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深圳，常听到“文化沙漠”的说法。其实，这个称号曾长期属于香港。早在1927年，鲁迅应《大公报》邀请来香港演讲，就被怯生生地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鲁迅答：“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战事频仍，政局严酷，大量文化名人避难于香港，其中很多人客居终老。在他们的活跃带领下，香港成为一座文化森林。但所谓“文化沙漠”的称号，一直挥之不去，这种误会不外二因：一是香港过于商业化的城市气质;二是内地高高在上的自大感。文史学术大家饶宗颐先生还有金庸，足可堪称大师的。他们都是由香港本土孕育的大师，放眼内地，民国一代的老先生去后，可曾孕育过同此分量级的大师吗？
　　香港“文化森林”的盛况，以20世纪50至70年代为最，出现了《大人》《大成》《春秋》等绝世文史名刊，是内地和台湾所不可想象的。就拿《大公报》来说，其文化副刊《艺林》堪称是大陆、香港、台湾文史名家的群英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内地和台湾均不具备条件。若想一睹当时盛况，搜集当时报刊诚非易事，好在这些专栏文章当时便已结集为《艺林丛录》，交商务印书馆香港馆排印出版。这套书自1961年至1973年内前后共出10编，前3编多为港澳作家，也有一些内地作家，尤以广东居多，特别是冼玉清，有20多篇。从第四编开始，内地作者才多了起来，渐成主力，如钱仲联、商衍鎏、王力、陈垣、沈尹默、谢稚柳、钱君匋、周汝昌、章士钊、叶恭绰、顾颉刚、夏承焘、张宗祥、沙孟海、启功、周绍良、王元化、潘伯鹰、唐圭璋、郭绍虞、俞剑华、李可染、高二适、黄苗子、郑逸梅、黄裳，都是鼎鼎大名。然而这套书的一大怪异之处，是内地作者皆老老实实署名，而港澳和台湾作家，除曹聚仁、朱省斋等寥寥数人外，皆用临时起的化名，基本不辨牛马。
　　而且这么精彩的丛书，翻遍十编十册，既未署主编之名，也没有序跋对编辑情况进行说明。后来读到罗琅的《香港文学记忆》，收有一篇《陈凡与〈艺林丛录〉》，才知这套书的主编，原来竟是与梁羽生、金庸合写《三剑楼随笔》的百剑堂主。据罗琅此文回忆，《艺林》副刊之所以能向内地征稿，是得到廖承志的援引。廖公一向负责统战工作，以当时内地文化环境之严肃，此举当为统战之牛刀小试无疑。《郑逸梅自订年表》1963年的记载可证实此判断：“经廖承志先生圈定，我向海外发稿。北京中国新闻社设宴国际饭店，兼邀诸老作家，我乃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写稿，任统战工作。”于是当正式结集出版时，作者就有了政治站队的考虑。内地作者当然积极表现，而当时台湾反共浪潮正高，港澳和台湾的作者有所顾忌，所以隐去真名。曹聚仁一向以两岸和平使者自命，巴不得别人知道;朱省斋则脱胎于汪精卫阵营，不在乎台湾怎么看。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罗琅说：“至于许多当时不便用自己名字在香港发表文章的，除非再起陈凡先生，相信黄荫普先生（注：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也未必知道是谁。”
　　那些隐去真名的作者，都用些“达堂”“戎轩”“宇庭”“寅庵”“远斋”“矩园”“兰轩”“智龛”或“楚客”“一丁”“刚主”“直生”之类，有酸腐气。“第二编”收了主编陈凡的两篇文章《〈东园十咏〉前后》和《试谈任伯年》，前者谈史，后者论画，均署名“百剑堂主”，显得戛戛独造、鹤立鸡群。其实他早已用此名和梁羽生、金庸两个武侠晚辈合写过专栏《三剑楼随笔》，单独写过《百剑楼杂笔》，连载过武侠小说《风虎云龙传》，这几种文字都于1960年前结集出版，反响很大。这三种书我都有，其中《三剑楼随笔》1957年由香港文宗出版社出版，当时作者排序是百剑堂主、梁羽生、金庸。到了1997年学林出版社重版此书，则把排序颠倒过来，变成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了。总之，百剑堂主的名气早已响彻香江，他在《艺林丛录》里署这个名字，与那些化名全然不同。
　　陈凡何许人也？他是个坚定的“左”派，在民国坚决倒蒋，后来坚决拥毛。早在1947年，他就因报道中山大学罢课事件而被逮捕。后来他以“陈少校”笔名写《金陵残照记》《黑网录》，持续黑蒋。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虽身在香港，却狂热到身怀利刃，以毛主席“大刀卫士”自居。这样的人，怎么会在乎台湾当局的看法。自署“百剑堂主”，倒像是扬刀立威一般。所以，商务印书馆怎么好标明这套书是他主编的呢？
　　黄裳为陈凡《壮岁集》作跋，用龚自珍句“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称美之，确是精允之论。而陈凡亦以此自况，他1976年填的《临江仙》写道：“回首流光真似驶，匆匆换了姿容。几多往事渐朦胧。几多甘苦辣，都在梦魂中。狂侠温文兼慷慨，酒边花畔刀丛。死生荣瘁不横胸。慰情唯此最，得见九州红。”但更能体现他亦狂亦侠风格的，倒是他年轻时写的讽时刺世的诗，如《有感》：“湘漓呜咽接黄河，长袖斜眉自舞歌。后主风流传遍日，江南隙地已无多。”《甲申秋桂林危城听歌感赋》：“怜君流落在天涯，满目苍凉何处家。为了惊醒亡国梦，烦君多唱后庭花。”他存诗不多，只成薄薄一册《壮岁集》，但诗力可观，故作序跋者居然是钱锺书、饶宗颐和黄裳，且均极推重之。钱序云：
　　陈君百庸（注：陈凡字百庸）轶才豪气，擅诗书画之三长。余识君也晚，不及见田光壮盛时矣。尝谓之曰：“想子当年，意态雄杰，殆所谓兴酣落笔摇五岳而吟沧洲者耶。”别去数载，忽寄《壮岁集》一卷来索序，且曰欲知狂奴故态乎。展卷斯在，余披寻吟讽，君少日愤时救世，探幽寻胜，轻命犯难，诸事历历纸上。嬉笑怒骂，哀思激烈，亦庄亦谐，可泣可歌，因参证缔交以来君为国为民之壮志一如畴昔也。好山好水之壮游，不减旧时也。若夫诗书画之大笔淋漓，更无愧老当益壮也。余不及见田光壮盛之憾，于是乎涣然释矣。君之诗酣放可以惊四筵，精微可以适独坐，余尝为君《出峡诗画册》题七言短句品目之，曰：“笔端风虎云龙气，空外霜钟月笛音。”今亦无以易之焉。一九八三年五月钱锺书序。
　　因为统战工作之便，陈凡虽在香港办刊，却不仅能源源不断面向内地约稿，且常能赴内地各地与名家面谈。不要说近在广州的容庚、商承祚、梁宗岱、詹安泰等，京沪的钱锺书、黄裳等，就连海外久失音讯的一代大儒熊十力，他都与其扺掌而谈，谈的竟是最高深的唯识学。《大公报》财力雄厚，稿费对内地作者有一定吸引力。而对于大家的困难，陈凡亦尽力周济。如他长期帮傅抱石在香港买药，三年困难时期给很多作者邮寄食品。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记载：“香港陈某寄来食品包裹一，内装白糖、火腿及其他食物。先生将包裹单交给校党委全部退还。”即指陈凡。
　　陈凡美丰仪，有侠气，诗词比梁羽生、金庸写得好多了，但写武侠比梁羽生、金庸都晚。他们仨的《三剑楼随笔》是1957年5月结集出版的，此时梁羽生已是名家，金庸虽只写了《书剑恩仇录》，也已成为圈内热议的健笔。“百剑堂主”排在首座，名头虽响，却没有写过武侠。大概在金庸写《碧血剑》时，他也写了一部《风虎云龙传》，和金庸一样，连载完，也交由三育圖书文具公司出版，也由蒋云行配了插图。但他这小说，着实不好看，比梁羽生还无味。看来，武侠小说需要另一种天赋，与诗史之才恰成反比。
　　陈凡一直心向北京，1979年加入中国作协。他的立场和金庸不同。金庸1957年离开《大公报》，数年后在《明报》与《大公报》论战，陈凡以“张恨奴”的笔名应战，闹得很不愉快。但金庸对这位老前辈还是非常尊敬的，事实上陈凡也喜欢看金庸小说，晚年无事，专门致函金庸讨要其书，金庸便亲笔签了名，着人送去。1997年陈凡病逝，金庸参加了葬礼。二人的关系，反没有金、梁关系那么微妙和难堪。
　　陈凡其他作品不多，1978年出版的《尘梦集》，大多数文章见于《百剑堂杂笔》和《三剑楼杂笔》。他的精力主要放在编辑上，除主编《艺林》副刊和《艺林丛录》外，还编有《齐白石诗文篆刻集》《中国鉨印源流》等书。他对书画金石的兴趣很大，自己也出过一册《出峡诗画集》。不过，我手头的《尘梦集》，封底内贴有香港书话名家许定铭一篇文章的剪报——《静听〈海沙〉的倾诉》，指出陈凡1942年在桂林，以“周为”的笔名，由今日文艺社出过一本名为《海沙》的散文集。战时后方的出版物，存世应极稀少了。除此之外，本文提及的其他书，虽未刻意搜集，我架上却都有了，基本全是在香港书肆淘到的。唯独这册《艺林丛录》第三编初版本，是陈凡1962年4月签赠给北京的文史学者陈迩冬的，我很少在孔夫子网参与竞拍，此为其一。《艺林丛录》第一编有《曹操的诗文》一文，署名“迩东”，根据陈迩冬先生的研究领域，应该错不了。
　　作者：夏双刃，文史学者，专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著有《非常道II：1840—2004的中国话语》《激荡十七年：从袁世凯到张作霖（1912—1928）》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