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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A（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是世界上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参展影片和观影人数最多的纪录片盛会之一。影展下辖festival，markets & funding，training & education三大板块，于每年11月下旬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举行。上海交通大学电影电视系的同学韩尘带着他的项目“I Belong to the Second Wealthy Generation”参与了今年IDFA的Summer School活动，并为我们分享了这场最负盛名的国际纪录片盛会的前沿视点。
IDFA Summer School
IDFA创办于1988年，是一个荷兰女子艾莉•德克（Ally Derks）创办的小影展，参加活动的人数只有几千人，现在已经发展为全世界纪录片艺术创作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每年都有超越250部来自世界各地，类型多样的纪录片作品参与影展。影展下属的IDFAcademy和Jan Vrijman Fund又会不定期举办各类纪录片培训与观影活动，旨在提高新纪录片作者的故事叙述能力以及拓展普通纪录片观众的视野。
IDFA Summer School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遴选16个最有潜力的纪录片新作者提案，通过一对一会谈与群组讨论、名家讲座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这些纪录片项目的故事叙述能力和市场可操作性。今年是IDFA第四次举办Summer School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份提案报名参加，经过筛选，最终有来自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加纳等14个国家的16份提案入选，笔者的提案I Belong to the Second Wealthy Generation是其中唯一一个中国项目。
一对一单独辅导
活动从7月4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共计6天，每天都安排有不同的培训项目。与其他workshop更侧重群组讨论不同，Summer School更注重与导师的一对一单独辅导，基本上每天都有长达两小时的导师辅导时间。而每个提案更是在一开始就被主办方安排了一名最了解和擅长该类题材的纪录片名家进行跟进和指导，笔者的导师是加拿大导演Peter Wintonick，他是一名中国通，曾参与制作了《沿江而上》、《归途列车》等一系列深受国际好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与范立欣同属eyesteelfilms公司。其他导师还有：拉脱维亚导演Audrius Stonys，丹麦导演Janus Metz，英国广播公司监制Kate Townsend，荷兰制片人Carmen Cobos等，都是业界经验丰富的名家。
群组讨论
除单独辅导外，主办方还安排了两到三次的群组讨论，所有参与者根据参与大类的不同（分为剧本类和剪辑类）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搭配有一名资深纪录片作者参与并主导讨论。在一名参与者介绍完自己的项目和所面临困境后，其他参与者将就此给出自己的意见和解决方案。与其他workshop不同（笔者去年也参加了由Documentary Campus，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和广州纪录片制作协会联合举办的Crossing Borders），为了加强群组讨论的持续性和互动效果，Summer School中群组讨论的分组是固定不变的。经过若干场讨论后，每一个参与者都对其他参与者的项目变得非常熟悉，给出的建设性意见也是非常可取和切合实际，而非仅仅停留于皮毛。
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邀请到了去年戛纳评审团奖影片Aemadillo的导演Janus Metz和欧洲著名纪录片导演Marjoleine Boonstra进行了两场精彩绝伦的演讲，主题分别是“纪录片故事的构建”和“纪录片叙事中的视觉元素”。主讲人通过理论与实例举证相结合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样的纪录片才是好的纪录片”，“怎样制作一部好的纪录片”以及“观众想看什么样的纪录片”等问题，受益匪浅。
纪录片之夜
IDFAcademy还在阿姆斯特丹市郊的Pakhuis de Zwijger文化中心开展了纪录片之夜（Docu by Night）的活动，这是一项免费的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每场都吸引了上百名当地民众前来观看，我想这也是荷兰为何能形成如此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的原因之一。
感受国际纪录片制作趋势
从今年参与提案的情况看，“管中窥豹”已经成为国际纪录片制作的基本方向，小人物、小故事、大世界是经久不衰的纪录片故事讲述模式。比如说墨西哥提案Toys，就是通过小朋友与玩偶的故事，来反映墨西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袭击问题；又比如说格鲁吉亚提案English Teacher，则是通过美国志愿英语教师与格鲁吉亚农村民众之间的种种冲突，来反映全球大环境下国际整合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再比如说韩国提案Here Comes Uncle Joe，这是我印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熟悉的一个项目，两位导演同时也是笔者的朋友，Sinae Ha和Wooyoung Choi通过讲述韩国农村一名货车司机与几百名留守老人的温情故事来反映韩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城镇化矛盾。而最近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项目I Belong to the Second Wealthy Generation，其中的爱情故事只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锁眼”，进而描述了中国新生代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新时期思维方式的碰撞。
纪录片也要讲好故事
另一个趋势是non-fiction fiction在纪录片制作中的渐兴，所谓non-fiction fiction，就是用剧情片的手法来讲述纪录片故事，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在以往的印象中，和剧情片相比，纪录片往往意味着较差的画面、较差的录音与较差的后期制作水准，很难吸引到普通观众。特别是中国纪录片，基本上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除了参加国外影展与国内针对业内人士的小型放映会外，很难被普通观众所看到。但随着近年来纪录片制作思路的转变，这种尴尬的境地正逐渐被化解，我们举的最多的例子便是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精美的画面，立体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十足的话题性让这部影片不仅在国际各大影展折桂无数，更是征服了普通观众的眼球，甚至一向挑剔的中国网民也纷纷将其推上微博首页。《归途列车》可谓名利双收，是真正的“叫好又叫座”，已经被许多纪录片作者奉为“神来之笔”。
全新的纪录片融资模式
本次IDFA Summer School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融资模式。7月9日上午，IndieGoGo的CEO Slava Rubin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全体与会成员介绍了一项与IDFAcademy之间的全新合作。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将自己的项目挂靠在IndieGoGo下面的IDFA特别页面，从而完成其纪录片的大众融资。所谓大众融资（crowdfunding）则是纪录片制作中一项全新的资金募集方式，具有可行性高、风险小、资金来源丰富多样等特点，目前已在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开展运用。
IDFA Summer School虽然不乏有经验老到的纪录片制作人参加，比如说加拿大的Najeeb Mirza和俄罗斯的Daria Khlestkina，都是已经在纪录片制作圈摸打滚爬十几年的老将。但是该活动并没有改变其创设的初衷，大部分机会还是留给了第一次或第二次制作纪录片的新生代们，比如说来自巴勒斯坦的Awatif Jedaili是一名伦敦电影学院的学生，而来自西班牙的Susana Casares Domingo则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电影制作硕士。IDFA Summer School可谓是为纪录片新生代而生，在此也鼓励更多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参加。详细信息可访问：www.idfa.nl。
IDFA Summer School
IDFA创办于1988年，是一个荷兰女子艾莉•德克（Ally Derks）创办的小影展，参加活动的人数只有几千人，现在已经发展为全世界纪录片艺术创作交流最重要的平台，每年都有超越250部来自世界各地，类型多样的纪录片作品参与影展。影展下属的IDFAcademy和Jan Vrijman Fund又会不定期举办各类纪录片培训与观影活动，旨在提高新纪录片作者的故事叙述能力以及拓展普通纪录片观众的视野。
IDFA Summer School便是其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它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遴选16个最有潜力的纪录片新作者提案，通过一对一会谈与群组讨论、名家讲座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这些纪录片项目的故事叙述能力和市场可操作性。今年是IDFA第四次举办Summer School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百份提案报名参加，经过筛选，最终有来自塞尔维亚、拉脱维亚、加纳等14个国家的16份提案入选，笔者的提案I Belong to the Second Wealthy Generation是其中唯一一个中国项目。
一对一单独辅导
活动从7月4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共计6天，每天都安排有不同的培训项目。与其他workshop更侧重群组讨论不同，Summer School更注重与导师的一对一单独辅导，基本上每天都有长达两小时的导师辅导时间。而每个提案更是在一开始就被主办方安排了一名最了解和擅长该类题材的纪录片名家进行跟进和指导，笔者的导师是加拿大导演Peter Wintonick，他是一名中国通，曾参与制作了《沿江而上》、《归途列车》等一系列深受国际好评的中国题材纪录片，与范立欣同属eyesteelfilms公司。其他导师还有：拉脱维亚导演Audrius Stonys，丹麦导演Janus Metz，英国广播公司监制Kate Townsend，荷兰制片人Carmen Cobos等，都是业界经验丰富的名家。
群组讨论
除单独辅导外，主办方还安排了两到三次的群组讨论，所有参与者根据参与大类的不同（分为剧本类和剪辑类）被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搭配有一名资深纪录片作者参与并主导讨论。在一名参与者介绍完自己的项目和所面临困境后，其他参与者将就此给出自己的意见和解决方案。与其他workshop不同（笔者去年也参加了由Documentary Campus，European Documentary Network和广州纪录片制作协会联合举办的Crossing Borders），为了加强群组讨论的持续性和互动效果，Summer School中群组讨论的分组是固定不变的。经过若干场讨论后，每一个参与者都对其他参与者的项目变得非常熟悉，给出的建设性意见也是非常可取和切合实际，而非仅仅停留于皮毛。
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邀请到了去年戛纳评审团奖影片Aemadillo的导演Janus Metz和欧洲著名纪录片导演Marjoleine Boonstra进行了两场精彩绝伦的演讲，主题分别是“纪录片故事的构建”和“纪录片叙事中的视觉元素”。主讲人通过理论与实例举证相结合的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更为直观地了解到“什么样的纪录片才是好的纪录片”，“怎样制作一部好的纪录片”以及“观众想看什么样的纪录片”等问题，受益匪浅。
纪录片之夜
IDFAcademy还在阿姆斯特丹市郊的Pakhuis de Zwijger文化中心开展了纪录片之夜（Docu by Night）的活动，这是一项免费的露天电影放映活动，每场都吸引了上百名当地民众前来观看，我想这也是荷兰为何能形成如此浓厚的电影文化氛围的原因之一。
感受国际纪录片制作趋势
从今年参与提案的情况看，“管中窥豹”已经成为国际纪录片制作的基本方向，小人物、小故事、大世界是经久不衰的纪录片故事讲述模式。比如说墨西哥提案Toys，就是通过小朋友与玩偶的故事，来反映墨西哥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袭击问题；又比如说格鲁吉亚提案English Teacher，则是通过美国志愿英语教师与格鲁吉亚农村民众之间的种种冲突，来反映全球大环境下国际整合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再比如说韩国提案Here Comes Uncle Joe，这是我印象最深刻同时也是最熟悉的一个项目，两位导演同时也是笔者的朋友，Sinae Ha和Wooyoung Choi通过讲述韩国农村一名货车司机与几百名留守老人的温情故事来反映韩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城镇化矛盾。而最近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项目I Belong to the Second Wealthy Generation，其中的爱情故事只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锁眼”，进而描述了中国新生代在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中国传统价值观与新时期思维方式的碰撞。
纪录片也要讲好故事
另一个趋势是non-fiction fiction在纪录片制作中的渐兴，所谓non-fiction fiction，就是用剧情片的手法来讲述纪录片故事，从而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在以往的印象中，和剧情片相比，纪录片往往意味着较差的画面、较差的录音与较差的后期制作水准，很难吸引到普通观众。特别是中国纪录片，基本上是“墙内开花墙外香”，除了参加国外影展与国内针对业内人士的小型放映会外，很难被普通观众所看到。但随着近年来纪录片制作思路的转变，这种尴尬的境地正逐渐被化解，我们举的最多的例子便是范立欣导演的《归途列车》。精美的画面，立体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十足的话题性让这部影片不仅在国际各大影展折桂无数，更是征服了普通观众的眼球，甚至一向挑剔的中国网民也纷纷将其推上微博首页。《归途列车》可谓名利双收，是真正的“叫好又叫座”，已经被许多纪录片作者奉为“神来之笔”。
全新的纪录片融资模式
本次IDFA Summer School还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纪录片融资模式。7月9日上午，IndieGoGo的CEO Slava Rubin先生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向全体与会成员介绍了一项与IDFAcademy之间的全新合作。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将自己的项目挂靠在IndieGoGo下面的IDFA特别页面，从而完成其纪录片的大众融资。所谓大众融资（crowdfunding）则是纪录片制作中一项全新的资金募集方式，具有可行性高、风险小、资金来源丰富多样等特点，目前已在美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广泛开展运用。
IDFA Summer School虽然不乏有经验老到的纪录片制作人参加，比如说加拿大的Najeeb Mirza和俄罗斯的Daria Khlestkina，都是已经在纪录片制作圈摸打滚爬十几年的老将。但是该活动并没有改变其创设的初衷，大部分机会还是留给了第一次或第二次制作纪录片的新生代们，比如说来自巴勒斯坦的Awatif Jedaili是一名伦敦电影学院的学生，而来自西班牙的Susana Casares Domingo则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修读电影制作硕士。IDFA Summer School可谓是为纪录片新生代而生，在此也鼓励更多中国的纪录片制作者参加。详细信息可访问：www.idfa.nl。