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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将《非诚勿扰》作为一个文本、一个文化对象和话语事件，通过对节目本身各种语言要素的分析，主要从人物角色、叙事情节、叙述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揭示其背后的社会价值体系，即关于价值观、婚恋观及女权主义的意指系统， 研究结果将从理论上透视在当今政治、经济体制作用下中国适婚女性婚恋观的变化，找出操纵婚恋观变化的幕后推手，为树立正确的择偶观提供一定的价值支撑。
关键词：非诚勿扰；女性话语权；叙事学；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201-02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节目赚取了高收视率，成为社会普遍热议的话题，截止到2013年3月23日，该节目已经播出了316期。相亲交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电视相亲类节目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非诚勿扰》的成功不是一个神话，本人将以叙事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法解构《非诚勿扰》的叙事方法，以此透视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
一、《非诚勿扰》叙事语言特点
《非诚勿扰》的定位是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的服务性平台。作为一个叙事文本的《非诚勿扰》，讲述的是当代社会“剩男剩女”们相亲交友的情感故事，不同个体的婚恋观在其中进行碰撞[1]。它符合叙事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人物、有情节、有戏剧冲突，并且通过独特的电视叙述语言——声音和影像传递着文本信息。
（一）角色定位：凸显女性话语权的回归
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是女性的性別，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公的现实给予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相对男性而言，总是作为“他者”存在，在话语权中处于弱势地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意指实践，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构建出来的，是由信码构建和确定的”[2]。因此，对女性这一客观对象的认识是由各种文化自身所共享的“信码”决定的，长期以来相对于男性“力量”、“阳光”等形象，女性被赋予“柔弱”、“阴暗”等概念图，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使女性在社会地位及话语权中处于劣势。而《非诚勿扰》独特的节目设置使女性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尊重。
《非诚勿扰》邀请24个女生用“灭灯、亮灯”的方式来选择男嘉宾，男嘉宾在出场之后首先要面对女嘉宾们的辛辣点评，虽然男嘉宾也有反驳的机会，但是1比24的悬殊比例常常使男嘉宾的话语权力在舞台上处于劣势，节目在这种悬殊的话语权力对比中进行。福柯认为，所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在《非诚勿扰》中，男女嘉宾、主持人、嘉宾主持及场内外观众构成了话语主体，而女嘉宾明显占据了主体的首要位置，掌握了实质话语权，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男性嘉宾做出选择，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这一话语权力在节目中的运用，迎合了现代女性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同时台上台下不同女性能够对同一男嘉宾做出不同的解读、评判，这牢牢锁住了大批女性受众。女性走上台前，大胆寻觅中意对象，一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传统婚恋观，由被动走向主动，使中国女性得以从传统婚恋观中解放出来。
（二）叙述方法：横向延伸与纵向拓展相结合
叙事学派学者借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应该回归文学本身，寻找文学文本的内在，探究文学文本的形式和结构要素而非内容要素。《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女嘉宾牵手离开与新嘉宾上场如同电视连续剧，具有横向连续延伸的特点，而每一位男嘉宾的出场又以一个单独的叙事单元完整存在，节目针对每一位男嘉宾设置的“女生特权爱之初体验”、“爱之再选择”、“爱之终决选”、“男生特权”等环节，又以追述的方式将每一个单元做了纵向的拓展，使得整个节目充满电视连续剧般的叙事特点，而它又不同于电视剧虚构的本质，以当下发生的真实的情节不断推动着故事发展，观众无法预料下一个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是谁。
大众传媒生产下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将男女婚恋交友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变成了供大众消遣娱乐的消费品。新一代的电视婚恋节目已经逐渐融合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真人秀等多种节目形态，并且朝着日益娱乐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工业发展所要求的标准化生产，深刻影响了电视婚恋节目模块环节设置。《非诚勿扰》打破了婚恋交友类节目的原有束缚，开启了一对二十四的全新婚恋交友类节目模式，给嘉宾自由表达的空间，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婚恋价值观，引出更广泛的话题。
（三）叙事情节：作为推动力的话语冲突
《非诚勿扰》的成功，靠的不是孟非，不是乐嘉，甚至不是爱情，而是由于这类节目用近乎赤裸裸的方式引起广大观众对于畸形婚恋观的关注，而这种表达方式深深地刺激到了主流价值观持有者们所谓的“自尊心”（2010年06月25日传媒湖州网）。我们看到，这一小小的婚恋平台恰恰是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心态及所持有的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集中碰撞，它之所以受到各种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受众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非诚勿扰》中怀着各种目的前来参加节目的男女嘉宾们都将自身置于一种统一的叙述情景中。节目的冲突动力就蕴含在嘉宾之间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和现实要求之中，这样的冲突在嘉宾之间的对话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以下仅以两个典型例子做说明）
“刻薄拜金女”马诺——一位爱好骑自行车并且无业的男嘉宾问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么？”马诺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边哭。”
在消费时代拜物主义盛行，欲望膨胀，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追求物质和享受仍是当下许多单身女性所持有的观念。只是马诺说出来了，很多人是悄悄地做了，其实如主持人孟非所言，“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真实地表达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 “60%极品男”沈勇——要求女方也要有房有车，“如果经济条件好，离婚无小孩也可以。” 对于今后的家庭理财，沈勇要求AA制，不过作为男人，他愿意多承担一些——“60%的家庭开销”。沈勇妈妈“歧视农民”的语言激起轩然大波，“我儿子的媳妇要求不是农村的，要不今天这个亲戚来，明天那个亲戚来，这挺烦人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极度个人主义的婚恋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性关系的变化，不仅女性要求平等，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压力不断加大的环境下，男性也同样要求平等。但是通过女嘉宾及大众的反映，可以看出，AA制在中国的婚姻家庭中仍难以被接受。沈勇妈妈的态度也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大的社会现实，城市化的推进不应只是钢筋混凝土浇注的进程，更应该是科技文化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
除了男女嘉宾之间的对话，主持人孟非、嘉宾主持乐嘉、黄菡的现场仲裁和调解既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又将事件冲突引向大众文化的领域，场外观众随之引起的争论使之发展成为媒介事件。主持人孟非由《南京零距离》的新闻主持人转为《非诚勿扰》这一综艺节目主持人，其个人形象及主持风格不同于现代综艺节目帅哥靓妹或能歌善舞或个性张扬，孟非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调和者，掌握着整场的节奏；而作为性格色彩分析师的点评嘉宾乐嘉本身就是节目的一个亮点，常常不自觉地成为节目的主角，时时制造出小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知性、睿智的情感分析嘉宾黄菡如同一位老师，给予嘉宾以亲切的劝诫和鼓励。主持人尤其是嘉宾的点评，往往代表了大众的声音，对于男女嘉宾的做法、看法，电视台下的广大受众存有种种疑问，点评嘉宾在节目中也同样作为受众，他们向男女嘉宾提出大众想问的问题并且给予引导，进行价值观、婚恋观、人生观的评判，使观众在观看节目后又能够进行思考，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使之成为社会化话题。《非诚勿扰》101期开播前在腾讯微博上推出的反场男嘉宾评选投票活动，更是满足了观众的话语权，由观众评选出来的男嘉宾得以再次登台，观众得以作为参与者推动节目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二、《非诚勿扰》揭示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
《非诚勿扰》这一叙事文本通过节目设置和嘉宾对话及点评，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各种婚恋观及价值观的集中展示，他的成功在于它表达的真实和对不同价值观念的包容。中国女性择偶由被动、等待到主动、寻觅，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在消费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婚恋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拜金崇物的实用主义观念更是盛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鸿沟变宽，使得婚恋选择也变得不那么“纯粹”。 避开爱情谈条件的相亲交友节目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写照。
是否有车有房，是否和愿意和父母同住，是否同意婚前财产公证，是否要孩子等，也都成为相亲男女的话题焦点。2010年百合网進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大家在结识异性时，最关注对方的什么信息，结果是在女性的选择中关注对方收入的排第一位，住房排第二位。婚恋观挂钩于经济实力，房子、存款同性格、人品并驾齐驱。婚恋观无所谓对错，只有道德的评判，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然而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由世纪佳缘婚恋网站携手中国社科院推出的《2010-2011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75%的受访者相信真爱，近八成人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婚恋观也日趋成熟，并且具备更强的包容性。过九成的人会选择跟父母沟通；过七成的人认为分手虽伤心，但离开错的才能遇到对的；过七成受访者可以接受或愿意尝试跨国恋。
无论是怎样的婚恋观，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在于制造这样一种舆论环境，更应该提供一种正确的导向，在全社会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念，倡导一种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展宁.《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叙事话语分析[J].今传媒，2010，（10）.
[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萍.电视婚恋节目形态变迁与两性关系的异化[J].青年记者，2010，（32）.
[4]骆志伟.对相亲交友类电视节目的叙事认知[J].青年记者，2010，（26）.
[5][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非诚勿扰；女性话语权；叙事学；婚恋观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201-02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代表的电视相亲类节目赚取了高收视率，成为社会普遍热议的话题，截止到2013年3月23日，该节目已经播出了316期。相亲交友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电视相亲类节目也不是一个新鲜事物。《非诚勿扰》的成功不是一个神话，本人将以叙事语言学的文本分析法解构《非诚勿扰》的叙事方法，以此透视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
一、《非诚勿扰》叙事语言特点
《非诚勿扰》的定位是适应现代生活节奏的大型婚恋交友节目，为广大单身男女提供公开的婚恋交友的服务性平台。作为一个叙事文本的《非诚勿扰》，讲述的是当代社会“剩男剩女”们相亲交友的情感故事，不同个体的婚恋观在其中进行碰撞[1]。它符合叙事模式的基本特征：有人物、有情节、有戏剧冲突，并且通过独特的电视叙述语言——声音和影像传递着文本信息。
（一）角色定位：凸显女性话语权的回归
女权主义理论认为，无论是女性的性別，或是女性的社会地位、身份和角色等，都是社会不公的现实给予的。女性是被构造的，没有选择的权力和能力。相对男性而言，总是作为“他者”存在，在话语权中处于弱势地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意指实践，意义是被表征的系统构建出来的，是由信码构建和确定的”[2]。因此，对女性这一客观对象的认识是由各种文化自身所共享的“信码”决定的，长期以来相对于男性“力量”、“阳光”等形象，女性被赋予“柔弱”、“阴暗”等概念图，一旦这种二元化对立形成，就被约定俗成而不易改变，使女性在社会地位及话语权中处于劣势。而《非诚勿扰》独特的节目设置使女性话语权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尊重。
《非诚勿扰》邀请24个女生用“灭灯、亮灯”的方式来选择男嘉宾，男嘉宾在出场之后首先要面对女嘉宾们的辛辣点评，虽然男嘉宾也有反驳的机会，但是1比24的悬殊比例常常使男嘉宾的话语权力在舞台上处于劣势，节目在这种悬殊的话语权力对比中进行。福柯认为，所有政治和社会形式的思想都不可避免地卷入知识和权力的相互作用，在《非诚勿扰》中，男女嘉宾、主持人、嘉宾主持及场内外观众构成了话语主体，而女嘉宾明显占据了主体的首要位置，掌握了实质话语权，并且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对男性嘉宾做出选择，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色彩。这一话语权力在节目中的运用，迎合了现代女性对平等与自由的追求，同时台上台下不同女性能够对同一男嘉宾做出不同的解读、评判，这牢牢锁住了大批女性受众。女性走上台前，大胆寻觅中意对象，一改“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传统婚恋观，由被动走向主动，使中国女性得以从传统婚恋观中解放出来。
（二）叙述方法：横向延伸与纵向拓展相结合
叙事学派学者借鉴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共时性角度即语言的内在结构上，而不是历时性角度、历史的演变中去考察语言。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应该回归文学本身，寻找文学文本的内在，探究文学文本的形式和结构要素而非内容要素。《非诚勿扰》作为一个叙事文本，女嘉宾牵手离开与新嘉宾上场如同电视连续剧，具有横向连续延伸的特点，而每一位男嘉宾的出场又以一个单独的叙事单元完整存在，节目针对每一位男嘉宾设置的“女生特权爱之初体验”、“爱之再选择”、“爱之终决选”、“男生特权”等环节，又以追述的方式将每一个单元做了纵向的拓展，使得整个节目充满电视连续剧般的叙事特点，而它又不同于电视剧虚构的本质，以当下发生的真实的情节不断推动着故事发展，观众无法预料下一个牵手成功的女嘉宾将会是谁。
大众传媒生产下的电视相亲类节目，将男女婚恋交友这一亘古不变的话题变成了供大众消遣娱乐的消费品。新一代的电视婚恋节目已经逐渐融合谈话节目、娱乐节目、真人秀等多种节目形态，并且朝着日益娱乐化的方向发展。文化工业发展所要求的标准化生产，深刻影响了电视婚恋节目模块环节设置。《非诚勿扰》打破了婚恋交友类节目的原有束缚，开启了一对二十四的全新婚恋交友类节目模式，给嘉宾自由表达的空间，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婚恋价值观，引出更广泛的话题。
（三）叙事情节：作为推动力的话语冲突
《非诚勿扰》的成功，靠的不是孟非，不是乐嘉，甚至不是爱情，而是由于这类节目用近乎赤裸裸的方式引起广大观众对于畸形婚恋观的关注，而这种表达方式深深地刺激到了主流价值观持有者们所谓的“自尊心”（2010年06月25日传媒湖州网）。我们看到，这一小小的婚恋平台恰恰是当下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心态及所持有的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集中碰撞，它之所以受到各种不同背景、不同年龄受众的关注，正是因为它具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非诚勿扰》中怀着各种目的前来参加节目的男女嘉宾们都将自身置于一种统一的叙述情景中。节目的冲突动力就蕴含在嘉宾之间不同的价值观碰撞和现实要求之中，这样的冲突在嘉宾之间的对话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以下仅以两个典型例子做说明）
“刻薄拜金女”马诺——一位爱好骑自行车并且无业的男嘉宾问马诺：“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么？”马诺答：“我更喜欢在宝马里边哭。”
在消费时代拜物主义盛行，欲望膨胀，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身地位、追求物质和享受仍是当下许多单身女性所持有的观念。只是马诺说出来了，很多人是悄悄地做了，其实如主持人孟非所言，“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在不损害别人的情况下，真实地表达自己，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 “60%极品男”沈勇——要求女方也要有房有车，“如果经济条件好，离婚无小孩也可以。” 对于今后的家庭理财，沈勇要求AA制，不过作为男人，他愿意多承担一些——“60%的家庭开销”。沈勇妈妈“歧视农民”的语言激起轩然大波，“我儿子的媳妇要求不是农村的，要不今天这个亲戚来，明天那个亲戚来，这挺烦人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极度个人主义的婚恋观念，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两性关系的变化，不仅女性要求平等，在这个生活节奏加快、压力不断加大的环境下，男性也同样要求平等。但是通过女嘉宾及大众的反映，可以看出，AA制在中国的婚姻家庭中仍难以被接受。沈勇妈妈的态度也反映了中国城乡差距大的社会现实，城市化的推进不应只是钢筋混凝土浇注的进程，更应该是科技文化教育不断深入的过程。
除了男女嘉宾之间的对话，主持人孟非、嘉宾主持乐嘉、黄菡的现场仲裁和调解既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又将事件冲突引向大众文化的领域，场外观众随之引起的争论使之发展成为媒介事件。主持人孟非由《南京零距离》的新闻主持人转为《非诚勿扰》这一综艺节目主持人，其个人形象及主持风格不同于现代综艺节目帅哥靓妹或能歌善舞或个性张扬，孟非在节目中扮演了一个调和者，掌握着整场的节奏；而作为性格色彩分析师的点评嘉宾乐嘉本身就是节目的一个亮点，常常不自觉地成为节目的主角，时时制造出小冲突推动情节的发展；知性、睿智的情感分析嘉宾黄菡如同一位老师，给予嘉宾以亲切的劝诫和鼓励。主持人尤其是嘉宾的点评，往往代表了大众的声音，对于男女嘉宾的做法、看法，电视台下的广大受众存有种种疑问，点评嘉宾在节目中也同样作为受众，他们向男女嘉宾提出大众想问的问题并且给予引导，进行价值观、婚恋观、人生观的评判，使观众在观看节目后又能够进行思考，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自己的观点，使之成为社会化话题。《非诚勿扰》101期开播前在腾讯微博上推出的反场男嘉宾评选投票活动，更是满足了观众的话语权，由观众评选出来的男嘉宾得以再次登台，观众得以作为参与者推动节目情节的进一步发展。
二、《非诚勿扰》揭示中国女性婚恋观的变化
《非诚勿扰》这一叙事文本通过节目设置和嘉宾对话及点评，以独特的方式承载着各种婚恋观及价值观的集中展示，他的成功在于它表达的真实和对不同价值观念的包容。中国女性择偶由被动、等待到主动、寻觅，是社会的一个进步，在消费时代的背景下，中国女性的婚恋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拜金崇物的实用主义观念更是盛行，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鸿沟变宽，使得婚恋选择也变得不那么“纯粹”。 避开爱情谈条件的相亲交友节目正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写照。
是否有车有房，是否和愿意和父母同住，是否同意婚前财产公证，是否要孩子等，也都成为相亲男女的话题焦点。2010年百合网進行了一项调查，调查大家在结识异性时，最关注对方的什么信息，结果是在女性的选择中关注对方收入的排第一位，住房排第二位。婚恋观挂钩于经济实力，房子、存款同性格、人品并驾齐驱。婚恋观无所谓对错，只有道德的评判，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各种价值观念相互碰撞，然而人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由世纪佳缘婚恋网站携手中国社科院推出的《2010-2011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75%的受访者相信真爱，近八成人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与此同时，现代社会人们的婚恋观也日趋成熟，并且具备更强的包容性。过九成的人会选择跟父母沟通；过七成的人认为分手虽伤心，但离开错的才能遇到对的；过七成受访者可以接受或愿意尝试跨国恋。
无论是怎样的婚恋观，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而大众传媒的作用不仅在于制造这样一种舆论环境，更应该提供一种正确的导向，在全社会弘扬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念，倡导一种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展宁.《非诚勿扰》电视相亲节目的叙事话语分析[J].今传媒，2010，（10）.
[2][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王萍.电视婚恋节目形态变迁与两性关系的异化[J].青年记者，2010，（32）.
[4]骆志伟.对相亲交友类电视节目的叙事认知[J].青年记者，2010，（26）.
[5][法]罗兰·巴特，著.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