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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媒体报道: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各地方政府的投资,中动再度提高。根据媒体的统计,全国各地准备的“铁工基”项目投资金额高达20万亿元。这个数据着实令人担忧,因为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的债务进一步提高,导致平台贷失控。所以我认为,中国对此必须控制,绝不能进一步放大金融风险。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尽管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些差异,但基本特征和本质因素却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然不能察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功能运用方向的严重错位: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反而破坏了财政政策,那中国经济健康程度势必继续恶化,而我们今天一切抑制做空中国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所以,必须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本来面目,让货币政策回归总量政策,财政政策回归结构性政策的正途,正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先生所说:货币政策必须言行一致。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尽管中国的情况与当年的日本有些差异,但基本特征和本质因素却如此相似。如果我们依然不能察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功能运用方向的严重错位:如果我们意识不到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反而破坏了财政政策,那中国经济健康程度势必继续恶化,而我们今天一切抑制做空中国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所以,必须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本来面目,让货币政策回归总量政策,财政政策回归结构性政策的正途,正如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先生所说:货币政策必须言行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