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者，凶器也。用之则凶，藏之则不吉。
　　企业家付存德急病新丧，享年五十二岁。人说老付走得匆忙，且时辰不好，若在北方安葬，恐于生者不利。中国文化里这些神秘的禁忌，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生存不易，谁也不敢拿性命福祉冒险，于是葬礼移址龙岗南岸，在龙岗县宾仪馆举行。丧事办得还算体面；分管民营经济的副市长来了，各局局长能来的也来了，不能来的派人送来了花圈；区委、政府相关领导也来了。作为一家著名民营企业的老总，老付一向是各级政府大力表彰的典型，在社会上有着重要影响。此外老付企业员工全员到场，举凡知名酒店老板、地产大亨、文化名流，以及各路媒体记者，还有一些衣冠楚楚、身份不明的人，大家因为老付的死走到一起，向这位业界风云人物最后告别，鞠躬默哀。
　　老付留下的，是一家总资产达一亿六千万元的粮油加工企业。
　　老付的突然辞世，令人倍感沉痛。人们念及最多的，不外老付一生的丰功伟业，不时听到对老付为人处事的积极评价，只是昔日年富力强、气吞万里如虎的付总，一夜之间一命归天，不免令活着的人倍感人生无常，犹如一阵透骨的凉风吹过，吹得人心寒莫名。
　　本市著名作家汤若沸也出席了葬礼。老付的辞世，汤作家固然深感震撼，但若是从内心说来，私下里多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么说，决不是说汤作家有幸灾乐祸的卑劣感情。汤作家是有品位的作家，一向志趣高远，可就在执意为纯文学奋力打拼的时候，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席卷而来，改变了一切。时代总是新的，吵吵嚷嚷，泥沙俱下，永远不可能准备周详，对此汤作家感受之深，可谓铭心刻骨。特别让汤作家英雄气短的是，在某种程度，纯文学那就是一个无底洞，需要一个劲往里烧钱，汤作家守着高雅的纯文学，也就是守着清贫，手头还不如那些胡编滥造、诲淫诲盗的地摊作家来得活络、滋润。为了弥补纯文学活动的巨大开支，孤高如汤作家者，也只好降低身价，在纯文学活动之余，不时为企业家写下一点应景文字，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汤作家认识了老付。在汤作家看来，老付确为难得的企业帅才，由老付一手创办的企业，依靠高科技，积极探索粮油深加工，近十年来迅猛扩张，已占据全省粮油市场的半壁江山。汤作家曾多次应邀到老付的企业参观访问，那里占地近千亩的厂区，绿树成荫，高大的厂房内秩序井然，几十条流水线紧张地工作，琳琅满目的产品，源源不断流向省内外市场。企业的超常规跨越式发展，不仅为地方财政带来增长，也为数以千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老付一向踌躇满志，执意要在有生之年将企业做大，赶在退休之前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从而推动企业进入大发展的快车道。特别难得的是，老付一向对农村有感情，多年来不遗余力支持农村发展，已经在扶贫开发领域投入巨资。在一篇以老付创业故事为主题的万余字报告文学作品里，汤作家挥洒才情，全景式的介绍了老付白手起家、历尽艰辛、艰难创业的历程，将老付定位为应时代召唤走上前台的新一代农民典型。文章在《北方名流》杂志刊登后，引起巨大反响。对此老付一向是极满意的，但似乎并不满足，倒萌生出撰写一部个人传记的设想，并认定这部大部头的传记作品，只能请汤作家操刀。“我是大老粗，可是一向最喜读书，特别是人物传记，中外企业家的传记读了不少。我有不少经历惊心动魄、铭心刻骨，不写出来太可惜了。”老付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只要写得好，稿费不是问题。”过了段在一起吃饭老付又说。真是世事难料——随着付存德先生的意外辞世，这部看来难以推诿的传记写作也就一笔勾销了。
　　对这部拟议中的传记不感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汤作家需要稿费，只是他的兴趣不在这里，在汤作家的心里，一直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历史小说创作梦，为此多年来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写下近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后面的艰巨工作，显然需要大段落的自由支配时间才能付诸实施；二来就传记作品而言，传主的分量通常直接决定着传记作品的价值，作为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老付的经历固然反映出时代的某些特征，可是很容易为大量良莠不分的同类作品淹没，其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含量明显不足。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付的意外辞世确实为汤作家卸掉了一个精神的负担。只是事有蹊跷，就在付存德先生葬礼之后不久，一位不速之客找到作协，这部传记的写作居然又一次摆上了著名作家汤若沸的案头。
　　这是一位西装革履的青年男子，一进门就把一只密码箱放在了汤若沸的办公桌上。
　　“是汤叔吧？想必您还有印象，我是已故付存德先生的独生子。”青年男子说，“我也是不敢怠慢；——家父临终前反复叮咛过，要我务必把这个交给你本人。”
　　“当然，有印象，有印象，”汤若沸下意识点一点头，招呼来人坐下。
　　来人汤若沸在老付葬礼上见过，是老付毕业于某农业大学食品工程专业的独生子——刚刚接替老付，继任这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也许注意到了作家的疑惑，又说：“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父亲做事一向严谨，他不开口，谁也不便多问。看看这里的封印，都是家父临去亲手上封的。”说罢看着汤若沸，“不过汤叔放心，一定不会是炸弹。”
　　青年男子说完，似乎对自己在一位名作家面前流露出的一点幽默感到满意。
　　“是不是当面打开看看？我与尊父一向交情不错，只是并无经济瓜葛。”汤作家看看那几张封条，仍然颇感困惑。“看样子，如果不是古董的话，便是某种重要的文字资料。”
　　“那倒不必。您看，保管这么严密，想必不想让我们看到。”青年人说，“说到文字资料，倒是有这可能。家父生前一直有出版一部传记的想法，临去匆忙虽然并未提及，但家父是一个细心的人，一向有动笔记事的习惯，如有这方面的交代，打开应当能够看到。”
　　青年人说完，把一个写有密码的小纸片交给汤若沸，就礼貌地告辞了。
　　很长一段时间，汤作家没有打开皮箱。毕竟是死者的遗物，携带着死者太多的信息，对里面的东西又没有把握，可既然是朋友，一个死者最后的托付，究竟不好拒绝。犹豫再三，还是打开了：箱子里面并无有关传记写作的只言片语，只有厚厚的一封信——正是这封长达七十多个页码的信，打开了一个埋藏三十年之久的惊天秘密。 　　信是直接写给汤若沸的。由于老付一向酷爱书法，故而用软的签字笔，竖写在一种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信里说：
　　汤作家，当你接到这封信，我已不在人世了。许多人怕死，其实在某种程度，死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而在我，一旦大去，也就走出了杀人罪漫长追诉期的边界。世人只知道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可又有谁知道，我还是一桩无头命案的凶犯。
　　我是一个被法网捕捉的人，多年来一直在与杀人罪的追诉期作斗争，可是杀人罪的追诉期是如此的漫长，直到一个人死亡才能真正终结。现在我赢了；死亡对人的消灭是如此的彻底，随着我的辞世，压在我心头数十年的罪恶将被一笔勾销，这也使我就案件的真相作出某种交代成为可能。尽管此前我也曾长时间犹豫不决，且由于病情的迅速恶化，信的写作过程本身曾一再中断，总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有时甚至打算完全放弃，直到最后才重又打起精神，决意把真相合盘托出，而环顾平生交往，惟有你才是最好的托付。
　　这起凶案发生在冷水城西的原公村，时间是在三十年前的夏天。你显然知道这起案件，因为有一次接受采访，你曾询问企业扶贫的具体对象，我当时含糊其辞，认为不必写得具体，可你追求文字的现场感和真实性，执意要在文章里作出准确的交代。后来我告诉你，我的企业扶贫的对象，就是冷水县的原公村。当时我看到你眉头轻轻一挑——你也许未必意识到，可这个微妙的细节并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接着我们有过这样一段不阴不阳的对话：“是叫原公村吗？据说唐朝的一位皇妃就葬在那里。”你说。“不错，那里至今还有这位皇妃的坟。”我说，“也就一个大土丘，墓碑倾斜，长满了荒草，要不是当地人，只怕就找不到了。”你又说：“这位皇妃并不是原公人，据说当年皇帝巡幸，爱妃突染恶疾，一命归天。无奈，只好把爱妃葬在那里，最终挥泪离去。据史料记载，这位皇妃很美。付总到坟上看过吗？”“没有。想来皇妃生前荣华富贵，死后却沦落荒草，真是不幸。”“据我所知，原公离县城并不远，在冷水那样一个半是山地、半是平川的农业县份，并不算十分贫困，两三层的小楼房比比皆是。”“农村就是农村，倒也谈不上富。”我说。我当时是在接受你的采访，我意识到，对于我的企业在近十年时间里老是把巨资投向同一座村庄，你感到不解。“付总老家哪里？听你说话，倒有几分关中口音。”“老家湖北，自小在关中长大。”“真是光阴荏苒，算来也有三十年了。”你说，“三十年前，正是麦收前的一段日子，在那座村庄里发生了一起惊天的血案。”老实说，我当时真是吃惊不小：近三十年时间过去，其间多少世事变迁，那起血案却依然被人牢记在心，更令人吃惊的是，牢记这事的人就坐在当面。“有这事。案发突然，当时也曾轰动一时。大作家也知道这事？”我说。“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当时我正在大学读书，案发当时正巧在那一带搞社会实践，案发第三天还到过现场。”说到这里你一定注意到了，我有很长一会儿走神。总之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过一会儿我看看你，你却看着窗外。
　　读到这里汤若沸停了下来，眼前浮现出三十年前的惊人一幕：那是一个平常的夏天，然而就在这个夏天的一个深夜，一桩骇人听闻的凶杀大案，突然袭击了那座以原公命名的村庄。案件发生在靠东的一户人家。这是一座陕南常见的农家院落，主体建筑是一座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右侧是厨房，四周用机制砖打着一人多高的围墙。死者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妇女，身中十一刀横躺在床上，其中五六刀深及肺脏，呈扁平状开放创口。由于事发农村，大家没有任何保护意识，现场凌乱不堪，给破案造成了很大的被动。特别难办的是，在这起案件里，几乎找不到作案动机。当时有几种推测：一是性侵害说，这个假说很快被推翻，因为死者虽然寡居，可为人正直，多年从未有过流言蜚语，以至于想都没有人往这里想。一是谋财害命说，这个推测也很快被否定，因为死者家境并不宽裕，虽然修起了楼房，可自从丈夫死后，儿子又上了北京的大学，每月的开销不小，死者用尽全力仍难以支撑，且案发之后，死者财物一无所动。三是仇杀说，可这个说法就更荒唐了，因为死者性情温良，活动范围不出本村，与邻里从未结怨，更不用说仇恨，相反不少人都得到过她的好处。另据调查，死者生前与人并无经济纠葛，没有任何杀人灭口以便赖账的可能。至于本案凶器，鉴定结论很快就出来了，那是一把日本刺刀，据调查这把刀系死者公爹的遗物，平素置入刀鞘，一向作为纪念品被悉心收藏，现在却只剩刀鞘——估计案发当晚情况紧急，凶手情急之下操起刺刀作案，最后携刀逃离现场。这是本案惟一明确的重要线索，公安局立刻调集精兵强将，以原公村为中心，在方圆三十里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拉网式的搜查，对某些可疑的地段，还进行了必要的挖掘，试图找到凶器，结果兴师动众，却一无所获。由于案发突然，案情扑朔迷离，一时轰动乡里，到处议论纷纷，几无宁日。汤作家当时是龙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员。这年夏天，学校组织学员到冷水实习。所谓实习，其实也就是支援三夏，在那个夏收夏插的如火如荼的紧要时段，给一向沉寂的乡间做一点新闻报道。汤若沸被分配在前湾村，与一位同班女生距离很近。那时候汤若沸正是性饥渴的阶段，按照现在的标准正所谓天赐良机，汤若沸和这位女生完全可以逢场作戏，来往可谓正得其时，可那时大家偏偏特正统、特高尚，男女生拉一拉手，也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尽管漂亮女生频送秋波，可既然不打算恋爱，汤若沸也就坚决不碰人家的身体，再想碰也不能碰。只是百无聊赖，没办法打发多余的时间，听说附近的村庄出了凶案，执意过去看看。汤若沸借来一辆加重自行车，把漂亮女生带上，一路向原公村慢慢骑行。两个人一路骑着，过了一村又一村，一路东拉西扯说些闲话，最后看到公路边竖着一块水泥碑，上书“原公”二字。没错，是原公村。这是国道北侧一座平常的村庄，从国道又向正北分出一条黄土车道通向那里。最先看到一座初级中学的建筑，两层的简易楼房顶上，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再往北，红顶白墙的民宅鳞次栉比，与树木连成一片。与其他村庄相比，这里并无特别之处，但由于突发凶案，空气十分紧张、诡异。汤若沸与美丽的女同学想进村看看，但他们知道很难真正接近村庄，因为公安局的好几辆吉普车就停在村口，一个青年男子被好几个人扶着，正跌跌撞撞地向村庄走去，据说这是死者的儿子，当日从北京直飞西安，再转乘长途大巴，这时刚刚回村。当时情况就是这样。虽然是夏天，平原上到处都是即将开镰的麦子和浓密的树木，只是完全没有夏日的亮丽色彩，倒有一种冬日的冷漠与荒芜。未来的作家和心爱的女生在国道上站了很久，直到被强烈的饥饿感唤醒，这才打道回府。 　　时间疗治了一切。此后凶案久攻不下，最后居然不了了之。时间漂白了血腥，生活重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可就在凶案被人们完全遗忘之后，可怕的真相却在一位企业家的临终密信里慢慢绽露——生命书写的文字，无需润饰加工，读来已然惊心动魄：
　　汤作家，现在我要告诉你，这起凶案的凶手就是我——我无意间杀死了一位最需要保护的人，也是我最爱、最爱、也最想保护的人，这个秘密被我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小心保持。你知道，这件事只要我不说出，再也不可能有人说出了。再大的案件，经过这么多年的漂洗也该漂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起来已经相当安全，可是在旷日持久的逃亡中，我的生命也正在慢慢耗尽。人生想来真是无趣得很，无论多么强势的人，最终都得给死神低头。根据这一次发病的情形，我的时间大抵已所剩无多，即使现代医学助我从死亡边缘侥幸生还，又能有多少时日留给我苟延残喘，实在不敢想象。世界本无秘密，所谓秘密，只不过是还没有说破的简单事实罢了。我其实并不担心我的企业，企业的许多紧迫事务，自有别人为我打理。也许人们会以为，回忆这些可怕的往事，并艰难地把它记载下来，是没有意义的和愚蠢的，这话当然自有道理，有时我也不免这样想，因为并没有任何力量强迫我这么做。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我在最后的时刻把这一切统统说出呢？是一点残存的良知，是多年来对本案死者的挥之不去的负罪感。多年来，我从上天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先是从死刑判决的威胁之下侥幸脱逃，继而又因为种种机缘，得以跻身于本地富豪之列，我深感上天对付氏一脉的垂怜与眷顾，如果继续隐瞒真相，即使到了阴曹地府，也必将有负天地而招致天谴，恐对后人有所不利。三十年过去，许多事情都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很多旧的罪恶被新的罪恶覆盖，而这事却依然在我心里放着，我没有任何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相反长期以来精神紧张，日夜不宁。为此我想了很多办法，也采取了很多必要的行动——比如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帮助这座村庄脱贫，试图以此减轻良心的重负，可惜收效甚微。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我意识到，双手的鲜血，必须加倍偿还才能得到清洗——除非走出来承担罪恶，不可能有灵魂得救的第二通道。说出真相的时候到了；作为本案惟一的凶手，如果这个时候还不说出，就再也没有说出的机会了。我看到过基督徒定期到教堂忏悔的情境，后面就是神甫，代表上帝在那里倾听，这是多么好的设计啊。大家都是自愿的，什么都可以说给神的代表听，说完了就卸下，上天堂一路轻松。可在我们这里，哪里是那个可以忏悔的所在呢？谁又是那个可以当得如此信赖的上帝的代表呢？在我们这里，人带着原罪来，再带着新罪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允许你把罪恶放下。我们的国土十分辽阔，可是除了把罪恶背进坟墓，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卸载……可后来我认识了你；作为素负盛名的著名作家，你无疑是值得一个罪人托付的最佳人选。你眼界宽广，思维敏捷，冷静睿智，理解人性的优点，也理解人性的缺点；是请公安机关介入，还是保持沉默，你能够掂量轻重，如果确有必要，又可以为我保守秘密。而事实上你完全自由，对此种无保留的信任我并无任何附加条件，因此当你发现此信有任何一点哪怕是潜在的法律麻烦的话，惟一的办法就是立刻将它上交公安机关——这么做完全正确，不存在任何道义上的缺陷；也不用担心我，因为惩罚之于一位死者，已不存在任何意义了。
　　其实就在你站在国道上向原公村眺望的时候，我当时就站在那些惊恐的看客中。我大睁两眼看着警察在前面走来走去，看见我的大学生侄子双眼红肿，从一辆警车上下来，跌跌撞撞地走向那一座由于成为凶案现场而一时变得十分恐怖的两层小楼，听见他喊叫“妈妈”的沙哑的撕心裂肺的呼叫……说实话，我的心碎了。我甚至一度想到，是不是当场站出来，向公安人员投案自首？当时公安人员就在面前，有几次从我前面经过，其中一次还拿疑心甚重的目光盯着我看了又看。当时要是投案自首了，心里也就踏实了，只是毕竟杀了人，犯了要枪毙的重罪，每当想到杀人的后果，只好把这种念头按了下来。这种不时冒出来的悔罪的念头，被我认定为愚蠢，因而受到了出自于本能的严厉的抵制。风声慢慢地小了，案件一时破不了，被无限期挂了起来，本家侄子又回到了北京，去继续未完成的学业，被案件搞乱了一切开始恢复常态。后来姐姐出嫁，我成了独人。姐姐本来想等我成家以后再出嫁，我执意不肯，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不会有姑娘看中，何况重案在身，真要等到我成家之后，一定会误了姐姐终生。想到这里，我给姐姐跪了下来，姐姐已经为我付出太多，不能再让姐姐为我守着。姐姐听从了我，从此远嫁南山。家里没有什么亲人了；第二年正月过后，我“永别”了原公村，到遥远的北方打工。离开老家后，我改名付存德，先后在公路上干过苦力，拉起一伙穷工友承包过一些小工程，也没赚到啥钱；继而又在中苏边境做起了“倒爷”。那时候中苏边贸非常红火，被内地人称为“倒爷”的人们把大量的中国商品疯狂地转运到苏联边境城市，再从那里换回中国内地急需的工业品，如此循环往复，往来都不放空，其间多有暴利。整整五年时间，我往返于中苏边境之间，大约三分之一时间，是在跨国列车的硬座车箱里度过。那真是一个发财致富的黄金年代，只是机会转瞬即逝，随着苏联国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最主要的是慢慢变得无利可图了。为了考察投资方向，我有了一次北城之行。一位倒爷朋友说，如果有意办厂，最好到北城看看，那里一位实权在握的同学可以帮忙。很久以来，我和妻——一位同命相怜的女倒爷对兴办实业热切向往，搞实业可能不如其他行当挣钱快，却来得稳健，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动荡岁月里度过相当一段时日之后，我们有责任结束居无定所的动荡生活，把财富的增值纳入稳定的轨道。我们开着车，考察了北城的七个县，最后在一个县城的郊区选中一块地。由于有朋友介绍，当地政府相当热情，答应为建厂提供一切便利。也是阴差阳错，内心深处一点对故土的思念，忽然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以致在最后的时刻改写了行程：本来只是到成都逛逛，周一赶回北城签订投资协议，结果却拐了弯，于当日深夜一点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冷水县。沉睡中的冷水县城格外清冷，偶尔有一辆卡车经过，广漠无边的夜空，被五颜六色的灯光辉映，显得光怪陆离，若梦若幻。在这块度过了童年、少年和一部分青春年华的土地上，能不能找到一块不需要很大的地方，可以供它的儿女——一对携巨资归来的企业家夫妇一显身手呢？我在心里喃喃自问。第二天早晨我们睡一个好觉，末了在街头用过早点，然后开着车，从冷水向西慢慢行驶。这车慢慢悠悠，开一阵停一阵，不时下车走走，舒展一下筋骨，接下来一直开到龙岗，再从那里过江，沿江南的公路返回，行程一百多公里。回过头来比较，龙岗桥头的一块地引起了我的注意。一则那块地距离市区不远，二则处于城郊，地价当不至于很贵，且公路四通八达，地跨城乡结合部广大土地，这对一家以粮油深加工为主要业务的工厂相当有利。经过审慎评估，我们放弃了投资北城的打算，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结束在外东闯西闯的动荡生活，从此将投资重心转向故里。就这样，我的企业在龙岗生根，财富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我看起来已经成功；经过了几十年时间的摸爬滚打，已经没有人再拿看穷人的目光来看我了。这时候就像犯病一样，我不时想起老家，那一座村庄是多么美丽！几十年来，我一次也没有回到原公；我怕看到那座恐怖的小院，女性临死前无助的惊叫，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搞得我身心俱疲。我欠老家太多；面对冷水城西那一片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土地，我意识到回报原公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也正是我多年来在那里扔下巨资的开始。 　　在很多年里，我一直处在两种思想的夹缝里：一方面害怕人们提起那起凶案，一直隐姓埋名严密防范，与那座村庄不发生任何直接的联系；我的一切扶贫措施，必得通过官方的扶贫工作机构，按照官方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时至今日，原公村的人们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在为他们捐资；另一面，我又下意识地希望，案件能有朝一日被公安机关侦破，奇怪的是，你越是这样想，案件便越是不能侦破。人当然是聪明的，可正因为聪明，往往倾向于把案件想得复杂，以至一次又一次误入歧途。其实这起轰动一时的凶案，起因只在一把刺刀——记住：刺刀是这个案件惟一的凶器，也是这个案件最初的动因。关于这把刺刀后面还要反复提及，在这里我只能说，它确实是一把好刀——上天作证，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杀人，但我确实对这把刺刀产生了兴趣。首先我是猎手，多年来一直梦想能有一把好刀。原公虽属平川，只是距离不远，就是秦岭南坡的重重大山。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秦岭南坡一直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天堂，入山不到三四十里，就有成群结队的野猪，有一把刺刀带在身边，既威风又实用，这是自见到这把刺刀起我就念念不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在上学的路上，姐姐曾经被支书罗生顺骗到玉米地里奸淫，这事一度传得风风雨雨，姐姐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在学校也不时被人当面羞辱。我是多么地需要一把像这样锋利的好刀啊。有一次打架，一个高年级的小混混突然向我亮出一把三棱刮刀，我没有见过那阵势，一时充满了恐惧，可当我看到这把刺刀之后，方知世上还有更好的好刀，比起嫂嫂家里的日本刺刀，三棱刮刀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同日而语。第一次见到这把刺刀，是在学校的一次集会上。那时我在初中上学，这一天学校开大会，请一位退伍老兵讲抗日故事，原以为抗日英雄是谁，等到英雄上了台，咳，不就是本家爷吗？对，是本家爷。他讲的是一段老故事，说的是当年打鬼子，大家打光了子弹，就拼刺刀。日本鬼子用三八大盖杀了很多战友。看到战友惨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老英雄大吼一声，一下就用枪托打断了一个日本兵的脖子。这一仗打得十分残酷，不少战友牺牲了，老英雄幸存下来，从日本鬼手里夺过了三八大盖，一连杀死二十几个日本鬼。由于这把刺刀特别有意义，就私藏起来没有上交。战争结束了，老英雄到了退伍的时候，又悄悄把刺刀塞进背包带回老家——说到这里校长插话，说现在站在这里作报告的，就是杀死了二十几个日本鬼的老英雄。现场千余师生一时肃然，起立鼓掌。本家爷嘿嘿一笑，看似谦虚其实不无神秘地示意大家落坐，然后从随身一只帆布包里拿出一个包裹，小心地放在桌面上，一层一层揭去红布，里面是一把刀——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嗖一声，本家爷就从刀鞘里抽出一把刀，说这便是当年缴获的日本刺刀。看到这把刀，我眼睛一下直了；这是一把单刃刺刀，长51毫米，宽25毫米，背宽7毫米，两侧还有两道深深的血槽，手柄前端装着带钩的护手，可装在三八大盖上拼刺，也可握柄近距离肉搏，靠近手柄位置还镌刻着日本刺刀的特殊标记。这真是一把好刀，放在家里可以镇宅，平时又可置入刀鞘别上皮带，携带十分方便——半个多世纪过去，刺刀虽已失去了昔日的光泽，刀刃却依然雪亮如初。当时的掌声一定很热烈，可我眼前只有日本刺刀，居然没有听到。此后很长时间我一直不能忘怀。据我观察，本家爷有事无事，总要拿出这把刺刀细细地擦拭，左看右看，看够了，再小心翼翼地插入刀鞘。后来每读小人书，看到飞扬跋扈的日本鬼，就想到本家爷手里的刺刀。有一次我觍着脸蹭到本家爷家里，看到本家爷在打草鞋，就问刀怎么能造成这样。本家爷说这你不懂，日本刺刀在当时那可是臭名昭著，日本鬼就用这种刀杀了很多中国人。看到过日本鬼的东洋刀吧？这种刺刀其实就是一把微型的东洋刀，代表着战时日本机械制造业的最高水平。我说：那两侧为啥还要留道道呢？本家爷说碎娃又不懂，那是血槽，不留血槽，刺刀进去会被人身体吸住，有了血槽就容易拔出来了，小鬼子贼着呢。本家爷说完呵呵一笑。见我非常仰慕的样子，本家爷一高兴，就把刺刀拿出来让我欣赏。我接过这把刀，感觉凉凉的，沉沉的，就像有一股莫名的电流传遍了全身。真是一把好刀，爷我情愿拿五十双草鞋换你的宝贝刺刀，我说。本家爷摇摇头。一百双，我说。本家爷还是摇摇头，把刺刀收了起来。一百双草鞋，少啦。那你到底要多少双？我又问。这把刺刀是提着脑袋从日本鬼手里夺的，价再高不换。知道难以得手，我有意装大：还不是诓人吧，什么破刀，白送人家还不要呢。话虽如此，可我知道，想从本家爷手里搞到这把刀，已是绝对不可能了。后来我接连经历了一些大事，先是父亲去世，接着母亲辞世，一年之中两位亲人离世，我和姐姐像失去了保护的物件一样被抛弃在人间。姐姐只好辍学回家，挑起了家务重担，这一年我十四岁。很多年的时间里，我不时想起这把刺刀，知道就藏在某个地方，本家爷视这把刀为荣誉的象征，比命都贵重，无论出什么价都不肯出手的，哪怕他家一样穷，我能拿出来作为兑换的那些东西，他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可这时本家爷去世了，由于家庭的英雄背景，他的孙儿被推荐到北京读书，后来本家爷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哥不幸在水利工地遇难，家道慢慢中落，幸得嫂嫂柳如月精心操持，生活勉强得以维持，而这时我对刺刀的渴求，也变得愈加不可遏止了。
　　前面已经提到，本来只是一起单纯的案件，为什么一再走入死胡同呢？就因为在这个案件里，找不出杀人的动机。杀人是需要动机的；他们只知道凶器是一把刺刀，且为死者生前所有，却不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刺刀本身也可以成为杀人的动机。总而言之，在侄儿到北京上学的第二个年头，我在一个夜里摸到了嫂嫂柳如月的小院。嫂嫂的小院是我常去的地方，嫂嫂平时待我不薄，嫂嫂的碗我也是常端的，嫂嫂若是有农活忙不过来，找到我我一向也非常乐于效力，只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我摸到了嫂嫂家，只是想看看那把多年再没有见到过的刺刀，究竟还在不在？它究竟被故去的本家爷放置在哪里？嫂嫂人长得好，和她的名字一样好，嫂嫂的院子也收拾得干净整洁，一进来人就感到舒畅。这是一个封闭的小院，院子里没有喂狗——本来家家都喂狗的，自从爆发了一次狂犬病，就再没人喂狗了。为了防盗，院子砌着一人多高的围墙，墙头竖着密密的碎玻璃，当然这样的小玩艺不可能把我阻挡——只消爬上一棵树，轻轻一荡，即可悄无声息地空降到嫂嫂院内了。那时候乡里没有电视，也没别的娱乐，大多天一黑就睡觉。嫂嫂也睡了，院子里很静。我悄悄上楼；嫂嫂的房子真大，里间又不习惯上锁，我在每一个房间里找，想找到那一把刺刀。嫂嫂一个人住在一楼，一楼正中是正屋，里面挂着一张主席像，放着一张通间的大神柜，上面摆满了瓶瓶罐罐。刺刀会不会放在柜子里呢？正疑惑间，忽然听见嫂嫂说话：来了吗？嫂嫂在和谁说话，和我吗？我吃惊不小。恰好有猫叫了一声，院子又安静下来。过一会儿大门开了，原来嫂嫂的大门是虚掩的，一个男人摸进院来，是支书罗生顺。我吃惊极了：深更半夜，支书跑到嫂嫂这里做什么？说真的，这个脸上有几颗麻子的人一向是我最恨的人，就因为这个人，姐姐蒙受了耻辱，现在又来找寡居的嫂嫂，肯定不怀好意。看到这张麻脸，我气不打一处来，真想冲上去打扁了他的狗头，可这一次有些特别——打扁狗头不难，只是我又以什么名义现身、又该作怎样的交代？我于是改变主意，在一楼找到一个地方，那里正好有一个小洞，借着朦胧的夜光，可以看到嫂嫂的房间。原来嫂嫂并没有睡，对支书并不感到吃惊。支书色迷迷地笑笑，三下五除二脱光了衣服，钻进了嫂嫂被窝。嫂嫂骂一声死鬼，欺侮人家孤儿寡母。支书说别说得这么难听，女人总得有人疼，谁让妹妹长这么好，把人魂都勾走了。嫂嫂说，人家可是良家妇女。支书说快别说话，想死我啦。说完又是亲又是咬，被子也蹬掉了。我看见支书整个人都压在嫂嫂身上，嫂嫂的两条腿越举越高，虽然举了起来，却没有力量，耷拉着，随着支书身体的剧烈晃动，两个人不时发出奇怪的响动，其间还夹杂着木床的响声，直到鸡叫。 　　寡居的嫂嫂原来还有这样一出，真是没有想到。她怎么能让别人占呢，让别人占，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呢？从那以后，我似乎一下成年了。我发现，我也有和女人亲近的要求。比起支书来，我的身体更强壮。嫂嫂那雪白的身子，还有那两只像小兔一样乱跳的大奶，可以说是美丽无比、香艳无比，远远超过了一把冰冷的刺刀。刺刀固然可以杀死狗熊或野猪，遇到坏人还可以防身，嫂嫂的身体却另有妙用，至少可以解决身体内部某种莫名的强烈要求，这要求就像饥渴感一样，一波比一波更强劲地凶猛袭来，除了女人的身体，什么也不能解决。那些天，我完全被嫂嫂的身体迷倒了，天天想的都是嫂嫂。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晚上，我身不由己，又摸进了嫂嫂院落。这一晚支书没来。那人没来，看看嫂嫂也好。我看见嫂嫂先是脱掉上衣，接着又脱掉了下衣，两只奶子在胸前直跳，差一点晕死。看样子不只是男人爱她的身体，嫂嫂自己也爱，因为她搬来一个水筲，往里面灌满了热水，试了几次调好水温，就跳到水里。泡了一会儿，又拿出镜子照脸，不时捋一捋头发，笑道：死鬼男人，啥时候也别想喂饱。泡足了，嫂嫂从水里出来，水珠珠直往下滚，嫂嫂不允许它们乱滚，用一块毛巾轻轻擦掉了。过一会又穿上内裤，穿上乳罩，然后把筲里的水慢慢盛出，懒洋洋地提到院子里，从下水口倒掉，再回到床上。虽然是在夏天，可毕竟是深夜，有一点凉，她盖上薄棉被，棉被勾勒出她身体的轮廓。能不能睡一睡嫂嫂呢？她会不会拒绝呢？我想。能还是不能，无法断定。但我确实想睡一睡嫂嫂；在我想来，像嫂嫂这样香艳的美人，能睡一次也就够了。况且无论是从哪一方面看，我都比那个罗麻子要强。就这样，偷看嫂嫂，成了每一夜的固定功课。由于强刺激，那一段连做恶梦，经常梦见神神鬼鬼的人物，大都穿着艳丽的衣裳，梦见最多的是女人，如果不是嫂嫂，就是某个女生，一梦见就梦遗，有一次甚至是姐姐。
　　那一段可耻的生活，真是不堪回首。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青春，只是我没有过，我是经嫂嫂的身体，从少不更事的蒙昧状态垂直降落，一下子掉进了成年的冰窟窿的。这样的生活将把我带到哪里，我不知道，可我身不由己，就像是吃上了鸦片烟的赌徒，虽面黄肌瘦、负债累累，依然乐此不疲，指望着有朝一日能够翻本。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是安全的，这样淫邪的偷看，想起来真是可耻，给我的却是极大的满足。出事这一夜，已然初夏天气，到处有蚊子在飞。在人们忙不迭安顿情欲的时候，这些可怜的小昆虫们也在忙不迭地拼命怀孕生育，传宗接代的事业，在一个夏天里就可以完成几次轮回。慢慢等到天黑，我又来到嫂嫂家，在一个角落藏了起来。嫂嫂看样子正在做饭，我听到嫂嫂高兴，一边做，一边唱起一支老歌，歌唱得很好听，完了还出一会儿神，像是自我沉醉的样子。吃完了饭，涮洗完锅台，喂过了猪，嫂嫂到院子外面看看，好像还与过路的什么人打过招呼，随即退身回来，锁上了棕红色大铁门。嫂嫂是一个能干的人，做事干净利落，决不拖泥带水。这一夜罗生顺会不会来？我想。支书来了，好戏也就开场了；看着嫂嫂在床上起劲地扭动欲仙欲死，也算一种享受——这也正是我恨支书、但他们的丑事却绝不说破的原因。可是从内心，我不希望嫂嫂被支书永远占有。我不知道在女人眼里，是一个从来没有沾过女人的青年好，还是一个到处胡搞的老男人好？女人的心理真他妈琢磨不透，有时好像连简单的一笔账都算不过来。这样想着，忽然一下子又十分地自卑，觉得自己真没价值，恨不能钻进地缝了此残生。有时我也想，好嫂嫂不就一会工夫吗，就让兄弟睡一回，就一回好吗？完事了，嫂嫂还是嫂嫂，弟弟还是弟弟，大家再回到起点。能让支书占，还不能让弟弟占一回吗？那时我就想，只要肯让我占一回，就是一辈子给嫂嫂当牛做马，做她的一只看门狗也行。只要占一回，我就是嫂嫂的人了，就想办法挣钱，资助侄儿在北京读书，直到完成大学学业。你家的承包地，我就悄悄拉上牛，给你种。我就变成一条狗，悄悄地跟着你，随叫随到。怎么办？当时只觉心在狂跳，差不多就要跳出胸膛。我当时真是很矛盾，又恨自己没有胆量，嫂嫂不就一个单身女人嘛，更何况寡居多年，也许想男人正想得紧呢。想到这里，我又静一静心，找到那个小洞，看到嫂嫂脱掉衣裳，又照了照镜子，钻进了蚊帐。嫂嫂睡下了，却一直在叫一个人的名字。随即又爬起来，取出一些照片，一张一张看，可能是中学的某一个男同学吧，一副怀旧的样子。我不知道嫂嫂为什么叫，叫的人在什么地方，难道支书之外，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天哪，女人真是太复杂了，复杂得人头疼。灯拉灭了；我终于摸了过去，轻轻拨开蚊帐，一种异样的气息扑面而来，将我整个的人牢牢控制。我一下昏了头，虽然头昏脑胀，却没有去摸嫂嫂的身体，也不敢把嫂嫂抱住，只是屏心敛气，紧挨着嫂嫂躺了下来，贪婪地呼吸着嫂嫂的气息。女人就在身边，我一动不动，想让幸福的时刻尽量延长。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是躺在那里。过一会儿我趴了起来，凑近了嫂嫂的下身，那里有一种怪怪的气味，正准备进一步探索，嫂嫂突然翻身，一只手碰到了我的前额。嫂嫂大吃一惊，突然尖叫起来：有贼啊，抓贼啊！有流氓啊，快抓臭流氓！嫂嫂一叫，气氛一下紧张起来。灯唰一下亮了，看见是我，嫂嫂忽然像是见了仇人，指着我骂个不停。嫂嫂本来也可以不骂的，能和支书好，也不多了和我好，可那一晚就这么邪门，也是活该有事，嫂嫂偏就不依不饶，像是一个突然遭遇强奸的黄花闺女，只管扯起嗓门大喊大叫。我扑通一下跪了下来：好嫂嫂饶这一回，为弟太想你了；就睡一回吧，就一回还不行。可嫂嫂执意不从。奇怪的是，在嫂嫂的心目中我就那么猪狗不如，总之是死也不从。估计嫂嫂当晚是糊涂了，鬼迷了心窍，只要稍稍回软一点、宽大一点，我敢保证绝不会出事。可是没有，嫂嫂像是蒙受了奇耻大辱，而又异乎寻常的贞烈不屈。而我也祭出王牌，异常强硬地说：嫂嫂既然不仁，休得怪我无义，我要让全村都知道你和支书那些丑事。嫂嫂说：老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毫不示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几个月来，为弟夜夜都在这里。嫂嫂说，臭光棍居然敢偷看。我说好嫂嫂，能和别人好，也不多了和我好，李狗狗知恩图报，一定好好待嫂嫂。谁知嫂嫂根本听不进，反而极其不屑地说：臭光棍做梦吧，老娘想和谁好就和谁好，当心把你整死。说完又大喊大叫：抓贼啦抓贼啦！李狗狗是贼！李狗狗是臭流氓！……我一下慌了手脚。纵然不从，只要嫂嫂不乱喊乱叫，还可说道，说不定一下就想通了，想通了事也就成了，我也能够有一个台阶下了，谁知嫂嫂偏大声喊叫。你想想，在宁静的深夜，听见那样刺耳的尖叫，会有怎样的感受？我下意识地捂住嫂嫂的嘴，没想到嫂嫂嗖一下从枕头下面抽出一把刀，跳下床向我逼来：臭流氓再不走，我可要戳了。我眼前忽然一亮——这不就是那把让人梦魂牵萦的日本刺刀吗？这把让我日思夜想的宝贝刺刀，原来就在嫂嫂床上，被压在枕头下，看样子被当成了防身武器。只见嫂嫂一边喊，一边握着刺刀朝我扑来。我哪里经见过这样场面，又不好抽身逃走，好歹一个男子汉，总不能死在嫂嫂手里吧？忽然夺过刺刀，想都没想就是一刀，接着又刺一刀。这刀也真是，操在手里真顺手，感觉好极了。嫂嫂想必受了伤，惨叫一声，又惨叫一声。可她还在大喊：“不得了啦，杀人啦！救命啊！”还用手捂着胸口，直往我面前扑。我惊慌失措，双手发抖，又重重戳了几刀，最后嫂嫂嗵一声倒在床上，院子里顿时安静下来。我喘一口气，好嫂嫂总算不叫了，这就对了。又觉得不对：嫂嫂一直在叫，怎么就不叫了呢？上前一看，嫂嫂身上有几个黑洞，血直往出冒，不一会儿就没了呼吸。浓重的血腥味弥漫开来，小小的卧室，充满了不祥的气氛。我大吃一惊，刺刀一下掉到地上，砸中了我的脚背。这也许就是杀人？没有想到杀人这么容易，这样突然，而我原本死也不会杀人，更不会杀嫂嫂——只不过想阻止嫂嫂喊叫，仅此而已。也许这把刀太好使了，不杀吃亏，不杀由不了自己的手。总之现在的情况是，嫂嫂死了，死于青年光棍汉李狗狗之手。局面已不是我能够控制。看看身上仍然干净，急忙越过院墙，忽然又想到了刺刀，急忙折身捡了起来，用蚊帐擦拭干血迹，随后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这时候，鸡还没有叫，村子里静极了，就像坟墓一样。想想就算大难当前，好歹也得把心爱的刺刀藏好，就找来一块油纸包了，草草挖出一个深坑，埋入一棵银杏树下。第三日一早案发。杀人现场是罗生顺的女人看到的，第三日一早，人们听见她在那里一惊一乍的叫，大家过去一看，嫂嫂家门户大开，屋里一片狼藉，到处血腥。我大着胆子走了进去，这时血已经凝结，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一床毛巾被已经和席子粘结在一起；地上有血流向墙角，将一把扫帚固定在那里。猜想或许支书第二晚去找嫂嫂，看到了一切，只是没有声张，悄悄退了出去，直到次日一早，打发妻子去嫂嫂家借浆水引子，装做不经意发现了杀人现场。留心观察，发生了这样的事，罗生顺本来极不自在，但毕竟人不是他杀的，仍像一位好干部那样忙前忙后，配合公安人员破案。农村是个散摊子，见出了人命大案，大家都有些紧张、亢奋，哭的哭喊的喊，有的上前搬动嫂嫂身体，想把她挪正，还有的找来一床干净床单，上下拉通，盖住了死者的身体和脸，屋子里一时进进出出，哭哭闹闹，乱得一塌糊涂。等到想起报案，现场已经破坏殆尽，到处都是凌乱的指纹、脚印，这给后来的破案造成了很大的被动。案子一下子陷入了困境，村里说什么的都有，许多说法听来很不搭界，让人感到好笑。有多少次我都想自首，连同支书那些事一并抖落出来，可是没有。别人纵然有罪，毕竟没有杀人；你也许以为委屈，却铸成了血案，后果你绝然不能承受。 　　我正在把这些写在纸上，尽管这几乎耗掉了我的全部力气。我不能保证写得多么有条理，但我可以保证它们的真实性。我并不为此感到后悔；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夜晚，我没有因犹豫和懒惰错失良机，以致让真相永久埋没。这是一个人的临终忏悔；因为他不准备把罪恶带入坟墓，无论上天堂下地狱，都希望自己是轻装。我答应你可以将这些写进小说——人性复活的精神历险是宝贵的，可不能白白浪费。另一面我确实有求于你，希望你能在百忙中替我去原公看看——如果可能，替我找到嫂嫂在外读书的亲子，我将从遗产中拿出一定的份额作为补报——据说这位侄子大学毕业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冷水县的原公村。
　　这封信似乎没有写完——毕竟不是法律意义的正式遗嘱，老付并没有确定遗产的范围，也没有关于遗产分割执行的具体安排。特别是到了最后，或许体力不支，或许神志错乱，慢慢有些语无伦次，有一些段落居然以省略号代替，以至作家不得不在技术上进行一些加工整理，以使它们在文字层面能够文从字顺，尽量达到正常阅读的起码要求。
　　多年的凶案真相大白，此事似乎可以到此为止了，谁知后来的事让人更加惊骇莫名。
　　二零零六年冬天某日，作家汤若沸踏上了开往原公村的大巴。此行目的很单纯，就是想实地看看——老银杏树下是不是真的藏着一把杀人的凶器？果如信中所言，则凶案告破，老付杀人属实，当立刻向公安机关报案；但如果没有，怕也只能照单全收、为死者讳了。
　　节令既是冬日，平原上一片萧索，偌大的田野里空空荡荡，有一种秋收后的寂静和荒凉。但尘世的滚滚热浪，即使是在萧索的冬日，也一样四处涌动，让人深受感染。也许与阔别多年有关，冷水县城西部这一片平常的村庄，人口密度之大，远远超过了作家的想象。这里再不是过去那个贫寒的荒村，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各式各样的楼房鳞次栉比，白墙红瓦，绿树掩映，连成一片，一片和平安宁的小康气象。新农村建设不过刚刚铺开，这里却已是初见成效：八米宽的水泥路面，一直通向村两委会，那是一座六层的高楼，绿化很好，俨然是一座县级政府机关。汤若沸到达的时候，正有一支盛大的庆典乐队，穿着鲜红的演出服，在院子里吹奏演练，三十六个礼仪乐手，一个个怀抱洋鼓和铜管乐器，随着指挥棒的上下起落吹吹打打，走着整齐的步子，细看多少有几分好笑。村东头耸起一座水塔，再往前是学校，近千名师生正在操场做操，到处一片生机。三十一年前的一个中午，作家汤若沸和他的女同学就是站在距离操场不远的国道上，向一座在凶杀案重击之下茫然无措的村庄久久地眺望。
　　“你就是罗生顺支书吧？”汤若沸很容易就找到了当年的支书，“我姓汤。如果没有记错，七六年的夏天，你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啊，是，是。不过，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下主事的都是新人。”罗生顺热情地笑着，“这里你好像很熟？”
　　“三十一年前这里出过一个命案，案发第三天我到过这里。”
　　“我说嘛。”罗生顺说，“当时闹得动静很大，城里乡下，四邻八乡，到处都知道。”
　　“我当时来过这里，只是没有进村。”汤作家说。“三十多年过去，村里变化很大。路拓宽了，学校修了，村委会也修了，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自来水，还冒出了许多小洋楼。”
　　“变化的确大得很呢。这不，看到学校了吗？那一座教学楼，可是全县最好的。并不是农业自身有后劲，主要是运气好，我们村摊上了活财神。”
　　“是吗？这年头，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摊上活财神啊。”汤若沸笑着说，“我想到李狗狗住家的地方看看，不知该怎么走？”
　　“这有何难，我领你去吧。我现在退二线，清闲得很。其实也没什么可看，李狗狗外出打工再没有回来，房也塌了，只剩下一棵银杏树还长在那里。”罗生顺说，“你是记者吧？”
　　“也算是吧。”汤作家笑着，和罗生顺一起向李家走去。
　　“柳如月——也就是凶案的死者，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人？”
　　“就剩下在北京上大学的那个儿了。”罗生顺说，“母亲一死，家里就再没什么亲人了。这娃伤心得要死，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回来过，听说一直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家里房子还在吗？再伤心，总得回来把房子照看一下吧。”
　　“房子本来想卖掉的，可既然出了案子，那一院房就成了凶宅，就没人敢伸手了。”这不，说话间就到了——“看到那座房吗？”
　　顺着罗生顺的手势，汤若沸看到一座两层的红砖小楼，围墙仍然完好，只是总体看上去灰暗破败，大铁门歪倒在一边，院子里长满了荒草，显得十分冷清。时过境迁，这座当年也许非常显眼的农家小院，与周围形态各异、贴有瓷砖的小洋楼，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女主人生前为人如何？我是指柳如月，比如生活作风方面。”
　　“倒没听到过什么风声。不过话说回来，有也正常；年轻嘛，又是单身。”
　　二人一时无话。一个老者赶着牛羊，从他们身旁走过。
　　“啊，罗支书，是这样的：李家人都不在了，可那里还埋藏着一样东西。我也是受人所托，想把这件东西带走，但能不能找得到，我没有十足的把握。”
　　“哈哈，我早说过，李家什么都没有了，房也塌了，你到哪里去找。”
　　“房没了，银杏树不是还在吗？请你找个小伙子，我想这就带人过去看看。”汤作家说着，忽然又想到了什么。“请问附近有派出所吗？能不能联络一下？”
　　“啊，这倒不难，派出所就在附近，人也熟得很呢。”
　　原公村就在乡政府附近，派出所本来不远。离开一小会儿，罗生顺就领来两名警察。汤若沸和警察打过招呼，低声交谈几句，其中一个警察点点头。警察看看罗生顺，似乎又觉得不妥，便叫上一个身体强壮的小青年，大家一起来到李狗狗住家的位置——果如罗生顺所言，那里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一棵老银杏树，依然长得十分健旺。
　　“你们不是要放倒这棵树吧？这可万万不行，这树县上有编号，放了要坐牢的。”罗生顺满腹狐疑，看看汤若沸，又看看警察。“再说，这是一棵神树，没人敢动的。” 　　汤作家细细端详，确实不假：粗大的树根背面有一个空隙，还残留着上过香蜡的痕迹；树的粗大的枝杈之间上挂着几十条长长短短的红布，在那里随风飘荡；还有几处借物随形，拉着粗大的铁丝，上面挂满了大小不等、形态各异的“长命锁”。
　　“没事。”警察对小伙子说，“小心一点。千万注意，不要伤到了树根。”
　　按照警察的指点，小伙子在最粗大的一股树根下破土开挖。小伙子挖得很卖力，罗生顺闲着无事，就在一边搭手出土。起初没什么情况，挖到半人深的时候，挖出一块石板，石板下面有长长一节竹筒，竹筒颜色已经发黑，只在一端隐隐露出一只金属的刀柄。
　　“啥东西，不会是挖出了宝贝吧？”罗生顺笑嘻嘻地说。“这一带可不敢小看，以前有大财主，经常在地里埋金藏银的。前些年三柱家修房造屋，挖出一只青花瓷罐，上面有龙有凤的，里面还装着几十锭雪花银子。最后怎么着？据说价值百万，至今舍不得出手。”
　　“这应当是一把刺刀，当年柳如月就是被这把刀杀害的。”汤若沸说。
　　抽开看看，揭去几层油纸，果然是一把刺刀，只是未见刀鞘。挖土挖得沉闷，忽然挖出一把刺刀，小伙子一下来了兴趣，本想刨去泥土递给警察，一时却又左看右看，爱不释手。
　　“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这就怪了，这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呢？”罗生顺忽然大叫，在土坑边极度不安地走来走去，随即不顾一切扑上前想接过这把刺刀。“啊，就是它就是它！快，快让我看……究竟是谁杀了人，凶器怎么会埋在这里？……究竟是谁杀了柳如月？”
　　罗生顺显然已完全失控。也许这时应该有人出面加以阻止，或者应该有一盆冷水，只消一盆冷水劈面泼了过去，就可以让罗生顺稍稍清醒，只是事发突然，还没等在场警察人等作出反应，罗生顺忽然一个趔趄扑入土坑，重重地砸在了小青年身上——事后发现是被树根绊的；——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哇一声惨叫，刺刀穿透罗生顺前胸，从后背露了出来。
　　罗生顺嘴巴艰难地动一动，最后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便断气了。
　　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迅速地弥漫开来。谁也想不到发生这样的事，现场一时大乱。
　　汤若沸不禁感到后怕：读完老付长信，一度还曾为是否报官犹豫再三，后来决意找到凶器再作决定，现在看来请警察介入是对的；且不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毕竟人命关天，杀人事大，单是罗生顺意外横死一节，如果没有警察在场，纵然你是著名作家，只怕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不过接连几起流血事件，也确实有些反常。汤若沸忽然记起，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一些很邪的剑，出鞘则必得见血；这把刺刀在战争年代沾满了鲜血，也沾满了戾气，也许平时不大注意，一旦其携带的戾气被无意间激活，不让它喝足了鲜血是决不肯入鞘的——从三十一年前付存德意外杀人，到今天罗生顺的意外横死，是否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前支书罗生顺的惨死，后来被公安机关确认为意外事件。
　　一把刺刀，两个关键人物，时隔三十一年相继出场，一桩凶杀悬案就此结案。而刺刀作为本案关键证据，现藏冷水县公安局档案室。和平年代，即使是一把极好极好的刺刀，也只能被人慢慢淡忘——时至今日，只有作家汤若沸仍不时想起它的锋利、暴戾和怪诞。
　　总之，我所知有关刺刀的故事，就是这样。
　　□刘诚， 原名刘树之， 现居汉中。国家一级作家。著有诗集《走向人群》《愤怒》、诗学论文集《先锋的幻想》《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 中短篇小说集《傍晚运水的妇女》 、长篇小说《十面埋伏》等多部，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