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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刻书家张潮刊行了一套大书“昭代丛书”，这套收录了150部著述的丛书刚一面世就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一万多字的奇书引发的。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呢？从内容上看，不过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类似题材的著述前代已有不少，如《北里志》《教坊记》《青楼集》等，但该书并没有重复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以十里秦淮狭邪艳冶的追述寄托故国之思、兴亡之叹，为风月繁华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写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
这部书就是《板桥杂记》，它出自余怀之手。
余怀（1616-1696），字澹心，又字无怀、广霞，号曼翁、寒铁道人、无怀道人、鬓持老人等。尽管一生写有不少著述，如《甲申集》《枫江酒船诗》《五湖游稿》《玉琴斋词》等，在当时江南的文坛上也颇有些名声，受到吴伟业、王士祯、尤侗等人的赏识，与杜浚、白梦鼎齐名，被誉为“余杜白”，但如果没有这部《板桥杂记》的话，余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色彩一定会暗淡许多。
从余怀的生平经历来看，并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大事。他虽然出生在福建莆田，但从小就跟随父母迁居南京，晚年移居苏州，对江南各地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家乡，可见其情感所系；他虽然有匡世之志，游学南雍，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获得任何功名，只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他虽然自命风流，混迹于旧院名妓间，但并没有多少可以挥霍的钱财，晚年卖文为生，生活拮据，甚至连《板桥杂记》的刊刻都要请托他人。如果没有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甲申之变，他的人生道路几乎没有悬念，不过是一个沉醉于六朝烟粉的风流文人。
王朝更迭首先改变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其家产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妻子也因受到惊吓而死，身边不少亲友或为国殉难，或惨遭屠杀。快乐、安逸的生活如风而逝，一位倜傥潇洒的风流文人转眼间流离失所，不名一文，“破产丧家，流离他郡”（余怀：《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国破家亡”这个词对余怀来说，已不再是史书上漠然的记载，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其内心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以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为界，可以将余怀的人生历程与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余怀流连旧院，贪恋风月，所写多有与秦淮歌妓来往的绮丽文字，尽管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对了解明末江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余怀晚年思想转变，悔其少作，舍弃了这些作品，“甲申以前诗文尽皆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板桥杂记》后跋），后人因此难以寓目。今天所能看到的诗文、杂记等著述，基本写于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经历过沧桑巨变，看惯了人情冷暖，无论是吟咏山水，还是赠别文字，都带有浓重的身世之感，他坚守气节，怀念前朝，追思故人，创作始终围绕着今昔之比、兴亡之叹这个主题进行。余怀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赞誉，吴伟业以“后生领袖”期许，王士祯读过《金陵怀古诗》后将其比作唐代的刘禹锡，这无疑都是很高的评价。
尽管不少诗文写得情真意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在余怀看来，还不足以准确妥帖地抒发他对人生的感慨和内心的郁闷，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达方式。幸运的是，人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将万千人生感触通过秦淮风月的追忆巧妙地传达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板桥杂记》是凝聚了余怀毕生心血的一部传世之作。该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此时的余怀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离生命的终点仅有两年的时间。
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余怀本人是极为看重的。他担心该书散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读到，书稿完成后，随即去找自己的好友尤侗写序。因无力刊刻，又去找喜欢刻书的张潮帮忙，请其收录自己的这部作品。遗憾的是，等《板桥杂记》刊出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既然要写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还是有多种可歌可录的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可供选择的，为何偏偏要选取看起来有些轻佻、荒谬的狭邪艳冶这个角度，何况此时的余怀已是风烛残年，早已过了谈论风月的年龄。显然，余怀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后人误读自己的作品，特意在自序及后跋中交代创作动机，一再强调自己是“有为而作”，并非在炫耀个人的人生经历，更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笔、无病呻吟。这种强调既是讲给自己的，也是说给读者的。如果仅仅沉迷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来看这部作品，或者从道德的角度来指责作者，都不是余怀所期待的读者与阅读方式，他希望后人能从灯红酒绿、歌场欢笑的追述中感悟到文字背后的凄楚与感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就称其为“风雅之罪人”。
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冲击着一代文人敏感的心灵。将《板桥杂记》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其独特的视角与表达方式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可以说，有着类似经历与体验的并不仅仅是余怀一人，以写繁华反衬悲凉的写法也并不仅仅属于余怀一人，这是一种具有时代和共性色彩的情感与表达。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就与《板桥杂记》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张岱与余怀不仅生平经历类似，思想情感相近，两人的写法也是基本一致，且不说两人还写到了不少共同的人物与事迹。可以拿来进行比较的还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借家族兴衰、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这一时期作家共同使用的一种创作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不是重复的，《红楼梦》没有重复《桃花扇》，《板桥杂记》自然也不会效颦《陶庵梦忆》，它们存在一些共性，但各自的特色还是十分鲜明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抒发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不写刀光剑影，没有鼓角争鸣，将目光聚焦于灯红酒绿的秦淮风月，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别致也颇为巧妙的角度。看起来所写不过风月场中的红粉娇娃、文人骚客，实则涉及江南文坛及时代风尚的变迁，表面上只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在其背后，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痛定思痛之后的追思。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缘形成了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秦准文化。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定都于此，其后明成祖虽迁都北京，金陵仍享有首都的地位。这里有明清时期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可以容纳上万人，三年一次的乡试使这里成为江南文人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是名妓辈出的风月场、温柔乡，出入这里的不仅有文坛知名的才子骚客，也有权高位重的达官贵人，成为体现时代变迁的晴雨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六朝时代，至明末达到鼎盛，成为一个时代繁华兴盛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名妓的显隐、旧院的兴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变迁，它还代表着一个朝代的更替，何况这座六朝古都自身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意象，屡屡出现在文人才士的名篇佳作中。 余怀撰写《板桥杂记》，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在这座古老的都城里生活多年，对这里的风景名胜、乡土人情、遗迹掌故十分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将秦淮风月放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书写，这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余怀的必然选择，是由其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在该书中，他着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实际上展现的也是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一部明末清初版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
书写秦淮风月，主角自然是那些声名远扬的南曲名妓。除顺带提及的前代名妓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郑如英等，全书重点记述了30多位江南名妓的经历与事迹。作者“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板桥杂记》），年轻时风流不羁，出入旧院，与其中多数人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为其赋诗填词，对她们的情况较为了解，因而他的记述更为感性，也更为准确。
同是混迹于十里秦淮，但各人在猝然梦醒之后的人生抉择和归宿却完全不同，作者用意味深长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江南名士的众生相：有的贵为公侯，地位显赫，却在强敌面前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如保国公朱国弼；有的甚至沦为代人受刑的市井无赖，如那位中山公子徐青君。相比之下，那些身份并不太高甚至没有什么功名的士子如孙临、姜垓等反倒表现出可贵的勇气，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或隐居避世，义不受辱。卑贱与崇高、滑稽与庄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的距离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正是这个一念之间，显露出几十年的人格修炼，也分出了人生高下优劣的境界。
不管是舍生取义还是忍辱偷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之后，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但河山易主，黑夜过后的臣民已不再是昔日的臣民，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历史的车轮挟带着缓缓前行。作者记述了发生在南曲旧院的风流韵事，描绘了十里秦淮的风俗人情，更展现了这一繁华地段从兴到废的巨变，正所谓“一片欢场，鞠为茂草”，这些都是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发生的，被作者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新旧王朝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人生舞台的转变，作者刻意渲染，将秦淮旧院战乱前的兴盛与易代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作者言语间的那种感伤和悲凉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板桥杂记》一书采取笔记体，分雅游、丽品、逸事三个部分，以丽品为主体，雅游重在背景铺陈，逸事作为丰富补充，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组成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的艺术整体，勾勒出以诗酒风流为特征的秦淮文化的全貌与变迁，这种结构形式还是颇具匠心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并非简单罗列，而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秉性的精彩片段，娓娓道来。笔力精到，寥寥几笔，即活画出人物的神采，栩栩如生，宛然如现。作者学识渊博，旁征博引，逸闻掌故、前代诗文，无不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全书要言不烦，清新流丽，情真意切，一咏三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代表着清初小品文创作的新趋势与最高成就。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写人物、事件，皆系余怀亲历亲闻，抒发的也是真情实感，虽有描绘渲染，但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尽管被藏书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与今天的虚构体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文学层面的阅读欣赏之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该书对秦淮名妓唱曲、清客串戏的记载，对探讨明末江南地区戏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重要的戏曲史料赖该书得以保存。要了解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世俗民情、文人心态、都市文化等，皆可取资该书。
《板桥杂记》一书面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借秦淮风月今昔之别、盛衰之比抒发的兴亡之叹、故国情怀引起了不少遗民的共鸣，那些名妓在易代之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感同身受，唤起内心深处的痛楚，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嘘唏不已，由此出现不少唱和题咏之作，桃花扇底送前朝，风月秦淮忆故国，一时成为一种创作时尚。随后也出现了一批续书和仿作，如《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秦淮画舫录》《白门新柳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创作模式与作品系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呢？从内容上看，不过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类似题材的著述前代已有不少，如《北里志》《教坊记》《青楼集》等，但该书并没有重复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以十里秦淮狭邪艳冶的追述寄托故国之思、兴亡之叹，为风月繁华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的视角和新颖的写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
这部书就是《板桥杂记》，它出自余怀之手。
余怀（1616-1696），字澹心，又字无怀、广霞，号曼翁、寒铁道人、无怀道人、鬓持老人等。尽管一生写有不少著述，如《甲申集》《枫江酒船诗》《五湖游稿》《玉琴斋词》等，在当时江南的文坛上也颇有些名声，受到吴伟业、王士祯、尤侗等人的赏识，与杜浚、白梦鼎齐名，被誉为“余杜白”，但如果没有这部《板桥杂记》的话，余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色彩一定会暗淡许多。
从余怀的生平经历来看，并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大事。他虽然出生在福建莆田，但从小就跟随父母迁居南京，晚年移居苏州，对江南各地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家乡，可见其情感所系；他虽然有匡世之志，游学南雍，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获得任何功名，只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僚，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他虽然自命风流，混迹于旧院名妓间，但并没有多少可以挥霍的钱财，晚年卖文为生，生活拮据，甚至连《板桥杂记》的刊刻都要请托他人。如果没有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甲申之变，他的人生道路几乎没有悬念，不过是一个沉醉于六朝烟粉的风流文人。
王朝更迭首先改变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其家产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妻子也因受到惊吓而死，身边不少亲友或为国殉难，或惨遭屠杀。快乐、安逸的生活如风而逝，一位倜傥潇洒的风流文人转眼间流离失所，不名一文，“破产丧家，流离他郡”（余怀：《冒巢民先生七十寿序》）。“国破家亡”这个词对余怀来说，已不再是史书上漠然的记载，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其内心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以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为界，可以将余怀的人生历程与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余怀流连旧院，贪恋风月，所写多有与秦淮歌妓来往的绮丽文字，尽管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对了解明末江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余怀晚年思想转变，悔其少作，舍弃了这些作品，“甲申以前诗文尽皆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板桥杂记》后跋），后人因此难以寓目。今天所能看到的诗文、杂记等著述，基本写于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经历过沧桑巨变，看惯了人情冷暖，无论是吟咏山水，还是赠别文字，都带有浓重的身世之感，他坚守气节，怀念前朝，追思故人，创作始终围绕着今昔之比、兴亡之叹这个主题进行。余怀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赞誉，吴伟业以“后生领袖”期许，王士祯读过《金陵怀古诗》后将其比作唐代的刘禹锡，这无疑都是很高的评价。
尽管不少诗文写得情真意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在余怀看来，还不足以准确妥帖地抒发他对人生的感慨和内心的郁闷，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达方式。幸运的是，人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将万千人生感触通过秦淮风月的追忆巧妙地传达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板桥杂记》是凝聚了余怀毕生心血的一部传世之作。该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此时的余怀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离生命的终点仅有两年的时间。
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余怀本人是极为看重的。他担心该书散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读到，书稿完成后，随即去找自己的好友尤侗写序。因无力刊刻，又去找喜欢刻书的张潮帮忙，请其收录自己的这部作品。遗憾的是，等《板桥杂记》刊出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既然要写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还是有多种可歌可录的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可供选择的，为何偏偏要选取看起来有些轻佻、荒谬的狭邪艳冶这个角度，何况此时的余怀已是风烛残年，早已过了谈论风月的年龄。显然，余怀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后人误读自己的作品，特意在自序及后跋中交代创作动机，一再强调自己是“有为而作”，并非在炫耀个人的人生经历，更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笔、无病呻吟。这种强调既是讲给自己的，也是说给读者的。如果仅仅沉迷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来看这部作品，或者从道德的角度来指责作者，都不是余怀所期待的读者与阅读方式，他希望后人能从灯红酒绿、歌场欢笑的追述中感悟到文字背后的凄楚与感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就称其为“风雅之罪人”。
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冲击着一代文人敏感的心灵。将《板桥杂记》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其独特的视角与表达方式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可以说，有着类似经历与体验的并不仅仅是余怀一人，以写繁华反衬悲凉的写法也并不仅仅属于余怀一人，这是一种具有时代和共性色彩的情感与表达。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就与《板桥杂记》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张岱与余怀不仅生平经历类似，思想情感相近，两人的写法也是基本一致，且不说两人还写到了不少共同的人物与事迹。可以拿来进行比较的还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借家族兴衰、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这一时期作家共同使用的一种创作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不是重复的，《红楼梦》没有重复《桃花扇》，《板桥杂记》自然也不会效颦《陶庵梦忆》，它们存在一些共性，但各自的特色还是十分鲜明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抒发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不写刀光剑影，没有鼓角争鸣，将目光聚焦于灯红酒绿的秦淮风月，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别致也颇为巧妙的角度。看起来所写不过风月场中的红粉娇娃、文人骚客，实则涉及江南文坛及时代风尚的变迁，表面上只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在其背后，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痛定思痛之后的追思。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缘形成了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秦准文化。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定都于此，其后明成祖虽迁都北京，金陵仍享有首都的地位。这里有明清时期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可以容纳上万人，三年一次的乡试使这里成为江南文人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是名妓辈出的风月场、温柔乡，出入这里的不仅有文坛知名的才子骚客，也有权高位重的达官贵人，成为体现时代变迁的晴雨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六朝时代，至明末达到鼎盛，成为一个时代繁华兴盛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名妓的显隐、旧院的兴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变迁，它还代表着一个朝代的更替，何况这座六朝古都自身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意象，屡屡出现在文人才士的名篇佳作中。 余怀撰写《板桥杂记》，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在这座古老的都城里生活多年，对这里的风景名胜、乡土人情、遗迹掌故十分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将秦淮风月放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书写，这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余怀的必然选择，是由其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在该书中，他着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实际上展现的也是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一部明末清初版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
书写秦淮风月，主角自然是那些声名远扬的南曲名妓。除顺带提及的前代名妓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郑如英等，全书重点记述了30多位江南名妓的经历与事迹。作者“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板桥杂记》），年轻时风流不羁，出入旧院，与其中多数人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为其赋诗填词，对她们的情况较为了解，因而他的记述更为感性，也更为准确。
同是混迹于十里秦淮，但各人在猝然梦醒之后的人生抉择和归宿却完全不同，作者用意味深长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江南名士的众生相：有的贵为公侯，地位显赫，却在强敌面前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如保国公朱国弼；有的甚至沦为代人受刑的市井无赖，如那位中山公子徐青君。相比之下，那些身份并不太高甚至没有什么功名的士子如孙临、姜垓等反倒表现出可贵的勇气，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或隐居避世，义不受辱。卑贱与崇高、滑稽与庄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的距离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正是这个一念之间，显露出几十年的人格修炼，也分出了人生高下优劣的境界。
不管是舍生取义还是忍辱偷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之后，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但河山易主，黑夜过后的臣民已不再是昔日的臣民，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历史的车轮挟带着缓缓前行。作者记述了发生在南曲旧院的风流韵事，描绘了十里秦淮的风俗人情，更展现了这一繁华地段从兴到废的巨变，正所谓“一片欢场，鞠为茂草”，这些都是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发生的，被作者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新旧王朝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人生舞台的转变，作者刻意渲染，将秦淮旧院战乱前的兴盛与易代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作者言语间的那种感伤和悲凉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板桥杂记》一书采取笔记体，分雅游、丽品、逸事三个部分，以丽品为主体，雅游重在背景铺陈，逸事作为丰富补充，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组成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的艺术整体，勾勒出以诗酒风流为特征的秦淮文化的全貌与变迁，这种结构形式还是颇具匠心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并非简单罗列，而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秉性的精彩片段，娓娓道来。笔力精到，寥寥几笔，即活画出人物的神采，栩栩如生，宛然如现。作者学识渊博，旁征博引，逸闻掌故、前代诗文，无不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全书要言不烦，清新流丽，情真意切，一咏三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代表着清初小品文创作的新趋势与最高成就。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写人物、事件，皆系余怀亲历亲闻，抒发的也是真情实感，虽有描绘渲染，但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尽管被藏书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与今天的虚构体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文学层面的阅读欣赏之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该书对秦淮名妓唱曲、清客串戏的记载，对探讨明末江南地区戏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重要的戏曲史料赖该书得以保存。要了解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世俗民情、文人心态、都市文化等，皆可取资该书。
《板桥杂记》一书面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借秦淮风月今昔之别、盛衰之比抒发的兴亡之叹、故国情怀引起了不少遗民的共鸣，那些名妓在易代之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感同身受，唤起内心深处的痛楚，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嘘唏不已，由此出现不少唱和题咏之作，桃花扇底送前朝，风月秦淮忆故国，一时成为一种创作时尚。随后也出现了一批续书和仿作，如《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秦淮画舫录》《白门新柳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创作模式与作品系列。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