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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限的生命里，我们遇到的人不计其数，但是能让我们念念不忘的，终究还是太少。六十年前，我陪同波兰华沙大学的一位汉学系教授，在大理进行文化旅行。以下是关于我们那次旅行调查的一些琐忆。
记忆更迭，把记忆细胞全部激活起来，也搜索不出先生的全名了。先生何许人氏？波兰华沙大学语言学院汉学系主任、汉学教授是也。
老外学汉学，现今已不新鲜了。世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老外们就近便可以学孔子文化、汉文化、中国文化，很方便。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一切，从来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这位波兰先生就是在那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抱着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崇敬。到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攻读汉学并取得了汉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于1948年在华沙大学创立汉学院汉学系，他亲自在这个完全崭新的系里执教。仅此一点，就令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那次（1954年底或是1955年初）他到大理，便是华沙大学汉学系的一次教学和科研考察活动。
那天，大理专员公署最高行政领导杨永新特意为波兰贵宾设欢迎晚宴。宴会上，陪同先生来大理的翻译把先生的全名译成长长的一串汉语介绍给我们，或许是翻译口音太怪，我只听出一些单音节。我们专员是民家人（当时尚未确定白族称谓，一般通称白族为民家）跟着翻译结结巴巴的更念不清爽，大家都被逗得笑出声来。
一阵笑声赶走了拘束，活跃了气氛。教授用汉语开口讲话了：“我的，名字叫做xxx诺夫·xx扬斯基。多谢，多谢，丰盛宴请。”专员跟着重复了教授的姓名，说得更是不成样子“什么什么样懦夫·尊敬的洋司机先生”。我想笑又不敢笑，赶紧用上牙咬住下唇。实在忍俊不禁，我就势说：“杨斯基教授先生，我们大理热烈欢迎您的光临。”说着，嘴角已溢出了笑容，既帮专员同志解了围，我也从想笑不敢笑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教授笑了，说：“杨斯基，好，好的，中国名字味…味…”专员接上去说：“味道。好比品尝佳肴的美味、味道。杨斯基教授先生，请，这是洱海的‘牛奶煮弓鱼’，我们民家人的名菜，味道鲜美。请、请、请。”说着，连鱼带汤舀了一勺递到教授的碗里。
教授很有学者风度，用小汤勺舀起少许，送到唇边抿了抿，接着又用筷子笨拙地拈了一箸弓鱼肉送进嘴里，翘起拇指夸奖：“好，味道。波罗的海的鱼不好，我们维斯拉河的母鱼比不上洱海公鱼美。”教授的话完全是平声，听起来怪怪的，意思就更令人好笑了。但碍于外交礼节，又怕事后专员刮鼻子，我只好把笑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晚宴后，我有些纳闷，这位斯基教授也真是的，你一个著名汉学家，可算是中国通了，可你的汉语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准确的表达意思，就是大概意思也令人无法捉摸。国家对外文委虽按国际惯例给先生带个译员来，但教授先生好像特喜欢自己讲汉语，着急时夹带上几句波兰语、英语，不等译员动嘴，先生自己就译开了，把个译员晾干鱼样地晾在一边闲着。我瞄了一眼译员，他倒是悠哉闲哉，乐得在一边听一边品尝美味佳肴。我想，大概他也自知自己浓重的徽腔是越翻译越复杂，越让大家莫明其妙，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波兰同志的这次考察，领导指示由我陪同。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本来就战战兢兢，又偏偏遇上语言障碍，我和教授将如何交谈？太难为我了。不干吧，那时候的干部工作作风对领导的安排是不能讲价钱的，何况指示已经下达，推是推不脱的，我想，实在太难时，就请译员顶着，硬着头皮干吧。
按照教授的考察目标，我们选择了大理的圣源寺、观音塘、飞来寺三处作为考察重点。
到达圣源寺，教授望着门楣上“圣源寺”三个字琢磨了半晌，用卷舌的波兰语向翻译问了句什么。翻译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偏过头问我，“圣源”二字咋解释？是关公的来源么？也亏他想得出来。我笑道：“这个圣不是关圣。关公是道教，这是佛教。不，是本主——民家人的特殊宗教。”译员觉得为难，眉头结成个疙瘩，想了一阵，又是比划又是指点，朝教授说了一长串波兰话，好像仍然说不大明白。教授有点目瞪口呆，又不知道再问什么才好。此时，我突然悟到：西方的汉学恐怕主要是指汉族学，对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不甚了了。一位汉学教授摸不着少数民族的头脑，看来是当然的。
这时，我觉得最需要解释的是“本主”，便说：“教授先生，这个圣，是指本主。本主嘛，就是本乡本村本寨崇敬供奉的最高神灵，相当于祖先。但又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教授还是茫然，摇着头说：“我，不懂。慢些，请你。”翻译告诉我，教授只能听懂说得很慢的普通话。于是我用记录速度很缓慢地复述了一遍。并说，本主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怎么说呢？有点类似波兰东正教三位一体的圣母圣父圣婴，至高无上。本主有的是神是佛，有的是本村豪杰，也有外乡人为本村办了好事的英雄，也有不是人而是物的。比如石头、树等。圣源寺的圣，是指大唐开国皇帝陛下李世民。他是大理北边这一片村庄共同的本主，是这里的大本主。
教授边听边点头，神色兴奋，眉飞色舞，像是听懂了。同时又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了“圣源寺”三个汉字，接下来加注了许多波兰文。
进了山门，教授先生对开国皇帝兴趣不大，倒是对偏殿里横七竖八躺着的木雕本主兴味浓厚。他围着雕像上下左右盯着瞧，好像要把木头看穿。边看边问这些木雕都雕的什么人？这可把我给难住了，除了几尊佛陀、菩萨和民间故事中的几位英雄人物外，我都答不上来。先生急得又是挠头又是叹气。我请翻译应付着，拔脚就去村里找老乡。边跑边听见教授在喊：“你、你去哪……”
那时，农村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告一段落，迷信思想被扫荡了一番，人们已不热衷于宗教崇拜，寺院和本主庙已趋衰微，谁都不敢、不愿去解释。我好不容易向村干部讲清楚，这是向波兰同志介绍我们民家的习俗，是搞国际主义，不是搞封建迷信，这才请到一位老农随我到圣源寺。
可我决没想到，这么一来，又增添了一重语言障碍。老农说民家话，汉话讲得很夹生：我对民家话又只粗通皮毛，连猜带蒙，最多能懂两三成意思。就是这点大意，我译成带民家口音的汉话（以便老农及时纠正），教授犹如坠到了五里雾中。再经翻译自以为是的译成外语，简直就找不着北了。 我突发奇想，他不是汉学教授吗？他记事本上写的汉字还算得上工整，听不明白还不能用写汉字来对话么？我忙在纸上写道：“我们能写汉字代替谈话吗？”老教授看看白纸黑字，瞥我一眼，眼神熠熠发光，他用笔在纸上作答：“好，太好了。”我们几乎是同时伸手互握，译员和老农见状，也伸过手来，四双手紧握一起，溢出了阵阵暖流。
我们用这纸上谈兵的哑巴对话方式，把木雕本主，也把我们自己折腾得东歪西倒、精疲力尽。终于弄出了部分本主的眉目，教授这才善罢甘休。
这时，苍山落照，残阳如血。我们的国际主义已搞了整整两天。
观音塘的对话比圣源寺简单多了。一来我对观音塘故事比较熟悉；二来我们对纸上谈兵的方式也用得比较顺手了，估计半天就能完成任务。
谁知估计出了差错。前两天的对话，是些简单的词语，而讲故事就不同了，何况是写故事，就更要字斟句酌了。我写字是简繁并用，教授只懂繁体，遇上我的简体字，他总是笑着摊开两手，耸耸肩，表示无奈。我只好又写一遍繁体字。这样就弄得非常复杂、非常费时费事了，一个观音负石退兵的故事，连讲带写，连问带改，就占了大半天，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
观音塘故事还很多，还讲不讲？我决意不讲了。请教授看佛像吧，改变一下方式，也许能将对话简化下来。我想，教授在各地见的佛像多了，这不起眼的小小观音塘，也就是走马观花罢了。
在大雄宝殿里，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一掠而过。走到大殿左侧，教授在一块碑前站定，专心致志地默读着碑文，偶尔也有不识的字。好在只是认字，译员完全能够胜任，我借此忙里偷闲，在佛殿的大蒲团上盘脚而坐，半闭着眼修身养性。
教授读罢碑记，我起身迎过去，谢天谢地，今天的任务大功告成了。
我走到教授身边，他说想再看看佛像，看就看呗。在佛台前，他又关注起迦叶和阿难，他专注的眼神，把两位圣徒都看得难为情了。不一会儿，教授问：“这佛，印度的？”废话，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是你波兰的？我坚定地说，当然，印度。他却说：“不。抱歉。我说造型，塑像造型、风格，印度风格。是不是？”我的妈呀，麻烦事来了。按照这两天对话的情况看。这就是说.教授要考察大理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题目，三言两语说得清爽吗？我赶紧化繁为简，大致上说了一下佛教传入大理的几条途径，以及大理在地缘上的特点，由此形成大理文化的特殊形式和多元内涵。我怕过不了关，忙补充说，教授如果有兴趣，等考察任务完成，时间允许的话，可以畅谈一番。教授高兴极了，竟与我击掌为记，说完事了一定听我讲学。我急了，一个劲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讲讲我晓得的故事，够不上讲学的资格。”真的，给华沙大学汉学系教授讲学，不是折杀我么？
回到中殿，教授眯起眼睛看着佛案上的佛像问：“这佛，谁？是谁？”我答是观音。他硬说不是。指着佛像说这是男相，而且是位老头子，决不是女的。我说，大理观音有许多化身，这里供奉的是观音老爹。他先是一阵惊讶，接着忙给观音老爹拍照。完了要我解释大理观音为什么是男相？要说清楚又很麻烦了，这涉及到印度古代史、婆罗门教史，更涉及到大理古代原始崇拜，还有佛教几大流派传到大理后的演变等等，说起来就没个完。我思忖了一下，又化大为小，告诉教授，观音原来是位印度王子，出巡时，他见百姓生计艰辛，饿殍遍地，就愤而出家修行，立志救苦救难：王子修成菩萨后，云游印度，讲经劝善。他原本就是男儿身，传到中国来也是男相。到了宋朝，一位法名寿涯的禅师，吟咏观音时，有“金兰茜裙”的描述。后世便讹传为女相，以后又变成了妙庄王女，再演变成了观音老母。所以，中国内地的观音菩萨大多是女相。大概这与观音的慈悲性格有关，妇女是慈悲和善良的化身嘛。印度佛教是在西汉时代，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就从身毒古道传入大理了。大理地处边陲，所以这里的佛教还保留着某些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
教授高兴极了，在他的记事本上记了许多东西。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
好一个“谢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我这简要的讲述，又是说又是比划又是写，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淌了几身大汗，死了多少细胞！你教授先生知道我付出的代价吗？
只有苍天为我作证，离开观音塘时，已是明月中天，海天一色了。
四
教授对飞来寺的“飞来”不感兴趣。他写在纸上的话是：“宗教此类多多，是告诉凡人，教堂庙宇，上帝的地方，不得违抗，要敬仰。”他的意思是说，古今中外的宗教故事中这类传说很多，无非是说寺院教堂都是上帝、苍天、神灵、菩萨传播圣教经典旨意的神圣之地，是凡人不可违逆而必须虔诚敬仰的地方。他写出半通不通的中文，我还要按我们习惯的语法程序再译一遍，并征得他的首肯，才能确定我理解的是否正确。真是要多麻烦有多麻烦。
寺院里疯长的杂草比人还高，教授不顾烈日当空，也管不着荨麻扎人。在破败的院子里转转悠悠，一会儿摸摸倒塌的矮墙，一会儿又蹲在草丛中像是要寻觅什么宝贝似的。蓦地，他惊呼起来：“啊！啊！”，糟了，恐怕是遇上蛇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一着急，大步朝他奔去，边喊：“别动、别动！我来，我来！”其实，我平生最怕的就是蛇！也不知当时的胆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有胆大包天，自诩好汉之嫌。
我在他身前站定，却不见他有一丝惊慌。他从草丛中直起身来，手里捧着块破砖头，得意的说：“古砖，古董。”我虚惊一场，几乎吓出病来，有些嗔怪地抱怨他：“这也值得教授先生大惊小怪？这破砖烂瓦大理遍地都是。我怕你是大白天撞着鬼啦！”我用云南方言把话说得飞快，故意让他听不懂，连译员也莫名其妙。
教授仍捧着块破砖翻来覆去地看，说：“刘，梵砖？汉砖？唐砖？”我凑近一看，砖面上梵文依稀可辨，用手指触摸，梵文凸起，仿佛有一股远古的力量从我的指尖直冲心灵，向我倾诉千秋佛事，万古沧桑。我的灵魂为之颤栗，也为错怪教授而愧疚了。
捧着汉砖，我们扒开草丛，啊！整个天井都是汉砖镶嵌的。我不禁万分惊叹，祖先创造了多少历史奇迹呀，大理这块宝地上，古代遗迹俯拾皆是，珍贵啊，太珍贵了。
中午，我们在凤仪县委吃完饭后，又匆匆赶回飞来寺，探究飞来寺的建成和大理佛教广泛传布的关系。快结束时，教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你们，要珍重历史给的一砖一瓦，它是全人类的，也是中国伟大历史文化的载体。这里，一块砖，千年历史。美国，最古老的，不到二百年！不珍惜，不爱护，是对你们自己，对全人类不负责任！”这是教授说的最长、最通顺，掷地有声的一段汉语。
五
野外考察结束后，我们在洱海宾馆的小楼上做了三天的案头工作，把素材整理出头绪来，但大都是文字工作，偶尔有少量的文字校正，免去了语言障碍，虽然还是很辛苦，但比起艰难的对话来，显得轻松多了。
晚上的时间由我们闲聊，话题从大理佛教的传播与变迁开始，逐步谈到由于地缘关系，大理恰好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东亚大陆上的交点。我们由此又探讨了大理文化形态的形成，并且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中国文明是大理文化的主体，西南夷河蛮土著文明是它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它包容了中原、滇、蜀、傣、吐蕃的文明，同时兼容了印度、蒲甘、伊斯兰的文明。这些文明形态在长期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相互消融、演化、融合。
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大理文明。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中一支独秀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这些交谈，都是即兴随意的谈话，不必再用汉字对话，互相也处熟了，思想很活跃，气氛显得很自由。心情便也舒畅起来。
教授先生走了，他离开大理近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记不起先生的全名，心中至今仍觉得实在对不起先生。
六十年时光虽已流逝，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敬业精神，有如一块璀灿的宝石，它的光辉随着时间的砥砺，在我心中与日俱增，并永存我心。
近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不知先生尚健在否？
我特以此文，告慰我的波兰教授先生。并祝他健康长寿，祝友好的波兰朋友们永远快乐，万事如意。
记忆更迭，把记忆细胞全部激活起来，也搜索不出先生的全名了。先生何许人氏？波兰华沙大学语言学院汉学系主任、汉学教授是也。
老外学汉学，现今已不新鲜了。世界许多国家都设立了“孔子学院”，老外们就近便可以学孔子文化、汉文化、中国文化，很方便。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一切，从来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这位波兰先生就是在那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抱着对东方古老文明的崇敬。到英国剑桥大学东方学院攻读汉学并取得了汉学博士学位。他回国后于1948年在华沙大学创立汉学院汉学系，他亲自在这个完全崭新的系里执教。仅此一点，就令我对他肃然起敬了。
那次（1954年底或是1955年初）他到大理，便是华沙大学汉学系的一次教学和科研考察活动。
那天，大理专员公署最高行政领导杨永新特意为波兰贵宾设欢迎晚宴。宴会上，陪同先生来大理的翻译把先生的全名译成长长的一串汉语介绍给我们，或许是翻译口音太怪，我只听出一些单音节。我们专员是民家人（当时尚未确定白族称谓，一般通称白族为民家）跟着翻译结结巴巴的更念不清爽，大家都被逗得笑出声来。
一阵笑声赶走了拘束，活跃了气氛。教授用汉语开口讲话了：“我的，名字叫做xxx诺夫·xx扬斯基。多谢，多谢，丰盛宴请。”专员跟着重复了教授的姓名，说得更是不成样子“什么什么样懦夫·尊敬的洋司机先生”。我想笑又不敢笑，赶紧用上牙咬住下唇。实在忍俊不禁，我就势说：“杨斯基教授先生，我们大理热烈欢迎您的光临。”说着，嘴角已溢出了笑容，既帮专员同志解了围，我也从想笑不敢笑的窘境中解脱出来。
教授笑了，说：“杨斯基，好，好的，中国名字味…味…”专员接上去说：“味道。好比品尝佳肴的美味、味道。杨斯基教授先生，请，这是洱海的‘牛奶煮弓鱼’，我们民家人的名菜，味道鲜美。请、请、请。”说着，连鱼带汤舀了一勺递到教授的碗里。
教授很有学者风度，用小汤勺舀起少许，送到唇边抿了抿，接着又用筷子笨拙地拈了一箸弓鱼肉送进嘴里，翘起拇指夸奖：“好，味道。波罗的海的鱼不好，我们维斯拉河的母鱼比不上洱海公鱼美。”教授的话完全是平声，听起来怪怪的，意思就更令人好笑了。但碍于外交礼节，又怕事后专员刮鼻子，我只好把笑都吞到肚子里去了。
晚宴后，我有些纳闷，这位斯基教授也真是的，你一个著名汉学家，可算是中国通了，可你的汉语表达能力实在不敢恭维。别说准确的表达意思，就是大概意思也令人无法捉摸。国家对外文委虽按国际惯例给先生带个译员来，但教授先生好像特喜欢自己讲汉语，着急时夹带上几句波兰语、英语，不等译员动嘴，先生自己就译开了，把个译员晾干鱼样地晾在一边闲着。我瞄了一眼译员，他倒是悠哉闲哉，乐得在一边听一边品尝美味佳肴。我想，大概他也自知自己浓重的徽腔是越翻译越复杂，越让大家莫明其妙，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波兰同志的这次考察，领导指示由我陪同。这让我感到很意外，本来就战战兢兢，又偏偏遇上语言障碍，我和教授将如何交谈？太难为我了。不干吧，那时候的干部工作作风对领导的安排是不能讲价钱的，何况指示已经下达，推是推不脱的，我想，实在太难时，就请译员顶着，硬着头皮干吧。
按照教授的考察目标，我们选择了大理的圣源寺、观音塘、飞来寺三处作为考察重点。
到达圣源寺，教授望着门楣上“圣源寺”三个字琢磨了半晌，用卷舌的波兰语向翻译问了句什么。翻译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偏过头问我，“圣源”二字咋解释？是关公的来源么？也亏他想得出来。我笑道：“这个圣不是关圣。关公是道教，这是佛教。不，是本主——民家人的特殊宗教。”译员觉得为难，眉头结成个疙瘩，想了一阵，又是比划又是指点，朝教授说了一长串波兰话，好像仍然说不大明白。教授有点目瞪口呆，又不知道再问什么才好。此时，我突然悟到：西方的汉学恐怕主要是指汉族学，对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不甚了了。一位汉学教授摸不着少数民族的头脑，看来是当然的。
这时，我觉得最需要解释的是“本主”，便说：“教授先生，这个圣，是指本主。本主嘛，就是本乡本村本寨崇敬供奉的最高神灵，相当于祖先。但又不一定有血缘关系。”
教授还是茫然，摇着头说：“我，不懂。慢些，请你。”翻译告诉我，教授只能听懂说得很慢的普通话。于是我用记录速度很缓慢地复述了一遍。并说，本主在村民心中的地位，怎么说呢？有点类似波兰东正教三位一体的圣母圣父圣婴，至高无上。本主有的是神是佛，有的是本村豪杰，也有外乡人为本村办了好事的英雄，也有不是人而是物的。比如石头、树等。圣源寺的圣，是指大唐开国皇帝陛下李世民。他是大理北边这一片村庄共同的本主，是这里的大本主。
教授边听边点头，神色兴奋，眉飞色舞，像是听懂了。同时又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了“圣源寺”三个汉字，接下来加注了许多波兰文。
进了山门，教授先生对开国皇帝兴趣不大，倒是对偏殿里横七竖八躺着的木雕本主兴味浓厚。他围着雕像上下左右盯着瞧，好像要把木头看穿。边看边问这些木雕都雕的什么人？这可把我给难住了，除了几尊佛陀、菩萨和民间故事中的几位英雄人物外，我都答不上来。先生急得又是挠头又是叹气。我请翻译应付着，拔脚就去村里找老乡。边跑边听见教授在喊：“你、你去哪……”
那时，农村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告一段落，迷信思想被扫荡了一番，人们已不热衷于宗教崇拜，寺院和本主庙已趋衰微，谁都不敢、不愿去解释。我好不容易向村干部讲清楚，这是向波兰同志介绍我们民家的习俗，是搞国际主义，不是搞封建迷信，这才请到一位老农随我到圣源寺。
可我决没想到，这么一来，又增添了一重语言障碍。老农说民家话，汉话讲得很夹生：我对民家话又只粗通皮毛，连猜带蒙，最多能懂两三成意思。就是这点大意，我译成带民家口音的汉话（以便老农及时纠正），教授犹如坠到了五里雾中。再经翻译自以为是的译成外语，简直就找不着北了。 我突发奇想，他不是汉学教授吗？他记事本上写的汉字还算得上工整，听不明白还不能用写汉字来对话么？我忙在纸上写道：“我们能写汉字代替谈话吗？”老教授看看白纸黑字，瞥我一眼，眼神熠熠发光，他用笔在纸上作答：“好，太好了。”我们几乎是同时伸手互握，译员和老农见状，也伸过手来，四双手紧握一起，溢出了阵阵暖流。
我们用这纸上谈兵的哑巴对话方式，把木雕本主，也把我们自己折腾得东歪西倒、精疲力尽。终于弄出了部分本主的眉目，教授这才善罢甘休。
这时，苍山落照，残阳如血。我们的国际主义已搞了整整两天。
观音塘的对话比圣源寺简单多了。一来我对观音塘故事比较熟悉；二来我们对纸上谈兵的方式也用得比较顺手了，估计半天就能完成任务。
谁知估计出了差错。前两天的对话，是些简单的词语，而讲故事就不同了，何况是写故事，就更要字斟句酌了。我写字是简繁并用，教授只懂繁体，遇上我的简体字，他总是笑着摊开两手，耸耸肩，表示无奈。我只好又写一遍繁体字。这样就弄得非常复杂、非常费时费事了，一个观音负石退兵的故事，连讲带写，连问带改，就占了大半天，到下午两点才吃午饭。
观音塘故事还很多，还讲不讲？我决意不讲了。请教授看佛像吧，改变一下方式，也许能将对话简化下来。我想，教授在各地见的佛像多了，这不起眼的小小观音塘，也就是走马观花罢了。
在大雄宝殿里，我们真的是走马观花，一掠而过。走到大殿左侧，教授在一块碑前站定，专心致志地默读着碑文，偶尔也有不识的字。好在只是认字，译员完全能够胜任，我借此忙里偷闲，在佛殿的大蒲团上盘脚而坐，半闭着眼修身养性。
教授读罢碑记，我起身迎过去，谢天谢地，今天的任务大功告成了。
我走到教授身边，他说想再看看佛像，看就看呗。在佛台前，他又关注起迦叶和阿难，他专注的眼神，把两位圣徒都看得难为情了。不一会儿，教授问：“这佛，印度的？”废话，佛教不是印度的难道是你波兰的？我坚定地说，当然，印度。他却说：“不。抱歉。我说造型，塑像造型、风格，印度风格。是不是？”我的妈呀，麻烦事来了。按照这两天对话的情况看。这就是说.教授要考察大理佛教与印度佛教的关系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大题目，三言两语说得清爽吗？我赶紧化繁为简，大致上说了一下佛教传入大理的几条途径，以及大理在地缘上的特点，由此形成大理文化的特殊形式和多元内涵。我怕过不了关，忙补充说，教授如果有兴趣，等考察任务完成，时间允许的话，可以畅谈一番。教授高兴极了，竟与我击掌为记，说完事了一定听我讲学。我急了，一个劲地说：“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讲讲我晓得的故事，够不上讲学的资格。”真的，给华沙大学汉学系教授讲学，不是折杀我么？
回到中殿，教授眯起眼睛看着佛案上的佛像问：“这佛，谁？是谁？”我答是观音。他硬说不是。指着佛像说这是男相，而且是位老头子，决不是女的。我说，大理观音有许多化身，这里供奉的是观音老爹。他先是一阵惊讶，接着忙给观音老爹拍照。完了要我解释大理观音为什么是男相？要说清楚又很麻烦了，这涉及到印度古代史、婆罗门教史，更涉及到大理古代原始崇拜，还有佛教几大流派传到大理后的演变等等，说起来就没个完。我思忖了一下，又化大为小，告诉教授，观音原来是位印度王子，出巡时，他见百姓生计艰辛，饿殍遍地，就愤而出家修行，立志救苦救难：王子修成菩萨后，云游印度，讲经劝善。他原本就是男儿身，传到中国来也是男相。到了宋朝，一位法名寿涯的禅师，吟咏观音时，有“金兰茜裙”的描述。后世便讹传为女相，以后又变成了妙庄王女，再演变成了观音老母。所以，中国内地的观音菩萨大多是女相。大概这与观音的慈悲性格有关，妇女是慈悲和善良的化身嘛。印度佛教是在西汉时代，大约公元前三、四世纪，就从身毒古道传入大理了。大理地处边陲，所以这里的佛教还保留着某些印度佛教的原始形态。
教授高兴极了，在他的记事本上记了许多东西。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
好一个“谢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我这简要的讲述，又是说又是比划又是写，绞尽脑汁，费尽心机，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淌了几身大汗，死了多少细胞！你教授先生知道我付出的代价吗？
只有苍天为我作证，离开观音塘时，已是明月中天，海天一色了。
四
教授对飞来寺的“飞来”不感兴趣。他写在纸上的话是：“宗教此类多多，是告诉凡人，教堂庙宇，上帝的地方，不得违抗，要敬仰。”他的意思是说，古今中外的宗教故事中这类传说很多，无非是说寺院教堂都是上帝、苍天、神灵、菩萨传播圣教经典旨意的神圣之地，是凡人不可违逆而必须虔诚敬仰的地方。他写出半通不通的中文，我还要按我们习惯的语法程序再译一遍，并征得他的首肯，才能确定我理解的是否正确。真是要多麻烦有多麻烦。
寺院里疯长的杂草比人还高，教授不顾烈日当空，也管不着荨麻扎人。在破败的院子里转转悠悠，一会儿摸摸倒塌的矮墙，一会儿又蹲在草丛中像是要寻觅什么宝贝似的。蓦地，他惊呼起来：“啊！啊！”，糟了，恐怕是遇上蛇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一着急，大步朝他奔去，边喊：“别动、别动！我来，我来！”其实，我平生最怕的就是蛇！也不知当时的胆量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大有胆大包天，自诩好汉之嫌。
我在他身前站定，却不见他有一丝惊慌。他从草丛中直起身来，手里捧着块破砖头，得意的说：“古砖，古董。”我虚惊一场，几乎吓出病来，有些嗔怪地抱怨他：“这也值得教授先生大惊小怪？这破砖烂瓦大理遍地都是。我怕你是大白天撞着鬼啦！”我用云南方言把话说得飞快，故意让他听不懂，连译员也莫名其妙。
教授仍捧着块破砖翻来覆去地看，说：“刘，梵砖？汉砖？唐砖？”我凑近一看，砖面上梵文依稀可辨，用手指触摸，梵文凸起，仿佛有一股远古的力量从我的指尖直冲心灵，向我倾诉千秋佛事，万古沧桑。我的灵魂为之颤栗，也为错怪教授而愧疚了。
捧着汉砖，我们扒开草丛，啊！整个天井都是汉砖镶嵌的。我不禁万分惊叹，祖先创造了多少历史奇迹呀，大理这块宝地上，古代遗迹俯拾皆是，珍贵啊，太珍贵了。
中午，我们在凤仪县委吃完饭后，又匆匆赶回飞来寺，探究飞来寺的建成和大理佛教广泛传布的关系。快结束时，教授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你们，要珍重历史给的一砖一瓦，它是全人类的，也是中国伟大历史文化的载体。这里，一块砖，千年历史。美国，最古老的，不到二百年！不珍惜，不爱护，是对你们自己，对全人类不负责任！”这是教授说的最长、最通顺，掷地有声的一段汉语。
五
野外考察结束后，我们在洱海宾馆的小楼上做了三天的案头工作，把素材整理出头绪来，但大都是文字工作，偶尔有少量的文字校正，免去了语言障碍，虽然还是很辛苦，但比起艰难的对话来，显得轻松多了。
晚上的时间由我们闲聊，话题从大理佛教的传播与变迁开始，逐步谈到由于地缘关系，大理恰好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东亚大陆上的交点。我们由此又探讨了大理文化形态的形成，并且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中国文明是大理文化的主体，西南夷河蛮土著文明是它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它包容了中原、滇、蜀、傣、吐蕃的文明，同时兼容了印度、蒲甘、伊斯兰的文明。这些文明形态在长期激烈的矛盾冲突中，相互消融、演化、融合。
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大理文明。它是中华民族文明中一支独秀的、光辉灿烂的文明……这些交谈，都是即兴随意的谈话，不必再用汉字对话，互相也处熟了，思想很活跃，气氛显得很自由。心情便也舒畅起来。
教授先生走了，他离开大理近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记不起先生的全名，心中至今仍觉得实在对不起先生。
六十年时光虽已流逝，而先生的音容笑貌和敬业精神，有如一块璀灿的宝石，它的光辉随着时间的砥砺，在我心中与日俱增，并永存我心。
近一个世纪，沧桑巨变，不知先生尚健在否？
我特以此文，告慰我的波兰教授先生。并祝他健康长寿，祝友好的波兰朋友们永远快乐，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