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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报纸媒介具有简捷快速的传播功能和特征，适于以“报刊散文”这一杂糅各种书写形式的灵活文体，报道、记述或呈现重要的历史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申报》刊载了大量的“抗战报刊散文”，记述了历史的灾难事件和国人的抗争呐喊。通过对1931年《申报》中抗战“报刊散文”的钩沉整理，发现其记录了民众的苦痛、日军的残暴;唤起了国人的警醒、反抗的激愤;坚定了战斗的意志、必胜的信念。梳理文献，回顾历史，《申报》“抗战报刊散文”显示出特殊的事件叙述方式和历史记忆功能。
关键词：抗战报刊散文;九一八事变;《申报》
“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历史之痛、国家之痛、民族之殇，围绕“九一八”衍生的文学作品成为国民呐喊的方式和民族抗争的记录。当时，国内报刊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载、记录、叙述和回忆，如《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盛京时报》《中南报》《实权日报》《生活周刊》《北洋画报》等。大量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刊散文”急速面世，包括报道、通讯、日记、回忆录、随感、杂文等等，这些笔法或粗糙或细致，记载着国难时期的民众、民族和国家的情绪，反映了历史事件的文字叙述，被本文宽泛地定义为 “抗战报刊散文”。散文是一个宽泛的“文类”概念，包括通讯、特写、报告文学、速写、游记、杂文、随笔、小品文、散文诗、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序跋等等体式不一、写法各异的文体。“九一八”事变事发突然，各家报刊已经无暇顾及文体，只要能够起到宣传、号召、鼓动或者记录、印证、叙述的文字，都予以刊載，繁杂丰富的记述类文体也不好归类，考虑到它们大多刊载在报刊上，故将其定义为“报刊散文”。抗战“报刊散文”为我们找寻历史、钩沉史料，提供了可以重新还原历史原像的“记忆器”。我们翻看《申报》，就重新回到铁蹄踏破山河、百姓屈辱生活、国民愤而反抗的惨烈而又悲壮的时代，能够铭记与反思。
一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5年5月27日停刊，跨越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它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发端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最久，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之一。“九一八”事变爆发，《申报》于9月21日“时评”中对此事迅速做出反应，然后，《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开始发表关于日军侵略的文学作品等。《申报》不断刊载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时事、杂文、通讯、日记等文章，成为发表“九一八”国难文学的重要阵地。如《申报》创立“青年园地”栏目，为青年提供专门栏目，支持爱国青年，以笔为刀，抗日救亡。关于“青年园地”中来稿内容，编辑要求：“一，文学以关于青年问题之讨论、国内外学校或学生之消息、随笔。学校生活之随笔描写等为范围，体裁不拘。二，图书以关于青年问题者为限。”①翻检1931年《申报》，梳理关于“九一八”国难事件的400多篇文章，大体分为杂文、报告文学、散文小品等文体，这些抗战时期的“报刊散文”让我们重回历史，重见伤痕和血泪;重新见证，铭记残酷与抗争。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恶，动摇人类生存的基本道德根基，而侵略战争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犯罪与恶行，侵略者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时的报纸、刊物，都对这一事件进行详实的记录、叙述，我们由此触摸到历史的伤痕和国难的面孔。《申报》的文章，朴拙冷静的叙述，文白夹杂的语言，作为“见证文学”的存在，更加凸显文字中的愤怒、恐惧、凄惨与悲怆。无论是《沈阳归来惊定追记》，还是《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见证”了历史，“见证”了战争，可以感受到人性的残酷、现场的惨烈与真实的力量。
百年国难，民族危亡。《申报》上民众的苦痛、日军的残酷是“印痕”最深的历史。抗日战争是民族耻辱与灾难的集体记忆，当回到历史，我们发现这种苦痛和灾难的确是民族的伤痕，而见证灾难是个体的历史担当和生命的磨难淬炼，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国家精神的重塑和铸造。当时，东三省人民的恐惧、愤恨、逃亡、反抗都表现在“报刊散文”中。勃兰兑斯在论述19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时，曾指出波兰诗人由于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从而使他们的感情显得非常容易冲动和悲伤。从东北故土逃亡的作家，满怀悲痛与控诉之情叙述故土的沦丧与同胞的悲惨，呈现“流亡文学”之态。朱復均的《沈阳被占前后》，记录了沈阳被占前后人民的惨死与逃离：歌舞厅中小提琴的声音徐徐，舞星婀娜起舞，宾客沉醉其中，突然一颗流弹袭来，死伤一片，惨叫连连，悲惨的逃亡开始了。②其情其景，惨烈异常。人类的想象远远不及文字的描述，“一颗枪弹打穿了他的背”，一句简单的描述，却是惨绝人寰的屠戮的开始，是罪恶的深深“烙印”。侵略者肆意妄为的凶残、平民生命如蝼蚁般被践踏，是法西斯主义者对中国百姓、对世间民众的罪恶——文字的记录，历史的“复原”，孕育着控诉与呐喊、愤怒与反抗的力量。
日军占领沈阳后，大肆残杀无辜百姓。有民众侥幸从沈阳逃出，逃往各地避难。耕飧在本市市民大会举办之日，与从沈阳来上海避难的某君见面，根据某君所讲述的惨遭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沈阳城惨状，写成《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一文。文中写道：
某君虎口余生，直至行抵天津，周身血液，始稍觉舒畅。而错乱之神经，固犹惊恐无定也。日军于大队入城之际，遇华人，即示生吞活剥之狰狞凶态。酒臭熏天，见者奔避不惶。无辜孩提，父母抱携不及，日兵轻用右手紧握孩提，奋力分尸为二。或以刺刀解体为四，凶狠残酷，举世罕见。壮丁登车脱险，苟为日兵瞥见，则拖曳而下，先施以鞭挞，继持利刃剖析之，车站积尸遍地，示众三日，则以麻袋载运离沈。③
燕子所写的《玳梁憶语》中有篇记述营口归客所见的文章：
每出必四人结队而行。横持上刺刀之抢。行人偶不经意，行近其旁，即将枪刺乱刺。稍加抵抗，拘人司令部，治以极刑。凡遇衣西装长袍者，尤加注意。如四五人在街道闲谈，即遭枪击。各商店虽经日司令出示，照常营业。然市面萧条，终日无一顾问者。即居民亦闭户伏处，不敢越雷池一步。豪富之家，迁避一空，其稍有积蓄者，亦大半化妆远遁。满目荒凉之态，见者都为之泣数行下。④ 可见日军残暴至极，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杀害毫无人性可言。日军残暴的统治下市井萧条，民众时常遭受生命的威胁不敢踏出家门，文章还强调了西装长袍的知识分子更容易遭到迫害。另有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沈阳逃出的沈阳冯庸大学学生吴伟女士所作的《沈阳归来惊定追记》，记述了她听闻时局有变，匆忙中搭上最后一趟列车南归。归来惊魂未定，回忆逃亡过程中种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蒋剑意所作《沈阳归客痛语》讲述了从沈阳兵工厂逃回的朋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沈阳的暴行。“日军之入沈阳城也，既攻北大营兵工厂得手。同时全城警察，皆已缴械。遂由浪人为导，狼奔豕哭。商店则责令遍系日旗。” ⑤在日本侵略者暴行下，东北人民小心翼翼地忍辱偷生，但仍难免惨遭杀害，人们每天都处在一种极度恐慌之中胆战心惊。无论凡俗百姓，还是文化名人都陷于“亡国奴”状态。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在“国难重重、国将不国的年代里”“老是心惊肉跳，以亡国为忧”，因此经常创作一些动人的爱国小说和散文，例如《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忧国之思和爱国之情。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自由谈》主编的周瘦鹃开始对日本侵略问题发表看法。9月24日《自由谈》中发表他所作的第一篇杂感，题名为《痛心的话》。从此日起至10月20日，他以笔名鹃一口气写了26篇《痛心的话》，以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罪行，抒发国土被日军侵占的悲痛之感，并呼吁全国人民“用铁肩担起救国责任，用铁腕制止仇货流行。到万不得已时，我们更得以以铁血为代价，恢复那寸寸尺尺的被暴日夺去的我国领土”⑦。沈阳城的沦陷不过是日本侵略的开始，更大的灾难正在袭来。日本侵略者蚕食沈阳，其野心绝不止东北而已。日军踩着中国民众的尸体从沈阳杀到辽宁，从鸭绿江到山海关，进而企图侵占整个中国，仿佛中国已是日本囊中之物。正如鲁迅在1931年10月23日发表于《上海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⑧文人智士、走卒贩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客观、悲凉的描述，传达了历史的声音，表达了民众的情感，将侵略者残忍丑恶的形象牢牢地钉在人类罪恶史的碑石上了。
二
宣传和鼓动、呐喊和奋起是时代赋予“觉醒”的国人的任务。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要让民众自发地抵抗以及反击侵略者，必须要唤醒沉睡中的民众。宣传之难、鼓动之难、抗击之难，都一一被历史见证。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所述：“暴邻之凶焰愈无忌，占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⑨《申报》1931年10月21日文章《我国今日已至最后难关，国人应有极坚强之表示》中写道：“吾人自当誓死以殉正义，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此则吾人今日所应坚强表示者也。”⑩面对凶残的敌人，只有抗争和反击，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有之;战火北疆，歌舞升平者有之，历史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徒留一声叹惋，徒增观者愤怒。
面对东北沦陷，个别人却麻木无感，令人慨叹与反思。一些国人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11，一些作家或者文人表现得平淡和疏离。如《人间》《论语》等期刊，刊载了《“九一八”庆幸无事》12《忘记了九一八事变》13之类无关痛痒的文章。鲁迅在其文章《藤野先生》中也曾批判部分中国民众是麻木的“看客”，缺乏民族认同感。王明鑫于9月22日发表的《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午前虹口吴江路之所见》一文便批判了面对日本的侵略，群众麻木无感：
日本电讯宣传素以敏捷称，冲突既起，我国人尚在梦中。而吴江路日本每日新闻社，于晨五时即在大门旁高揭战报，印发号外。至十一时已有七电露布， 大字标题曰中日军大冲突。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开始攻击北大营。（为东北军驻军之所，建筑雄壮规模之大，甲于全國，能容二十万人。）至十九日上午半时，完全占领。三是扫除商埠地，六时半辽宁城完全占领。城内外中国军人巡警武装完全解除云云。同时吴江路较大日商店，均由该社分发同样战报，张贴门外。置身其中，宛如战场。国人见之者均愤愤不平，而日本人则面现笑容，娇气凌人。各人心内之极度紧张，随时有发生冲突之可能。但一逾吴江路至大马路福州路，则熙熙攘攘，一如平常，毫无感觉。国人之麻木不仁，由此可见。归后愤不能平，特记之以告国人，愿速猛醒。14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江路人民的愤慨，令人感喟，而除吴江路看到日本报社张贴的战报愤愤不平的民众外，其余地方的民众一如平常。国家遭受侵略，国土沦丧这样悲痛的事情竟然仅仅泛起一点水花，不能像波浪一样蔓延开来，可见部分国民是何等的麻木。作者只能悲愤无奈地发出愿国人速速猛醒之慨叹。
1931年10月起，关于“九一八事变”宣传的文章多了起来。10月2日明写的《宣传》一文记述了宣传队宣传日军之暴行，在车上遇到一对老人，老妇人谈论年轻人做官便合不拢嘴。到小学宣传，学生则木然无感的情形。通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已有专门的宣传队出现，他们投身宣传日军侵略罪行、抗日救国的实践活动中。宣传活动则有忧有喜，有麻木迂腐的民众，也有觉醒行动的人民。
黄奂若的文章《孩子们的气概》便讲述了一个临时的小学教师，在讲课时谈到日本对我国国土的蹂躏，对东北人民的残忍行为，孩子们大有触动。课堂上悲愤之余，且身体力行地在村里宣传救国方案。教师对日本的愤恨与爱国热情经由课堂传到学生身上，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怀。黄奂若所写的《XX（影印版字迹缺失）不死——宣传工作中得来的安慰》讲述了青年学生被迫抛下书本，加入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的宣传队被派到一个乡村去宣传抗日，起初村民特别平静，在他们的演讲下热血沸腾的故事：
当我们进村初时，所看到的仅是异常的平静。在国难方殷的时候，热血奔腾着的我们看去真是感到了死寂的可怜。似乎模糊的感到人心已死国事不可为的悲哀。然而，经过了我们的一番讲述，农民们那种热烈的血气的激昂的勇敢的精神表现后，才使我们突然的兴奋了。虽则在上者是麻木不仁，但民众们的心还在活跃。国运想还不至于垂绝罢。两个钟点后，我们便在悲壮的送行中离开了可爱的有为的农人们。另外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村庄，自然一切的情状与前一个村里的一般。15 随后，宣传队归程遭遇了大暴雨，但是作者想到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同胞便不觉得苦与累了。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一个面对侵略，不得不扔下书本投身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的青年在下乡宣传抗日过程中的所见所感。1931年《申报》中，类似这般的宣传文章有多篇，如9月28日发表于“自由谈”，署名黄振遐的《哭辽宁救辽宁》;9月29日发表于“青年园地”萧寿煌所作的《起来呀同胞们》与10月15日发表于“自由谈”署名子凡的《奋斗啊，坚持到底》等，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爱国志士的反抗精神、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更是将民族的血气、不屈的精神传播开去。
救亡图存、呐喊奋起，是历史赋予的重任。国家灭亡的描述，民族消亡的刻画，是真实的“象征”，万千民众的力量是个人力量的汇聚，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麻木与冷淡，其实就是一种更深意义的消亡和退却，生与死、火与冰，放弃抗争，预示着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消亡。同时，个体的自我放弃，更是一种窒息性的苦闷和恐怖。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精神永远是一种支撑的、基础的力量。
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热血。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 ;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16的确如此，“中国的脊梁”是不屈的青年、奋起的民众。
《申报》有大量记载反抗侵略的文章。1931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统帅军队，奋勇反抗。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支援孤军奋战的马占山将军，各地青年聚集纷纷组建义勇军准备北上抗日救国。“青年援马团”是最著名的一支队伍，也留下了大量文字。《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中连载了题名为《出征》的一系列的日记体报告文学作品，共计十六篇（其中后七篇于1932年发表），为从上海出发的署名“青年援马团一团员”所写。他由离开上海与家人分别的悲伤写起，先后走过真茹、南翔、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徐、济南、天津等地。这名团员随行“青年援马团”留下的这些见闻，时间间隔不等。遗憾的是，由于日军侵略上海，此系列文章记述到北平终止。事实上，这支援马团到达北平后，因种种原因并未能北上前线支援马占山将军而是就地解散。
1931年12月17日“自由谈”刊发了团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出征（一）英雄的离开》，文中记录了“我”决心奔赴前线与家人分别的场景：“姊姊替我收拾行装。妈妈正在掩着面啜泣。弟弟却不去上学。爹爹呢，他也在欷歔慨叹。还有忠厚的姨娘，伊一面劝着妈妈不要伤心，一面仍用悲切温婉的语调叫我不要去。”紧接着作者写了面对家人痛哭的内心所想：“尽家中凄惨，我的决心却是无从转移的了”。接着作者记述了他劝说母亲的话：“不要哭了，妈。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国家有难，我们应该要尽点国家的义务。如果我们国民都不去救国，国亡了，我们便要做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了。”随后他的父亲分析局势说道：“可是中日如今正在向国联谈判。双方都要遵守使形势不致严重的诺言，你看，中央政府尚不调动军队，恐被日人借口。你们去，岂不是破坏了政府的信用吗？况且，你们又没有武器。即使有，何尝配得上日本十一。这也不去说它，但是，总要有了后盾才能够前进的吧。再者，此去黑龙江关山遥远，你们到了北平。日军却早已派兵截着前路了，怎么去呢？就算去到，马将军也绝不给你们上前线的。况关外严寒，手指鼻头都会冻僵了的。”17我们看到《出征》日记，仿佛置身其中，跟随他离开家人离开上海，虽艰难重重，抗日救国的决心却依然坚定无比。
除“青年援马团”外，各学校纷纷组建了学生军。10月5日邵冠华发表在“青年园地”的文章《学生军》就反映了沪西×（原文如此表述）大学的学生军出发前的场景。学生军穿着制服戴着军帽、扛着枪喊着口号，分成小队在队长的带领下整装向火车站行进。他们已跨上火车了，他们一队队的分坐着，他们想不到许多行人在喧哗中批评他们、赞誉他们，他们想不到“生”和“死”之可喜可悲，他们想的是那“勇往、前进、奋斗”的六个字。18学生军虽然训练不足、势单力薄，但他们依然选择奔赴前线，决心用生命守护祖国的疆土。投笔从戎、抗击外敌，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文学想象，文本都成为时代的象征，也体现了文史互证的历史宽阔性和文学丰富性。
青年学生走上反抗的道路，全国民众也用不同的方式反对外敌，抵御侵略，体现了危难之中的民族情感与国家精神。这种全民反抗的热潮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作品中，许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表达自己的抵抗诉求。《申报》刊载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杂文、杂感与通讯，他们积极探索救國家于危难的各种途径，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方法林林总总，商界的同胞提出拒绝买日本纱的倡议;妇女儿童界也纷纷表达了自身参与反抗的责任与热情;还有人提出要从教育入手，提出要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培养优秀的下一代才能不再被欺压掠夺。龚警钟所写的散文《大家准备起来》呼吁在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之际，军人、工人、文人、老人、孩子、学生、商人等后方同胞与华侨都应做好反抗的准备。鸡冠所写的《救国婚约》讲述了国难当头，一爱国男儿在结婚时与女友敲定，不得以儿女私情阻拦报国行动的故事。还有民众从救国宣传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十月四日“自由谈”中发表的《持久普及不费钱之反日救国宣传》，作者认为张贴的反日救国标语或为纸制，或为布写，经日晒雨淋，不数日即见毁坏。于是提出各报纸刊登反日救国标语，一切文具、玩具与糕饼应永加“勿忘日本”等字，各银行钞票与支票应加印“勿用此买日货”等不浪费又能持久的宣传建议。还有《募捐路上》《募捐志感》《捐画助黑记》等文章，这类文章多出现在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日后，那些不能奔赴前线的人们，捐款支援马占山将军成为一种爱国新方式。 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民众纷纷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申报》刊载了记述义勇军活动的文章：絜非所写的《中大义勇军杂记》，详细记述了中大义勇军成立、组织活动及构成情况;芮兆基所写的《上海义勇军宣誓大检阅记》，详细记述了上海义勇军宣誓的沸腾场景;耘飱所写《学生义勇军检阅记》记述检阅学生义勇军过程。同时，还有抗日救国运动方面的文字，如《悲壮热烈的市民救国大会》《感时悲歌之音化报国宣传会》《沈阳归来惊定追记》《好战地救护队演习记》《中公剧社排演救国戏剧》《救国赈灾口琴音乐会》《示威团》《泣别援马团》等。
《申报》记录“九一八”国难的“报刊散文”，不管是战争场景的还原，还是抗戰情绪的记录，都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精神旨归。一方面，这种“报刊散文”具有极强的民族精神意义和重要的文学见证力量。文字质朴、直接甚至残酷、悲壮，这种民族创伤和历史记忆的文字，寄托和承载着个人的情绪、民族的情感、国家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报刊散文”有文史互证的意义和反思历史的价值。这是超越战争表象形态的深层反省，这是无以言说的生命表达。重新回顾这些文史互证的“报刊散文”，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性”一览无遗。历史之痛、民族之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学就是一面镜子，会映射现实，也会启迪未来。《申报》“报刊散文”的出现，作为“战争文学”“流亡文学”或“见证文学”，记录了日军残酷杀戮的场景，也记录了民众愤怒抗战的声音，鼓舞了民众抗战到底的勇气，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念。这是一种独具力量的文字，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注释：
①佚名：《青年园地稿例》，载《申报》1931年10月15日，本埠增刊。
②朱復均：《沈阳被占前后》，载《申报》1931年10月9日，本埠增刊。
③耕飧：《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载《申报》1931年9月29日，第四张。
④燕子：《玳梁憶语》，载《申报》1931年11月18日，第五张。
⑤蒋剑意：《沈阳归客痛语》，载《申报》1931年10月3日，第五张。
⑥黄诚：《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时评杂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⑦鹃：《痛心的话》，载《申报》1931年10月19日，第四张。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⑨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页。
⑩佚名：《我国今日已至最后难关·国人应有极坚强之表示》，载《申报》1931年10月21日，第二张。
11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12载《论语》，1932年10月1日。转引自王向远等：《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13载《人世间》，1934年9月20日。转引自王向远等：《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14王明鑫：《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午前虹口吴江路之所见》，载《申报》1931年9月22日，第三张。
15黄奂若：《……（影印版字迹缺失）不死——宣传工作中得来的安慰》，载《申报》1931年10月9日，本埠增刊。
1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17青年援马团一团员：《出征（一）英雄的离开》，载《申报》1931年12月17日，第三张。
18邵冠华：《学生军》，载《申报》1931年10月5日，本埠增刊。
（作者单位：刘广远，东北大学艺术学理论系;崔开远，渤海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B0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2122001）
责任编辑：赵
关键词：抗战报刊散文;九一八事变;《申报》
“九一八”事变无疑是历史之痛、国家之痛、民族之殇，围绕“九一八”衍生的文学作品成为国民呐喊的方式和民族抗争的记录。当时，国内报刊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记载、记录、叙述和回忆，如《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盛京时报》《中南报》《实权日报》《生活周刊》《北洋画报》等。大量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报刊散文”急速面世，包括报道、通讯、日记、回忆录、随感、杂文等等，这些笔法或粗糙或细致，记载着国难时期的民众、民族和国家的情绪，反映了历史事件的文字叙述，被本文宽泛地定义为 “抗战报刊散文”。散文是一个宽泛的“文类”概念，包括通讯、特写、报告文学、速写、游记、杂文、随笔、小品文、散文诗、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序跋等等体式不一、写法各异的文体。“九一八”事变事发突然，各家报刊已经无暇顾及文体，只要能够起到宣传、号召、鼓动或者记录、印证、叙述的文字，都予以刊載，繁杂丰富的记述类文体也不好归类，考虑到它们大多刊载在报刊上，故将其定义为“报刊散文”。抗战“报刊散文”为我们找寻历史、钩沉史料，提供了可以重新还原历史原像的“记忆器”。我们翻看《申报》，就重新回到铁蹄踏破山河、百姓屈辱生活、国民愤而反抗的惨烈而又悲壮的时代，能够铭记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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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1945年5月27日停刊，跨越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它是中国现代报纸的发端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发行最久，社会影响最广泛的报纸之一。“九一八”事变爆发，《申报》于9月21日“时评”中对此事迅速做出反应，然后，《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开始发表关于日军侵略的文学作品等。《申报》不断刊载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时事、杂文、通讯、日记等文章，成为发表“九一八”国难文学的重要阵地。如《申报》创立“青年园地”栏目，为青年提供专门栏目，支持爱国青年，以笔为刀，抗日救亡。关于“青年园地”中来稿内容，编辑要求：“一，文学以关于青年问题之讨论、国内外学校或学生之消息、随笔。学校生活之随笔描写等为范围，体裁不拘。二，图书以关于青年问题者为限。”①翻检1931年《申报》，梳理关于“九一八”国难事件的400多篇文章，大体分为杂文、报告文学、散文小品等文体，这些抗战时期的“报刊散文”让我们重回历史，重见伤痕和血泪;重新见证，铭记残酷与抗争。
战争是人类最大的恶，动摇人类生存的基本道德根基，而侵略战争则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犯罪与恶行，侵略者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时的报纸、刊物，都对这一事件进行详实的记录、叙述，我们由此触摸到历史的伤痕和国难的面孔。《申报》的文章，朴拙冷静的叙述，文白夹杂的语言，作为“见证文学”的存在，更加凸显文字中的愤怒、恐惧、凄惨与悲怆。无论是《沈阳归来惊定追记》，还是《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见证”了历史，“见证”了战争，可以感受到人性的残酷、现场的惨烈与真实的力量。
百年国难，民族危亡。《申报》上民众的苦痛、日军的残酷是“印痕”最深的历史。抗日战争是民族耻辱与灾难的集体记忆，当回到历史，我们发现这种苦痛和灾难的确是民族的伤痕，而见证灾难是个体的历史担当和生命的磨难淬炼，由此形成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国家精神的重塑和铸造。当时，东三省人民的恐惧、愤恨、逃亡、反抗都表现在“报刊散文”中。勃兰兑斯在论述19世纪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时，曾指出波兰诗人由于被从“故土上连根拔起”，从而使他们的感情显得非常容易冲动和悲伤。从东北故土逃亡的作家，满怀悲痛与控诉之情叙述故土的沦丧与同胞的悲惨，呈现“流亡文学”之态。朱復均的《沈阳被占前后》，记录了沈阳被占前后人民的惨死与逃离：歌舞厅中小提琴的声音徐徐，舞星婀娜起舞，宾客沉醉其中，突然一颗流弹袭来，死伤一片，惨叫连连，悲惨的逃亡开始了。②其情其景，惨烈异常。人类的想象远远不及文字的描述，“一颗枪弹打穿了他的背”，一句简单的描述，却是惨绝人寰的屠戮的开始，是罪恶的深深“烙印”。侵略者肆意妄为的凶残、平民生命如蝼蚁般被践踏，是法西斯主义者对中国百姓、对世间民众的罪恶——文字的记录，历史的“复原”，孕育着控诉与呐喊、愤怒与反抗的力量。
日军占领沈阳后，大肆残杀无辜百姓。有民众侥幸从沈阳逃出，逃往各地避难。耕飧在本市市民大会举办之日，与从沈阳来上海避难的某君见面，根据某君所讲述的惨遭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沈阳城惨状，写成《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一文。文中写道：
某君虎口余生，直至行抵天津，周身血液，始稍觉舒畅。而错乱之神经，固犹惊恐无定也。日军于大队入城之际，遇华人，即示生吞活剥之狰狞凶态。酒臭熏天，见者奔避不惶。无辜孩提，父母抱携不及，日兵轻用右手紧握孩提，奋力分尸为二。或以刺刀解体为四，凶狠残酷，举世罕见。壮丁登车脱险，苟为日兵瞥见，则拖曳而下，先施以鞭挞，继持利刃剖析之，车站积尸遍地，示众三日，则以麻袋载运离沈。③
燕子所写的《玳梁憶语》中有篇记述营口归客所见的文章：
每出必四人结队而行。横持上刺刀之抢。行人偶不经意，行近其旁，即将枪刺乱刺。稍加抵抗，拘人司令部，治以极刑。凡遇衣西装长袍者，尤加注意。如四五人在街道闲谈，即遭枪击。各商店虽经日司令出示，照常营业。然市面萧条，终日无一顾问者。即居民亦闭户伏处，不敢越雷池一步。豪富之家，迁避一空，其稍有积蓄者，亦大半化妆远遁。满目荒凉之态，见者都为之泣数行下。④ 可见日军残暴至极，对手无寸铁的百姓肆意杀害毫无人性可言。日军残暴的统治下市井萧条，民众时常遭受生命的威胁不敢踏出家门，文章还强调了西装长袍的知识分子更容易遭到迫害。另有从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沈阳逃出的沈阳冯庸大学学生吴伟女士所作的《沈阳归来惊定追记》，记述了她听闻时局有变，匆忙中搭上最后一趟列车南归。归来惊魂未定，回忆逃亡过程中种种惊心动魄的场面。蒋剑意所作《沈阳归客痛语》讲述了从沈阳兵工厂逃回的朋友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沈阳的暴行。“日军之入沈阳城也，既攻北大营兵工厂得手。同时全城警察，皆已缴械。遂由浪人为导，狼奔豕哭。商店则责令遍系日旗。” ⑤在日本侵略者暴行下，东北人民小心翼翼地忍辱偷生，但仍难免惨遭杀害，人们每天都处在一种极度恐慌之中胆战心惊。无论凡俗百姓，还是文化名人都陷于“亡国奴”状态。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在“国难重重、国将不国的年代里”“老是心惊肉跳，以亡国为忧”，因此经常创作一些动人的爱国小说和散文，例如《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忧国之思和爱国之情。⑥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自由谈》主编的周瘦鹃开始对日本侵略问题发表看法。9月24日《自由谈》中发表他所作的第一篇杂感，题名为《痛心的话》。从此日起至10月20日，他以笔名鹃一口气写了26篇《痛心的话》，以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罪行，抒发国土被日军侵占的悲痛之感，并呼吁全国人民“用铁肩担起救国责任，用铁腕制止仇货流行。到万不得已时，我们更得以以铁血为代价，恢复那寸寸尺尺的被暴日夺去的我国领土”⑦。沈阳城的沦陷不过是日本侵略的开始，更大的灾难正在袭来。日本侵略者蚕食沈阳，其野心绝不止东北而已。日军踩着中国民众的尸体从沈阳杀到辽宁，从鸭绿江到山海关，进而企图侵占整个中国，仿佛中国已是日本囊中之物。正如鲁迅在1931年10月23日发表于《上海导报》第一卷第六、七期合刊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⑧文人智士、走卒贩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客观、悲凉的描述，传达了历史的声音，表达了民众的情感，将侵略者残忍丑恶的形象牢牢地钉在人类罪恶史的碑石上了。
二
宣传和鼓动、呐喊和奋起是时代赋予“觉醒”的国人的任务。面对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要让民众自发地抵抗以及反击侵略者，必须要唤醒沉睡中的民众。宣传之难、鼓动之难、抗击之难，都一一被历史见证。傅斯年在《东北史纲》中所述：“暴邻之凶焰愈无忌，占嫩江，取锦州，李义山诗所谓：‘太息先朝玄菟郡，积骸伏莽阵云深’之景象，扩充至数万方里之国土。”⑨《申报》1931年10月21日文章《我国今日已至最后难关，国人应有极坚强之表示》中写道：“吾人自当誓死以殉正义，以保我国家民族之生存，此则吾人今日所应坚强表示者也。”⑩面对凶残的敌人，只有抗争和反击，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者有之;战火北疆，歌舞升平者有之，历史记录着他们的“生活”，徒留一声叹惋，徒增观者愤怒。
面对东北沦陷，个别人却麻木无感，令人慨叹与反思。一些国人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冷漠”11，一些作家或者文人表现得平淡和疏离。如《人间》《论语》等期刊，刊载了《“九一八”庆幸无事》12《忘记了九一八事变》13之类无关痛痒的文章。鲁迅在其文章《藤野先生》中也曾批判部分中国民众是麻木的“看客”，缺乏民族认同感。王明鑫于9月22日发表的《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午前虹口吴江路之所见》一文便批判了面对日本的侵略，群众麻木无感：
日本电讯宣传素以敏捷称，冲突既起，我国人尚在梦中。而吴江路日本每日新闻社，于晨五时即在大门旁高揭战报，印发号外。至十一时已有七电露布， 大字标题曰中日军大冲突。十八日午后十时半，开始攻击北大营。（为东北军驻军之所，建筑雄壮规模之大，甲于全國，能容二十万人。）至十九日上午半时，完全占领。三是扫除商埠地，六时半辽宁城完全占领。城内外中国军人巡警武装完全解除云云。同时吴江路较大日商店，均由该社分发同样战报，张贴门外。置身其中，宛如战场。国人见之者均愤愤不平，而日本人则面现笑容，娇气凌人。各人心内之极度紧张，随时有发生冲突之可能。但一逾吴江路至大马路福州路，则熙熙攘攘，一如平常，毫无感觉。国人之麻木不仁，由此可见。归后愤不能平，特记之以告国人，愿速猛醒。14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吴江路人民的愤慨，令人感喟，而除吴江路看到日本报社张贴的战报愤愤不平的民众外，其余地方的民众一如平常。国家遭受侵略，国土沦丧这样悲痛的事情竟然仅仅泛起一点水花，不能像波浪一样蔓延开来，可见部分国民是何等的麻木。作者只能悲愤无奈地发出愿国人速速猛醒之慨叹。
1931年10月起，关于“九一八事变”宣传的文章多了起来。10月2日明写的《宣传》一文记述了宣传队宣传日军之暴行，在车上遇到一对老人，老妇人谈论年轻人做官便合不拢嘴。到小学宣传，学生则木然无感的情形。通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此时已有专门的宣传队出现，他们投身宣传日军侵略罪行、抗日救国的实践活动中。宣传活动则有忧有喜，有麻木迂腐的民众，也有觉醒行动的人民。
黄奂若的文章《孩子们的气概》便讲述了一个临时的小学教师，在讲课时谈到日本对我国国土的蹂躏，对东北人民的残忍行为，孩子们大有触动。课堂上悲愤之余，且身体力行地在村里宣传救国方案。教师对日本的愤恨与爱国热情经由课堂传到学生身上，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情怀。黄奂若所写的《XX（影印版字迹缺失）不死——宣传工作中得来的安慰》讲述了青年学生被迫抛下书本，加入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的宣传队被派到一个乡村去宣传抗日，起初村民特别平静，在他们的演讲下热血沸腾的故事：
当我们进村初时，所看到的仅是异常的平静。在国难方殷的时候，热血奔腾着的我们看去真是感到了死寂的可怜。似乎模糊的感到人心已死国事不可为的悲哀。然而，经过了我们的一番讲述，农民们那种热烈的血气的激昂的勇敢的精神表现后，才使我们突然的兴奋了。虽则在上者是麻木不仁，但民众们的心还在活跃。国运想还不至于垂绝罢。两个钟点后，我们便在悲壮的送行中离开了可爱的有为的农人们。另外我们又找到了一个村庄，自然一切的情状与前一个村里的一般。15 随后，宣传队归程遭遇了大暴雨，但是作者想到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同胞便不觉得苦与累了。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一个面对侵略，不得不扔下书本投身宣传抗日救国活动的青年在下乡宣传抗日过程中的所见所感。1931年《申报》中，类似这般的宣传文章有多篇，如9月28日发表于“自由谈”，署名黄振遐的《哭辽宁救辽宁》;9月29日发表于“青年园地”萧寿煌所作的《起来呀同胞们》与10月15日发表于“自由谈”署名子凡的《奋斗啊，坚持到底》等，这些文章不仅体现了爱国志士的反抗精神、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更是将民族的血气、不屈的精神传播开去。
救亡图存、呐喊奋起，是历史赋予的重任。国家灭亡的描述，民族消亡的刻画，是真实的“象征”，万千民众的力量是个人力量的汇聚，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麻木与冷淡，其实就是一种更深意义的消亡和退却，生与死、火与冰，放弃抗争，预示着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消亡。同时，个体的自我放弃，更是一种窒息性的苦闷和恐怖。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精神永远是一种支撑的、基础的力量。
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热血。鲁迅在“九一八”事变三周年之际，写下《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 ;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16的确如此，“中国的脊梁”是不屈的青年、奋起的民众。
《申报》有大量记载反抗侵略的文章。1931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将军统帅军队，奋勇反抗。青年学生以实际行动支援孤军奋战的马占山将军，各地青年聚集纷纷组建义勇军准备北上抗日救国。“青年援马团”是最著名的一支队伍，也留下了大量文字。《申报》文学副刊“自由谈”中连载了题名为《出征》的一系列的日记体报告文学作品，共计十六篇（其中后七篇于1932年发表），为从上海出发的署名“青年援马团一团员”所写。他由离开上海与家人分别的悲伤写起，先后走过真茹、南翔、昆山、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徐、济南、天津等地。这名团员随行“青年援马团”留下的这些见闻，时间间隔不等。遗憾的是，由于日军侵略上海，此系列文章记述到北平终止。事实上，这支援马团到达北平后，因种种原因并未能北上前线支援马占山将军而是就地解散。
1931年12月17日“自由谈”刊发了团员所写的第一篇文章《出征（一）英雄的离开》，文中记录了“我”决心奔赴前线与家人分别的场景：“姊姊替我收拾行装。妈妈正在掩着面啜泣。弟弟却不去上学。爹爹呢，他也在欷歔慨叹。还有忠厚的姨娘，伊一面劝着妈妈不要伤心，一面仍用悲切温婉的语调叫我不要去。”紧接着作者写了面对家人痛哭的内心所想：“尽家中凄惨，我的决心却是无从转移的了”。接着作者记述了他劝说母亲的话：“不要哭了，妈。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国家有难，我们应该要尽点国家的义务。如果我们国民都不去救国，国亡了，我们便要做帝国主义者的奴隶了。”随后他的父亲分析局势说道：“可是中日如今正在向国联谈判。双方都要遵守使形势不致严重的诺言，你看，中央政府尚不调动军队，恐被日人借口。你们去，岂不是破坏了政府的信用吗？况且，你们又没有武器。即使有，何尝配得上日本十一。这也不去说它，但是，总要有了后盾才能够前进的吧。再者，此去黑龙江关山遥远，你们到了北平。日军却早已派兵截着前路了，怎么去呢？就算去到，马将军也绝不给你们上前线的。况关外严寒，手指鼻头都会冻僵了的。”17我们看到《出征》日记，仿佛置身其中，跟随他离开家人离开上海，虽艰难重重，抗日救国的决心却依然坚定无比。
除“青年援马团”外，各学校纷纷组建了学生军。10月5日邵冠华发表在“青年园地”的文章《学生军》就反映了沪西×（原文如此表述）大学的学生军出发前的场景。学生军穿着制服戴着军帽、扛着枪喊着口号，分成小队在队长的带领下整装向火车站行进。他们已跨上火车了，他们一队队的分坐着，他们想不到许多行人在喧哗中批评他们、赞誉他们，他们想不到“生”和“死”之可喜可悲，他们想的是那“勇往、前进、奋斗”的六个字。18学生军虽然训练不足、势单力薄，但他们依然选择奔赴前线，决心用生命守护祖国的疆土。投笔从戎、抗击外敌，无论是历史史实还是文学想象，文本都成为时代的象征，也体现了文史互证的历史宽阔性和文学丰富性。
青年学生走上反抗的道路，全国民众也用不同的方式反对外敌，抵御侵略，体现了危难之中的民族情感与国家精神。这种全民反抗的热潮不仅存在于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的作品中，许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表达自己的抵抗诉求。《申报》刊载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杂文、杂感与通讯，他们积极探索救國家于危难的各种途径，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方法林林总总，商界的同胞提出拒绝买日本纱的倡议;妇女儿童界也纷纷表达了自身参与反抗的责任与热情;还有人提出要从教育入手，提出要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培养优秀的下一代才能不再被欺压掠夺。龚警钟所写的散文《大家准备起来》呼吁在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之际，军人、工人、文人、老人、孩子、学生、商人等后方同胞与华侨都应做好反抗的准备。鸡冠所写的《救国婚约》讲述了国难当头，一爱国男儿在结婚时与女友敲定，不得以儿女私情阻拦报国行动的故事。还有民众从救国宣传的角度出发，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十月四日“自由谈”中发表的《持久普及不费钱之反日救国宣传》，作者认为张贴的反日救国标语或为纸制，或为布写，经日晒雨淋，不数日即见毁坏。于是提出各报纸刊登反日救国标语，一切文具、玩具与糕饼应永加“勿忘日本”等字，各银行钞票与支票应加印“勿用此买日货”等不浪费又能持久的宣传建议。还有《募捐路上》《募捐志感》《捐画助黑记》等文章，这类文章多出现在马占山将军奋起抗日后，那些不能奔赴前线的人们，捐款支援马占山将军成为一种爱国新方式。 在抗日救国的感召下，民众纷纷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申报》刊载了记述义勇军活动的文章：絜非所写的《中大义勇军杂记》，详细记述了中大义勇军成立、组织活动及构成情况;芮兆基所写的《上海义勇军宣誓大检阅记》，详细记述了上海义勇军宣誓的沸腾场景;耘飱所写《学生义勇军检阅记》记述检阅学生义勇军过程。同时，还有抗日救国运动方面的文字，如《悲壮热烈的市民救国大会》《感时悲歌之音化报国宣传会》《沈阳归来惊定追记》《好战地救护队演习记》《中公剧社排演救国戏剧》《救国赈灾口琴音乐会》《示威团》《泣别援马团》等。
《申报》记录“九一八”国难的“报刊散文”，不管是战争场景的还原，还是抗戰情绪的记录，都具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精神旨归。一方面，这种“报刊散文”具有极强的民族精神意义和重要的文学见证力量。文字质朴、直接甚至残酷、悲壮，这种民族创伤和历史记忆的文字，寄托和承载着个人的情绪、民族的情感、国家的精神。另一方面，这种“报刊散文”有文史互证的意义和反思历史的价值。这是超越战争表象形态的深层反省，这是无以言说的生命表达。重新回顾这些文史互证的“报刊散文”，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性”一览无遗。历史之痛、民族之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文学就是一面镜子，会映射现实，也会启迪未来。《申报》“报刊散文”的出现，作为“战争文学”“流亡文学”或“见证文学”，记录了日军残酷杀戮的场景，也记录了民众愤怒抗战的声音，鼓舞了民众抗战到底的勇气，坚定了全民抗战的信念。这是一种独具力量的文字，也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
注释：
①佚名：《青年园地稿例》，载《申报》1931年10月15日，本埠增刊。
②朱復均：《沈阳被占前后》，载《申报》1931年10月9日，本埠增刊。
③耕飧：《暴日蚕食沈阳之惨状》，载《申报》1931年9月29日，第四张。
④燕子：《玳梁憶语》，载《申报》1931年11月18日，第五张。
⑤蒋剑意：《沈阳归客痛语》，载《申报》1931年10月3日，第五张。
⑥黄诚：《周瘦鹃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时评杂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4期。
⑦鹃：《痛心的话》，载《申报》1931年10月19日，第四张。
⑧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6页。
⑨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页。
⑩佚名：《我国今日已至最后难关·国人应有极坚强之表示》，载《申报》1931年10月21日，第二张。
11王富仁：《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东北作家群·端木蕻良（之二）》，《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
12载《论语》，1932年10月1日。转引自王向远等：《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13载《人世间》，1934年9月20日。转引自王向远等：《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14王明鑫：《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九日午前虹口吴江路之所见》，载《申报》1931年9月22日，第三张。
15黄奂若：《……（影印版字迹缺失）不死——宣传工作中得来的安慰》，载《申报》1931年10月9日，本埠增刊。
1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17青年援马团一团员：《出征（一）英雄的离开》，载《申报》1931年12月17日，第三张。
18邵冠华：《学生军》，载《申报》1931年10月5日，本埠增刊。
（作者单位：刘广远，东北大学艺术学理论系;崔开远，渤海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九一八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B08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N21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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