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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果站在旷野上理直气壮地大喊一声：我是农民。你就会感觉到天更高远，地更深厚。每一棵小草，每一棵树都会向你投来敬意的目光。我是农民，我是中国最广大的人群中的一个，我在最广大的土地上与庄稼站在一起。
我是农民，我在冬天穿光板羊皮袄，风雪中腰里扎根冰草绳；除了逢年过节，我常穿干活的衣裳，六月的骄阳下，有时甚至光着脊背，让阳光把我晒成古铜色，那时田野上晃动着一座座雕塑。
我是农民，脸上有土，身上有土，每一个毛孔里有土，甚至连五脏六腑都渗满了泥土。土地是我的命根子，一辈子在泥土里出生入死，一辈辈在泥土里生生不息。皇天厚土，土是我的亲娘。
我是农民，父亲教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教我如何使用农具和热爱粮食；母亲传我一生勤俭的家风，让我在清贫中学会善良和忍耐，以及土地样宽广的爱。我用玉米和小麦孝敬父母、养育儿女，我数着手心里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就像数着天边的一颗颗星星。
我是农民，我的手上有茧，脚上有泥。我一辈子只知道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我的膝盖一跪天地，二跪父母，三跪夫妻。至于常常低着头走路，那是我跟我的伙计毛驴和老牛学的，学它们用力拉套、勇往直前的姿势。
我是农民，“三十亩土地一对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曾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写照。有人把这叫作“小农意识”，作为一个小小的农民，我为着自己地里的粮食忙碌，我会把自己种的菜拉到集市去卖给城里人，一分一厘地讨价还价；我会在地头看着渐渐长高的庄稼欣喜，会为粮食的价格而担心，会为化肥的涨价忧虑，会为天旱而操心。细细想来，我们农民操心的，其实都是天下大事，因为没有谁高贵到不吃粮食可以生存。
我是农民，为了化肥、电费、孩子的学费，以及头疼感冒吃的药片钱，我们会到很远的城市去打工。城市的每座高楼都是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每一条路的修成都有我们的心血，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们远行的兄弟姐妹流汗的身影。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都是我们农民干的。城里人总是像小弟弟小妹妹需要人呵护，而我们总是像老大哥去为城里人流汗。我们辛苦地过着最平凡普通的日子。但日子再累，我们都有能力勇敢地去承担、去面对。
我是农民，或许在城里人眼里，我们不够文雅，文化不高，穿着也不体面，但是我们依然有着最骄傲的人格。我们的钱一分一分挣得辛苦，但不偷不抢，不盗不窃，是凭自己的血汗换来的，所以也用得仔细，不敢去城市的大商场里大手大脚地花，不会去买什么名牌的衣服、高档的家具。我们活得辛苦，也活得坦然。我们不需要青史留名，但历史决不会忘记
我们。
我是农民，即使走进城市，成了现在的“城里人”，即使模仿着城里人说话、走路、穿衣吃饭，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朋友在一起，有时会有人问你老家是哪里，这实际上就是在问你原本在哪里“修理地球”，或者你的父母在哪里当农民。这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直至具体到哪个社的人。哪怕这地名小得外边没有人听说过，别人可以忽略一个小地名，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自己的故乡。
我是农民，我是土地最忠实的守护者，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的生产者，我是从古至今要求最低的人，我是那个最朴素、最厚道、最顽强、最善良、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群中的
一个。
乡村人物
一个村子，一定要有一些能人，就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各方面的技术人才一样。
会剃头的是能人，会骟牲口的也是能人；会盘炕、会箍窑、会打窖的是能人，会打针、会针灸、会掐算结婚打庄的好日子的也是能人；会说媒、会接生的是能人，会给去世的人穿衣服也是能人，甚至会打架、会吹牛的也是乡村的能人；这些年，会鼓捣鼓风机、摩托车、电视机，敢空手赤拳爬上电杆去把风吹断的电线接上去的也是能人……
会这样一些小手艺、小技术的人只能算做能人。而在能人中有大手艺的，就是人物。
我小时候，最佩服的人物是过年或者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被请了去写对联的人。在我们村里会写对联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的七爷，他是个风水先生 ，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第二个是我的堂叔，他是村学的民办老师；第三个是后来当村支书的外姓人，他以前上过几天扫盲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被人请去，都先是坐在茶炉子后面熬一顿罐罐茶，好吃的端上来了，纸烟递过来了，恭敬的神态表现出来了，而他们则不苟言笑，神情中有着一种高深莫测。待他们被招待好了，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在摆好的桌子上，折纸、裁纸、蘸墨、挥毫，黑字落在红纸上，红纸就更红了；字落在白纸上，白纸就更白了。拳头大的字写在那里，村里人没几个能认全的，于是写对联的人就缓缓地念出声来，立在旁边的人就似懂非懂地一脸的敬重。有时候，我就站在大人们的身边，看写对联的人铺纸、蘸墨、运气、挥笔的动作，偶然还听他们说：“字是黑狗，越描越丑。” 现在想来写字人的口气有几分炫耀，动作有几分夸张。但不管怎么说，别人是不会写的。
而让我最神秘的人物，则是能掐会算的阴阳先生。在我们岔里，我最佩服我的七爷。谁家的人头疼、肚子疼了，反正有病了，就都先去找七爷，七爷问了病人生病的时间，再问了病人的生日，就伸出右手，有时候是左手，用大拇指点着其它几根指头上的关节处，翻来覆去地数着数字，或者念着“子丑寅卯”，边数就边说“犯土神了”，或者“有冲气了”，或者“阴宅犯冲”，或者“阳宅有问题，大门不在字上”等等，解决的办法都是请了七爷去“念弄念弄”，旦凡被七爷“念弄”过的，据说病都减轻了，或者干脆好了，总之，七爷在远近十里八乡的都有些名气。尤其是七爷的风水看得好，谁家过世了老人，都是七爷拿着“针盘”这山上去，那山下来，勘察的坟地，据说要是七爷高兴，就能找到好风水，要是七爷心里不高兴，就会找一处有缺陷的风水，当然没有人敢让七爷不高兴的。七爷的手艺是拜过师的，他的师傅严厉，为了让七爷学好手艺，打过七爷的手，让七爷寒冬腊月跪过砖头。严师出高徒，师傅说他教给了七爷一辈子“吃香喝辣”的本事。 在我们岔里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中，土蹦子是我最看不起的一个。
土蹦子，就是我们岔里惟一操外地口音而且永远趿着鞋的那人。
据说，土蹦子和他的爷爷一摇三晃着流落到我们岔里的时候，正是当地历史上最为饥饿的那年。本来他们身后还跟着个饿死鬼般的小媳妇，那就是土蹦子的娘，只是在走向我们岔的曲折历程中，被脚下一块异常沉重而坚硬的石头绊了一下，就吧嗒一声倒在了那石头上，再也没有起来。而那时也正是土蹦子和他的爷爷连一声像样的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离开了粮食，他们只感到饥饿、疲惫和麻木。
不久，土蹦子的爷爷也死了，那是在我们岔里吃饱了肚子以后死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土蹦子已经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人了，而且是我们岔里除了我的七爷之外，也懂点阴阳会风水的人。但大家都说他比七爷差远了，因此很少有人请他。但土蹦子自己说起他这个手艺来，那可是神而又神玄而又玄的，而且还真的为我婶子当过一回阴阳治过一回病哩，不过，据说也仅此一回，就被婶子当笑料传了出去，土蹦子在我们岔里就再也无法施展他这方面的才华了。
那是我婶子的一只奶头不知怎么肿了起来，肿得比她那只黑不溜秋的枕头还大，有时竟疼得婶子捧了奶头房前屋后地乱跑，真想一刀子割掉算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婶子吃了中药吃西药，在屁股上打完了小针，又在胳膊上打大针，总之是面对婶子这只不听话的奶头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时，土蹦子来了，他说他卜了八卦，知道是我婶子家犯了土煞，非他出手，谁也治不了这个病。
婶子就请了他。
土蹦子说，煮十个鸡蛋再烙五个圆馍馍，用一张新黄纸包了，出门朝南走一百步，再往西拐三十步，挖坑埋了。
婶子自然是赶紧照办了。
然后，土蹦子就在岔里人熟睡以后，点燃一张黄纸， 一手捧了清水碗，在婶子头上左三圈右三圈，又右三圈左三圈地绕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起初，婶子以为土蹦子真念什么咒语，后来仔细一听，土蹦子反复念叨着的是：“这个岔那个岔，那个岔呀这个岔，没见过女人的奶头这么大。”惹得婶子忍俊不住，就扑地一声笑出来。这一笑不打紧，许是用力过猛，奶头里发炎积淤的脓血就忽地挣破了肉皮涌了出来，真正涌了碗口大的一滩。
不久，婶子的奶头就好了。土蹦子也自然是当夜就寻着朝南一百步往西三十步的地方，找到了那十个鸡蛋和五个圆馍馍。
此后的几年，我就很少听到有关土蹦子的消息了。直到我从外地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才知道土蹦子这几年阔了起来，靠的就是他看风水当阴阳的手艺。甚至于阔到了有一次还指名道姓地说到了我，说他比我要强几百倍，看他这皮鞋，当然这皮鞋他也是趿着穿的，看他这西装，都是值好几百元哩，而且都是有身份的人，比如什么长之类的送的，他没掏一分钱，嘿，说我一个穷教书的，大不了是过去科举时候的秀才，连个举人都不是，除了会哄几个娃娃，再有什么能耐？我想象得出他说这话时对我那一脸不屑的
神情。
我看到土蹦子是那年腊月。
天晴朗朗地冷，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忙得热火朝天。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岔里人情最好的时候。不管谁家杀猪，每家都得去一个人帮忙，拽一下猪蹄子，翻一下猪肠子，或者去挑一担水，反正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干的，完了便炕上挤着、地上站着，吸吸呵呵地把一双双油乎乎的大手抢着往火炉上伸，大声地谈论这猪膘的肥厚，等待着锅里咕嘟嘟煮着的新猪肉。那天可就是大口地吃肉，大口地喝酒的日子，不吃得大伙儿肚皮滚圆，不喝得有人四肢朝天，就好像这家人太小气了似的。
那天，土蹦子坐着一辆吉普车从我们岔里那条坎坎坷坷的拖拉机路上颠簸而来，扬起的黄土弥漫了半岔。听那清脆的喇叭声嘀嘀嘀地响了几下，土炕上吃肉的人嘴里还嚼着肉，腿已急急地溜下炕，脚在炕沿下摸着鞋了。他们跑出去睁大了眼睛看一辆小车跑进我们岔里的新鲜……
土蹦子从车上下来时，肩上斜背着一个好大的包，好像是很沉。大伙儿看得出，土蹦子很有些衣锦还乡的感觉。至少当时嘴角流油的我是这样想的。
土蹦子是赶回来杀年猪的。据他自己说，他前几天刚给县里的一个什么长当过阴阳埋过先人，是什么长一定要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看看，人家这个抬举人。
土蹦子也去给人帮着杀猪，但实际上他只是帮嘴。先是盘腿坐到那家的炕头上，守定了火炉，噼噼啪啪地熬上罐子茶，这一熬若没有三两个小时，土蹦子是不会过瘾的，等大伙儿在门前的空地上忙得差不多了，他这才溜下炕趿了鞋去看杀猪的后道工序了……
跟看就到年三十了，杀年猪的热潮才接近尾声，也就是说只剩下土蹦子家的猪没杀了。土蹦子说，就明天吧，大家帮个忙，我可有两瓶好酒，还有几包好纸烟，都是人送的。
第二天，土蹦子烧好了两锅开水，吆喝妻儿早已缚了猪腿，并将他说的那几包好纸烟也早早打开了……
然而，岔里人竟不约而同地把这事给忘了。
忘了？土蹦子就站在门口的灰土堆上用当地土话夹杂着他的外地口音吼天吼地地骂了起来：好啊，狗日的们，我的猪肉有屎，对不对？看不起我土蹦子是不是？不就是因为我比你们活得舒坦让你们心里难受了吗？看你们都没出息的样，有本事也出去啊，也去吃香的喝辣的去啊，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家端碗，都穷死你们去。不要以为我土蹦子离了屠家连毛吃呢……
土蹦子这一骂，岔里就静悄悄了，连狗都夹着尾巴躲了起来。
土蹦子生气极了，也委屈极了。从此，土蹦子就再也没养过年猪。
过了正月十五，岔里的小学校就开学了。
那天，土蹦子找到学校来，对我说，要退掉上学期他儿子预交的课
本费。
我问，咋了？
不咋，这学不上了。土蹦子的口气不容置疑。
不上了？孩子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我有些迷惑了。
好是好好的，可你不看我已经老了吗？土蹦子说。
我这才发现土蹦子的山羊胡子的确已有些花白了。我说，可这与孩子上学有关系吗？
我在外面跑不动了，趁我还没进土的时候，我要让娃跟我学点闯世界的手艺，要不，他空手持拳在这个世上咋过活呢？土蹦子一脸的悲戚，让我一下想起了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我说，这不行，课本费不能退，孩子的学也一天都不能停。
一听我这么说，土蹦子的火就上来了，他说，咋？这娃是我养的还是你养的，？
我一时语塞。
学学学，学到你这个样子了，就以为了不起了？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吗？
好吧，我不知道，你倒是说说，你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这，这，反正比你这个学堂大，比这个岔大。
学生们就起了一阵哄。
土蹦子走了。因为我没有退给他儿子上学期交的学费，他终于没有带走他的儿子。
好多年过去了，我把土蹦子都忘了，甚至连土蹦子的那个儿子都忘了。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要来看看我。问了他的名字，寻思了好一阵，这才想起来。
老师，你还好吗？
哦，还好还好。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在深圳开了一家“周易诊所”。
周易诊所？
是的，生意还不错，比如给单位起名，给人起名，给人预测前途，等等，总之生意不错。
我无言。我知道，土蹦子的儿子现在也是一个人物了。
我是农民，我在冬天穿光板羊皮袄，风雪中腰里扎根冰草绳；除了逢年过节，我常穿干活的衣裳，六月的骄阳下，有时甚至光着脊背，让阳光把我晒成古铜色，那时田野上晃动着一座座雕塑。
我是农民，脸上有土，身上有土，每一个毛孔里有土，甚至连五脏六腑都渗满了泥土。土地是我的命根子，一辈子在泥土里出生入死，一辈辈在泥土里生生不息。皇天厚土，土是我的亲娘。
我是农民，父亲教我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教我如何使用农具和热爱粮食；母亲传我一生勤俭的家风，让我在清贫中学会善良和忍耐，以及土地样宽广的爱。我用玉米和小麦孝敬父母、养育儿女，我数着手心里用血汗换来的粮食，就像数着天边的一颗颗星星。
我是农民，我的手上有茧，脚上有泥。我一辈子只知道抬头看天，低头看地，我的膝盖一跪天地，二跪父母，三跪夫妻。至于常常低着头走路，那是我跟我的伙计毛驴和老牛学的，学它们用力拉套、勇往直前的姿势。
我是农民，“三十亩土地一对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曾是我们生活的一种写照。有人把这叫作“小农意识”，作为一个小小的农民，我为着自己地里的粮食忙碌，我会把自己种的菜拉到集市去卖给城里人，一分一厘地讨价还价；我会在地头看着渐渐长高的庄稼欣喜，会为粮食的价格而担心，会为化肥的涨价忧虑，会为天旱而操心。细细想来，我们农民操心的，其实都是天下大事，因为没有谁高贵到不吃粮食可以生存。
我是农民，为了化肥、电费、孩子的学费，以及头疼感冒吃的药片钱，我们会到很远的城市去打工。城市的每座高楼都是我们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每一条路的修成都有我们的心血，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们远行的兄弟姐妹流汗的身影。城里人不愿干的苦活、累活，都是我们农民干的。城里人总是像小弟弟小妹妹需要人呵护，而我们总是像老大哥去为城里人流汗。我们辛苦地过着最平凡普通的日子。但日子再累，我们都有能力勇敢地去承担、去面对。
我是农民，或许在城里人眼里，我们不够文雅，文化不高，穿着也不体面，但是我们依然有着最骄傲的人格。我们的钱一分一分挣得辛苦，但不偷不抢，不盗不窃，是凭自己的血汗换来的，所以也用得仔细，不敢去城市的大商场里大手大脚地花，不会去买什么名牌的衣服、高档的家具。我们活得辛苦，也活得坦然。我们不需要青史留名，但历史决不会忘记
我们。
我是农民，即使走进城市，成了现在的“城里人”，即使模仿着城里人说话、走路、穿衣吃饭，但骨子里还是一个农民。朋友在一起，有时会有人问你老家是哪里，这实际上就是在问你原本在哪里“修理地球”，或者你的父母在哪里当农民。这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哪个省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直至具体到哪个社的人。哪怕这地名小得外边没有人听说过，别人可以忽略一个小地名，但我们绝对不能忽略自己的故乡。
我是农民，我是土地最忠实的守护者，我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的生产者，我是从古至今要求最低的人，我是那个最朴素、最厚道、最顽强、最善良、最能吃苦耐劳的人群中的
一个。
乡村人物
一个村子，一定要有一些能人，就像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些各方面的技术人才一样。
会剃头的是能人，会骟牲口的也是能人；会盘炕、会箍窑、会打窖的是能人，会打针、会针灸、会掐算结婚打庄的好日子的也是能人；会说媒、会接生的是能人，会给去世的人穿衣服也是能人，甚至会打架、会吹牛的也是乡村的能人；这些年，会鼓捣鼓风机、摩托车、电视机，敢空手赤拳爬上电杆去把风吹断的电线接上去的也是能人……
会这样一些小手艺、小技术的人只能算做能人。而在能人中有大手艺的，就是人物。
我小时候，最佩服的人物是过年或者谁家有了红白喜事被请了去写对联的人。在我们村里会写对联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我的七爷，他是个风水先生 ，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第二个是我的堂叔，他是村学的民办老师；第三个是后来当村支书的外姓人，他以前上过几天扫盲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被人请去，都先是坐在茶炉子后面熬一顿罐罐茶，好吃的端上来了，纸烟递过来了，恭敬的神态表现出来了，而他们则不苟言笑，神情中有着一种高深莫测。待他们被招待好了，这才慢慢地站起来，在摆好的桌子上，折纸、裁纸、蘸墨、挥毫，黑字落在红纸上，红纸就更红了；字落在白纸上，白纸就更白了。拳头大的字写在那里，村里人没几个能认全的，于是写对联的人就缓缓地念出声来，立在旁边的人就似懂非懂地一脸的敬重。有时候，我就站在大人们的身边，看写对联的人铺纸、蘸墨、运气、挥笔的动作，偶然还听他们说：“字是黑狗，越描越丑。” 现在想来写字人的口气有几分炫耀，动作有几分夸张。但不管怎么说，别人是不会写的。
而让我最神秘的人物，则是能掐会算的阴阳先生。在我们岔里，我最佩服我的七爷。谁家的人头疼、肚子疼了，反正有病了，就都先去找七爷，七爷问了病人生病的时间，再问了病人的生日，就伸出右手，有时候是左手，用大拇指点着其它几根指头上的关节处，翻来覆去地数着数字，或者念着“子丑寅卯”，边数就边说“犯土神了”，或者“有冲气了”，或者“阴宅犯冲”，或者“阳宅有问题，大门不在字上”等等，解决的办法都是请了七爷去“念弄念弄”，旦凡被七爷“念弄”过的，据说病都减轻了，或者干脆好了，总之，七爷在远近十里八乡的都有些名气。尤其是七爷的风水看得好，谁家过世了老人，都是七爷拿着“针盘”这山上去，那山下来，勘察的坟地，据说要是七爷高兴，就能找到好风水，要是七爷心里不高兴，就会找一处有缺陷的风水，当然没有人敢让七爷不高兴的。七爷的手艺是拜过师的，他的师傅严厉，为了让七爷学好手艺，打过七爷的手，让七爷寒冬腊月跪过砖头。严师出高徒，师傅说他教给了七爷一辈子“吃香喝辣”的本事。 在我们岔里的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中，土蹦子是我最看不起的一个。
土蹦子，就是我们岔里惟一操外地口音而且永远趿着鞋的那人。
据说，土蹦子和他的爷爷一摇三晃着流落到我们岔里的时候，正是当地历史上最为饥饿的那年。本来他们身后还跟着个饿死鬼般的小媳妇，那就是土蹦子的娘，只是在走向我们岔的曲折历程中，被脚下一块异常沉重而坚硬的石头绊了一下，就吧嗒一声倒在了那石头上，再也没有起来。而那时也正是土蹦子和他的爷爷连一声像样的哭也哭不出来的时候。离开了粮食，他们只感到饥饿、疲惫和麻木。
不久，土蹦子的爷爷也死了，那是在我们岔里吃饱了肚子以后死的。
不过，在我的记忆中，土蹦子已经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大人了，而且是我们岔里除了我的七爷之外，也懂点阴阳会风水的人。但大家都说他比七爷差远了，因此很少有人请他。但土蹦子自己说起他这个手艺来，那可是神而又神玄而又玄的，而且还真的为我婶子当过一回阴阳治过一回病哩，不过，据说也仅此一回，就被婶子当笑料传了出去，土蹦子在我们岔里就再也无法施展他这方面的才华了。
那是我婶子的一只奶头不知怎么肿了起来，肿得比她那只黑不溜秋的枕头还大，有时竟疼得婶子捧了奶头房前屋后地乱跑，真想一刀子割掉算了。大队的赤脚医生给婶子吃了中药吃西药，在屁股上打完了小针，又在胳膊上打大针，总之是面对婶子这只不听话的奶头实在没有办法了。
这时，土蹦子来了，他说他卜了八卦，知道是我婶子家犯了土煞，非他出手，谁也治不了这个病。
婶子就请了他。
土蹦子说，煮十个鸡蛋再烙五个圆馍馍，用一张新黄纸包了，出门朝南走一百步，再往西拐三十步，挖坑埋了。
婶子自然是赶紧照办了。
然后，土蹦子就在岔里人熟睡以后，点燃一张黄纸， 一手捧了清水碗，在婶子头上左三圈右三圈，又右三圈左三圈地绕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起初，婶子以为土蹦子真念什么咒语，后来仔细一听，土蹦子反复念叨着的是：“这个岔那个岔，那个岔呀这个岔，没见过女人的奶头这么大。”惹得婶子忍俊不住，就扑地一声笑出来。这一笑不打紧，许是用力过猛，奶头里发炎积淤的脓血就忽地挣破了肉皮涌了出来，真正涌了碗口大的一滩。
不久，婶子的奶头就好了。土蹦子也自然是当夜就寻着朝南一百步往西三十步的地方，找到了那十个鸡蛋和五个圆馍馍。
此后的几年，我就很少听到有关土蹦子的消息了。直到我从外地一所师范学校毕业，回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才知道土蹦子这几年阔了起来，靠的就是他看风水当阴阳的手艺。甚至于阔到了有一次还指名道姓地说到了我，说他比我要强几百倍，看他这皮鞋，当然这皮鞋他也是趿着穿的，看他这西装，都是值好几百元哩，而且都是有身份的人，比如什么长之类的送的，他没掏一分钱，嘿，说我一个穷教书的，大不了是过去科举时候的秀才，连个举人都不是，除了会哄几个娃娃，再有什么能耐？我想象得出他说这话时对我那一脸不屑的
神情。
我看到土蹦子是那年腊月。
天晴朗朗地冷，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忙得热火朝天。而且这个时候，也是岔里人情最好的时候。不管谁家杀猪，每家都得去一个人帮忙，拽一下猪蹄子，翻一下猪肠子，或者去挑一担水，反正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干的，完了便炕上挤着、地上站着，吸吸呵呵地把一双双油乎乎的大手抢着往火炉上伸，大声地谈论这猪膘的肥厚，等待着锅里咕嘟嘟煮着的新猪肉。那天可就是大口地吃肉，大口地喝酒的日子，不吃得大伙儿肚皮滚圆，不喝得有人四肢朝天，就好像这家人太小气了似的。
那天，土蹦子坐着一辆吉普车从我们岔里那条坎坎坷坷的拖拉机路上颠簸而来，扬起的黄土弥漫了半岔。听那清脆的喇叭声嘀嘀嘀地响了几下，土炕上吃肉的人嘴里还嚼着肉，腿已急急地溜下炕，脚在炕沿下摸着鞋了。他们跑出去睁大了眼睛看一辆小车跑进我们岔里的新鲜……
土蹦子从车上下来时，肩上斜背着一个好大的包，好像是很沉。大伙儿看得出，土蹦子很有些衣锦还乡的感觉。至少当时嘴角流油的我是这样想的。
土蹦子是赶回来杀年猪的。据他自己说，他前几天刚给县里的一个什么长当过阴阳埋过先人，是什么长一定要用小车把他送回来的，看看，人家这个抬举人。
土蹦子也去给人帮着杀猪，但实际上他只是帮嘴。先是盘腿坐到那家的炕头上，守定了火炉，噼噼啪啪地熬上罐子茶，这一熬若没有三两个小时，土蹦子是不会过瘾的，等大伙儿在门前的空地上忙得差不多了，他这才溜下炕趿了鞋去看杀猪的后道工序了……
跟看就到年三十了，杀年猪的热潮才接近尾声，也就是说只剩下土蹦子家的猪没杀了。土蹦子说，就明天吧，大家帮个忙，我可有两瓶好酒，还有几包好纸烟，都是人送的。
第二天，土蹦子烧好了两锅开水，吆喝妻儿早已缚了猪腿，并将他说的那几包好纸烟也早早打开了……
然而，岔里人竟不约而同地把这事给忘了。
忘了？土蹦子就站在门口的灰土堆上用当地土话夹杂着他的外地口音吼天吼地地骂了起来：好啊，狗日的们，我的猪肉有屎，对不对？看不起我土蹦子是不是？不就是因为我比你们活得舒坦让你们心里难受了吗？看你们都没出息的样，有本事也出去啊，也去吃香的喝辣的去啊，自己没本事还见不得别人家端碗，都穷死你们去。不要以为我土蹦子离了屠家连毛吃呢……
土蹦子这一骂，岔里就静悄悄了，连狗都夹着尾巴躲了起来。
土蹦子生气极了，也委屈极了。从此，土蹦子就再也没养过年猪。
过了正月十五，岔里的小学校就开学了。
那天，土蹦子找到学校来，对我说，要退掉上学期他儿子预交的课
本费。
我问，咋了？
不咋，这学不上了。土蹦子的口气不容置疑。
不上了？孩子不是学得好好的吗？我有些迷惑了。
好是好好的，可你不看我已经老了吗？土蹦子说。
我这才发现土蹦子的山羊胡子的确已有些花白了。我说，可这与孩子上学有关系吗？
我在外面跑不动了，趁我还没进土的时候，我要让娃跟我学点闯世界的手艺，要不，他空手持拳在这个世上咋过活呢？土蹦子一脸的悲戚，让我一下想起了杞人忧天这个成语。
我说，这不行，课本费不能退，孩子的学也一天都不能停。
一听我这么说，土蹦子的火就上来了，他说，咋？这娃是我养的还是你养的，？
我一时语塞。
学学学，学到你这个样子了，就以为了不起了？你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吗？
好吧，我不知道，你倒是说说，你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这，这，反正比你这个学堂大，比这个岔大。
学生们就起了一阵哄。
土蹦子走了。因为我没有退给他儿子上学期交的学费，他终于没有带走他的儿子。
好多年过去了，我把土蹦子都忘了，甚至连土蹦子的那个儿子都忘了。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我的一个学生，要来看看我。问了他的名字，寻思了好一阵，这才想起来。
老师，你还好吗？
哦，还好还好。你现在在干什么？
我现在已经工作了，在深圳开了一家“周易诊所”。
周易诊所？
是的，生意还不错，比如给单位起名，给人起名，给人预测前途，等等，总之生意不错。
我无言。我知道，土蹦子的儿子现在也是一个人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