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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50名广西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问卷调查和访谈,探讨并分析他们的跨文化敏感现状,以便对广西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另一方面旨在探寻影响跨文化敏感差异的因素,为跨文化交际教学和培训提供理论依据。本论文为了解广西公派出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现状提供了实证资料;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教学建议,试图通过一个对于现状的尝试性调查探寻其对于跨文化培训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敏感广西海外归国人员
一、引言
当今世界,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加强,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现象日益普遍,对人的交际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国外去追求更高的学术研究,分享先进的教育方法。然而,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即便有很强的语法能力,丰富的词汇,当他们遇到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仍会有可能陷入交际困境,因为传统的教育不足以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融入当地文化。据近几十年的数据表明,企业中有5% ～15%的外派人员因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而提前回国(彭世勇,2007)。缺乏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商业、旅游业、海外留学、涉外工作等各个领域显现出来。概括地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指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而近年来,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跨文化敏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跨文化敏感(Intercu1tural Sensitivity)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格思里(1975)认为一个次的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文化多样性的敏感程度。
二、背 景
跨文化敏感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迄今为止,国际主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测试工具开发研究的很多,如1986年,Bennet用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反应。从而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在此模型基础上。为了辨别调查对象对文化差异的态度在从“否认”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Hammer 和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这个量表还应包括社会和情感的因素,不应仅仅包括认知能力;Bhawuk和Brislin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角度来解释跨文化敏感,1992年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mory-ICSI)。而Kapoor和Comadena认为,这个工具缺乏一定的信度,因为其所含条款用语和要求模糊;为了测量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1997年K.Cushner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目录表(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一一ICCS)。然而,1999年Loo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工具有很低的内部效度;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敏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2000年,他们开发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随后MoUenberg和Chen用德国学生进行测试,证实了这个工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国外有关探索某些因素和跨文化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有:Christa和Kent(2001)采用Bennett设计的跨文化敏感模型。证实外语水平和海外经历能提高跨文化敏感水平;2003年,Lisa,A.等采用Hammer设计的跨文化敏感量表,评估了儿科实习医生跨文化敏感的变化; 2004年Jan调查了服务性学习对在香港的国际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影响,发现跨文化敏感测试分数和很多变量相关。然而当前国内关于跨文化敏感度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外语教学方面,该领域有关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课堂教学研究,而对于其他出国人群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随着北部湾经济圈的成立以及东盟博览会的举行,广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的关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广西每年选派一批优秀的人员到海外工作和学习,然而国内对公派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研究却为数不多。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对50名广西公派海外归国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跨文化敏感对他们海外学习、工作的影响程度,以供教育工作者在出国选拔和培训中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50名广西公派海外归国人,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各大中院校,医院,国企,以及一些科研机构。他们都曾因公在海外学习或工作过,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50名受试者的个人信息见表1。
受试者前往学习和工作的国家大部分是美洲、欧洲及大洋洲的国家,其中前往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占总受试者的70%以上。同时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行,广西政府和企业每年都会派遣人员,到这些东盟国家学习工作,因此也有相当数量的受试者前往东盟国家。50名受试者的出国信息见表2。
(二)研究方法
为了解广西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度,笔者设计了一组有关文化敏感度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两部分,共 33个题目。第一部分包括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出国时年龄、外语水平、留学时间等。第二部分采用了Chen和 Starosta 开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里克特量表(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该量表将跨文化敏感分为五个层面,分别是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共24题。各层面的量表举例如下:
交际参与度:I tend to wait before forming an impression of culturally—distinct counterparts.(对于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对方,我不急于得出印象。)
差异认同感:I respect the value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我尊重来自不同文化人的价值。)
交际信心:I find it very hard to talk in front of people from diferent cultures.(对我来说,在来自不同文化人的前面说话很难。)
交际愉悦感:I often get discouraged when I am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当我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缺乏勇气。)
交际专注度:I try to obtain as much information as I can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erent cultures.(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时,我尽可能多地去获得信息。)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被翻译成了中文,在南宁、百色、柳州、北海、崇左5个广西城市分发。总共发放问卷65份,回收问卷52份。剔除无效问卷2份,共计50份。
(三)数据描述
数据分析采用的是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分析。数据分析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首先 ,广西公派海归国人员总体跨文化敏感度的平均值为3.7085,略高于平均水平3.5处于中等水平。其次,跨文化敏感五个层面中强弱顺序依次为:差异认同感(3.9222)、交际愉悦感(3.7778)、交际参与度(3.6524)、交际专注度(3.6444),最后是交际信心(3.5250)。见表3。
数据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其目的是发现跨文化敏感各层面问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强弱。皮尔逊相关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层面之间均存在着较高的显著的相关性。除了交际参与度和交际愉悦感(.293)、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信心(.350),之间的显著性相关系数较低以外,所有其他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不少系数达到了0.40之。其中,交际愉悦感与交际信心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601;交际参与度和差异认同感的显著性相关系数达到了.577 ;交际愉悦感和差异认同感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576,在所有的相关系数中,没有出现负值。全部相关系数如下表4所示。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广西海归人员跨文化敏感度
根据Chen和 Starosta的理论,跨文化敏感度里克特量表(ISS)的得分较高,则跨文化敏感度高。同时,跨文化敏感度的多层面特点也给我们了解其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实证基础。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2006年,Philip等学者采用了ISS量表测量了国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周杏英(2007)在研究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发现,受试者的“差异认同感” 分数最高,而 “交际信心”则最弱,这是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及交际原则,比如说中国人提倡集体主义,而相反,西方人更强调个人主义,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人心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定期举行,广西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关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电视,媒体,互联网,等等了解外面世界,因此人们可以抱着更宽容的心态接受和欣赏不同的意见。因此受试者的文化差异认同感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中处于最高的。
从表3可知道,受试者的“交际参与度”(3.6524)和“交际愉悦感”(3.7778)都略高于3.5的平均值。虽然交际参与度仅仅是整个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第一步,然而任何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取决于是否能对异文化的正确解码和消息的成功转移。越能理解接受文化差异,就越是能从交际中获得愉悦感,同时也就越愿意参与交际(沃森和杰克逊,2002)。Bhawuk和布里斯林(1992)认为,要在有效地与另一种文化交流,人们必须注意尊重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
目前广西仍然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文化交流不充分,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是影响一个人的开放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广西跨文化交际敏感度发展往往处于跨文化交际的第一阶段,与广东学者彭世勇所做的研究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目前广西海外归国人员跨文化敏感度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难以适应广西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研究对象大多是公务员,高校教师,或国有公司员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丢面子”可能影响他们与外国人沟通。正如彭世勇(2007)指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参与”和“交际专注”的表现正是由于害怕“丢面子”。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受试者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缺乏信心。由于跨文化交际信心受交际参与度的影响。就交际行为来说,只有多参与,才会增强信心。跨文化交际的实际经验可以大大提高交际信心。Bennet(1986)认为,为了进行有效的交流,需要交际者增强信心,以克服的外语能力低下,文化背景知识不足所带来的困难,以及一系列可能的交流障碍。不过, 正如Hart 和 Burks (1972)认为作为一个心态,跨文化敏感应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起来。
(二)广西海归人员的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
在所有的相关关系中,交际愉悦感,也就是在跟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时的感受,与交际信心之间高达 .601 的相关系数说明,这或许说明,交际对象是否参与到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中来,除了能够接受文化差异之外,还有赖于交际对象是否有足够的交际信心。换句话说,交际参与度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英语水平对交际参与的影响。英语水平高的人能够在交际中表现出灵活性(Zimmermann,1995),同时,更具有交际信心。而越是能够从跨文化交际行为中感受到愉悦的人就越是具有交际信心。但差异认同感与交际信心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得较弱(.350)。这一结果也许说明,交际信心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人际关系和交际目的等。同时,交际愉悦感和差异认同感的显著性相关也说明如果交际对象不能接受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际行为差异,交际效果和交际质量都会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在外部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差异认同感对于交际参与度的影响要大于交际信心。
跨文化敏感各层面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跨文化交际行为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强弱揭示出了各个变量对跨文化交际行为影响的大小。同时,也给我们开发跨文化交际课程提供了重要的量化指标。例如,差异认同感与交际参与度之间的关系(.577)告诉我们,能否接受文化差异会直接导致交际对象最终是否参与到跨文化交际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vent)中来,也可以说差异认同感对跨交际愿意度(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有显著的影响。跨文化敏感各层面的关系还让我们了解到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文化知识和交际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更多重的关系。单从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出发,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我们只有对跨文化敏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结语
首先,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只对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现状做了分析,缺少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第二,根据 Chen 和 Starosta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跨文化敏感只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因此,跨文化敏感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跨文化能力的高低。交际对象会因为所属的文化结构不同,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各层面之间产生分布上的个体或团体差异,这些差异不一定会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反映出来。由于跨文化敏感主要反映的是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我们必须将这五个层面分开进行测定才能知道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的大小,这就给我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其他层面进行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和测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通过跨文化培训,有意识地提高跨文化差异敏感性。如对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员、 对拟派往国外执行公务的人员等进行跨文化培训, 提高其文化适应能力; 对外国在华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雇员进行跨文化培训, 以便他们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同事共事。跨文化培训的形式可采取就某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习俗等情况听讲座、 观看录象、 参加谈论等, 通过培训, 加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 提高文化敏感性。
参考文献:
[1] Bennett, M. J. (1993). Towards Ethnorelativis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 In R. M. Pai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C] (2nd ed.).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pp. 21-71.
[2] Bennett, M. J. & W. Allen. (1999).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A]. In R. M. Paige, D. Lange, & Y. A. Yershova (Eds.). Culture as the Core: Integrating Culture into the Language Classroom [C].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3-46.
[3] Bhawuk, D. P. S. & R. Brislin. (1992). The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sensitivity using the concept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6, 413-436.
[4] Chen, G. M. & W. J. Starosta. (199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 [A]. In Burleson, B.(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C]. Thousand Oaks, CA: Sage. pp. 353-383.
[5] Chen, G. M., & W. J. Starosta. (1997). A Review of the Concept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J]. Human Communication, 1, 1-16.
[6] Chen, G. M., & W. J. Starosta. (1998). Foundation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Boston: Allyn & Bacon. pp. 230 -232.
[7] Chen, G. M.,& W. J. Starosta. (2000).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ensitivity Scale [J]. Human Communication, 3, 1-15.
[8] Christa, L. O., & Kent, R. K. 2001. Global Competency and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J].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 116-138.
[9] Hammer, M. R., & M. J. Bennett. (1998).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IDI) Manual [M]. Portland, 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10]Hammer, M. R., M. J. Bennett & R. Wiseman (2003). Measuring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7(4), 421-443.
[11]Lisa, A. & N. M. Sussman & Elizabeth Kachur. (2003). Assessing Changes in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among Physician Trainees Using the 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7, 387-401.
[12]Loo, R. (1999), A Structural and Cross-cultural Evaluation of the 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 [J]. Journal of Social Behavior & Personality, 14, 267-280.
[13]Jane Jackson 2004. Language And Cultural Immersion: An Ethnographic Case Study [J]. RELC 35(3), 261-279
[14]Kapoor, S., & Comandena, M. E. I.(1996).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Individualist-Collectivist [J]. World Communication 25 (4), 169-176.
[15]彭世勇,2005,国际跨文化交际主流研究中常用的定量数据分析方法[J],《外语教学》第4期,23-26页。
[16]彭世勇,2006,国籍与职业对跨文化敏感度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期,74-79页。
[17]彭世勇,2007,跨文化敏感:英语专业与非英语专业学生对比 [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1期,171-176页。
[18]彭世勇,2007,英语本科生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第2 期,82-85页。
[19]周杏英,彭学敏,2007,文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7期,88-94页。
罗佳妮,女,广西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本论文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支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敏感广西海外归国人员
一、引言
当今世界,随着各国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加强,不同文化交融碰撞的现象日益普遍,对人的交际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国外去追求更高的学术研究,分享先进的教育方法。然而,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即便有很强的语法能力,丰富的词汇,当他们遇到一个全新的文化时,仍会有可能陷入交际困境,因为传统的教育不足以让他们轻而易举地融入当地文化。据近几十年的数据表明,企业中有5% ～15%的外派人员因不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而提前回国(彭世勇,2007)。缺乏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已经在商业、旅游业、海外留学、涉外工作等各个领域显现出来。概括地说,跨文化交际能力指进行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所需要的能力和素质。而近年来,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方面——跨文化敏感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者所关注的热点。跨文化敏感(Intercu1tural Sensitivity)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格思里(1975)认为一个次的成功的跨文化交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不同文化多样性的敏感程度。
二、背 景
跨文化敏感研究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迄今为止,国际主流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和跨文化敏感测试工具开发研究的很多,如1986年,Bennet用认知心理学和建构主义的概念来解释人们对文化差异的反应。从而创建了跨文化敏感发展模型(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DMIS);在此模型基础上。为了辨别调查对象对文化差异的态度在从“否认”到“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具体阶段,Hammer 和Bennett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Development Inventory)。这个量表还应包括社会和情感的因素,不应仅仅包括认知能力;Bhawuk和Brislin从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角度来解释跨文化敏感,1992年提出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vemory-ICSI)。而Kapoor和Comadena认为,这个工具缺乏一定的信度,因为其所含条款用语和要求模糊;为了测量人们对不同文化的敏感,1997年K.Cushner创建了跨文化交际敏感目录表(Inventory of Cross—Cultural Sensitivity一一ICCS)。然而,1999年Loo所做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个工具有很低的内部效度;Chen和Starosta认为跨文化敏感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是理解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2000年,他们开发了跨文化敏感测试量表(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 随后MoUenberg和Chen用德国学生进行测试,证实了这个工具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国外有关探索某些因素和跨文化敏感关系的实证研究有:Christa和Kent(2001)采用Bennett设计的跨文化敏感模型。证实外语水平和海外经历能提高跨文化敏感水平;2003年,Lisa,A.等采用Hammer设计的跨文化敏感量表,评估了儿科实习医生跨文化敏感的变化; 2004年Jan调查了服务性学习对在香港的国际学生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影响,发现跨文化敏感测试分数和很多变量相关。然而当前国内关于跨文化敏感度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外语教学方面,该领域有关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课堂教学研究,而对于其他出国人群的研究仍是一片空白。
随着北部湾经济圈的成立以及东盟博览会的举行,广西逐渐受到越来越多海内外的关注。为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广西每年选派一批优秀的人员到海外工作和学习,然而国内对公派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研究却为数不多。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对50名广西公派海外归国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了解跨文化敏感对他们海外学习、工作的影响程度,以供教育工作者在出国选拔和培训中参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50名广西公派海外归国人,分别来自政府部门,各大中院校,医院,国企,以及一些科研机构。他们都曾因公在海外学习或工作过,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50名受试者的个人信息见表1。
受试者前往学习和工作的国家大部分是美洲、欧洲及大洋洲的国家,其中前往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占总受试者的70%以上。同时由于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和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行,广西政府和企业每年都会派遣人员,到这些东盟国家学习工作,因此也有相当数量的受试者前往东盟国家。50名受试者的出国信息见表2。
(二)研究方法
为了解广西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度,笔者设计了一组有关文化敏感度的调查问卷。问卷分两部分,共 33个题目。第一部分包括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如性别、出国时年龄、外语水平、留学时间等。第二部分采用了Chen和 Starosta 开发的跨文化敏感度里克特量表(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Scale)。该量表将跨文化敏感分为五个层面,分别是交际参与度(interaction engagement)、差异认同感(Respect for cultural difference)、交际信心(interaction confidence)、交际愉悦感(interaction enjoyment)和交际专注度(interaction attentiveness),共24题。各层面的量表举例如下:
交际参与度:I tend to wait before forming an impression of culturally—distinct counterparts.(对于文化上完全不同的对方,我不急于得出印象。)
差异认同感:I respect the value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我尊重来自不同文化人的价值。)
交际信心:I find it very hard to talk in front of people from diferent cultures.(对我来说,在来自不同文化人的前面说话很难。)
交际愉悦感:I often get discouraged when I am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当我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缺乏勇气。)
交际专注度:I try to obtain as much information as I can when interacting with people from diferent cultures.(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交往时,我尽可能多地去获得信息。)
本研究使用的问卷被翻译成了中文,在南宁、百色、柳州、北海、崇左5个广西城市分发。总共发放问卷65份,回收问卷52份。剔除无效问卷2份,共计50份。
(三)数据描述
数据分析采用的是社会学统计软件SPSS进行分析。数据分析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首先 ,广西公派海归国人员总体跨文化敏感度的平均值为3.7085,略高于平均水平3.5处于中等水平。其次,跨文化敏感五个层面中强弱顺序依次为:差异认同感(3.9222)、交际愉悦感(3.7778)、交际参与度(3.6524)、交际专注度(3.6444),最后是交际信心(3.5250)。见表3。
数据分析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其目的是发现跨文化敏感各层面问是否存在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强弱。皮尔逊相关分析得出的结果表明,跨文化敏感度的五个层面之间均存在着较高的显著的相关性。除了交际参与度和交际愉悦感(.293)、差异认同感和交际信心(.350),之间的显著性相关系数较低以外,所有其他的相关系数都比较高,不少系数达到了0.40之。其中,交际愉悦感与交际信心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601;交际参与度和差异认同感的显著性相关系数达到了.577 ;交际愉悦感和差异认同感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576,在所有的相关系数中,没有出现负值。全部相关系数如下表4所示。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广西海归人员跨文化敏感度
根据Chen和 Starosta的理论,跨文化敏感度里克特量表(ISS)的得分较高,则跨文化敏感度高。同时,跨文化敏感度的多层面特点也给我们了解其对跨文化交际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实证基础。不少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2006年,Philip等学者采用了ISS量表测量了国外学习对跨文化敏感的影响。周杏英(2007)在研究跨文化敏感的五个维度发现,受试者的“差异认同感” 分数最高,而 “交际信心”则最弱,这是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尽管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它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及交际原则,比如说中国人提倡集体主义,而相反,西方人更强调个人主义,然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人心以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定期举行,广西越来越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关注。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如电视,媒体,互联网,等等了解外面世界,因此人们可以抱着更宽容的心态接受和欣赏不同的意见。因此受试者的文化差异认同感在跨文化敏感的五个层面中处于最高的。
从表3可知道,受试者的“交际参与度”(3.6524)和“交际愉悦感”(3.7778)都略高于3.5的平均值。虽然交际参与度仅仅是整个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第一步,然而任何成功的跨文化交际活动,都取决于是否能对异文化的正确解码和消息的成功转移。越能理解接受文化差异,就越是能从交际中获得愉悦感,同时也就越愿意参与交际(沃森和杰克逊,2002)。Bhawuk和布里斯林(1992)认为,要在有效地与另一种文化交流,人们必须注意尊重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
目前广西仍然是一个欠发达地区,文化交流不充分,而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是影响一个人的开放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广西跨文化交际敏感度发展往往处于跨文化交际的第一阶段,与广东学者彭世勇所做的研究相比,在一定程度上,目前广西海外归国人员跨文化敏感度仍处于一个较低水平,难以适应广西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研究对象大多是公务员,高校教师,或国有公司员工,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丢面子”可能影响他们与外国人沟通。正如彭世勇(2007)指出,研究对象在“跨文化参与”和“交际专注”的表现正是由于害怕“丢面子”。
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受试者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缺乏信心。由于跨文化交际信心受交际参与度的影响。就交际行为来说,只有多参与,才会增强信心。跨文化交际的实际经验可以大大提高交际信心。Bennet(1986)认为,为了进行有效的交流,需要交际者增强信心,以克服的外语能力低下,文化背景知识不足所带来的困难,以及一系列可能的交流障碍。不过, 正如Hart 和 Burks (1972)认为作为一个心态,跨文化敏感应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培养起来。
(二)广西海归人员的跨文化敏感多层面间相关系数对比
在所有的相关关系中,交际愉悦感,也就是在跟不同文化的人们交流时的感受,与交际信心之间高达 .601 的相关系数说明,这或许说明,交际对象是否参与到跨文化交际的行为中来,除了能够接受文化差异之外,还有赖于交际对象是否有足够的交际信心。换句话说,交际参与度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英语水平对交际参与的影响。英语水平高的人能够在交际中表现出灵活性(Zimmermann,1995),同时,更具有交际信心。而越是能够从跨文化交际行为中感受到愉悦的人就越是具有交际信心。但差异认同感与交际信心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得较弱(.350)。这一结果也许说明,交际信心与差异认同感之间的关系可能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人际关系和交际目的等。同时,交际愉悦感和差异认同感的显著性相关也说明如果交际对象不能接受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交际行为差异,交际效果和交际质量都会大大降低。换句话说,在外部和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差异认同感对于交际参与度的影响要大于交际信心。
跨文化敏感各层面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跨文化交际行为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强弱揭示出了各个变量对跨文化交际行为影响的大小。同时,也给我们开发跨文化交际课程提供了重要的量化指标。例如,差异认同感与交际参与度之间的关系(.577)告诉我们,能否接受文化差异会直接导致交际对象最终是否参与到跨文化交际事(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vent)中来,也可以说差异认同感对跨交际愿意度(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有显著的影响。跨文化敏感各层面的关系还让我们了解到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它与文化知识和交际行为之间可能存在的更多重的关系。单从跨文化敏感这一概念出发,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我们只有对跨文化敏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跨文化交际能力。
五、结语
首先,本研究的局限在于只对海外归国人员的跨文化敏感水平的现状做了分析,缺少横向和纵向的比较。
第二,根据 Chen 和 Starosta 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定义,跨文化敏感只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因此,跨文化敏感程度的高低并不一定代表跨文化能力的高低。交际对象会因为所属的文化结构不同,而在跨文化交际能力所包含的认知、 情感和行为各层面之间产生分布上的个体或团体差异,这些差异不一定会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反映出来。由于跨文化敏感主要反映的是交际能力的情感层面,我们必须将这五个层面分开进行测定才能知道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影响的大小,这就给我们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其他层面进行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和测定提出了新的要求。由此可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通过跨文化培训,有意识地提高跨文化差异敏感性。如对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员、 对拟派往国外执行公务的人员等进行跨文化培训, 提高其文化适应能力; 对外国在华企业、 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雇员进行跨文化培训, 以便他们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同事共事。跨文化培训的形式可采取就某个国家的历史、 文化习俗等情况听讲座、 观看录象、 参加谈论等, 通过培训, 加强对异国文化的了解, 提高文化敏感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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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佳妮,女,广西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本论文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