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疫情时代的城市治理,唐皇凤认为,疫情防控成为检验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比较优势和国家治理效能的试金石。当下,需要全面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长期影响,洞悉"危中之机"并有效"化危为机",积极探寻后疫情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刘建军认为,后疫情时代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既需要关注关键节点、发挥制度优势,又需要探讨权利让渡并找准撬动支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的专业优势和制高点在哪里?专业回归应该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陈进华认为,在城市治理中加快提供更好的精准化、精细化服务成为应对时代挑战、落实治理战略、释放治理效能的具体要求与路径选择。与传统粗放式城市治理模式不同,城市治理的精细化服务在治理内容、参与主体、服务对象以及路径支撑等多方面都有着根本性的创新与转变。黄建洪认为,疫情冲击波所造成的极限挑战,直逼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底线,形成全球性重大公共管理议题。面向未来,基于社会实践结构的巨变,构建更有质量的城市韧性,需要我们更新城市治理观念、治理构架、治理战略、治理尺度、治理行动和治理评价。陈辉认为,全球化与技术化在给世人带来生活舒适、旅游便利、物质丰裕与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蕴含着深不可测的社会与技术风险,这突出体现在城市生态的脆弱性与管治的不确定性。在城市治理的科层制与市场化的运行过程中,要重视国家在其中所发挥的"元治理"作用,推动现代公共卫生服务网络的建构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