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4月至8月寓居巴黎时写的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原名《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亦称《巴黎手稿》。原文为德文，一直以草稿的形式保存。马克思在其中提出了异化劳动及其四个规定：
　　1.劳动产品的异化2.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3.人的类本质的异化4.人与人的异化。其中， 劳动产品的异化是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的“结果” 。
　　在其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劳动的二元论”。 邓晓芒对此的解释是：异化劳动根源于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 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则根源干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的分工， 这就使得劳动活动本身的两个内在本质环节精神活动和生命活动相互离异， 它是一切异化现象产生的总根源。
　　米歇尔·福柯是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第二部著作《规训与惩罚》里指出了权利机制对肉体的控制以及其劳动作为一种规训手段的应用。福柯是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马克思认为劳动被私有制所异化，而福柯则主张人被劳动所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是所指的劳动，在福柯那里成为了能指。
　　在福柯的著作《规训与惩罚》中，他举了十七八世纪法国的监狱犯人的劳动为例，以他看来，劳动成为权力机制控制犯人的肉体的工具。马克思认为劳动者的精神受到繁重劳动的摧残，劳动本身的意义即自我创造被忽视了异化了；相反，福柯理论中的劳动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劳动本身的意义就是规劝和教化，与其说是劳动的真实功用被遗忘了，还不如说是劳动作为一种技术被滥用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了监狱的功能，犯人在车间里从事强制劳动，整天不得闲暇。 这种劳动给监狱提供了财政来源，犯人也因人而异地得到报酬。这种报酬是使他们在道德上和在物质上重新进入严格的经济世界的手段。这样，犯人的生命就在不断的监视下被绝对严格的时间表分割了。”
　　在我们的观念里，在人的利益观念、有利和不利、快乐与忧愁的观念上。如果机制把教育和惩罚直接作用于肉体，那是因为对于观察者来说，肉体是一个表象的对象，举法律对犯人的刑罚为例，那些直接书写好的法律条文说明了对具体的行为有什么样的刑罚，罪犯在惩罚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罪行和刑法典面前重新引出指涉物的实际存在，即按照法典的规定应准确无误地与罪行相联系的刑罚的实际存在。由于大量而明显地引出这种所指，并且因此激活法典的能指系统以及作为惩罚符号而运作的犯罪观念，犯人也就以此向社会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因此，对人的改造应该确保通过加强符号系统及其所传播的表象将人重新确定为法律的权利主体的进程。
　　而在近代以来，有系统的教养机制逐渐替代了仅仅关注于肉体方面的原始做法。教养和刑罚的着眼点不再限于表象，换言之，从盯住肉体转向了研究一种施与灵魂的技术。福柯认为：一种新的权力机制已经诞生，它成为一种控制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政策。政治解剖学（福柯语）解释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如果说经济剥削使劳动力与劳动产品分离，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规训的强制在肉体中建立了能力增强与支配加剧之间的联系。
　　更为明显的例子体现在监狱的劳动改造上，犯人的劳动一般对实体经济没有什么影响，它本身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它是一种生产活动上，而是因为它对人体机制有作用，体现了秩序和规律。当肉体被刺激起来、思想关注于某个特定对象时，那些胡思乱想就会消失，灵魂会重归于平静。对于一个机器社会，需要有纯粹机械的改造手段。总之，犯人的劳动是没有价值的，不是培育技能或是创造利润，而是建立一种权力关系，一种空洞的经济形式。
　　马克思眼中的劳动是人类的本质，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发生了异化，因为私有制应该为这种异化负责。福柯生活的法国在二十世纪以后向来有反基础主义的传统，不是私有制异化了劳动，而是作为一种非连续的技术的劳动产生了普遍的私有财产观念。”工资灌输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习惯”；工资使人有了私有财产观念——“人们靠自己的汗水挣来的东西”的观念；工资还使那些胡乱挥霍的人懂得节省和计划。”
　　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具有自由的特点，也是人类的社会活动之所以优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关键。而痛苦的劳动会使人仅仅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在这里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被扼杀了。尽管马克思和福柯几乎在所有的观点上都正好相左，但是在异化劳动的解释上在某一个角度看是殊途同归的。
　　我们来看他们分别所处的时代，马克思生活的时期刚好处于福柯在《疯癫与非理性》《规训与惩罚》所写的关于权力更加注重于对肉体的惩罚的那个时期。在福柯所处的二十世纪，新的劳动技术取代了仅仅满足于肉体控制的机制。在现代，人们比过去享受着更多的福利：更长的寿命，更好的食品和医疗。可是马克思话语中的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却很少闪光。社会充斥着整齐划一的声音：庸俗文化，相同的消费习惯。法国哲学与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指出，“消费者热爱商品的品牌和象征意义甚于商品的实用价值不能简单看成是个人爱慕虚荣的行为，而是一种以社会心理为基础的整体的系统行为，必须明确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福柯和德里达等人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想法。福柯所呼吁的“人作为一个拥有主体性的人已经消失了”和马克思的人的异化理论有着相同的思路。福柯认为，20世纪60年代往往把权力定义为一种遏制性的力量，以为权力就是禁止或阻止人们做某些事情。但是据他看来权力应该比这复杂得多。对此福柯指出，哲学家，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试图划出一条差不多是不可逾越的界线来认同自身：界线的一边是知识，也就是真理和自由的领域；一边就是权力的运作领域。但实际上，知识所有门类的发展，都是与权力的运作密不可分的。人文科学的诞生，是与权力、新机制的建立并肩来到世上的。
　　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和欧陆人本主义哲学的结合现在已经成为趋势，而这也会使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得到充实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