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演进到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突出表现是：从商品进出口，发展到制度“进出口”。
　　过去的全球化，是“要素流动”的全球化。主要做法是“边境开放”，主要特征是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WTO推动下的各国关税和非关税减免，极大地促进了商品和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加入WTO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接受了现有国际经贸规则，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构建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发展模式，取得了高增长的发展成就。但WTO的制度框架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各国国内，对不同国家内部规则制度的协调和衔接，并没有做出特别的要求和安排。
　　现在的全球化，是“要素分工”的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深度演进，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推动的投资自由化的日益增强，导致以最终产品为主导形态的国际分工，逐步发展为以产品生产环节为主导形态的国际分工。从生产上看，产业链、产品链转变为供应链、价值链，产品的生产环节分配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生产过程需要多国生产要素的共同、即时、标准化的参与，需要高效率的无缝对接，需要实现经济规则和制度的高度一致和相容。
　　正是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引起的国际分工质变，要求各国进一步在国内经济规则制度上实现兼容和一致，要求国内经济制度安排能够与国际通行规则相协调、相一致，形成了制度“进出口”的深层次需求。
　　制度的“进口”，是以开放倒逼改革，将国内经济规则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目前最热的区域贸易谈判，正在向高标准方向发展，WTO框架下传统的减税、配额、许可证等为特征的“边境开放”措施已不再是焦点，取而代之的是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中立、营商环境等新议题为特征的制度和规则问题，通行的国际规则制度的引进、“进口”势在必行。当然，制度“进口”不是简单盲目地模仿，而是在充分尊重国情和发展阶段前提下，对国际规则和制度进行甄别、借鉴和对接，是为我所用。
　　制度的“出口”，就是将国内的有效經济制度，通过国际平台转化为国际通行规则。中国过去40年商品和要素流动型的开放发展，虽然是顺应全球化、主动选择开放的结果，但中国主要是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接受者和遵守者。“被整合者”的身份、与发达国家产业的互补关系，有助于中国在经济中低端阶段实现规模快速扩张，带来经济高速增长，但在向高端升级的过程中，必然遭到已形成竞争关系的发达国家的遏制和打压。中国已经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巨型开放经济体，应该在新一轮高标准全球经贸规则调整中提升话语权，争取更优的制度环境和利益。
　　中国是有史以来，在仍然处于低收入状态时，开放速度最快、开放领域最广、开放政策最多的大国。从开始抵制，到后来被动接受，再到现在的主动融入、主动作为，就是中国的发展历程。仅从营商环境来看，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去年提升32位，今年又提升15位，提升幅度连续居前。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也只会越来越大。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型开放，既是我国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规则、参与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无疑将为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带来重要的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