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宾工作稍有疏漏，便会闹出笑话或造成很坏的对外影响。在这方面，几十年来我经历和看到的几件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从1963年到2000年的近40年中，我一直在外交部地区司和驻外使馆工作，对礼宾业务所知甚少。但通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我深深感到，礼宾在整个外交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乍看起来，礼宾工作非常具体、单调，甚至有些琐碎。实际上，这些具体、单调，甚至琐碎的事务正是完成所有重大外交任务所必不可少的。它需要有很强的政策性、很细致的工作作风，更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
　　越南总理没吃上丰盛早餐
　　1964年9月底，越南总理范文同率党政代表团访华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离开北京后，由外交部罗贵波副部长陪同，前往上海、杭州、南宁参观访问。当时负责此次接待工作的是外交部国际司的一位副司长和亚洲司的一位处级干部。我作为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翻译，也随团活动。
　　去外地的绝大部分交通工具是乘坐专机，只是对上海到杭州的一段作了一项特殊安排。考虑到客人们计划在10月4日上午8时离开上海，乘专列火车只需一个多小时，如在火车上用早餐，便可以一边品尝上海的风味小吃，一边领略铁路两旁的江南风光，将会别具一番情趣。客人们对这一安排表示十分满意。为此，客人们下榻的锦江饭店厨师作了充分的准备。4日上午，客人们准时离开上海，车站上举行了隆重、热烈的欢送仪式。专列车厢布置得美观、整洁。外交部礼宾司的官员请范文同总理和罗贵波副外长在车厢正中位置就坐。
　　火车启动后，宾主愉快交谈，并准备品尝丰盛的早餐，但10多分钟过去，仍不见服务员端来早餐。礼宾官员便去催问列车服务员，对方答称未听说要在列车上用早餐一事。这时，负责具体落实早餐的那位处级干部猛然想起，原来头一天晚上他忘记了告诉锦江饭店，要提早把准备好的早餐送到专列上。此时，中方官员的尴尬和客人的茫然可想而知。罗副部长是老红军，现场表现得十分镇定，他让礼宾官去问专列上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但列车长答称，只有少许生大米、咸菜和几个生鸡蛋。于是决定临时现熬大米粥和煮鸡蛋。
　　又过了约20 分钟，服务员在范文同总理和罗副部长面前摆上了两碗大米粥、一盘煮鸡蛋和一小碟咸菜。其他客人和中方陪同只得“买参观票”了。客人们照样谈笑风生，表现得若无其事。但面对当时的情景和气氛，中方所有陪同人员的感受真是难以言状。那位当事的处级同志更是悔愧交加，回北京后专门写了书面检讨。听说当时正在上海的李富春副总理得悉此事还发了脾气。
　　部长到底吃不吃饭？
　　1965年春，我到驻越南大使馆工作。1966年春节前后，朱其文大使决定请越南交通运输部部长潘仲慧和该部数十名官员，到大使馆出席一次电影和冷餐招待会。主管礼宾工作的干部在发请贴时，无意中夹进了一张只看电影的请贴。谁知事有凑巧，这张只看电影的请贴偏偏落在了潘仲慧部长的手里，而大使馆对此却全然不知。招待会当天下午，越南交通运输部打电话给大使馆说，大使馆的请贴已全部受到，绝大多数的请贴都写着看电影和吃饭两项内容，只有潘部长的请贴只有看电影一项内容，现在潘部长想了解一下，他到底吃饭不吃饭。
　　这时大使馆才意识到工作的疏漏，一再表示歉意，并马上补送了请贴。当时中越两国关系和大使馆同越南交通运输部的关系都很好，对方也不认为大使馆是有意这样做的。但通过此事暴露了大使馆礼宾工作的不够过细。
　　1966夏“文化大革命”初期，越南总理范文同内部访华。我当时正从驻越南大使馆回国休假，临时被借去参加接待工作。专机预计于午前到达首都机场，原计划是周总理到机场迎接，由于总理临时有事，改为由李先念副总理迎接并陪同至钓鱼台国宾馆。抵达钓鱼台后，客人们被引进一栋小楼。范文同总理曾多次访华，对钓鱼台的各栋楼房已有一个大体的了解。他看见这次住进的楼房较小，便小声询问身边的越南大使陈子平：“这是几号楼？”陈大使回答说：“三号楼”。范文同未再说什么。
　　下午约2时，周总理来到三号楼会客厅，对安排客人住三号楼十分不高兴。总理问负责接待的礼宾司副司长，为什么这样安排。副司长报告说，许多栋楼里都住了人，就连三号楼，还是当天上午陈永贵同志搬走后，才腾出来的。总理问，为什么不住六号楼？副司长回答说，六号楼住进了巴基斯坦议长，因为考虑到巴基斯坦是友好邻国。总理说，可越南不仅是友好邻国，而且是来自抗美前线，为什么不想一想？接着，总理又问，为什么不住八号楼？副司长面有难色地说，八号楼正住着“江青同志”。总理说，有困难为什么不报告？为什么不把矛盾上交？副司长只好低头听着总理的批评。最后，总理表示由他亲自去和江青商量。
　　经过总理做工作，江青搬出了八号楼，范文同于当天晚饭前住了进去。副司长当面向范文同表示了歉意，并告诉范文同说，他为安排住房事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范文同对中方的周到安排表示满意，并请副司长转达他对周总理的感谢。
　　记者拍照忘了装胶卷
　　1969年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中方对这一事件极为重视。除中共中央发唁电、周总理专程到河内吊唁外，还派出由李先念副总理为团长、李德生同志为副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出席8日在河内举行的国葬仪式。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动员大使馆和新华社河内分社的全体人员，作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并把具体任务一一落实到人。新华分社的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负责为代表团的活动照相。可能是过于紧张，也可能是经验尚不够丰富，第一天拍照的效果不算理想。这位同志心里自然也很难过。于是从每个细节都做了检查，决心一定要完成好第二天国葬仪式的拍照任务。
　　第二天，他一大早起来，提前两个多小时便赶到了国葬仪式现场巴亭广场。在整个仪式进行期间，他不停地拍照，务求拍好每一张，并且也按计划多留一些选择的余地。国葬仪式结束，他满头大汗，高兴地回到分社。但打开相机一看，发现胶卷根本没有挂上，就是说，一张照片也没有。为了及时向国内发消息，只得从代表团那里借了两张照片，作为补救措施。
　　1996年10月，政协副主席王兆国同志访问越南。在河内的主要日程结束后，我陪同他到下龙湾游览，第二天再回河内出席大使馆举行的欢送宴会。王兆国同志很平易近人，没有什么官架子，在前往下龙湾的路上，他同我进行了很轻松的交谈。谈到第二天大使馆的宴会时，我问王兆国同志喜欢吃些什么菜，他说一切都听从大使馆安排，只是由于长途行路，希望大使馆能准备一点大米稀粥。我表示毫无问题，立即照办。当晚，我便给大使馆的礼宾官打电话，让伙房准备好大米稀粥。为了保险，还让这位礼宾官把我说的话再重复一遍。
　　第二天大使馆宴会开始时，我对王兆国同志说，大米稀粥已经准备好了。王兆国同志一再表示感谢。但一个小时过后，仍不见端来大米稀粥。看到我有些着急，我的夫人便悄悄地到伙房去了解情况，两位厨师都说，没有人布置让他们准备大米稀粥。结果，只好现淘米，现熬稀粥，等把大米稀粥端上时，宴会都快结束了。我只好向王兆国同志表示歉意，但他还是一再感谢大使馆。事后一了解，原来大使馆礼宾官把准备大米稀粥的事完全忘光了。
　　我想，整个外交工作就象一部机器，而礼宾工作则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机器的各个部件都能正常运转、没有故障，才能生产出优质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