、医学院和眼科医院的眼库，通知他们赶紧派车去“请”。整个过程中，时间要协調好。如果一个人同时捐献了遗体和角膜，医学院先把遗体拉走了，眼库需要的角膜还没摘，“就崴了泥了”。
碰上在医院过世的更难办。“好比病房是三人间，护士才不管你捐不捐遗体，反正屋里只能搁活的，不能搁死的，一直催你赶紧拉走。但车还没到，怎么办？”
与普通人至少三天的遗体告别时间相比，捐献遗体者从宣告死亡到遗体送走，快的五六个小时，慢的也就一天。
在老赵眼里，每个人都有了不起的一生。可到了生命终结时候，“一个电话就拉走了”。
“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72岁的老赵记得，第一次听妻子孙秀兰说起捐献遗体是1998年。他纳闷，她年轻时长子宫瘤都不愿上手术台，怎么遗体放到医学院的台子上让人家大卸八块她就愿意？
“省事儿，省钱。”20年后，孙秀兰用两个简单的词回答了无数人问过她的问题。在老赵看来，遗体捐献有四点好处——丧葬费十万八万省了；村里不用占块地方了；医学院的小孩儿能拿活人练习了；清明节祭扫日儿女不用请假了。
2002年，老赵两口子终于办成了遗体捐献手续。此后，但凡有人找他了解遗体捐献，他就带着申请表上门。遇到腿脚不利索的，他还领着去公证。
捐献者生前，从冒出这个想法到最终实现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要自己下决心并说服全部子女同意；之后，本人和家属要在捐献申请表上签字；然后，还要到公证处公证。每个人都可以自愿申请无偿捐献遗体、角膜，申请人过世后，由生前指定的执行人操办捐献后事。这一系列流程不变，但人心在不停地变化。
对于老年人，最难的是过儿女关。有的老人想深入了解遗体捐献，便把报纸上的相关新闻剪成豆腐块，掖在一个角落里，“又怕儿女看见了，又怕儿女不同意，又怕弄丢了，再换个地放塞”。捐献者过世后，家属反悔的也不在少数。有的家属会把表藏起来，当没签过。
有时会冒出来大舅哥、大伯、三叔这样“搅和”的亲戚，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签署了捐献申请，去世的时候跑来骂子女“不孝子”，“怎么把你爸妈给捐了”？也有脾气撒到老赵身上的。
老赵也知道，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和他同样想法的人很少。有人说他“有病”“脑子进水了”，他两手捂住耳朵，“说这个那个的太多太多了，不能听他们的”。
“人家要啥，咱就给啥”
十多年了，找老赵办捐献手续的年轻人很少，29岁的刘淼就是其中一个。
由于出生时小脑缺氧，她无法像其他人一样正常走路。父母离婚后，刘淼和姥姥住在一起。十几岁时，刘淼参加过老赵志愿小组的活动，当时就想捐角膜，后来又想捐遗体。老赵一直反对，他总觉得年轻人脑袋一热就嚷嚷着要捐，等到老了，给子女留下一个“扎手”活儿。在老赵眼里，子女未成年时做这个决定，等于剥夺了孩子的发言权。
但他并不知道，刘淼做出捐献决定源于姥姥的突然离世。姥姥捐献的一对角膜帮了四个人。所以刘淼决定，在捐角膜的基础上还要捐遗体。
老尚决定捐献遗体也和别人有关。那是他的异卵双胞胎弟弟，两人出生只相差10分钟。
十几年前，弟弟得了尿毒症，浑身插着管子一遍又一遍地透析。本来他想给弟弟捐献肾脏，但两人血型不同，没法移植。
弟弟幸运地等到了肾源，来自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名捐献者的一个肾装在弟弟身上，另一个肾和肝也分别救活了同一家医院同一时间病危的两个患者。
弟弟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后来，老尚也申请了遗体捐献。“人家要嘛（天津话，类似于“啥”），咱就给嘛。”至于遗体会到哪里去，器官捐献和遗体捐献是不是一回事，老尚不知道也不关心。
他的灵魂在亲人心里
对于遗体捐献者来说，眼角膜的去向是眼科医院的眼库，遗体的去向是医学院校——做教学标本。
解剖学是医学中的基础，北京大学医学部谷老师打了个比方，就像盖一座大楼，没有窗户没有门能盖起来，但不能没有地基。“大体老师”是地基中珍贵稀缺的资源。
2009年以前，捐献者较少。随着人们观念的进步，现在医学院每年接收的遗体约有六十多位。其中不少生前就是医护工作者。
在谷老师的眼里，当一个“人”变成了解剖台上的“教学标本”，他还是他，也不是他。是他，是因为他的身体经过专业处理保存得非常好，除了褪去了血色，其他几乎和生前一样。不是他，因为他的灵魂、他的思想已经不在本人身上，而在亲人的心里。
（本文选自：华声 2018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