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初，民族志电影与电影技术的发展运用齐肩并进。作为人类学中电影运用的先驱，民族志电影的教育价值，与不同层面的社会文化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均被广泛地讨论。电影在最初被认为是20世纪经验主义田野工作的附属品，由于技术的原因，摄影机已被人类学家带到世界各地并且在人类学中起到重要角色，民族志电影的故事成了迅猛发展的实例之一。
　　一、民族志电影
　　民族志是一种以尽可能科学的方法，对相关社会和文化的信息进行收集、建构和交流的方式。一般而言，过去的民族志是通过田野的参与观察并以文字文本的形式再现。它形成最基本的分析基础，同时相关理论也得以构建，民族志是人类学得以建立的确凿无疑的基石。
　　近一个世纪以前，最伟大的早期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简要概括了他所认为的那些早期田野工作者的民族志目标：“简言之，这个目标就是，领悟当地人的观点，他与生活的关系，认识他对世界的看法。我们不得不研究人，同时我们必须研究人们最密切关注的事情，这就是，生活给予他的立场”。由于多重人性要素的混合，达到这个目的绝不是直截了当的，虽然严谨的民族志实践已有多年发展，但悬置于田野工作报告中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从来没能被完全排除。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学家使用的重要工具是笔，有时也辅助于录音设备。通过观察、访谈、参与和话语收集到相关的信息资料，也可以通过从日记、田野笔记、磁带录音的整理中得到。不可避免的是，收集到的信息的质量与任何一个初始目标都有很大差距，然而通过广泛收集大量的材料，为田野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让人们不断地进入其中，在田野里寻找更进一步的模式和探寻难以明白的意义。
　　与此过程相并行，电影沿着自己的路径发展。人类学家出于工具使用的考虑，电影在田野里很早便出现了，而在田野里拍摄的早期电影绝大部分是简短的。1898年，阿尔费雷德·哈登（Alfred Haddon）、李弗斯（WHR Rivers）和塞里格曼（Charles Seligman），这三位英国人类学史上的创建者，到托雷斯海峡探险（the Torres Straights Expedition）时带上了一台摄影机，最终拍摄了一个4分钟半的传统舞蹈影片。1901年，鲍德温·斯宾塞爵士（Sir Baldwin Spencer），一位澳大利亚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与他的当地助手吉伦（Francis Gillen）有史以来第一次拍摄了澳大利亚土著，并最早使用了蜡筒录音技术。
　　在早期电影时代，人类学家的研究兴趣局限了长篇幅的电影制作，例如，卢米埃尔兄弟在1895年拍摄的《工厂大门》（Lumiére Brothers.1895）。直到1922年，罗伯特·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Robert Flaherty.1922）。同年，马林诺夫斯基出版了他在特罗布里恩的田野工作成果。②1929年，在吉加·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Dziga Vertov.1929）中，拍摄了苏维埃工厂和莫斯科大街的日常生活。作为民族学的工具，电影真正的潜力开始浮现出来。维尔托夫指出，电影能够抓住“生活本来的面貌”或是“生活之下的无意识”。从他20年代的惯常立场来看，他的电影实践与理论至今仍被众多参与者拥趸，其原因就是——电影能够抓住真实。在俄国革命时期，他的言语和行动中的Kino Pravda是“电影真实”之意。诸多世界伟大的纪录片制作者所拥护的相似信条，他们引领了美国的直接电影运动（the Direct Cinema）以及在欧洲由让·鲁什开创的真实电影运动（the Cinéma Verité）。
　　二、美国的民族志电影
　　在20世纪上半叶，相较于其他电影而言，弗拉哈迪和他重构因纽特人的《北方的纳努克》，库柏和肖德萨克拍摄于伊朗巴赫蒂亚游牧民生活的《草地》（Merian Coo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